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與勞動積極性

黎陽   2010.7.14 （節選）

一．“絕對的公有制”下不存在“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

　　【panqing215】網友：

　　多謝你信得過，“心裡有過不去的坎”時來問我：“在絕對的公有制下，如何推動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

　　首先我要說，“絕對的公有制”這種提法有問題——什麼叫“絕對的公有制”?“絕對”到什麼地步?難道要把家家戶戶的鍋碗飄盆褲衩背心也公有嗎? 如果你這“絕對的公有制”真的“絕對”，即“絕對的公有制”這個提法是絕對的、不可改變的，是經過深思熟慮才確定的用語而並非誤用，那麼我要說，此題無解。也就是說，我認為“在絕對的公有制下”不存在“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無從“推動”。琢磨“如何推動”是白費功夫。

　　“絕對的公有制”這個提法說難聽點，就是當年國民黨罵的“共產黨共產公妻”，換個說法而已。58年劉xx搞的“一平二調”、“共產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之類也是“絕對的公有制”，後果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當時就嚴厲批評了這“絕對的公有制”：“把陝西的核桃拿來吃了，一個錢不給，陝西的農民肯幹嗎? 把七里營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會馬上打破腦袋。這是不認識五億農民，不懂得無產階級對農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有些同志急於要 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台灣高興。”“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颳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颳遍全國。”“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 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麼? 這樣下去，一定垮台!”“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 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

　　所以如果你堅持“絕對的公有制”這一提法不可更改，那我的答覆到此為止——“在絕對的公有制下，不可能推動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以下的部分你不必看了。

　　但如果你願意把你的問題改為“在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如何推動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那我倒很願意與你繼續探討下去。不過要把道理講清講透靠三言兩語做不到，希望你能有足夠的耐心看完。

　　“公有制”這個詞如今被許多人誤解歪曲了。正確的含義應該是“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並非一切公有，而是“生產資料公有”，而且是“主要生產資料公有”。當年毛澤東堅持的是“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並沒禁止一切私有，而是允許若幹個體經濟成份存在。這些個體經濟的生產資料就不是公有的。比如個體鞋匠的修鞋工具，個體裁縫的針線剪刀縫紉機，個體搬運工的扁擔筐子……這些都是生產資料，並沒有“公有”。所以不應該說“絕對的公有制”，也不應該說“絕對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只應該說“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以下簡稱的“公有制”都是指“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而言。)

二．拆穿一個謊言，破除一個迷信

　　要討論“在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如何推動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就得先拆穿一個謊言，破除一個迷信。

　　——拆穿一個謊言：“大鍋飯、養懶漢”、“公有制不能提高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們的勞動積極性”;

　　——破除一個迷信：“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沒有效率，只有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才有效率”。

　　為什麼? 因為“不破不立”——如果認同“大鍋飯、養懶漢”、“公有制不能提高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沒有效率，只有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才有效率”，那探討“公有制條件下如何推動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就毫無必要了——既然“人間正道私有化”， 一切問題都只有靠私有制才能解決，那討論公有制豈不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而討論“在公有制下，如何推動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這一問題本身就未必沒有默認“公有制下勞動積極性不高”的意思，所以才會想到討論“如何推動”。恐怕這才是真正的心病。“心病還需心藥醫”，拆穿謊言、破除迷信就是“對症下心藥”。

　　1．拆穿謊言——“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們的勞動積極性”

　　這是“改革精英”的“改革基本理論”，也是他們很蠱惑人心的彌天大謊。這句大謊里套了一大堆小謊：

　　第一，“幹活賣力”與“勞動積極性”不是一回事。

　　不能把“賣力”與“積極性”混為一談。對做某事“賣力”不等於對做某事有“積極性”。

　　“賣力”可以出於主動，也可以出於被動，甚至可以出於強迫。被迫賣力，就離不開監督監管和暴力驅使。稍有機會立刻就不賣力了。

　　“積極性”則必出於主動，出於自願——不需要督促、不需要監管，自己就想做某事，至少不想故意把某事做壞。

　　如果把“賣力”作為衡量“積極性”的標準，那結論就只能是奴隸制，因為讓人幹活賣力最有效的辦法是奴隸制——奴隸幹活必定比自由人賣力，因為奴隸不得不賣力，否則就活不成。　

　　同樣，你可以說牛馬幹活“賣力”，但不能因此說牛馬幹活有“積極性”——只要沒人駕馭驅趕甚至用鞭子抽打，甭指望牛馬自動賣力。

　　有人會說：這兩個例子太極端，不能用來描述中國的私有制。

　　的確，表面看確實完全不同。但在“強迫賣力”這一點上沒什麼本質的區別，區別僅僅一個是用有形的暴力直接強迫，一個是用隱形的暴力間接強迫; 一個是用狼狗、毆打、飢餓、死亡等直接的恐怖、直接的威脅強迫人賣力、用鞭打強迫牛馬賣力，一個是用“優勝劣汰”、“叢林法則”、下崗、失業、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養不起老、債務、“房奴”、“孩奴”、生活無着等間接的恐怖、間接的威脅強迫人賣力;一個把“劣等民族”、“劣等人種”之類蠻橫“理論”強加於人、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牛馬，一個把“劣等群體”、“弱勢群體”、“愚昧無知”、“屁民” 之類蠻橫“理論”強加於人……最後實際效果都是把人變成“會說話的馴服工具”、把牛馬變成“不會說話的馴服工具”，不得不被動地拼命賣力幹活。

　　但人與牛馬不同，即便當了奴隸也不會永遠心甘情願，而是想方設法擺脫當奴隸的命運。

　　納粹1005特別分隊的奴隸幹活不得不賣力，但絕無積極性，所以一有機會就逃跑，想盡一切辦法逃跑。

　　私有制下的中國老百姓幹活不得不賣力，但同樣絕無積極性，同樣一有機會就逃跑，想盡一切辦法逃跑。

　　怎麼個跑法? 譬如：

　　⑴ 考大學——如今中國人考大學的真正動力不是為了學知識，而是為了逃避當奴隸下地獄的命運：雖然上大學不一定不當奴隸下地獄，但不上大學則幾乎註定要當奴隸下地獄。原因很簡單：特色私有制的中國唯有“精英”是人上人，唯有“精英”有資格當奴隸主。要當“精英”就必須有大學文憑。所以在私有制的中國考大學不是簡單的職業選擇，而是與命運的生死搏鬥。但結果卻極為諷刺：逃避下地獄，卻讓中國人的孩子從小就生活在地獄——考試地獄。

　　(同樣諷刺的是，中國孩子雖然學習“賣力”，但對學習卻並沒有“積極性”，只拼命應付要考的，考不着的決不去主動下功夫——所以會發生一畢業立刻集體撕毀教科書的“奇蹟”：以前的拼命學習完全是出於不得已，一旦沒必要了，立刻扔一邊去。這就是“賣力”不同於“積極性”之處。)

　　⑵ 考公務員——不創造財富的公務員成了社會時髦追求本身就證明私有制的中國存在什麼樣的“勞動積極性”。

　　⑶ 當官——考大學、考公務員都不是真正的最後追求。真正的最後追求是當官，即便是“專家”、“學者”、“教授”也不甘寂寞，一個個爭先恐後打破 頭地搶着當官——如今中國當了官就能“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讓子孫後代都不勞而獲——這能證明“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嗎?

