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崑崙岩等發聲要求民主改革“兩會”

孫錫良：

“兩會”代表的組成與產生過程必須改革。目前，代表存在官員多、明星多和財神多的“三多”現象，本該議官員，官員代表多了就不合適，明星多容易讓“兩會”演變成媒體的秀場，群眾反感情緒明顯，財神多更不合適，財神即資本家，不管是國有還是私有，中國的企業本質上都接近於私有，財神的腦子裡只有利潤，“兩會”應該以議民生為主，利潤的事應該放在經濟工作會中去討論。不改變代表 “三多”的局面，“兩會”很難發揮為人民議事的功能。

崑崙岩：

代表構成不合理。本來人大代表應該在我國人民群體構成中具有廣泛代表性， 而我國現在人大代表構成幾乎都是以大官為主體，再加部分大款和大腕。當然，還有個別被民眾稱之為“陪襯代表”(含大腕)，往往是高度集成，即集基層代表、 英模代表、女代表於一身，可重複計算，以便騰出比例給大官。(這是官方布置進行弄虛作假安排的無奈行為!)本來政府官員是被人大選舉和監督的，現在官員大 量成為選自己的代表，集立法權、用人權、行政權、監督權於自身，難怪人大一開就成為領導工作會議，批評意見少，歌頌表態多。

基層群眾代表名額，近年已多被大款富豪占用。(網傳本屆全國人大代表組成 中203名富豪的淨資產4萬6千多億，僅前18位代表的淨資產，就超過了美國國會全部535名議員、最高法的9名大法官及政府所有內閣部長加起來的財富。 論人均收入，中國僅是美國十分之一;但比較兩國議會成員的財富，中國可謂遙遙領先。)這種狀況十分可怕!廣大勞動群眾看不到真正代表自己說話和投票的人， 如何體現人民意願?

司馬南：

依照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幾千名代表委員是怎麼產生的? 每個代表委員的情況又怎麼樣? 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完全可以把他們的情況仔仔細細地公布出來，以便於群眾監督，也有利於代表委員更好地為選民服務。

羅援：

人大政協它是我們的一個參政議政的議事廳而不是明星薈萃的一個嘉年華，我 們的兩會主要為國家制訂一些大政方針去獻計獻策，這是它的主要的政治職能。....我們現在的兩會參會人員要和兩會的功能相匹配，兩會的功能就是參政議 政，現在我們提出協商民主，協商民主其中就是要通過我們的每一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由他們來體現，我們每一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要發揮他們自己的功能，我們將近14億人口就產生這麼幾千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含金量”太高，期望值太大，不能虛設、荒廢，每一個人都要體現出他的價值、他的分量。

孫錫良：“改革‘兩會’”應該成為重要的改革議題

一年一度的“兩會”儘管熱鬧非凡，但在群眾心中的關注度卻在逐漸下降，會 期中的熱鬧多半集中於媒體的自娛自樂。如此熱鬧的“兩會”為何不能觸發群眾以更高的熱情去關注呢?恐怕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議題的可實現性及全民性不夠之 外，“兩會”本身存在的先天性問題也越來越不適應新時代的人民要求，“改革‘兩會’”應該成為未來的重要改革議題。

就個人觀察，“兩會”改革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其一，“兩會”代表的組成與產生過程必須改革。目前，代表存在官員多、明星多和財神多的“三多”現象，本該議官員，官員代表多了就不合適，明星多容易讓“兩會”演變成媒體的秀場，群眾反感情緒明顯，財神多更不合適，財神即資本 家，不管是國有還是私有，中國的企業本質上都接近於私有，財神的腦子裡只有利潤，“兩會”應該以議民生為主，利潤的事應該放在經濟工作會中去討論。不改變 代表“三多”的局面，“兩會”很難發揮為人民議事的功能。

代表的產生過程改革難度大，但至關重要，涉及到政改，之前的幾年，很多人也提出過改革意見，改不改得下去，取決於上層的決心，期望能列入到未來的改革規劃當中。

其二，“兩會”的議事進程需要改革。“兩會”時間拖得很長，小組討論流於 形式，空話多，套話多，甚至有些代表只能講假話，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議事議政能力，“花瓶代表”和“木偶代表”參會就是浪費時間，各省代表團的討論過程 中，領導都在場，敢講真話的“勇士型代表”少之又少，開會過程中，如何讓代表敢講話是決定議事效率的重要保證。建議以後的“兩會”分兩個進程：第一個進程是討論上一年度的主要議案是否落實?未落實工作的原因是什麼?第二個進程是討論各省各屆別本年度議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重要性，讓一些廢議案儘早淘汰，讓 一些事關百姓利益的重要議案進入最終的決策程序，議案並非越多越好，而是越精越實用越好，大比例減少“終審議案”的數量，這個過程需要通過代表討論得出。

