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时候，家里有很多书，各种各样的，有中国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也有英文版的文学书和专业书。不仅仅这些大人的书，还有我们小孩子的书。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本，那是在我生日时，大姑妈从北京寄来的，名字叫“小布头奇遇记”，讲的是一只小布娃娃的历险记，我被里面的插图吸引住了，自己照式照样画了一本。还有连环画，诸如“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我不认字的时侯，却是无师自通地会画图，那些连环画中的人物，张飞，关云长，还有那吃唐僧肉的白骨精，照葫芦画瓢，通通画了一遍。所以，小人书有了小小人书 ——我自己的版本，书也就越来越多。来我家的客人都说，我家可以开个图书馆了。

    家的书房中，依墙两壁，有两个大书架。所有的书，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父亲读过很多书，也喜欢买书。他非常爱惜书本，那些软封面的书，他都精心地用牛皮纸包了起来，就像穿了件皮大衣，保护了书本。书的背脊上，整齐工整地标好书名，编上号码。瞧那书架，一层层地，一排排地，空间顿时增加了不少书卷气氛和庄严的感觉。

    那间书房里，放着父亲的一张写字台，非常大的写字台，上面放着一块玻璃保护桌面。看到很多人家，在玻璃板底下压放照片，在我家，No, No, No。玻璃底下是绝对禁止放任何东西的。写字台的上方中央，放着每天翻一页的台历，永远是这样的，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父亲平时很节约，不浪费东西，但他用东西却非常考究，极其讲究美观和艺术。家里的一套家具，就是当年从法国进口的。那家具是样品，仅此一套，陈列在上海家具店的橱窗里，鹤立鸡群地展览于上海滩。蜂蜜色的表面，铮铮发亮， 弧形的边边角角，打造得如此精致细巧，高贵雅典。父亲见了爱不释手，不顾价格昂贵，买了下来。父亲最得意的是梳妆台上的大圆镜和衣柜上的穿衣镜，镜子做得这么大，又不变哈哈镜（镜子后面涂了一层水银，技术不过关是会变哈哈镜的）。后来，几经政治运动和抄家，家里的东西几乎抄空，扫地出门，被留下来的仅是这套家具，我的钢琴，还有就是父亲的宝贝 —— 写字台。

    多少个夜晚，父亲坐在写字台前，我站在他身边，小孩子的时候，人比桌面高出一个头，扒在写字台上，听着父亲念古文：“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父亲不会讲普通话，用上海的土话，既浦东本地话喃喃念诵着，声音忽长忽短，时高时底（有点那平平仄仄的意思），像一个不会唱歌的老先生在学唱歌，念到兴奋处，闭上眼睛，摇头晃脑，我看着觉得非常滑稽，差点笑出来。听着，听着，竟然记下了好几篇古文，那时我识不到几个字，只知道个大概意思， 所以只能用上海土话，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诵， 鹦鹉学舌，像唱山歌似的。

    父亲是个极爱整洁干净的人，每样东西，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不能随便乱放的。用完东西，必须放回原处。房门前，不准放一大堆鞋子，鞋子要放在鞋箱里。喝完了水，茶杯要放回茶几。当然，看完了书，书本必须放回到书架上。父亲一方面言传身教，一方面以身作则。我们从小长大，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也养成了父亲的习惯。

    记得父亲有时侯兴冲冲地捧着买回来的新书，第一件事，就是给新书穿件衣服。他是用牛皮纸包装的，因为牛皮纸很结实。这些牛皮纸就是包邮件包裹的纸，父亲小心翼翼地拆下那些邮件包裹，把牛皮纸展开，压压平，翻个面，当包书皮了。尽管书皮的反面，邮票，邮戳，姓名地址，乱七八糟，但是正面却是光光鲜鲜的。父亲说的，这叫“废物利用”。

    书当然是拿来阅读的，不是装饰品。父亲鼓励我们看书，也经常和我们一起看书，给我们解释书中的疑难之处。但是，看书有看书的文明，每当翻到书中某一页，需要停下来做其他事情，或者，这一页很重要，需要做个记号什么的，记住，一定要拿一片书签，放在这页上，不能在书角上折一个小三角做为记号，虽然这是极为普遍的一种做记号的方式，但在我家却是忌讳的。