　　⑷ 賭博——民工最流行買彩票，顯然把這當成逃離奴隸地位的最後的希望——不信問問看，看民工如果僥倖中彩會不會願意繼續當原來的民工?如果是出 於“勞動積極性”，那就願意原封不動繼續幹下去。如果是不得已，那就決不會繼續干。由此可以看出“勞動積極性”和“幹活賣力”的區別。

　　⑸ 嫁闊佬——當妓女是零售，嫁闊佬是批發，說穿了都是用肉體換鈔票，用一個人最後最原始的本錢換取逃避象奴隸一樣賣苦力的命運。片面地一味指責出賣肉體追求嫁闊佬的人並不公平。因為這種交易中出賣肉體的一方居於弱勢，要承擔更大的風險——肉體換鈔票，包裝是年輕美貌。一旦包裝不存在，交易基礎也就不存在。而這包裝消失起來會很快。

　　要說“勞動積極性”，就得先弄清勞動的目的——沒有目的的勞動屬於“多動症”，毫無意義。

　　對普通中國人而言，“勞動”意味着“創造財富”。也就是說，“勞動”的目的是創造財富。

　　公有制下的“勞動”的目的很明確：為社會創造財富。勞動者創造的財富勞動者自己有份，勞動的目的與勞動的結果不矛盾。這就決定勞動者對勞動的目的和勞動的結果不反感、不排斥。這也決定勞動者主觀上不想把事情做壞——勞動者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出廢品，但不會故意出廢品、永遠出廢品，更不會故意製造假冒偽劣、有毒有害的產品。這就是最基本的勞動積極性。這就是說，就整體而言，公有制下勞動者對勞動天然是積極的，只有程度區別。

　　私有制下雖然仍然可以把“勞動”定義為創造財富，但此時已不能簡單用“勞動”一詞來描述人的活動。人的一切活動——不管是不是勞動——目標只有一個：賺錢，而且是怎麼來錢快怎麼幹，怎麼來錢多怎麼幹，怎麼來錢容易怎麼幹。

　　既然私有制下人只對賺錢有積極性，那只有“勞動創造財富”與賺錢的目標完全一致時人才會對勞動有積極性——把勞動作為賺錢的手段，為賺錢而勞動，靠勞動去賺錢。

　　但這種積極性非常不穩定：只要勞動與賺錢的目的不完全一致，體現在勞動上的積極性立刻就沒了——私有制下人只有在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通過勞動才能賺錢時才肯去勞動。一旦有更簡單更省事的辦法賺錢，那就決不會去勞動。此時不存在“勞動積極性”，只存在“不勞動積極性”。

　　私有制下靠勞動賺錢是不得已，規規矩矩生產產品創造財富是不得已，並非真有積極性。只要有空子可鑽，立刻就會搞偷工減料、假冒偽劣，因為這更賺 錢。既然“勞動”的定義是創造財富，那偷工減料、假冒偽劣就是“反勞動積極性”——不但不創造財富，反而破壞財富、毀滅財富。這是公有制下絕對不會發生的 事。

　　由此可見，“私有制提高人們的勞動積極性”的說法至少非常片面，因為實際情況有三種：

　　①勞動創造財富與賺錢目的完全一致，勞動致富——“勞動積極性”;

　　②勞動創造財富與賺錢目的不完全一致，用其他不勞而獲的手段掠奪財富才賺錢——“不勞動積極性”;

　　③勞動創造財富與賺錢目的完全矛盾，用偷工減料、假冒偽劣等破壞財富的手段才賺錢——“反勞動積極性”。

　　“私有制提高人們的勞動積極性”這種說法對三種可能的實際情況只說一種(而且是最稀罕、最不穩定的那一種)，完全隱瞞了“勞動創造財富”與賺錢目的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時的情況，可見是詭辯。

　　實際情況還不止於此。中國的“特色私有制”已經使“勞動創造財富與賺錢目的完全一致”幾乎成為不可能。如今在中國普通老百姓靠勞動不但不能致富，而且實際已經無法正常生存。

　　中國的“特色私有制”特色在：“想走資本主義，走不到資本主義，走來走去走到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拼命走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卻走不通，走得通的只有給資本主義當附庸——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

　　道理其實並不複雜：私有化為的是謀私。強制私有化是以權謀私。既然以權就能謀私，那又何必自找麻煩冒風險去搞什麼公平競爭? 一旦開了以權謀私這個頭，就休想建立起公平競爭的規矩——要建立公平競爭的規矩就得犧牲自己的以權謀私，而搞私有化為的不就是謀私嗎?不謀私還搞什麼私有化? 既然為謀私，那 就甭談為大局做犧牲。開了這個頭，就放出了一個再也收不回去的魔鬼——以權謀私，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從此以權謀私成風，只能按照官僚買辦資本主義 的權力經濟規律運作。

　　既然私有化為的是謀私，那就只能從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一切。在強大的國際壟斷資本面前，對個人私利最有利的不是與國際壟斷資本競爭抗衡，而 是投降合作——要在中國發展象歐美日本那樣的資本主義經濟，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與國際壟斷資本財團激烈競爭。在強大的國際壟斷資本面前，你的私人經濟力量渺小得很，輕而易舉就會被人家吃掉。要競爭就只有靠公有制，靠國家支持。但這又與私有化的謀私根本目標水火不相容。既然私人利益高於一切，那與其被人家吃 掉，不如賣身投靠，成為人家的一部分。結果：中國經濟成為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附庸，美其名曰“國際接軌”、“全球一體化”、“讓中國融入世界”——殖 民地性質的附庸經濟。說是走資本主義，走得通的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

　　當了經濟殖民地，就不得不付出代價，就不得不承受國際壟斷資本的殘酷壓榨。壓榨到什麼程度?比如：

　　——售價466美元的IPAD蘋果便攜機，交給富士康公司加工，其加工費不及12美元，占整個成本中不到4%。

　　——售價10美元的美國國旗，在中國出廠價不足1美元。

　　90%以上的財富被人家拿走。用西方媒體的話說，“中國獲得的利潤象刀刃一樣薄”。

　　最大頭被外國壟斷資本拿走，剩下的不足10%又要被官僚、買辦、資本家再一一“拿大頭”，層層剋扣，輪到勞動創造財富的中國老百姓時還能剩下什麼? 幾滴殘湯、幾粒剩飯而已，頂多勉強維持溫飽。

　　如此千辛萬苦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財富還被國務院的戲子“精英”們拱手奉送給了外國：一古腦兒變成外國白條幾千億、幾萬億地蒸發，動不動“豁免債務”、“讓利”，加上賤賣國企、國有資產流失、廉價出賣國有銀行……代價是中國老百姓的福利，讓中國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養不起老、住不起房，不得不更進一步自己壓榨自己。

　　在如此特色私有制下，靠勞動創造財富能賺錢嗎? 能有“勞動積極性”嗎?

　　國際資本主義、官僚賣辦資本主義的盤剝如此殘酷徹底，不但堵死了“勞動創造財富發財”的夢想，而且使經營者連簡單再生產都以維持。如此微薄的利潤使老老實實勞動創造財富越來越不合算。結果：無孔不入地偷工減料、假冒偽劣——只要沒看住，立刻做手腳。

　　這就決定如今中國用偷工減料、假冒偽劣等破壞財富的手段發財賺錢的“反勞動積極性”不是個別的、孤立的、偶然的、暫時的事件，而是大規模、持久普遍、司空見慣的標準實踐——可以說如今“貨真價實”已經成了奢侈，凡是給普通老百姓用的必定是做了手腳的，只有程度的區別和發現沒發現的區別。道理很簡單：如今中國靠對老百姓貨真價實賺不了錢，而私有制的目的是賺錢。既然如此，憑什麼要把貨真價實給普通老百姓呢?

　　俗話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當製造商整體性地整天惦記的不是如何老老實實創造財富，而是如何花樣翻新巧妙地弄虛作假做手腳、偷工減 料、假冒偽劣、行賄勾結權力糊弄老百姓時，你再小心翼翼、步步為營、處處設防又能如何?能日日夜夜十個指頭按十個跳蚤嗎? 欣賞“私有制的積極性”，那就不免嘗到這“私有制的積極性”的滋味：轉基因主糧、三聚氰胺牛奶、有毒偽劣疫苗、地溝油菜、豆腐渣校舍……不是偶爾嘗嘗，而是永遠無法擺脫。

　　這說明中國的特色私有製造成的殖民地經濟的大環境已經使“勞動創造財富”與賺錢的目的不但不相容，而且完全對立，不搞邪門歪道偷工減料假冒偽劣就不能賺錢。靠勞動創造財富不但不能致富，而且不能維持生存——犧牲環境是緩慢犧牲全民族未來的生存;養不起老、看不起病、不得不使用有毒有害產品是緩慢犧牲自己後半生的生存;上不起學是犧牲下一代的生存……如果除了眼前的溫飽什麼都維持不下去，那跟慢性死亡沒什麼兩樣。當靠勞動只能混個苟延殘喘不立刻死亡、連正常的生命代代延續都保證不了時，能有什麼勞動積極性?

