发表评论-益友-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大家好。在讲座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放一段文革音乐，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文革文艺的氛围。这是一个小提琴曲的合奏集，集子名叫《回·想——文革小提琴齐奏作品》，由四川交响乐团和四川音乐学院的学生演绎复原，里面有15首曲子。我们现在放其中一首，叫《支农路上一路歌》。光从这个名字看，估计现在很多精英人士都不会认为是艺术吧，名字就这么土。（笑）

这首曲子叫《支农路上一路歌》，顾名思义，演绎的就是工人、解放军、小知识分子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当时，农村、农业、农民不构成现在所谓的“三农”问题。平心而论，当时的社会比现在要和谐得多。正如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不为人所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书的作者韩东屏教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可能是当代世界唯一一个避免了三农问题的国家。现在主流舆论认为毛泽东时期的发展是以剥夺农民为代价的发展，这从当时的实际发展来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支援农村建设的活动，也有大批农民进城做工人。据强国论坛的著名网友“数学”推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平均每年有千分之四的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这样算来，毛泽东时代至少有九千万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所以说在毛泽东时代，良性的工业化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是非常频繁的，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这肯定不是现在所宣传的那样，毛泽东时代是单纯剥夺农民。当时有“工业反哺农业”的说法，在全国工业化水平逐年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农村受到的实惠是很多的，越到毛泽东时代的后期，就越是这样。1976年华国锋上台时提出农业机械化的口号，他之所以敢提出这样的施政口号，其实是有底气的：一方面，经过毛泽东时代的高水平积累，华国锋时代的国库比较丰盈（文革后所谓文革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宣传的考量，远非历史的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在1970年代中期已经有很多地方准机械化了，大量农民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转而从事副业和工业生产，由此创办了大量的社队企业（就是邓小平时代所谓的乡镇企业之基础），吸纳了大批因农村生产力大发展造就的剩余劳动力。

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文革期间的文艺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文革远非主流宣传的所谓“文化沙漠”，恰恰相反，文革文艺是非常丰富繁盛的。这个题目我无法在两个小时内讲完。今天只能讲讲文革文艺的一个侧面，就是革命样板戏。

我们先来看看关于文革文艺的几种流行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说，文革中只有“八个样板戏”，即“八亿人民八个戏”；第二种是说文革只有一个（或两个）作家，活着的是浩然，已故的是鲁迅。有一个谣言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第三种说法是文革中“天天不是语录歌就是样板戏”。第四种说法是文革中只有四部电影可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总之，主流话语声称“文革是革文化的命”。

我认为这是一些巨大的谎言，就是英文讲的“Big lie”， “Big lie”背后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制造工厂。“Big lie”就是说，如果你要撒谎的话，一定要撒大谎，并一直坚持这个谎言，用这种“Big lie”不断地向民众灌输、轰炸，民众在此种舆论的不断洗脑之下，很多人就会被动地相信这种谎言。

面对文革这段历史，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主流文学史是如何撒谎的。

吉林省5院校1983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之为“一个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文学批评”的黑暗萧条时期，也就是暗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黑暗帝国”。河南郑州大学等12所高等院校1988年合编的《1949--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序中说：“文革十年，文艺领域变成了一片白地，当然没有什么可选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1987年出版）引言则称：“文化大革命十年可以说没有文学思潮，只有打着文学旗号的反动的政治喧嚣。”直指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革文艺是“反动文艺”，暗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权是“反动政权”。再有，199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中，文革期间的作品大陆仅收录了《艳阳天》、《团泊洼的秋天》、《创业》三部作品，台湾作家的作品倒收录了二十部，看起来编纂者比较认同台湾的资产阶级文学，认为正宗的中国文学不在大陆，而在实行戒严体制，专制独裁，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湾。这跟蒋经国、李登辉政权宣扬“中华文化在台湾”，台湾继承了华夏文化的道统，中华文化在大陆迹近灭绝的说法是惺惺相惜、一脉相承的。