其三，“兩會”的議政問政方式要改革。“兩會”一貫的程序是：聽報告，議報告，聽新聞發布會，議新聞發布會。最後，媒體給百姓的觀感是：這個報告非常好，非常實在，非常符合人民的期望，偶爾有點小不足。然而，“兩會”開完後， 在日常評論中，媒體和群眾又牢騷滿腹，罵娘不斷。既然這樣，為何不讓“人民的代表”代表人民在極其重要的“兩會”中去質詢呢?

新的看法：1、幾大“報告”應該縮短篇幅，只講做了什麼和將要做什麼，提 綱性地講，年度報告不是政治報告，程式性的語言應少用;2、政府官員應該在各組別代表團中接受公開質詢甚至是批評，要讓官員和代表面對面地議政;3、代表 可根據現場議政結果對各部委官員進行任職評價，甚至可以對部委負責人提出任免意見。

其四，“兩會”報道量應該大幅度壓縮。中國的“兩會”給人有一種感覺是記 者的“兩會”，而不是人民的“兩會”，記者對代表的干擾很大，相當多的媒體記者把話題引向了民生之外的領域，甚至把代表的個人問題作為主要話題報道，很多代表為了迴避“非兩會話題”，不得不謹言慎行。為了讓代表們安心討論國家大事，部分時間和部分會議應該對媒體封閉，把足夠多的時間和空間留給代表干正事。 我相信，不管什麼樣制度的國家，如此多記者干擾議事，恐怕只在中國出現，“兩會”記者如同足球賽場觀眾的場面不見得就說明民主程度高，從近十多年的表現結 果看，“兩會”的務實性似乎有下降的趨勢，話題多得出奇，一散會，全國都冷場，這就好象農村辦喜事，敲鑼打鼓的，來了就是客，吃幾天流水席，席一散，冷冷清清。

中國的“兩會”確實有自己的特色，也能夠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其積累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會議的有效性在不斷降低，已經到了該改革的時候，不把“兩會”列入改革議程，改革很可能會流於報告和語言，人民對改革的意見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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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崙岩：給兩會提個改革建議

以加強人民民主為核心完善國家政治體制

共產黨是靠民主起家的，不能丟掉自己的優勢。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根 本的政治保證，專制是封建買辦官僚資本主義的必然保護。社會主義民主不是少數人統治人民的假民主，而是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民主。權力來自人民，來自人民的權力必須在陽光下行使，按照民主原則和規則運行，受社會公眾的監督。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力得不到保障，亡黨亡國是必然的。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是孤立的,而是集成人類社會先進政治文明成果、立足具 體時代和本國實際、反映最廣大人民意願而歷史形成和不斷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毛澤東時代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現在完善得不夠，某些方面還有所 退步。我們應當根據中國國情, 吸收借鑑世界各國建設現代民主政治的經驗教訓，傳承和發展我們黨建設人民民主政治的歷史經驗和制度成果，以加強和保證人民民 主為核心，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有些人士總是企圖簡單照搬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那一套，其實那條路是走不通的，人民群眾不會答應。 社會主義民主只能根據人民的意願，從本國實際出發，靠自己來建設，而且只要真想搞好，就一定能夠搞得比人家更好，因為人民群眾是民主的真正主體，只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辦法總比困難多。始終緊緊地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站在一起，中國共產黨才會有推進民主建設的領導資格和無比力量。

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必須着眼解決突出問題，重點抓好重大制度機制的調整改革和建設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完善兩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體，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政權組織形式，它摒棄反映資產階級利益矛盾的西方“三權分立、互相制衡”政治體制的弊端，由人民選舉代表集體決定國家立法，產生和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並對國家重大事務負有最後審議決定權，這是我國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最主要載體，以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為組織形式，由我黨領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社會各界的代表，對國家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在決策 之前舉行協商和就決策執行過程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

絕不能將我國兩會制度混同於甚至改造成、演變成西方的參眾兩院制度。在社 會主義中國，只有人大才是國家政權機關，而政協雖然建國之初代行過人大職能，但自人大生成後就不再是政治權力機構，而作為中共聯繫各民主黨派的統一戰線組織保留，發揮協商民主功能，沒有立法權和國務審議決定權。這與西方參眾兩院的職權劃分是根本不同的。