　　對這種“軟刀子殺人”的民族滅絕別奢談什麼“道德的血液”、“企業的信用”。“道德的血液”在利潤面前一文不值。“企業的信用”是有長期打算才會考慮的事，是有自尊自信才會考慮的事。淪為經濟殖民地就無自尊自信可言，就無長遠打算可言。外資在本國講信用講聲譽是資本主義大環境逼的。資本主義大環境下逼出來的一套到了半殖民地的大環境下就未必需要堅持——在歐美日本市場上標註“不含轉基因”的食品到了中國市場就不標註。日本在本國和歐美銷售的汽車標準跟向中國銷售的汽車標準就不一樣——儘管你拼命鬧着要走資本主義，但你不是資本主義，你不夠格走到資本主義，你只配當個經濟殖民地——阿Q滿腔熱情高攀認親，結果是挨了趙太爺一個大嘴巴：“你敢胡說! 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 你姓趙麼?”“你怎麼會姓趙!——你哪裡配姓趙!”

　　這一切早在毛澤東的預言之中：“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 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 怎麼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 中國是個大國、 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麼耀武揚威?! 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重複一遍公有制下的勞動積極性：不管在歷史的具體條件下技術水平如何，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不存在為賺錢而故意用偷工減料和假冒偽劣來破壞創造財富的“反勞動積極性”。因為公有制下“勞動”的目的就是為社會創造財富，勞動的目的與勞動的結果不矛盾。這就決定勞動者主觀上不想把事情做壞——勞動者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出廢品，但不會故意出廢品、永遠出廢品，更不會故意製造假冒偽劣、有毒有害的產品。這就是最基本的勞動積極性。就整體而言，公有制下勞動者對勞動天然是積極的，只有程度區別。

　　而具體到中國特色的私有制，殖民地經濟的大環境已經榨光了靠“勞動創造財富”賺錢的空間，不搞“反勞動積極性”就不能賺錢。要賺錢就只能搞邪門歪道偷工減料假冒偽劣，就只有犧牲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就只有有意識地源源不斷地製造有毒有害、假冒偽劣產品。這就是說，殖民地經濟的中國特色私有制已經把 “勞動創造財富”賺錢的空間全部壓榨乾淨，徹底扼殺了勞動積極性，只留下“靠製造假冒偽劣有毒有害賺錢”的餘地，只剩下“不勞動積極性”和“反勞動積極性”。

　　在這種情況說什麼“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們的勞動積極性”之類可笑不可笑? 荒謬不荒謬?

　　2．破除迷信：“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沒有效率，只有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才有效率”。

　　有人會說：“在‘賣力’和‘積極性’的區別上爭來爭去沒什麼意思。反正私有制企業有效率，能賺錢。‘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還是私有制能解決問題。”“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善，中國成了世界工廠，外匯儲備世界第一。這難道不證明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效率高嗎?”

　　⑴首先必須強調說明，毛澤東主張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根本不是不要市場、不承認市場規律，更沒有取消市場、取消等價交換，而是“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也就是有控制的市場經濟，而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市場經濟。這樣一來想靠操縱市場投機倒把掠奪財富的“精英”就不高興，就拼命反對，就編造謊言捏造罪名，說這是“反市場規律”，說市場能自動調控，根本不需要計劃，不需要調控，一切聽之任之，順其自然——也就是說任憑他們暗中把持操縱。所謂“計劃經濟無 視市場規律”之類的說法是這些人故意編造出來騙人的。無視市場規律、用“計劃經濟”徹底取消市場的人有，就是劉xx的“一平二調”、“共產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之類。批評制止糾正了這些的是毛澤東。如今“精英”把劉xx幹的事全栽到毛澤東頭上，拼命讓老百姓相信毛澤東的計劃經濟反市場、反自然、反科學，唯獨他們自由化的私有制市場經濟才叫“市場經濟”，才正統正宗。這是彌天大謊。實際上，真正的“計劃經濟”的含義是“公有制計劃指導 下的有控制的市場經濟”，而“經濟精英”們口口聲聲的“市場經濟”的實際含義是“無政府狀態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

　　⑵ 既然要談“效率”，那就得先明確幾件事：

　　目標——幹什麼的效率。

　　標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效率。

　　受益人——相對於誰而言的效率。

　　時間範圍——在多長時間範圍內的效率。

　　涵蓋範圍——考慮到哪些人的利益的效率

　　私有制下的“效率”意味着：

　　目標——賺錢。

　　標準——投資者投入最小，回報最大。

　　受益人——資本家自己。

　　時間範圍——越短越好，越快越好。

　　涵蓋範圍——自己，本企業。

　　而公有制下的“效率”的含義則完全不同：

　　目標——為整個社會創造財富。

　　標準——整個社會消耗最小，收益最大。

　　受益人——全體老百姓。

　　時間範圍——越深遠越好。

　　涵蓋範圍——全社會。

　　“社會主義”一切從社會的角度出發看問題;“資本主義”一切從資本的角度出發看問題，講“效率”也不例外：社會主義的“效率”指的是社會的效率。資本主義的“效率”指的是資本的效率。公有制的“效率”是相對於“公有”而言，也就相對於所有人的整體利益而言。私有制的“效率”是相對與“私有”而 言，也就相對於擁有私有財產的私人而言。不是所有的人都擁有資本，但必定所有的人都屬於社會。對社會有利的事必定符合處於這個社會的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對資本有利的事必定只符合擁有這個資本的人的利益，但不會符合其他不擁有該資本的人的利益。地位不同，立場不同，談“效率”時的衡量標準決不相同，結論也自 然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公有制下的“效率”與私有制下的“效率”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把根本不是一回事的東西硬拿來比較是一種欺詐。

　　還可以看出，利益不同，地位不同，對“效率”的解釋就不同，衡量標準也完全不同。同樣的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結論，就看屁股坐在哪一邊——“屁股決定腦袋”，存在決定意識，階級地位決定階級立場。

　　比如，在私有制的擁護者看來私營企業就很有效率。如富士康，在大陸雇了幾十萬工人，工人工資比一般私營企業給的高，管理正規，產量大，不愧“世界工廠”，比公有制時代的國營企業效率高多了。

　　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就不然。比如，如今招工，尤其是私營企業招工，只要年富力強的，往往優先要男的、單身的，合同年年更新，實際沒有養老福利。換句話說，工人一旦因年邁體衰或工傷生病勞動能力下降立刻就不要了。這就確保私營企業總是占有工人一生中最強壯、工作能力最強的時期。私營企業考慮的只是自己的利潤，只利用工人一生中最年富力強的那一段，其餘的一切都不管。而當年公有制的企業不允許隨便解僱工人，不允許把年老體衰、工傷有病、有家庭負擔的工人當包袱甩掉。因為公有制考慮的是整個社會的利益，這就必須考慮工人的一生——你只要年富力強的，那人總會老，一旦老了怎麼辦? 不要了就等於把工人當包袱甩給社會，企業沒事了，但社會要出事了。人到哪裡都要生存，不能採用合法手段生存就必然採用非法手段生存。私有制不管工人的一生，公有制必須管。

　　我當年曾聽說過一件真事：某工廠一小青年犯了廠規造成了損失，工廠打算開除。街道辦事處、派出所都派人到工廠說情，說這小青年是犯紀而沒犯法， 如果不是萬不得已，能否考慮在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因為如果這個小青年被開除了，街道辦事處、派出所就頭疼了，怕他從此破罐子破摔危害社會。最後工廠沒有開除這個人，只給了處分。可見公有制體制下看問題的最終出發點是整個社會的總體利益，而不純是某工廠這個局部的利益。

　　這種事在今天可能嗎? 企業只管企業自己的利益，工人下崗就下崗，失業就失業，死活隨你去，把活生生的人當包袱一甩了事。你企業沒包袱了，整個社會背上大包袱了——最大的人權是生存權。你可以不管“弱勢群體”的死活，但“弱勢群體”自己不能不管自己的死活，不能採用合法手段生存就必然採用非法手段 生存，結果就是社會問題愈演愈烈，家家戶戶安裝防盜門窗，到處僱傭保安警衛，大街小巷武警充斥荷槍實彈……企業甩了包袱降低了成本，整個社會背上了多少包袱、增加了多少成本?

