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纠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则性错误

田广（略有删节）

若干年前笔者曾经以笔名在强国论坛上发表了 “关于当代中国若干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严肃思考”一文，在该文中笔者指出，中国社会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实际上是最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人文价值。开国领袖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之所以能带领共产党人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以均贫富，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等为号召力而取得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拥护才成的。建国后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基本上是比较公平的，因此社会基本稳定，毛泽东及其战友们自然获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景仰和爱戴。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及其战友们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在意识形态领域解放思想，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进行改革，把中国社会历史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因其卓越的贡献，而尊称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一个强势的社会政策。鉴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传统的文化价值，这个由政治强人提出的强势社会政策从未受到过挑战，也没有人敢于挑战。

如今这个强势社会政策的提出者已经远离我们而去，而在这个强势社会政策指导下所形成的社会问题，却日益越来越严重的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应当坦率地说，现在的政治社会环境已经能够容许我们历史地、客观地、唯物主义地反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究竟符合还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 符合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即便用“三个代表”的学说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考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说法恐怕也是值得重新思考的。

笔者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这里只能粗粗地一揽而过，即以自己有限的中国历史知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凡社会财富分配大体上还比较公平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就基本上稳定，政和民亲; 相反当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过度集中在少数富有者手中时，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出现地方割据并伴随农民暴动四处而起的现象。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无一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所引起的。

由上可见，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在中国社会的确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大问题。目前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这种严重性实际上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由此，如果我们还尊重历史，还能够执行小平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的话，我们就应当立即以向历史负责，和以向人民负责的态度，及时地修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政策所造成的错误，以强国富民和共同富裕的新思路取而代之。

实际上求真务实地看待我们过去若干年的经济发展思路，我们便不难看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的确给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全面均衡协调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迷思，并在继续创造着社会不公。 笔者认为代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学说的核心，显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同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是不相一致的，由此也是应当修正的。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反复强调以民为本，主张科学发展和求实精神。而以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导向，则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中共18大所形成的新的领导集体，不断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

毛泽东曾经指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因为破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构而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领导威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因为破了把毛泽东神化的历史唯心主义错误而奠定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领导威望。中国共产党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把中国历史推向了又一个新时代，然而由于基本上没有破什么，由此虽然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但基础却不牢靠，同样虽然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但却没有足够的威信，难服众望。显然，对于第五代领导集体来说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破除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机会主义主张。

那么破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机会主义主张是不是就是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否定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提出了的，具有矫枉过正的因素。再者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并没有因为第二代对其某些不合历史潮流的部分否定而被中华民族所否定，相反修正了那些历史唯心主义错误后人民反而更加热爱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同样，对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进行否定并不意味著对其思想和丰功伟绩的彻底否定，相反而是为了继续发扬光大小平的思想和丰功伟绩。这样做才是符合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但愿我笔者提出的这个问题能引起有关方面注意，最好能在第五代领导集体内部形成共识，若如此中华民族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实际上在邓小平一开始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治主张时就有不同的声音，这才迫使将原来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该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贫富差距问题，最早是由一部分研究西部经济的青年学者所提出的，当时中国西部改革开放研究的青年领袖郭凡生，在1985年的时候就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分析了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还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郭凡生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尖锐地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任凭贫富差距扩大将会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引发国内战争。

改革实际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改革前的利益分配虽然比较公平但似乎缺乏竞争刺激。于是便有了以注重效益为主兼顾公平的从农村到城市的承包责任制，效果基本上不错，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可。当代中国的一些富有者就是在这个时期长成的，特别是早期的农民企业家们。后来将承包制引进到城市，但是，由于城市的经济构成远比农村经济要复杂的多，承包在许多领域并不理想。于是便从流通领域开始进行了私有化，接著在价格上作文章，搞出了一个让人类社会永远都会耻笑的什么价格双轨制。当代中国的另一些富有者就是在这个双轨制中长成的，这个时期的利益分配已经开始向权力倾斜。再后来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所谓改革，其结果是私有化在中国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是在这个私有化的过程中国有资产被有权力者近水楼台先得了月，广大的工人农民几乎没有资格和机会去分得自己名义上的那一部分资产。其结果可想而知。

试问，以三个代表为旗帜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改革初期就预料到今日的贫富差距将会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动力源的话，又怎么会容许这种差距的日益拉大呢? 这样作不是明明白白在自己否定自己的三个代表的属性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吗? 显然不是的，充其量也只是估计到可能人民会有抱怨而将人民承受差距的能力高估。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贫富差距的空间已经不是现有国家财力能够消除的了，对于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来说，除非剥夺剥夺者否则已经很难再扭转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像了。当我们听到那些个贪官污吏们动则千万的侵吞国有资产时，我们除了对腐败现象的痛恨之外又还能做什么呢? 明明是制度化的腐败却非要将其强行解释为什么个人品质问题，奇了怪了怎么在中国这个有著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突然间品质不良的人怎么多了起来?而且更奇了怪了的是怎么这些品质不良的人都是头头脑脑的人物?

在铁的事实面前还要强行为制度化的腐败辩解难道就不怕被人们讥笑吗? 那么如何才能让人民满意呢? 办法有的是，关键就在于是不是真心实意地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口头上说自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新的党中央要赢得人心就必须重塑党的形像，就要敢于重新高举毛泽东主义的大旗，坚持走人民民主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此就一定能得到全国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