从这些教科书看，文革文学似乎是白骨一片，赤地千里，可是情形真的是这样吗？

文革中在知识分子圈子中有一种说法，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这根本不是工人农民的说法，也不是革命领袖的说法，其实只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自嘲。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当时的走社派领袖们有此类的言论。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让他们与工人农民划等号，让他们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实施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就是歧视知识分子，就是降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要自嘲为“臭老九”。可是当时的主流社会根本没有要歧视知识分子的意思，毛泽东不是知识分子？江青不是知识分子？钱学森不是知识分子？邓稼先不是知识分子？华罗庚不是知识分子？陈景润不是知识分子？臧克家不是知识分子？于会泳不是知识分子？王选不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政权是重视知识分子的，只是当时重视的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反动的知识分子。在文艺方面，社会主义政权希望作家、艺术家革命化、无产阶级化，自觉和劳动人民划等号，致力于创作表现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蓝图服务。从这个大背景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毛主席为何要大力提倡戏剧革命了。中国传统的文艺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毛主席则希望工农兵能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人。毛主席不是要一概反对旧戏，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希望它能够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使劳动人民成为主角，让工农兵文艺占领社会主义舞台，这是根本性的东西，也就是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毛主席认为文艺应该为作为财富的直接创造者的劳动者服务；文艺不应该为少数剥削者服务，不应该为剥削者压迫者歌功颂德，而一概歌无产阶级的功，颂劳动者的德。

但实际上，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7年间，戏剧舞台上表现劳动人民、以劳动人民作为主角的作品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江青在1966年左右曾提到，当时全国的3000多个剧团基本上还在主要演旧戏，剧目中反映工农兵当代生活和中国革命史的现代戏很少。对此，毛主席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认为建国后还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文艺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工农兵的形象没有树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工农兵很难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1963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京剧要不要演现代戏的大讨论。当时党内高层有两派意见，一派是毛泽东、江青、柯庆施、张春桥等人，他们主张文艺要革命，提倡主要创编、上演现代戏。另一派主要是周扬、陆定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们表面上主张既要现代戏，又要旧戏，但骨子里其实是偏重旧戏。邓小平就从来不看样板戏，1964年，《奇袭白虎团》剧组为他组织专场演出，演员已经化好了装，但他就是执意不看，却偏要看吕剧的一出旧戏《姊妹易嫁》。十年后（1974年），他不但仍然坚持不看革命样板戏，而且对学习革命样板戏经验而创作的优秀作品也非常反感。电影《春苗》，他看了一半就拂袖而去，连声斥之为“极左”。这就是说，谁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坚持人民医药、人民卫生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谁就是极左。

1964年夏在北京举办了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江青建议根据同名沪剧剧本创作现代京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即后来的《沙家浜》），她亲自主持汇演中呈现的优秀剧目的修改和打磨工作，叫“种实验田”。江青建国后，曾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1966年5月后，江青又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都是跟文化相关的领导职务。所以从事与文艺革命相关的工作，其实可以说是江青的本职工作。现在有人说江青“插手”文艺工作，说她将其他艺术家的文艺成果据为已有，这显然是一种污蔑。江青主抓文艺革命是天经地义，没有江青主抓革命现代戏的修改和打磨，就不太可能有日后公认的高水平样板戏的出现。

各个阶级都有自己阶级的“样板戏”。江青“种实验田”，就是想打造无产阶级的革命样板戏，但1965年以前，并没有人公开把她主持修改打磨的作品称为“样板戏”。但“样板戏”的提法其实在1964年以前就出现了，“样板戏”最初是指旧戏。1963年9月，周扬在首都戏曲工作座谈会上，把《打金枝》和其它一些传统剧目，作为戏曲的“样板戏”，向全国推荐。夏衍还到处宣扬这出戏“直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演”。《打金枝》写唐代郭子仪之子郭暧，因其妻升平公主不向郭子仪拜寿，发生冲突，郭暧怒打公主，升平公主进宫哭诉。子仪畏罪，绑子上殿。唐王对郭家父子不仅未加罪责，反而加封郭暧，叫小夫妻和好。可以看到，在当时，对这样一出歌颂封建皇帝的传统戏，上层的一些文化主官是极其推崇的。当时，文化部挑选60出传统剧目的所谓“样板戏”推行全国，其中包括《强项令》《团圆之后》《打金枝》等这样一些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坏戏42出（据1966.07.16《人民日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并不认为所有的古装戏都是坏戏，在革命左派眼中，文化部推广的60出“样板戏”中，有18出戏不在坏戏之列。