　　如果單純地看單個企業的效率，很容易找到證據說私營企業效率高——別的不講，起碼私營企業的職工全是清一色的年富力強、處於人生中最能幹活的年齡段，而且沒有“工人福利”的“包袱”。而當年的公有制企業呢?沒法比：不能解僱，不能淘汰，背了一大堆福利包袱。從局部看，從眼前看，從單個企業賺錢的 角度看，私營企業效率顯然高，但從整個社會角度看，光算全社會為治安而增加的人手和費用這一項，總的用人是多了還是少了? 開支是增了還是減了? 效率是高了還是低了? 但這一切對私營企業的資本家來說都是零，因為這些成本開支都由社會承擔，由別人承擔，不由自己承擔，不但不影響自己的利潤，反而增加自己的利潤——換句話說，這就等於用增加社會負擔的辦法增加自己的利潤，把自己的利潤以社會負擔的方式轉嫁給全社會，不折不扣的損人利己。

　　由此可見，目標不同，出發點不同，衡量標準不同，“效率”的計算方法不同，結果就大不相同。

　　另外，計算“效率”不能簡單地看表面數字，還必須把一切“潛規則”“隱性開支”也計算進去。

　　如果把“交際費”、“活動費”、“好處費”、“公關費”、“廣告費”、“贊助費”以及數不清的罰款、關係費、人情帳等等統統計算在內，私營企業的“效率”還能象某些“精英”吹噓的那麼高嗎? 而這些苛捐雜稅“隱形開支”是中國特色私有制的特色：“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剛剛看到一條新聞：“中國無線音樂高管外逃：提前5年布局，捲款超過幾個億”——從賴昌星算起，如果把中國特色的私有制下這麼多年來被私分、被貪污、被盜竊的財富、因走私、貪贓枉法造成的損失等等都算上，從創造財富的角度看，整個社會的總效率是高還是低?　

　　只要記得歷史，就能知道“精英”們“只要‘深化改革’、‘政治改革’、‘民主化’、‘多黨制’就一定能消除那些權力的敲詐勒索、實現市場經濟的‘良性循環’”之類睹咒許願都是自欺欺人：這套信誓旦旦從“公車上書”起就沒斷過，到現在一百多年了，代代吹牛，代代破產，從來擺脫不了“想走資本主義， 走不到資本主義，走來走去走到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歷史怪圈——從清末到民國到“改革開放”，每次都必定有“精英”跑出來說，只要這樣、只要那樣就一定能建立起健康的市場經濟，每次都必定滿不是那麼回事，每次的結果都必定是“鬼打牆”般回到殖民地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老路上來。道理前邊講過：在帝國主義時代、處於殖民地狀態靠權力搞資本主義，就休想避開以權謀私，就休想避開權力經濟的規律，就休想改變“當殖民地對以權謀私最有利”的利 益權衡規律，到頭來就休想消除權力的敲詐勒索。(而每次“精英”都照例要用一番事後諸葛亮來推卸：如果不是這樣、如果不是那樣，歷史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 這話其實跟睹棍或賭場老闆一個調調：如果不是這樣、如果不是那樣、只要下回這樣、只要下回那樣，就一定能如願以償贏個頭彩撈回一切，徹底改變命運……)

　　也可以從另一種角度看公有制：搞經濟最怕權力敲詐，不得不花錢買權力應付。而對付權力最有效的辦法是權力。公有制就是給所有經濟單位都派個免費的權力保護，用權力對付權力，一下就抵消了一切權力的敲詐勒索：你有權力做靠山，我也有權力做靠山，每個經濟單位都有個權力“婆婆”——歸口管理部門。不 管是工廠、礦山、商店、農村都有自己的權力“婆婆”：公交口、商業口，農林口……誰敢欺人太甚，我立刻逐級上報，請出自己相應級別的權力“婆婆”交涉，光 明正大擺事實、講道理、權衡利害、協調解決，而且一般總是迅速解決。私有制下買來的權力保護是暗的，見不得人的，價格無底洞沒商量，時間沒完沒了。而公有 制下合理合法的權力保護是明的，光明正大的，免費享有，而且解決問題迅速果斷。這就是說，公有制下經濟單位根本不怕哪兒冒出個權力勢力來敲詐勒索橫行霸 道，更用不着小心翼翼花錢“擺平”——權力“婆婆”保護你是職責，保護不力出了問題自己得負責。主管的部門出了問題沒及時解決，一下子就能暴露，很快就能 “通天”。這樣一來公有制單位不管多小，都不是孤立無援的，都有靠山和可靠的後方，出了事都有地方求援求助。而私有制企業是不折不扣的大海孤舟，沒有永遠 的朋友，沒有永遠的靠山，卻到處都可能有敵人或致命的威脅，隨時隨地可能遭受滅頂之災，有難時指望誰全靠自己平時睹運氣拼老本。把這一切都算上，還能說公 有制“效率低”嗎?

　　但看公有制應該從更本質的角度看。公有制的核心是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所以人人的權利相等，對主要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也相等，所以主要生產資料不屬於任何一個私人而平等屬於大家，於是乎公有。用這些生產資料創造出來的財富自然屬於大家，人人都能夠通過某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地享受到其帶來的好處。

　　私有制的核心是人與人不平等，而是分為“優等”與“劣等”(或曰“上等”與“下等”、“高等”與“低等”、“聰明”與“愚昧”、“優秀”與“低 劣”、“精英”與“屁民”之類)。“優等”人才有生存的權利，“劣等”人從屬於“優等”人，只有被“優等”人需要時才有資格生存。一旦妨礙了“優等”人的 利益，“劣等”人必須被犧牲、被淘汰。既然如此，那主要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就不平均屬於所有人，而只屬於“優等”人。用這些生產資料創造出來的財富也只屬於 “優等”人。

　　地球資源有限，私有欲望無限，不管有多少資源都不夠占的。因此只要是私有制，就必然導致資源只為少數“優等人”占有、讓其他“劣等人”為自己勞動、自己不勞而獲。其結果必然是人與人的生存權的不平等——“優等人”剝奪“劣等人”的生存權。

　　“優等”、“劣等”如何劃分? 說到底憑權力劃分：誰有權誰說了算，誰有權誰必定“優等”。

　　可以發現一條規律：擁護公有制的人總是堅持“人與人平等”的原則。而擁護私有制的人總是堅持“人與人不平 等、分優等劣等”的原則。擁護私有制的人總是動不動就罵對手“腦殘”、“智障”、“愚昧”、“無知”、“低賤”、“不開化”、“精神病”、“瘋子”、“沒受過教育”、“知識貧乏”……說到底是要證明對方屬於“劣等人”。既然是“劣等人”，那提出的觀點自然“劣等”，不值一駁，誰信就證明誰也“劣等”。如此 一來，這場辯論自己便不戰而勝——把一切是非歸結為人的“優等”“劣等”，用人的“優等”“劣等”解釋一切是非。只要從生理上、血統上、出身上證明對方是 “劣等”，一切問題就立刻迎刃而解，用不着再絞盡腦汁明辨是非。

　　擁護公有制的人的基本原則是“人與人平等”，不需要靠人身攻擊、人格侮辱來辯論，而靠擺事實、講道理，通過分析階級利益、階級立場來說明問題。也就是說，可以指責對方的利益立場、人品道德、邏輯水平等等，但決不屑靠指責對方有生理缺陷、血統“劣等”來證明自己正確。

　　(尊重對手的人格實際也是尊重自己。用“腦殘”、“智障”、“愚昧”、“無知”、“低賤”、“不開化”、“精神病”、“瘋子”之類侮辱對方，實際是在侮辱自己——如果對方真是“腦殘”、“智障”之類，那你豈不是在欺負殘疾人?——打瞎子、罵聾子、欺傻子、踹寡婦門、挖絕戶墳……很英雄嗎?很威武 嗎?很光彩嗎?很了不起嗎?如果對方沒有生理缺陷，那你豈不是在公然撒謊?所以用“腦殘”、“智障”之類罵人之前最好能想想這條“墨菲定律”：“別跟傻瓜 吵架——別人分不清誰是傻瓜。”)

　　從公有制的角度看，既然人人平等，那每個人的生存權也相等，不存在某些人的生存權天然高於其他人的情況。要保證人人有同等的生存權，那就必須精 心設計出一個體系，確保每個人的最低收入不低於維持生存的必要支出。於是就有了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預先計劃好每個人的最低收入和必要支出，確保每個人的最低收入不低於維持生存的必要支出，從而確保每個人都有同等的生存權。

　　一天有24小時，每個人每天都只有24小時。不管如何安排，你不能安排一個人一天干25小時的事。要確保這一點，就必須事先計劃好一個人一天要做的事，保證加起來不超過24小時。計劃經濟的原則正是如此。

