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是时代的反映
顽石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艺术。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文艺就是阳光明媚的文艺;国统区的天是雾
霾的天，国统区的文艺就是腐朽颓靡的文艺(我这里说的是主流)。新中国前30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前30年的文艺就是热情奔放健康向上的文艺; 改开30年
是物欲膨胀的时代，30多年来的文艺就是欲望横流铜臭弥漫的文艺。
宋代文化繁荣，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许多大家，特别是以辛弃疾、陆游、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诗人词家对传承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就总体而言，两宋文化是畸形的，颓废的。北宋最流行的不是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的诗词文章，而是柳永的淫词艳曲，“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就是当时文艺主流情形的最好写照。南宋就更不必说了，一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
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将那个时代的文艺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貌描述得淋漓尽致。宋朝虽然经济发达，却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羸弱的王朝，只要去看看两宋的主流文艺就能找出其中的原因。
据戴旭讲，日本侵华前曾派遣间谍到中国民间考察，当这位
间谍在市井看到一个艺人演奏着哀怨缠绵的二胡曲而围着许多麻木的看客的场景时，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国民如此没有精气神，中国根本就不可能是日本的对手。然
后就有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人民饱受日寇凌辱、抢掠、屠杀长达十四年之久。
文学艺术是社会风貌的反映，反过来，文学艺术也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与意识形态。
屈原诗歌中那种深沉的爱国精神和关心民生的赤子情怀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
世世代代激励着中国人热爱祖国关心人民，屈子诗也因此成为了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谭嗣同的《狱中题壁》、
夏明翰的《就义诗》、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这些充盈着凛然之气的诗文，无不成为一切正义之士爱国志士的精神食粮。“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
向鬼子们头上砍去!”“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批批仁人志士、一拨拨中华好儿女唱着这些铿锵而悲壮的歌谣冲锋陷阵，保家卫国，成就了一次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曾经，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一首
《学习雷锋好榜样》陶冶了数不清的灵魂，一部《闪闪的红星》让潘冬子成了无数少年的偶像……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些文艺作品的流传，
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热爱祖国、崇尚英雄成为了那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
反观近几十年，主流文学艺术带给人的是什么? 看看吧，人们在《潇洒走一回》中迷失，在《废都》中沉湎，在《丰乳肥臀》中遐想，在《赤裸裸》中堕落，在《色戒》中放荡……于是，精神家园荒芜了，美好道德沦丧了，信仰大厦坍塌了，亡党亡国的危机降临了。
正因为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巨大，所以70多年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才会语重心长地告诫文艺工作者：“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只要看看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文艺在今天有多大的市场，就知道毛主席的这些话仍然有着非同凡响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就应该按照毛主席指出的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离开了这个宗旨，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
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传递正能量，为人民大众鼓与呼，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才配得上称为社会的良心。如果只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制造精神鸦片，甚至将文艺作品用来充当解构民族文化、损毁传统美德、瓦解崇高信仰的工具，那么，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就是社会的渣滓甚至是蛆虫。
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言，文学艺术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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