我们再来看一个戏《游龙戏凤》，这是建国后被刘少奇倍加赞赏的一出戏。我认为即使按照现在的正常标准来看，这也是一出当之无愧的坏戏，但这个戏在现在是很流行的，屡屡被搬上银幕、电视和舞台。现在的主流媒体对这个戏的介绍是：“《游龙戏凤》讲述的是明朝正德皇帝微服私访下江南，遇李凤姐，成就了一段姻缘的故事。”好一个“姻缘”！一位网友对这出戏作了很恰如其分的评论：“一个流氓皇帝，假扮军爷暗访民情，却调戏起聪明可爱而又坚持操守的良家女孩儿李凤姐，在舞台上高唱着‘我与你插、插、插上你这朵海棠花’，台下男人都能听出他唱词的含义。李凤姐曾戏谑这位‘军爷’：‘你是我哥哥的大舅哥’，‘你是皇帝，我就是皇帝的老娘’，也确实够勇敢的。可当她发现眼前的军爷里面穿的是龙袍，是真的皇帝时，却突然下跪，乞求皇帝册封，连一点儿铺垫都没有。怎么看，都觉得这个看似很正经的李凤姐是个下贱女子，前后性格，判若两人。这个正德皇帝，在三宫六院已满的情况下，封了她个‘游嬉耍宫’，当夜，这个李凤姐由将‘军爷’拒之门外，坚辞不开，忽而又主动引狼入室，游龙落凤巢。这不是公开地糟蹋平民百姓吗？就这么一个流氓皇帝，一个突然变得下贱的女子，一出封建垃圾戏，如今名家们争着去演；腐败官僚、痞子文人争着去看，并且喜笑颜开，良家女子屡屡上当，二奶遍地开花。流氓皇帝乡下一夜情之后，还不是把个年纪轻轻的李凤姐扔进寂寞凄凉的荒坟，遭那些守坟人的鄙视与嘲笑。那个荒淫无度、31岁丧命而无子嗣的流氓皇帝，值得歌颂吗？皇帝后宫不就是女人的活地狱吗？”李凤姐下跪求封，人格何在，节操何在？即使纯粹从艺术处理来讲，这种缺乏铺垫、缺乏典型性的故事也丝毫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这个坏戏竟然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登上了2010年的戏曲春晚！可是我们很少看到对中央电视台这种拿无耻当有趣的流氓行径的批判，可能是大家对逐铜钱、傍大款、见到权势就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行为已经麻木了，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

另外一出被当年的刘少奇所激赏，在今日神州大行其道的戏是《四郎探母》。我们也来看一段网友（爱连君）的评论：“现在都去唱反映人性的戏了，没有喜欢歌颂英雄的戏了。什么是永恒的人性，在公知的眼中，就是‘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就是‘活着’，那怕象狗一样活着，也是人生最重要的意义。所以《四郎探母》才会是现在舞台上红的发紫的剧目。为了活命，杨四郎不顾家仇、国恨、民族气节，曲膝投降番帮。两国交战，他又人性大炽，思念自己的老母亲，想去探母，不知道他如何面对自己原来的妻子和孩子？公主也深明大义，也知孝敬老人。只要不抛弃自己，她也可以允许杨四郎减轻一点心灵的罪责，探一下母亲。这不就是现实中的‘小三’吗。所以这样四面光、八面圆的戏，在大行其道。”

看了类似的坏戏在当时的存在和当今的流行，就能明白毛泽东、江青为什么要搞革命现代戏了。毛泽东认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这就为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提出了任务，指明了方向。在毛主席的号令下，革命知识分子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几个领域里发动了革命。1964年7月，江青同志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这一重要讲话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精神，是一篇向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宣战的檄文。”(初澜《京剧革命十年》，载1974.07.05《人民日报》)

为什么江青等人要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三个领域出击呢？因为京剧是戏剧艺术中最顽固的“堡垒”，芭蕾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高峰”，而交响音乐一向被视为神圣的“纯音乐”，如果这三个领域被无产阶级攻克、占领了，那么其他的文艺种类自然就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地被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为着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江青等人呕心沥血，与无产阶级文艺的反对派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文艺实绩。

周扬等人用“样板戏”称旧戏，1960年代中期以后，革命知识分子和劳动大众也有了自己的样板戏。1965年3月，北京京剧团在上海演出《红灯记》后，上海某报评论员和当地艺术家先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之为“样板”。1966年10月24日，两位上海工人（上海沪东船厂五好工人居有松，上海教学模型厂五好工人范新禧）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在斗争中诞生的戏》赞扬京剧《智取威虎山》为“样板戏”。他们说，“前两年，我们在上海看过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时我们热烈地欢呼这出戏的演出成功，认为它是京剧革命化的样板戏。······没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没有这场反击资产阶级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就没有《智取威虎山》这样好的样板戏！”这就是以“样板”和“样板戏”指江青主抓的革命现代戏的开端，是劳动群众对自己喜爱的无产阶级戏剧的爱称；“样板戏”指称江青主抓的革命现代戏，并非如文革后的造谣，说是江青本人的自封和自吹自擂。