　　假定士兵野戰條件下負重能力是100斤。要確保士兵不被壓垮，就必須預先規定好每一項負載的允許重量，確保總重量不超過100斤。這跟計劃經濟的原則一樣。

　　“神州飛船”、“殲十”要上天，必須從一開始就精確計劃好每一個零部件的最低功能和最大允許重量，確保所有零部件加起來的總重不超過要求，功能不低於要求。一切從全局考慮——這就是總體設計。計劃經濟就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體設計。

　　總體設計是最複雜、最關鍵、最見功力的東西。前蘇聯的米格25單項技術都不怎麼先進，但總體設計整合得有水平，把不怎麼先進的零部件整合成了當時相當先進的飛機。

　　當年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基本由不識字的農民組成，單兵素質、裝備跟國民黨軍隊、日軍和美軍都沒法比。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卻把這“很土很原始”的 士兵整合成了百戰百勝的鋼鐵雄師，打出了新中國。這也可以說“總體設計”整合水平高。(難怪拿破崙說：“獅子統帥的綿羊軍隊總要比綿羊統帥的獅子軍隊強 些。”)

　　“總體設計”、“顧全大局”、“全國一盤棋”是計劃經濟的強項。這條保證即便某些局部的效率看起來不高，但整合起來，全國經濟的總效率一定最高——能夠避免互相抵消。　　

　　在“精英”自由化的私有制市場經濟里，國民經濟“總體設計”這個最核心的功能沒有人管，而被“經濟精英”一古腦推給了自己捏造出來的“市場神”——“市場自動調節”。

　　基督教里上帝萬能。伊斯蘭教里安拉萬能。佛教里如來萬能。“市場教”里“市場神”萬能：碰上問題——市場自會處理。出了問題——這是市場的選擇。西方諺語說：“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中國“精英”說：“人人為自己，市場為大家”——“精英”把創造財富的責任全推給“市場神”，留給自己的只有搶劫財富。

　　然而“市場神”並不神。中國“經濟精英”如果真有點常識加記性，應該記得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的教訓，應該明白為什麼從那以後凱恩斯主義會大行其道。更何況中國特色的私有制導致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是官僚買辦把持一切的殖民地經濟、權力經濟，壓倒一切的不是自由競爭，而是權力把持; 市場調節說了不算，權力專斷說了才算。在資本主義經濟里都不萬能的“市場神”在這裡更沒辦法“自動調節一切”。雖然“精英”吹的是“人人為自己、市場為大家”，實際結果卻是“人人為自己，沒人為大家”、“人人為自己，從此無大家”——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一哄而起，一鬨而散，一涌而上，一潰千里，從有組織的蜜蜂變成一群無頭蒼蠅。

　　剛剛從孔慶東的文章里了解到：“新報訊，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的一項研究顯示，北京因為塞車等問題，已成為全球上班交通痛苦指數最高的城市。”(孔慶東：《人間七月好風光》)

　　汽車是用來開的，不是用來塞的。有車不開或開不動就是浪費，毫無“效率”可言。要避免這種浪費就得有總體調控。最根本的總體調控不是頭疼醫頭、 腳疼醫腳的分“單雙號”，而是提前就根據某地區經濟規模估算出交通總量、汽車流量、公路網的通行能力和潛在發展餘地等因素決策，修路的同時限定最高汽車最高流量，並據此限制汽車總數量。這就避免了“有車無路”的浪費。要說效率，是這樣通過計劃未雨綢繆地避免浪費有效率，還是盲目隨波逐流亂碰亂撞、把整個城市變成“全球上班交通痛苦指數最高的城市”還一籌莫展有效率? 從整個社會的資源合理使用的角度看，有計劃總體調控才是真有效率。但如今“精英”把總體調控推給了“市場神”，而“市場神”面對中國特色的私有制束手無策：限制汽車總量就限制了汽車製造商、推銷商的利益，限制了GDP，限制了“政績”;限制汽車 總量就意味着不能人人都可以隨時隨地隨心所欲開車，那限制誰、不限制誰的根據是什麼? 為什麼? 個人利益高於一切，憑什麼他的權利高過我?憑什麼要我為他的 權利而犧牲? …… 中國特色私有制的這一切特色作用的結果就是“市場神”不靈，汽車無限制增加，交通無限制阻塞，“成為全球上班交通痛苦指數最高的城市”， 解決辦法是保證特權車，用單雙號之類限制其他人開車——鼓勵你買車，限制你開車，這不是明擺着逼你浪費嗎?這麼一算帳，誰的效率高?

　　又比如高等教育——為什麼如今大學生“畢業即失業”? 因為“教育產業化”取消了“總體設計”，把一切交給“市場神”去“自動調控”。“市場”總是滯後，沒有前瞻，而教育需要的卻是前瞻——提前預測到哪年需要什麼樣的人才、需要多少、如何安排才能做到人盡其才供需平衡。計劃經濟能做到這些：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各行各業的需要制定培養計劃，根據計劃招生和分配，大體保證招生人數與畢業生就業人數平衡，避免“畢業即失業”和“學非所用”。但要做 到這一點就需要公有制——人人平等，不管上不上大學，人格、權利都一樣，上大學僅僅是一種職業選擇而不是“優等”人“劣等”人的劃分甄別。只有這樣才能讓人們出於興趣愛好坦然面對上大學而不是處於恐懼和利害算計不顧一切被迫上大學，尤其是在國民經濟規模不足以使所有人都受高等教育時。而這在中國特色的私有 制下根本行不通。結果就是應試教育使中國孩子沒童年，從小就“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在考試煉獄裡掙扎，負擔誰也控制不了，方方面面誰也不管孩子總負擔實際是多少，都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加碼加碼再加碼。如果把一切都加起來不走樣地照辦，恐怕一天24小時都不夠。費勁九牛二虎之力學了出來，卻“畢業即失業”—— 這難道不是浪費?這還有什麼效率?但這只是從普通老百姓、從學生、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看問題。從“教育產業化”、從榨百姓血汗、從發學生財的角度看，這 “效率”不但不低，而且很高——立場不同，利益不同，對“效率”的評價完全不同。

　　再看看住房建築——毛澤東時代建築的口號是“百年大計，質量第一”，條件再艱苦、設備再落後也沒有豆腐渣工程——“紅旗渠”全是最原始的手工作業，但那質量比如今多數用現代化設備修的建築不知結實多少倍。那時修的橋甚至如今用炸藥都炸不塌，這麼多年用起來個頂個決不含糊。而如今的建築呢? 不知多少豆腐渣。別說地震，一場雨一陣風就能吹垮，甚至沒風沒雨自己就東倒西歪自行崩潰。據官方報道，如今的建築是“平均壽命30年”——比毛澤東時代的“百年大計，質量第一”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從整個社會資源使用的角度看，公有制時代的“百年大計，質量第一”當然比私有制的“豆腐渣工程”效率高。但從房地產商和建築承包商賺錢、從官員搞GDP政績吃回扣拿賄賂的私利角度看，能夠隨建隨塌、隨塌隨建的“豆腐渣工程”的效率才真正高——立場不同，利益不同，對 “效率”的評價完全不同。

　　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系通過計劃確定商品的價格，通過物價局監督控制商品的實際價格。這樣國家就能準確知道老百姓維持生存的必要開支，能採取相應措施保證老百姓的最低收入不抵於維持生存的必要開支，使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有保證，沒有後顧之憂。這就是說，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系裡有人為 每個老百姓的生存權做“總體設計”，確保老百姓的基本生存不受危害。這樣的社會自然和諧安定。

