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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摩擦加劇，日軍當然不放過漁翁得利的機會，也加強其對敵後的掃蕩。一般說來，在對付優勢日軍攻擊方面，共軍有江西時期避實擊虛的經驗，而國軍則仍然襲用江西時期以強擊弱的故伎，所以結果有霄壤之別：多半是共軍能夠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敵人一開始撤退，便立即捲土重來，進而繼續擴大。而國軍則在崩潰之後，一蹶不振，無法東山再起。共軍面臨日軍的掃蕩或清鄉，有農村基層政權的配合，消息靈通，情報準確，往往能及時跳離包圍圈，或以營連為單位，分散到各角落隱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為基層武裝，以求得生存;國軍則一旦分散到營或連，即使原來是軍紀優良的部隊，也因為給養問題，而不得不以搶掠為生。終於淪落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綠林土匪。蔣中正不了解問題的關鍵所在，以為游擊戰純粹是軍事戰術問題，曾於1939年，在中共的協助下，舉辦南嶽訓練班。可是地方政權的性質未改，農民無以動員，結果仍然是一敗塗地。國軍在日軍掃蕩前夕，因為缺乏機動性，加上情報系統不靈敏，而未及撤退；即使僥倖而能及時撤退，也因為沒有像中共一樣的地方民兵擾敵和疲敵，而使日軍在占領一個地方後落地生根;而即使是日軍迫於後勁不繼而自動撤退，也因為沒有群眾通風報信，而往往由情報靈通的共軍捷足先登，搶先報道收復失土之功。倘使國軍已遇敵崩潰，則共軍更有理由填補該地軍事真空了。總之，面對日軍的進攻，共軍仍能繼續擴展，而國軍若非一觸即潰，便是不知所措，最後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縱使投降的國軍將領是“曲線救國”，一般老百姓既無法探知其隱情，更無法證實其傳聞，於是國軍將領降日便只能證明中共所說國民黨無心抗日的宣傳了。”

[330-331頁]

“日軍的主要敵人雖然是共軍，但是捕捉不到中共軍隊的主力，經常徒勞無功，挫折之餘，反而又把積極進攻的矛頭對準敵後的國軍。就在新四軍事變後，日軍便在1941年初擊潰從河南沿隴海鐵道兩側東進的國軍，替蘇北共軍紓解了部分壓力。隨後又在同年5月發動太行山戰役，迫使大量國軍投敵。其他地區的國軍，尤其是留在敵後的雜牌部隊，更迫於日軍的軍事壓力，紛紛變節成為傀儡部隊。中共針對這些國軍將領的投敵降敵，大肆宣傳，打擊國軍抗日的聲譽，莫此為甚。

國軍無力反擊日軍，只好把注意力全部轉移到共軍身上，不僅徹底切斷對中共的軍經援助，並對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實行嚴厲封鎖。中共為了打破國和日軍的雙重封鎖，不得不自力更生，展開大生產運動，發展陝甘寧邊區的經濟。當時中共唯一可以引為臂助的蘇聯，遭到德軍的全面攻擊，正在生死存亡之秋。到1943年，甚至為了取得美英等國的好感和協助，自動解散共產國際。國內外局勢都對中共不利，中共像是在大風巨浪中“苦撐待變”。”

[332-333頁]

“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擴大？”

國民政府向來自居民族主義的正統，指責中共乘其全力對付日軍進攻之時，在日軍未能占據的擴大敵後農村地區活動，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軍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擴大自己的實力，並以二分的力量應付反對中共“破壞”抗戰的政府當局。國民政府這種指責，預先假定應付、擴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畫分，而相互之間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係;中共為了擴大，故意犧牲抗日，而為了應付國民政府的反對和鎮壓，也故意減少抗日活動。對於中共，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謬絕倫。他們並不諱言自己確實是在擴大實力，不過堅持擴大實力是為了抗日，以備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由於國民政府不給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許中共擴大實力，所以中共必須應付。對中共而言，國民政府可以截然畫分為三的，其實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334頁]