那么“八个样板戏”的说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首先出现的其实是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革命艺术样板、无产阶级革命现代戏）的提法。这种提法的公开出现是在1966年12月26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革命现代戏以全新的政治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吸引千百万观众》一文，首次集体展示了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文章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于江青同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我国文艺革命在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出现了一批光辉灿烂的革命艺术样板。近几年来，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革命现代样板作品在全国许多城市和农村公演，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到处出现了满城争看革命现代戏的空前盛况。很多观众无比兴奋地说，这批样板作品的诞生，是中国和世界文艺史上的伟大创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要坚决捍卫文艺革命的辉煌战果，我们要千遍万遍地高呼：“无产阶级革命现代戏万岁！”

“八个革命样板戏”提法的正式出现是在1967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八个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的社论，正式提出“（革命）样板戏”一词。文章说：“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首都舞台上正在上演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这里要说明一点，“八个革命样板戏”这个提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在一般人眼中，“戏”就等于有故事、有情节的戏剧。但是在上述《人民日报》社论中，明显交响乐不是戏剧。但“八个革命样板戏”这样的命名也不能算错，因为“戏”在中文中可指戏剧，亦可指歌舞杂技等的表演（如“云烟古寺闻僧梵，灯火长桥见戏场。”——宋·陆游《出游》），相当于英文的performance或play，略指艺术表演。

197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磐石湾》、《红色娘子军》、《杜泉山》（1974年恢复原名《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及《草原儿女》等在首都舞台试验公演。另外，还有钢琴伴唱《红灯记》。它们可以视为第二批样板戏。

在1974年的《人民日报》社论记载了京剧革命十年（1964-1974）的文艺实绩：

“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在我国的文艺战线上则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十年前，刘少奇和周扬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专了我们的政。在他们的控制下，整个文艺界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恶浊空气。盘踞在文艺舞台上的，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几乎全是封、资、修的那些货色。这是多么反常的现象：政治上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在文艺上却依然耀武扬威，而做了国家主人的工农兵在文艺上却照旧没有地位。这种情况，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危害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

“十年后的今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状况。以京剧革命为开端、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经过十年奋战，取得了伟大胜利。无产阶级培育的革命样板戏，现在已有十六、七个了。在京剧革命的头几年，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如平地一声春雷······

“近几年来，继八个样板戏之后，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和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新的革命样板作品的先后诞生，巩固和扩大了这场伟大革命的战果，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文艺作品如百花盛开，春色满园。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摄影、舞蹈、曲艺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并将继续涌现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十年的发展趋势表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年比一年繁荣昌盛。······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必定是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的年代。‘快马加鞭未下鞍’，我们应当加倍努力作战，继续谱写无产阶级文艺史上新的篇章！”（初澜《京剧革命十年》，载1974.07.05《人民日报》）

由此可见，至迟到1974年，中国艺术舞台上已经出现了至少十六、七个样板戏。从上面的行文来看，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对已经创造出来的革命文艺实绩是非常自豪，非常自信的，他们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前景充满着憧憬和希望。

我们来看看1974年的一张节目单：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讯】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在京的各革命样板戏剧组以及参加四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的部分剧团、首都各专业文艺团体和业余文艺宣传队共八十多个演出单位，在节日期间，将为首都工农兵群众演出五十四台、近三百场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参加这次国庆演出的文艺节目有上海京剧团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龙江颂》，中国京剧团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中国舞剧团的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草原儿女》、《沂蒙颂》，北京京剧团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杜鹃山》，中央乐团的钢琴伴唱《红灯记》、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协奏曲《黄河》。此外，上海京剧团将试验演出革命现代京剧《磐石湾》、《审椅子》、《战海浪》，山东省《红云岗》剧组将试验演出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

这次国庆演出参演的单位主要是北京的文艺团体，另外还有参加四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的部分剧团，就是说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汇演，但已经有五十四台，近三百场的精彩文艺节目。可见当时文艺演出的多彩和文艺队伍的强大。从上面的报道也可以了解，在1974年，已经有不少优秀的革命现代京剧如《磐石湾》、《审椅子》、《战海浪》、《红云岗》进入实验演出阶段，即将完成其样板化过程。