　　中國特色的私有制徹底取消了對老百姓生存權的“總體設計”，毫無顧忌地“甩包袱”，把老百姓的生存權一古腦當包袱摔給了老百姓：醫療產業化、教 育產業化、住房產業化、取消福利、下崗、失業、自謀出路……政府除了向老百姓發號施令、徵稅撈錢之外啥也不管，一切由老百姓自己負擔。沒了“總體設計”， 再也沒人也沒辦法確保老百姓的生存權：老百姓的實際收入是多少?實際負擔是多少? 為維持生存必不可少的收入是多少? 老百姓還能不能承受得起? 對這些生死攸關的問題，“改革精英”們絲毫不當回事，很乾脆地把這一切推給了“市場神”——“市場自會調節”、“接受市場檢驗”、“由市場來挑選”……“主流經濟學 家” 樊綱說得很乾脆：“財富分配應該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換句話說，“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麼幹都可以。”——“改革精英”們只對如何掠奪財富感興趣，只對如何壓榨老百姓有興趣，只對老百姓身上是否還有油水可榨感興趣;對如何創造財富、如何保護創造財富毫無興趣;對老百姓還承受得了承受不了、還能不能生存 下去毫無興趣。他們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對老百姓壓榨壓榨再壓榨，直到不能再榨為止——這個“不能再榨”是客觀制約，不是主觀制約。也就是說，能約束“精英” 壓榨老百姓的東西是客觀的威脅——“老百姓造反”，而不是任何主觀的善意——“道德的血液”、“以人為本”、“尊重生命”之類。魯迅說：“和尚喝酒養婆 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獄。巫師對人見神見鬼，但神鬼是怎樣的東西，他自己的心裡是明白的。”背叛信仰的人不再有任何道德底線，不會受任何意識形態和良心的制約，不會有任何長遠打算，一切只認現錢、現貨、“現禍”(眼前虧)，其他概不買帳。樊綱說：“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經濟學家就是應該不講道 德”。“精英”們判斷老百姓身上是否還有油水可榨的唯一標準是“老百姓造反不造反”——只要老百姓沒造反，那就“還有漲價的空間”，就要繼續加碼壓榨， “驢不死不卸磨”，直到“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草”。老百姓只要不反抗就會被“精英”們認為負擔還不重，就要繼續壓榨。因此中國特色的私有制體系裡老百姓必須學會反抗，不反抗沒人可憐你同情你，累死活該。任何對壓榨的制約、任何壓榨的有所收斂如取消農業稅、最低工資標準、禁止欠薪等等都是老百姓反抗的結果而 不是“精英”的恩賜——要說“效率”，中國特色私有制壓榨老百姓的效率實在是高。作為普通老百姓，你願意要這樣的“高效率”嗎?

　　沒真本事當不了百戰百勝的統帥。沒真本事幹不了成功的總體設計。沒真本事幹不了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干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首先得公正廉明，不能自己計劃自己發財。其次得有全局觀念，不能只計劃自己的家鄉小攤子發財。此外得懂得國民經濟的要害，得善於了解情況，得善於抓主要矛盾，得善於協調指揮，得善於發揮方方面面的積極性，得極端負責，得……

　　最後一條：得任勞任怨、不計報酬——毛澤東時代搞計劃經濟的收入都不比別人高，沒有“灰色收入”，沒有“潛規則”——當然，也有點“特權”，就是到哪兒都受歡迎：“計劃是龍頭，企業是龍尾。龍頭怎麼擺，龍尾怎麼甩”。

　　由此可以理解“經濟精英”們為什麼那麼恨計劃經濟：沒真本事還要裝出無所不知的樣子，真讓他們干計劃經濟就等於讓濫竽充數的一個個單獨吹竽，立刻要徹底露餡——就憑這他們也非把計劃經濟幹掉不可，更何況還能利用私有化發大財。有了“市場神”，“精英”們啥也不用干，每天念念有辭禱告完“市場神”剩下的事就是遊山玩水、招搖撞騙、吃喝玩樂、敲詐勒索、互相吹捧、潛規則、發大財。不管出了什麼事往“市場”一推了事，什麼責任都不用負。毛澤東時代計劃 經濟下官員幹活多拿錢少，私有制市場經濟下官員不幹活光拿錢，而且拿的是名目繁多天文數字般的高薪、福利、補貼——就憑這，如果“精英”有心以權謀私，你 說會選擇哪一樣?

　　【panqing215】網友說：“只要整個社會都是在努力，可能方向不一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問題都會解決。最明顯的就是社保醫保問題，國家不就在摸索和積攢中找到了方向嗎?”

　　第一，“社保醫保”這類問題毛澤東的計劃經濟時代早就解決了，連農村都有“五保戶”，真正的全民保險。但這些全被“改革開放”一刀砍了。君不見厲以寧的名言乎? “我主張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類似的主張 還有“60歲退休，活到90歲，吃30年養老保險，說不過去啊”。如今的所謂“社保醫保”跟“領導幹部帶頭下礦井”一樣，不過是因為混不下去了，不得不聲 稱要把丟掉的毛澤東時代的司空見慣撿回來安撫人心，並不是真正“在摸索和積攢中找到了方向”—— 如此“改革新成就”，怎麼就不怕說是“倒退到毛澤東時代”了?

　　第二，對普通老百姓來說，享受“社保醫保”的實際條件很苛刻，很多人實際享受不到。比如農村“60歲以上老人一個月55元”的福利，許多地方的老人就拿不到或不能持續拿到。而這點福利與如今實際的物價相比解決不了多少問題，甚至有跟沒有差不多，聊勝於無。在現實情況下這一切更實際的效果是吹噓宣傳麻醉人心——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政府稅收已經世界第二，如果真想解決問題，完全可以雷厲風行把浪費在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車消費、購買外國白條、對外讓利豁免、大搞政績工程、豆腐渣工程的民脂民膏用到解決老百姓的後顧之憂上來，這才叫貨真價實。象現在這樣只畫個大 餅擺個姿態就大吹大擂根本就是在演戲。

　　第三，“只要整個社會都是在努力，可能方向不一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問題都會解決”的說法過於盲目樂觀。如果方向不一樣，那“整個社會都是在努力”的結果可以互相抵消。比如“反勞動積極性”。

　　⑶“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善，中國成了世界工廠，外匯儲備世界第一。這難道不證明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效率高嗎?”

　　錯。實際不是“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是“改革開放使發生在中國的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注意，“中國經濟”與“發生在中國的經濟”不是一回事。

　　如果是“中國經濟”，那就應該屬於中國：中國所有，中國控制，成果為全體中國人享受。

　　而如今發生在中國的經濟活動卻不屬於中國所有，不由中國控制，成果不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所享受。

　　——不屬於中國所有：產品開發是別人的，設計是別人的，市場是別人的，核心技術是別人的，工藝是別人的，關鍵零部件是別人的，要害設備是別人提供的，銷售渠道是別人的，中國人僅僅參與產品生產中的一環，而且是最賺不到錢的一環。

　　——不由中國控制：中國毫無定價權，買什麼什麼漲，賣什麼什麼跌。匯價要看別人眼色。發展要靠別人的恩賜。 自己的錢自己花不成，只能按照別人的吩咐乖乖買外國白條，眼睜睜看着一天天縮水蒸發。整天苦苦哀求別人“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戰戰兢兢惟恐別人 封鎖禁運反傾銷。“負責任大國”只對外資外國負責，不對中國老百姓負責。

　　——成果不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所享受：中國人大量消耗了自己的資源，付出了無數血汗辛勞，獲得的是微不足道“象刀刃一樣薄”的報酬，還要把其中一大部分變成外國白條白白蒸發掉，還要再加上全國性的環境污染。

　　這一切足以證明所謂“中國的生產力”不屬於中國，而僅僅是外國生產力在中國的延伸;所謂“中國的經濟”不屬於中國，而僅僅是外國經濟在中國領土上的運作。

　　如果有人拿自己的血和腎換錢，這樣的錢再多也只值得憐憫，不值得羨慕，因為這是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換錢。

　　如果有人不但賣自己的血和腎，而且連自己子女的血和腎也賣了換錢，這樣的人不但不值得羨慕，而且令人憎惡——自己的健康生命不顧了不算，連子女的健康生命也不顧，拿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和生命換錢。

　　如果換錢的目的並非生活所迫，而是為了裝點門面擺闊顯示“成果”，那簡直是極端卑鄙無恥了。

　　如今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的發展”是用什麼換來的？環境污染。全國性的污染。驚人的污染。無可挽回的污染。 愈演愈烈的環境污染——這難道不同樣是“拿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和生命換錢”? 這樣的“突飛猛進的發展”跟賣自己的血和腎還不算，還要連自己的子女後代的血和腎也拿去賣，用來梳妝打扮裝點門面擺闊顯示“成功”有什麼本質區別?有什麼可吹的?