“面對國民政府的指責，中共把國民政府是否有權對中共下命令的問題變成為哪一類命令中共會無條件服從的問題。凡國民政府命令符合中共認為有效抗日前提者，中共便會無條件服從，否則礙難遵命。中共進而辯稱，只要能有效地抗日，中共便不應該拘泥於國民政府的命令，必須通權達便。在他們看來，擴大八路軍和新四軍就是為了更有效地抗日，只是國民政府歧視八路軍和新四軍，從來便故意對糧餉加以限制，而今又拒絕承認擴大的部分，並另外提發糧餉，所以中共只能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當時唯有成立地方政權，中共才有可能系統地大量徵用民間物力、財力和人力，所以中共除了成立自己能控制的地方政府之外，又有什麼其他良策？這是根據人民有抗日自由成立的地方政府，抗日的國民政府為何不讓它們成立？況且中共已經信守承諾，並未在國民政府的大後方從事武裝叛亂，甚至也沒有大規模發展地下組織，從事顛覆活動，只是在國民政府軍事崩潰或鞭長莫及的日本敵後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為什麼國民政府還要千方百計阻撓和破壞，乃至於派大軍鎮壓呢？難道敵後地區人民面對敵人的肆虐和地方的失序，不能有抗日自衛的要求？難道敵後地區人民不能有抗日自由，而中共也不該予以滿足？難道中共只能坐視日軍侵占中國的領土？”

[336-337頁]

“從1939年以後，國民政府鑑於 “和平”交涉已經無法阻止中共擴大其實力，於是開始訴諸軍事鎮壓。中共則以保衛抗日自由為名，以牙還牙，其實是採取更有系統的反擊。國軍不僅不能有效對抗注意力已轉向敵後戰場的日軍，而且不能克服自己內部的矛盾，所以面對羽翼已成的中共勢力，總稱為對方分而治之的好對象；越是以武力和中共摩擦，所受的軍事挫折越大，也越是動搖自己在敵後戰場的統治。諷刺的是，日軍經常以清除赤匪為口號，在敵後戰場發動掃蕩和清鄉，實際結果卻是擊潰在敵後看守地盤的國軍部隊，不僅不能減輕中共對日本占領區的威脅，反而為中共提供了獨霸敵後抗日戰場的契機。

由於敵後戰場國共勢力的消長，日軍的注意力越來越指向中共根據地。儘管中共力求避免與日軍正面相抗，但日軍的殘酷掃蕩和清鄉不可能完全避免。日軍對敵後地區清鄉所取得的效果比掃蕩要好，但是所需要動員的軍力、人力和物力大多了，尤其是要動員大批文職人員，從事類似戰地服務的工作，並建立區鄉政權和警察武力，所需經費極大，並不是任何地區都可以輕易進行的。但是掃蕩受限於軍力，只能持續到一段時間，超過此一時間，日軍便難以為繼，中共則不僅捲土重來，還可以展開一些反擊。雖然在反擊的活動中，中共的主要目標是偽軍和偽政府人員，可是誰能說這不是抗日？中共在整個過程中，更以抗日自衛的口號動員當地所有百姓，加深他們敵愾同讎的心理，不惟自動提供軍隊所需人力和物力，也實際參與各項擾敵、疲敵和反擊敵人的軍事活動。中共這種抗日游擊戰規模不大，死事卻不能說不慘烈，尤其是積小勝可為大勝，農民又有參與的可能，國民政府硬說中共不抗日，豈能服人？面對日軍的進攻，國軍浴血抵抗，經常驚天地、泣鬼神，但總是抵擋不了日軍的攻勢，反而軍隊狼奔豕突，在敵後造成政治秩序的完全崩潰，以致於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留在敵後戰場的國軍，因為不懂游擊戰，也不懂如何動員農民，所以每次掃蕩都遭致重大損失，甚至在敵後不能立足。這種抗日，貧苦農民無法參與，可是必須提供國軍人力和物力的需索。在這種情形下，國軍越是傾全力和中共爭奪地盤，越是予敵後地區人民以“勇於內戰，怯於外戰”的印象。更何況結果經常是打不過中共，甚或在打了敗仗之後投降日偽！國民政府批評中共不抗日的言論，對於敵後戰場的大後方老百姓，或許有一些說服力。但對身處敵後戰場的一般老百姓，卻是顛倒黑白，公然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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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擴展實力過程中，不得不抗日，更不得不應付國民政府。所以儘管國民政府指責中共不抗日，但中共在敵後地區，甚至在敵後地區之外，逐漸取得民族主義代理人的地位。雖然到抗日結束，中共並沒有真正的實現對日總反攻的諾言，但他們在國軍潰退，遺棄百姓之後，至少是從日軍手中收回了不少失土。1945年初，國軍雖然展開局部反攻，但是輿論依舊難以忘懷1944年遍及華北華南的國軍大挫敗。國軍的局部反攻主要在西南地區，對中共活動的華北和華南地區影響不大。在大多數人看來，國軍也沒有什麼反攻行動，抗日勝利便從天上掉下來了。共軍反而因為1944年前後的種種活動，被認為對日反攻有具體表現。國共兩黨彼此力爭抗日民族主義的正統，這是一個開放的形勢，除非國民黨在抗日問題上有能說服人的充分證據，否則只質問共產黨是否“二分應付”國民黨，很難引起共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