我们再来看看1975年的一个节目单，这其实涵括了第三批的一些革命样板作品：

“这次演出，以革命样板戏全剧为主，以深入厂矿、社队为主。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海港》、《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及试验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审椅子》、《战海浪》、《津江渡》等，都将和工农兵观众见面。许多剧组在演出期间将进行参观访问，和工农兵群众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与此同时，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戏剧学院、舞蹈学校、戏曲学校、电影学校的师生们，也将带着革命样板戏和自己创作的新剧目，分别深入基层和他们开门办学的工厂、社队，向工农兵进行教学汇报演出。美术学院师生将和工人共同举办美术作品展览。”（新华社报道《革命样板戏剧组文艺战士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为工农兵演出》，载1975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初澜在1976年春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兴起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文艺界的十年，是旧貌变新颜的十年，是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年。文艺革命带来的巨变，主要的标志，就是一大批革命样板戏的相继问世。”（《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载《红旗》1976年第三期）一般来说，八个样板戏不能算是“一大批”，十来个样板戏也不能说是“一大批”，甚至二十几个样板戏也不见得能被视为“一大批”。从这里的“一大批革命样板戏”的提法来看，当时应该至少已经出现了几十出经典的革命样板戏。

初澜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美术、摄影等都有所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无论在质量方面或数量方面，更有新的飞跃。仅在最近两年到首都参加文艺调演的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木偶、皮影的节目，就有一百九十多台。再拿曾经是比较薄弱的故事影片创作来说，近年来也加快了步伐，出现了不少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好的影片。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革命样板戏的带动，就很难出现象《春苗》、《决裂》、《第二个春天》、《闪闪的红星》、《青松岭》、《难忘的战斗》等这样一些优秀的故事影片。一大批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体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科教影片涌现出来了，有力地批判了洋奴哲学。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创作了大批新作品。全国各地的剧种、曲种，普遍移植了革命样板戏，有力地促进了这些艺术品种的新发展。至于群众性的业余文艺创作，这几年更是空前活跃，生气勃勃。总之，大量的事实证明，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日益繁荣，促进了艺术品种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

到1976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革命样板戏”，这足以说明，今日特“色”社会主流的官学商铁三角所宣传的文革“只有八个样板戏”完全是蓄意造谣传谣。在这“一大批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文革文艺繁华照眼，春色满园，争奇斗艳，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结合相关的信息，至1976年10月，革命样板戏至少可以开列出二十八部。名单如次：

一、戏剧作品

（一）戏曲作品。包括：1．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上海京剧团演出）、《红灯记》（中国京剧团演出）、《沙家浜》（北京京剧团演出）、《海港》（上海京剧团演出）、《龙江颂》（上海京剧团演出）、《奇袭白虎团》（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红色娘子军》（中国京剧团演出）、《平原作战》（中国京剧团演出）、《杜鹃山》（北京京剧团演出）、《磐石湾》（上海京剧团演出）、《红云岗》（山东省京剧团演出）、《审椅子》（上海京剧团演出）、《战海浪》（上海京剧团演出）、《津江渡》（上海京剧团演出）、《夜渡》（中国京剧团试验演出）、《草原兄妹》（中国京剧团试验演出）、《新保管》（上海京剧团试验演出）。2．革命现代越剧《半篮花生》（浙江越剧团演出）。

（二）舞剧作品。包括：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国舞剧团演出）、《白毛女》（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沂蒙颂》（中国舞剧团演出）、《草原儿女》（中国舞剧团演出）、《杜鹃山》（中国舞剧团试验演出）、《苗山风云》（上海市舞蹈学校试验演出）、《闪闪的红星》（上海市舞蹈学校试验演出）。

二、大型音乐作品

（一）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中央乐团演出）、《智取威虎山》（上海交响乐团演出）。