　　而如此“突飛猛進的發展”的實際內容呢? 拿出去的都是中國最好的東西：物美價廉的產品，礦產中的精華如稀土，老百姓的血汗。換回來的都是別人不要的東西：淘汰過時的技術。垃圾。污染。外國廢紙——嚴格說是有選擇性的廢紙;如果想用來買闊佬們窮奢極欲的豪華消費品，那就是真錢;如果想用來買增強國力的尖端技術，那就是一堆什麼也買不到的廢紙。

　　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如今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的發展”的實質是外國大爺用無窮無盡的廢紙換走無窮無盡的中國人力物力。

　　當年日本鬼子武裝侵略中國，用硬暴力搶走中國無窮無盡的人力物力。如今外國人換了個方式，用軟暴力——號稱“鈔票”的外國廢紙“換”走中國無窮無盡的人力物力。

　　雖然表面不同，但本質沒什麼區別，都是外國人白白拿走中國無窮的人力物力，留給中國一場空。僅僅如今面子上好看一點：“公平交易”。

　　過去“賣國”是直截了當地批發：把領土整塊整塊地割讓出去。

　　如今“賣國”是化整為零的零售：表面維持領土不變，實際把領土中的精華奉送出去，比如賤賣稀土、“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等——這比把領土整塊整塊地割讓出去更隱蔽，更惡毒：只把領土中最好最精華的部分賣掉，留下一堆垃圾糊弄老百姓。

　　當年日本鬼子用硬暴力掠奪中國的人力物力，美其名曰“大東亞共榮圈”。

　　如今國際壟斷資本用軟暴力掠奪中國的人力物力，美其名曰“經濟全球化”、“全球一體化”。

　　把當年日本鬼子對中國的人力物力的硬暴力掠奪稱為“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是無恥。

　　把如今外國壟斷資本對中國的人力物力的軟暴力掠奪稱為“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是加倍無恥。

　　當年幫助日本鬼子用硬暴力掠奪中國的人力物力的，是穿軍裝的、拿槍的“皇協軍”。其頭頭之一是汪精衛。

　　如今幫助外國壟斷資本用軟暴力掠奪中國的人力物力的，是不穿軍裝的、拿筆的“皇協軍”——“主流精英”。

　　還別說，“歷史有時相似得驚人”——當年的汪精衛與如今不叫汪精衛的汪精衛還真有的一比。

　　①都一副道貌岸然、溫文爾雅、飽讀詩書、聲名顯赫，都最符合文人“精英”的胃口。

　　汪精衛：

　　——“漂亮，才情，人品”;

　　——“汪兆銘詩文可以選入教科書!台上是領袖，提筆是文人”;

　　——“不貪錢財，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賭”;

　　——“他的詩篇詠山河，哀民生，痛名節，瀰漫着悲苦淒涼，縈繞着憂國情思。詞學大家龍榆生稱汪詩為哀國之音”。

　　②都把賣國叫“愛國”，把害民叫“愛民”。

　　汪精衛：

　　——公開投敵當漢奸，還說是為了“愛國”、“曲線救國”：“我們不是賣國，而是真正的愛國。”“我叫什麼賣國，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 個人的歷史、名譽，我是抱着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從重慶回來，從日本人手裡把中國領土拿回來……我們這是真正的救國。”(《李時雨談汪精衛》)

　　——跑到東北承認了“滿洲國”，還在“滿洲國”的盛大歡迎會上“滿含熱淚”地說：“我們以前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　　③都令人想起一首古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年身便死，千古忠佞有誰知。”

　　看不請中國被無窮無盡掠奪走的人力物力與換來的廢紙的本質區別，還興致勃勃數這些廢紙，還把這當成“突飛猛進的成就”——不折不扣“被人賣了還幫着數票子”——不，是“被人賣了還興高采烈把廢紙當票子數”。這樣的“效率”是被掠奪的效率，值得自豪嗎?

三．在公有制下如何必然傷害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

　　1．化公為私，掛羊頭，賣狗肉；假公有，真私有。

　　廣大人民如果發現“公有制”不公有，而是假公有、真私有;自己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創造出來的財富被少數人以“公有”的名義據為己有，立刻會感到自 己上當受騙，被人當傻子玩弄了，哪裡還會有什麼勞動積極性?——南京大屠殺前國民黨守城部隊士兵突然發現信誓旦旦“與南京共存亡”的當官的帶頭逃跑了，士 氣立刻崩潰，幾十萬大軍頃刻瓦解：當官的帶頭逃跑，怎麼可能讓士兵保持士氣?當官的帶頭以權謀私，怎麼可能讓廣大人民保持勞動積極性?

　　把這條反過來就是：確保公有制是真正的公有，絕不允許少數人以權謀私，化公為私，侵吞別人勞動果實。

　　2．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

　　私有制下勞動是“劣等人”的事，不是“優等人”的事——“墨菲定律”說：“當老闆要求提高效率的時候，他決不包括自己。”

　　公有制下人人平等，每個人的權利相同，都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都有“提高勞動積極性”的問題。如果只要求老百姓“提高勞動積極性”而不要求當官 的“提高勞動積極性”，那就破壞了人人平等的原則，就必然讓人感到不公，感到與私有制下的勞工與老闆的關係沒什麼不同，就必然損害老百姓的勞動積極性。

　　把這條反過來就是：

　　——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幹部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帶頭提高勞動積極性——“幹部幹部，先干一步”。

　　——“關心群眾生活，改善工作方法”——毛澤東

　　——“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鬥，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毛澤東

　　3．瞎指揮或不指揮。

　　俗話說：“當官的一張嘴，小兵拉子跑斷腿”、“主帥無能，累死三軍”。不管幹什麼都最怕當官的不懂裝懂脫離實際瞎指揮，鬧得底下百忙活、瞎折騰。費了半天勁卻徒勞無功，勞動積極性再高也給折騰光了。

　　有一次我幫朋友搬家。朋友非常熱情，一邊不停地招呼大家喝水吃東西一邊自己搶着乾重活，卻忘了最重要的一條：現場調度指揮，及時地告訴大家先搬 什麼後搬什麼，哪件東西放在哪裡——這是別人無法代替、他不說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事。結果他雖然身先士卒帶頭干，招待大家也無微不至，但搬家卻進行得亂 七八糟，效率低，積極性也大受打擊。

　　把這條反過來就是：幹部必須負起責任來，不能瞎指揮，也不能放棄指揮。

　　但如何才能“不瞎指揮”?那說起來話就長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群眾路線、發揚民主、“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群眾參加管理;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群眾、知識分子三結合)……

　　4．政出多門無所適從。

　　俗話說：“雞多了不下蛋，媳婦多了不做飯，官多了小兵團團轉”——“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再大的積極性也得互相抵消。

　　把這條反過來就是：顧全大局。分工不分家，全國一盤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同心協力，不同心也要協力。有民主有集中。該民主時充分民主，該集中時高度集中。

　　5．分工不清，職責不明；沒有分工，烏合之眾，一擁而上打亂仗。

　　把這條反過來就是：

　　——“只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毛澤東

　　——“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毛澤東

　　——“一個地區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鬥爭歷史和鬥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劃，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件， 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也不要不分輕重緩急地沒有中心地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 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並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 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毛澤東

　　——“三老”“四嚴”：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大慶精神”

　　6．熱情有餘，科學不足；計劃不周，調度失宜，窩工浪費。

　　把這條反過來就是：統籌安排，科學管理，批判地吸取外國管理制度中一切合理的東西。

　　——“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搬，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毛澤東

　　——“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堅持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 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有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 ——毛澤東

　　——“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發明——泰羅制——也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東西一樣，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 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即按科學來分析人在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餘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精確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制等 等。”—— 列寧

　　7．內鬥內耗不團結。

　　把這條反過來就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毛澤東

　　——“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發布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 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為着維持社會 秩序的目的而發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就行不通。” ——毛澤東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 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 ——毛澤東

　　8．鋪張浪費。

　　把這條反過來就是：艱苦樸素，勤儉節約：

　　——“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 ——毛澤東

　　——“在一切黨政軍機關中講究節省，反對浪費，禁止貪污。”——毛澤東

　　——“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毛澤東

　　——“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麼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約的原則，節約是 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現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幾十年以後也需要執行勤儉的原則，但是特別要提倡勤儉， 特別要注意節約的，是在目前這幾十年內，是在目前這幾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 ——毛澤東

　　——“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同志們提出，廠長、校長可以住棚子，我看這個法子好，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長征 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有房子，就那麼睡，朱總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麼睡，都過來了。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 當，這是我們過去幹過的，為什麼現在不能幹呢?只要我們這樣幹了，就不會脫離群眾。”——毛澤東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闢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毛澤東

　　9．單調乏味、重複性操作

　　把這條反過來就是：把勞動變為創造性勞動——只要無後顧之憂，從是創造性勞動是一種樂趣，積極性不成問題。而公有制能解除廣大人民的後顧之憂

　　從長遠角度講，單調乏味、重複性操作要儘量交給機器去做：“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毛澤東