中國兩會關係也不能簡單理解為執政與參政的關係。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人大和政協的工作都要實施領導(主要是工作方向性指導，而非包辦)。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在政協和人大中都應發揮作用。人大行使國家主人權力職責，不能排除 參政黨代表參加。政協承擔聯絡各黨派民主協商國是的職責，也不能替代人大民主議政決策程序。

現在的問題：

一是權力地位混同。一年一度的兩會幾乎同時召開、同等規格，給國內外一種類似參眾兩院、同為國家權力機構的印象，從而相對削弱了人大作為人民民主政權機關的最高權威性。

二是職能行使失效。兩會同時段交叉運行，會期安排緊湊，提意見的沒有票決 權，有票決權的不便多提意見，實際上形成了“一個議而不決，一個決而不議”的狀況。這樣，人大應有的民主議政決策權力並沒有真正發揮作用，而政協在人大表 決前急促徵求意見也只能保持一致，兩會都開成“學習討論研究貫徹中央精神”的會議，被國內外笑為“認認真真走形式”。

三是代表構成不合理。本來人大代表應該在我國人民群體構成中具有廣泛代表性，而我國現在人大代表構成幾乎都是以大官為主體，再加部分大款和大腕。當然，還有個別被民眾稱之為“陪襯代表”(含大腕)，往往是高度集成，即集基層代表、英模代表、女代表於一身，可重複計算，以便騰出比例給大官。(這是官方布置進行弄虛作假安排的無奈行為!)本來政府官員是被人大選舉和監督的，現在官 員大量成為選自己的代表，集立法權、用人權、行政權、監督權於自身，難怪人大一開就成為領導工作會議，批評意見少，歌頌表態多。

基層群眾代表名額，近年已多被大款富豪占用。(網傳本屆全國人大代表組成 中203名富豪的淨資產4萬6千多億，僅前18位代表的淨資產，就超過了美國國會全部535名議員、最高法的9名大法官及政府所有內閣部長加起來的財富。 論人均收入，中國僅是美國十分之一; 但比較兩國議會成員的財富，中國可謂遙遙領先。) 這種狀況十分可怕!廣大勞動群眾看不到真正代表自己說話和投票的人， 如何體現人民意願?

各民主黨派本來也應該選出一定數量自己的人民代表，參加人大履行民主議政 決策職責，但現在是兩會同開、代表委員不交叉; 再加上一些從黨政領導崗位退下的老同志，雖然閱歷廣、經驗豐富，也沒有顧慮、敢於說話，但只能進政協、不能進人大。這樣一來，就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人大民主理政權力擔當的實際功效，甚至出現了長期被外界嘲諷兩會素質水平“政協高、人大低”的極不合理狀況，使得 老一輩創造的很好的人民民主基本政治制度，並沒有發揮好應有的作用。

以完善兩會制度為重點，進一步改革和健全國家民主政治的重大制度機制。

(一)改變兩會掛鈎同開、代表委員不交叉的做法，強化人大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民主議政決策職能。

突出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構的無比權威性，每年獨立召開。加大人大代表民主議政、公開發表批評或意見建議的程序安排份量，增加專題集中審議(人大各專門委員會要分工先行調研論證並向大會報告)和決定各時期國家戰略性全局性重大事務的內容議程。立法規定，凡屬事關國家戰略全局、基本制度體制和長遠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必須提交全國人大民主討論決策，從而能夠科學規範和全面履行人大 應有的職責權力。

政協會議作為聯絡各黨各界民主協商國是的統戰組織，通常在中共中央全會之前或之後根據議題需要擇期召開，必要時也可一年數次召開，真正起到誠心誠意聽取意見和溝通協商的作用。

(二)調整理順人大代表構成。

打破官員主體結構，規定人大代表與由其產生的行政、審判、檢察這三大機構官員不交叉。各級應屆政府領導和法院、檢察院領導不得作為本級人大代表候選人。人大代表若要參加本級政府首腦和法院院長、檢察長選舉，必須事先提請免去人大代表資格。