（二）钢琴伴唱《红灯记》（中央乐团、中国京剧团演出）。

（三）钢琴协奏曲《黄河》（中央乐团演出）、《战台风》（中央乐团演出）。

（四）弦乐钢琴五重奏伴唱《海港》（上海京剧团演出）。

（五）弦乐四重奏《白毛女》（上海交响乐团演出）。

（六）交响组曲《白毛女》（中央乐团演出）。

（七）交响诗《刘胡兰》（中央乐团演出）。

此外，还有大量潜在的样板作品。截止1976年10月6日，处于萌芽阶段的潜在样板戏至少有：革命现代京剧《金燕岭》（中国京剧团创编）、《春苗》（上海京剧团创编）、《战船台》（中国京剧团创编）、《决裂》（北京京剧团创编）、《第二个春天》（山东省京剧团创编），革命现代舞剧《青春战歌》（中国舞剧团创编）、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中央乐团创编）、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中央乐团创编）等等。革命现代京剧《警钟长鸣》也已经提出创作计划。此外，《苗岭风雷》（贵州贵阳市京剧团）、《孔雀岭》（《黛诺》，云南京剧团）、《五把钥匙》（吉林京剧团）等戏，江青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们也准备将其精心打磨后树立为样板戏。

上面我们已经从数量上驳斥了“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无耻说法，但是还有一个主流的说法是“样板戏没有艺术性”，这是从质量上攻击革命样板戏。但这个说法实在是不值一驳。

我们已经提到，不管是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中，都不乏明里暗里反对革命样板戏的人。但这些人当时反对样板戏的一个理由，是样板戏的标准（包括政治和艺术标准）太高了。对此，我们可以看看初澜的评论：“‘标准太高’吗？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要我们放弃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岂不就是给封、资、修文艺保留合法地位！要我们降低无产阶级的艺术标准，岂不就是提倡粗制滥造，给资产阶级以反攻倒算的可乘之机！所谓“标准太高”，不过是一种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借口。”（初澜《京剧革命十年》，1974.07.05《人民日报》)。正是一些文革时指责样板戏艺术性太高的“聪明人”，文革后又摇身一变，转而指责样板戏缺乏艺术性，只是政治宣传的传声筒。整个“一阔脸就变”的流氓行径！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考察“八亿人民八个戏”这一说法，就很明了了，这不过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被强行中止后对文革文艺的造谣、污蔑和胡说八道而已。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才有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这样的正式提法，可是其时，中国人口号称六亿，何来八亿之说？文革中期以后，人口虽然增加到八亿，可是中国舞台远不止是八个样板戏了。文革后期，仅主要的样板戏剧目就有二十多个。所以，在文革的时候是不太会有“八亿人民八个戏”的这样的说法的，这只能是毛主席去世之后，一些无耻之徒的凭空捏造。实际上，在文革前，普遍的情况是“全国人民看戏难”，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文艺生活质量都亟待提高。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的文艺革命运动，才造就了中国文艺空前绝后的极度繁荣局面，使得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也能够充分享受到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精神成果。对一些农村地区来讲，即便文革中真的只有“八个戏”，也比文革前一个大戏也看不上强太多了。

对于无产阶级的文艺样板作品，精英分子和劳动群众的态度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出生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著有名作《高家村》的知名国史学者高默波对此有着一针见血的分析：“巴金在《随想录》中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们的记忆恰好相反，它是我在农村的最好的记忆之一。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1976年10月以后，人民的声音一时被杀灭无闻，人民的记忆一时被肆意擦抹。何以至此？根子恐怕还在于“一举粉碎”，在于“走资派还在走”，在于“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就是在毛主席去世之后，样板戏数十年如一日地被毁谤、被丑化和攻击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也是在毛主席去世之后，中国广大工人、农民和普通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的根本原因所在。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谢谢大家！

益友 2013-12-24 12:36

那时不仅各个县都有1到几个戏剧团，各个公社甚至一些村都有剧团或剧组。另外还有公社文艺宣传队、电影放映队、机耕队等等，可后来都消失了！

水边 2013-12-24 10:37

看了史怀泽老师关于文艺的文章，感触很深，非常同意史怀泽老师的论述和分析。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新中国的文艺史绝对需要重写。我老家是一个小县城，自古没什么文化传承，可是，就是在毛主席时代，文学和文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县里出现了很多作家，创作了很多有趣的作品。县里的剧团也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发展，京剧团自己创作了很多作品，而且后来还能到中央演出。可以说，真是人民文艺的大发展。可是到了80年代，就开始衰退了，到了90年代以后，干脆都很快消失了，剧团的演员在改制之后只能到街上卖炊饼面包过活了，剧场里面迅速换上了色情表演（就连这个也不多），就在几十年前的文艺繁荣景象已经再寻不着踪迹了，龙种被消灭了，滋生的自然是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