    当然，书是不能白看的，父亲给我解读文言文，要我每天记一篇日记，他要抽查的。我开始几天还认真，到后来就虎头蛇尾了，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好记，记了几天流水帐：“今天，早上起来，跳了橡皮筋，断了好几根”，“今天，早上起来，下围棋，有一步好棋，但一个喷嚏，把围棋喷飞了，因为围棋是爸爸纸头做的，假的”，“今天，跌了一跤，把裙子搞了一个洞，裙子自己要破，不是我的错”。后来，想了个办法来对付抽查：一口气记七篇，就有整个星期可以高枕无忧了，内容全部是叙述小人书里的故事，或者把一短古文翻译成白话文。

    前几年我回上海，哥哥慎重其事地给我一包东西，说这是父亲的重要遗物。我回到家后，打开一看，竟然是我孩童时的几本日记本。父亲给每本日记本穿了件衣服，标好年份，扉页上贴了我的照片。我颤颤抖抖地翻开了一页，里面夹着两张纸，原来是我小时候画的图，一张是“西游记”中的白骨精，一张是“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张翼德是也！这是我随心的涂鴉，早就被我扔进了垃圾桶，父亲却当宝贝，从垃圾桶里拣了回来，保藏了几十年。看看自己记的日记，实在不忍目睹，字迹歪歪斜斜，涂涂改改， 错字别字连篇。父亲用红色的笔，为我改正错字别字，纠正“的，地，得”的用法。。。看着看着，我不禁笑出了声：我把诸葛亮写成了“猪哥两”，还说他骑在马上，挥舞着大刀，威风凛凛。诸葛亮分明是个文人军师，坐在四轮马车上，摇摇鹅毛扇的，何来骑马揮刀？看来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好好地在看书，是在糊鬼。

    阅读书本时，父亲不允许我们在书上划线注笔。这条清规戒律，我觉得不合理，所以，在上海，阳奉阴违，到了国外，对不起，不遵守了。我在美国念书时，还偏偏挑那些划了红线黄线（marker) 的旧书，划得越多越好。刚到美国，英文也不咋地，厚厚的一本英文书，看得一头雾水，抓不住重点。旧书的价钱便宜，里面的红线黄线，可帮了我的忙，那是前人给我总结的经验，真是一举两得啊。有时为了应付考试，干脆只看旧书里划了红线黄线的部分，省了我不少时间，这是我偷懒的办法。

    阅读书本，总得一页一页翻吧，这翻书，也是有纪律的： 不能用指甲抠抓，更不能用手指在舌头上舔一下吐沫，然后再去粘纸。我有一位老师，他根本没有这些概念，有一天，他来到我家，拿起一本书，翻阅的时候，用拇指和食指抠一下，翻一页，抠一下，翻一页，翻得很起劲，我在一旁急得抓耳绕腮，又不好意思说他。结果，整本书有四分之一的纸头都有指甲印，的确难看。后来，我把这本书悄悄地藏起来，不让父亲知道。

    父亲爱惜自己的书，同样也爱惜他人的书。每每借了人家的书回来，第一件大事，就是先给书穿件衣服。看书的时候，就像爱护自己的书一样，轻轻地翻阅，不会在书角上折小三角做记号，也不会在书上乱划乱写。到了规定的时间，一定按时归还。如果来不及看完，就提早几天通知人家，请求是否可以延期几天。到还书的时候，符合“完壁归赵”。

    可到了人家借我们家的书时，情况就大大地不同了。我的有些朋友和同学，到我家来玩，看到书架上那么多的书，我很但心朋友提出借书。并非我小气，这是有原因的。曾经有好几次，几册书借了出去，无法追还回来。我性格儒弱，明明是自己的东西，很怕伤感情，开口催还，总觉得给人以难堪，开不出口，所以不敢去要回来。我父亲催着我去要回来，我借种种理由推迟，心里也确实烦恼和窩囊。父亲无奈，只好代我去问这些借了书的人了。那知这些借书的人，把书转借给了张三，张三又转借给了李四，李四又转借给了王五。。。。书是追不回来了。还有另有一种情况，书虽然归还回来了，但借出去时，分明是整齐挺刮的，拿回来时，四角翻卷，烂污糟糟，软皮沓沓，有的甚至连封面都不见了。

    我继承了父亲很多好习惯，这些习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父亲的这些“清规戒律”，我也不是照单全收的，有些甚至是违背的。比如，在书上划线和写字。我看书时，就是喜欢一边看一边把重要的章节划下来，在书页的边上，空白的部分，写上笔记，有时，甚至画个分析图案。后来，父亲毕竟到了皓首苍颜之时，变的宽宏慈祥了，我有时和他论个理，他说我书读多了，知识长进了，辩论不过我了，所以，由我任性，他也不管了。 

晚年时的父亲在他的写字台前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