人大代表構成必須充分體現面向全體人民的廣泛代表性。國內各階層、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各民族、各地區都應有相應合理比例的代表人數。特別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基層一線勞動群眾應該有相當大比例的代表人數，而不允許被大官富豪頂 替。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也應根據成員數量狀況確定一定的合理比例，推選出自己的人民代表，平等地參加人大履行民主議政決策職責。政協委員可同時被選為人大 代表，在不同性質的機構里發揮不同的職責作用。

(三)構建民意暢通、民主公開、按民主程序辦事的人民民主權力行使制度機制。

真民主還是假民主，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執掌權力的人是否真正尊重和聽取民意，重大問題決策是否向廣大人民公開，並依法遵循科學規範的人民民主決策程序。前蘇聯當初曾圍繞是否保存蘇維埃聯盟組織全民公投，結果大多數人反對解散 聯盟，但戈爾巴喬夫無視全民公投結果，繞過蘇聯人大，私自與分裂分子簽約，然後秘密向美國里根總統匯報;回來後宣布解散蘇聯人大，擅自簽發解體命令。在中 國，為什麼也會出現像推進國企改革這樣事關全民所有權益、事關國基命根的大事，不提交全國人大討論，倒是把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請到釣魚臺一起研究方案，且不顧舉國反對之聲，繞過人大按外國老闆及少數人意見，一意孤行出台私有化文件的怪事? 害怕人民民主，往往是為了專斷獨行、強姦民意，以公權謀私利，走背離 社會主義原則、背叛人民意志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邪路。

為此，應當建立和實行公開政務、依法聽證、政府提案、人大審議的民主決策制度機制。

目前我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領導制度，主要是對各級黨組織和人大而言， 政府的組織領導制度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首長負責制，這就給重大問題"領導個人說了算"或"少數人決策"留下了制度殘缺和漏洞。人民政府為人民，依靠人民民主的智慧和力量管理人民自己的國家，決定自己的重大事務，這是人民民主政權的必然要求。目前政府決策前聽取群眾意見，通常被看作領導民主作風的一種表現，必須改變這種非正規隨意狀態，用統一規範的政府重大事務民主決策程序形成硬性制度性約束。

一是要政府公開辦公、敞門決策，實行陽光政務。政府辦公會議作為政府決策重要制度和程序，需要配套建立會前由群眾參與、專家諮詢和組織協商相結合進行決策研究，會上邀請有關方面專家、領導或群眾代表參加集思廣益，這樣一種向公眾開放的政府民主決策機制。

二是建立公民聽證制度。凡事關民生的政策條規決定措施出台前，政府必須依 法召開聽證會，會前發布決策事項有關信息，會上直接聽取各有關方面群眾代表的意見，並就不同意見進行交流溝通。與會群眾代表的構成必須有法律依據，經有關 群眾民主推選產生，充分體現各方意見的代表性，並履行代表負責簽署意見手續，絕不允許政府自行選擇指定代表，搞假聽證走形式。

三是建立政府提案、人大審議的決策機制。凡屬突破現有法律可依範圍的重大 政策變動、改革舉措、法規制定和事關戰略全局、事關人民長遠根本利益的重大問題，不能由政府直接決策，也不能以黨代政決策，必須由政府在充分調研論證、公 開政務、依法聽證的基礎上(通常經同級黨委常委會集體研究同意)，形成決策提案，提交人大審議，經人大代表民主討論後投票作出最後決定。

(四)加強人民法制保護人民民主的理念和功能。

法制是民主的保護神，人民法制以保護人民民主為天職。要充分依靠法制體系，既保護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也保護社會的民主秩序。

民主離不開法制，離開法制維繫的民主不可能生存。普京曾說要發展“可控民 主”。一個社會如果控不住黑社會，民主就會被黑社會所控;一個社會如果控不住金錢，民主就會被金錢所控;一個社會如果控不住權力，民主也會被權力所控。所以，法律制度必須進一步完善，能夠對所有可以操縱控制民主的對象及其行為實施有效的制約和監督，以保護人民真正的民主。

要防止以政代法、法外施政，實際取消本應由法制保護的人民民主權力。由各 級人大產生的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約束的軌道上運行，不能自行代理人大代表人民立法和決定重大國是的民主權力。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 院必須與政府脫鈎，從目前實際上服從各級政府領導、管理和控制的體制下解脫出來，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真正獨立運行，依法行使審判、檢察職權，包括對政府行為行使監督權力，並向人大負責，接受人大監督。在我國社會，不能允許有任何單位或個人超越憲法、法律約束之上，一切反對、破壞、扭曲、損害民主權利和民主秩序的行為，都必須受到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