　　對於暫時不具備機械化條件的單調乏味、重複性操作必須靠提倡艱苦奮鬥的精神和合理調配安排，保護保持人的勞動積極性。

　　10．賞罰不明。

　　把這條反過來就是：按勞分配，賞罰分明。

　　網友【panqing215】說：“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不也是那個時代的一部分嗎?最簡單的比方，工資級別問題，大多數人的工資是一樣 的，難道大多數人的付出都是一樣的嗎?如果我在那個時代我也會提出自己的觀點。但是如今雖然有那麼黑暗的問題，但是的確對廣大勞動者來說，干與不干，努力 干和偷懶干的確不一樣。”

　　“干好干壞”、“干與不干，努力干和偷懶干”得看從什麼角度看，實際內容是什麼。立場不同，實際內容就不同。從資本家的角度看，工人只要不象機 器那樣忙個不停、不象牛馬那樣使出全身氣力給我幹活創造利潤就叫“干壞”、“偷懶干”。但對資本家自己就未必這樣要求。工人汗流浹背拼死拼活都算“偷 懶”，他下館子逛窯子吃喝嫖睹行賄受賄都不算“偷懶”，都算“努力干”。這樣的“不一樣”值得讚賞嗎?在我看來，公有制下幹得再“壞”也不會壞到往牛奶里 加三聚氰胺、用地溝油炒菜。我寧願相信這種公有制“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條件下生產出來的牛奶——保證沒有三聚氰胺;而不願意相信如今“私有制、干好 干壞不一樣”條件下生產出來的牛奶——天知道加了什麼東西。

　　站在資本家壓榨工人的角度看問題，吃公有制下的“大鍋飯”的人永遠在“偷懶”，因為永遠不能象私有制那樣把人家最後一滴血、最後一塊筋肉的油水都榨出來，永遠還有“壓榨的空間”，這就叫“不公平”。

　　站在整個社會利益的角度看問題，“干好干壞”的標準首先看對整個社會有益無益，而且是綜合權衡一切之後的總利益。資本家衡量“干好干壞”的標準 是只看給自己私人創造多少利潤，至於對別人對社會有害無害是管不着的。所以判斷“干好干壞”、“干與不干，努力干和偷懶干”的標準取決於判斷者的階級立 場。

　　割捨具體內容前提，把“干好干壞”、“干與不干，努力干和偷懶干”抽象出來大做文章，是“改革精英”的理論詐騙重點，其真正用意是通過蓄意歪曲，把“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變成消滅社會主義公有制、全面實行私有化的理論根據。

　　如何體現“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公有制的解釋與私有制的完全不同。比如，“多勞多得”的這個“多”，怎麼才算“多”?按 “改革精英”的理論，歷史是“精英”創造的，社會是“精英”支撐的，一切財富都是“精英”的功勞，所以“多勞多得”就是“精英”拿走一切，其他人只得到點 勉強維持生命的殘湯剩飯——按照這種邏輯，“多勞多得”的結果只能是私有化。如今的中國特色私有制就充分體現了這種“多勞多得”——百分之零點幾的人拿走 80%、90%的財富，對普通工人農民是能少給一元決不只少給九毛九——“財富分配應該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

　　從公有制的角度看，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社會是人民支撐的，一切財富都是人民勞動創造的。公有制是集體勞動，一個整體，各盡所能，成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不能孤立割裂開來單算貢獻。 譬如一個人活了一百歲，心臟的貢獻是多少歲?腦袋的貢獻是多少歲? 手腳、肝臟的貢獻各是多少歲?能如此分割開來核算嗎?你可以說心臟和腦袋比胳膊和腿更要 害，所以要特別留意保護心臟腦袋，但能因此說，全身的養料分配要多給心臟腦袋、少給胳膊和腿嗎?人是一個整體，硬要把人心臟腦袋胳膊腿肢解開來算“貢獻” 的“按勞分配”是變相殺人;公有制的經濟體系也象人一樣是一個整體，硬要把公有制的經濟體系個單元肢解割裂算“貢獻”的“按勞分配”是變相破壞。人體的養 分分配原則是按需分配，不管哪個器官有多重要，一律按照實際需要分配養分，而不能因為哪裡重要就額外加量，造成局部養分過量、脂肪堆積。

　　跟“干好干壞”、“干與不干，努力干和偷懶干”之類提法一樣，同樣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公有制的解釋私有制的解釋完全不同。

　　公有制的衡量原則是“滿足所有人的生存需要”——社會財富是集體勞動創造出來的，不能撕裂開來單獨精確衡量某個個別人的“勞”具體多大，因此 “多得”的衡量標準就只能圍繞所有人的生存需要來計算——比如人一天吃一斤，那“多勞”的一天給五斤就算“多得”，“少勞”的一天給二斤就算“少得”—— 但對於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弱病殘仍然要保證一天一斤的基本生存，這是必要的社會福利。

　　私有制分配的衡量原則是“滿足少數人的貪婪需要”——社會財富是少數“精英”創造出來的，有多少“精英”就理所當然拿多少，其他人有點殘湯剩飯 已經是“精英”格外開恩、寬宏大量的“道德的血液”了，沒理由還不知足。這樣的分配原則是以滿足少數“精英”的貪婪為原則，沒有具體的數額，沒有實際的限 度——如今普通老百姓一個月收入幾千塊就了不得，甚至千把塊錢的工作都有剛畢業的大學生搶，而“富人”的門坎已經上了億，連“高薪養廉”都動不動就幾萬幾 十萬，車貼就好幾千，仍然還嫌不夠“高薪”、不足“養廉”，還鬧着“公務員漲工資”——如此收入按“滿足生存需要”為標準看不知超過了多少倍，對社會資 源、社會財富絕對是極大的浪費——那麼多錢換成吃的，肚皮再大，撐死幾回都吃不了;換成房子，個頭再大，一晚上也只能占一張床那麼大的地方，其餘的全得空 着。但按“滿足貪婪的需要”為標準看如此收入遠遠不夠——得一百萬想一千萬，得一千萬想一億，得一億想十億……總之無底洞，永無止境。

　　人的生存需要是有限的，可度量、可計算、可預測、可計劃。人的貪婪需要是無限的，不可度量、不可計算、不可預測、不可計劃。地球的資源有限，而 人的貪婪無窮。按公有制的“滿足所有人的生存需要”為分配原則，地球的資源足以確保多少億人的生存。按私有制的“滿足少數人的貪婪需要”為分配原則，地球 的資源甚至不夠滿足個把野心家的貪婪——他們霸占光了資源，其他人就只好被淘汰、被滅絕——這是大勢所趨，遲早的事。這是中國特色私有制的必然歸宿。不改 變這個大前提，任何小恩小惠都不過是麻醉人心的姿態演戲。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其他的什麼房子啊，子女上學啊，也會解決的”等等只能是自作多情的一廂情 願，實際情況只會越來越糟——別的不說，從“大頭娃娃”開始到現在多少年了，牛奶問題解決了嗎?三聚氰胺杜絕了嗎?豆腐渣工程杜絕了嗎?強制推廣轉基因主 糧停止了嗎?官員的貪污腐敗是越來越少還是越來越多?貧富分化、社會不安定程度是越來越低還是越來越高?這一切都不是幾個人演演戲、說說漂亮話就能掩蓋 的。

　　最容易不假思索地接受“改革精英”關於毛澤東時代是“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之類宣傳蠱惑的人往往是覺得自己本事比別人大、能力比別人強、頭 腦比別人發達、貢獻比別人大、應該享受特等待遇、更大報酬的人。結果就是擁護私有化、個人奮鬥、單打獨鬥。然而一旦瓦解了公有制、進入“叢林世界”“優勝 劣汰”，就會發現實際情況跟“改革精英”們的天花亂墜完全不同。這時才會發現人與人的關係是敵對的競爭關係，沒有朋友，只有敵人;自己從此不再有安定可靠 的後方，再也沒有“幸福的港灣”，到處都是戰場和危險;不再有朋友，不再有安全，不再能指望真誠與信任，人人生活在無所不在的恐懼之中，一切都必須時時刻 刻戰戰兢兢，永遠高度緊張、高度懷疑。原來在公有制下許多枝節小事用不着操心，自己可以集中精力發揮自己的特長能力做出成就來，而如今完全不同，要想不上 當受騙就必須事必恭親，對任何人都不能不戒備。此時衡量能力的標準已經不再是創造財富，而是無窮無盡的勾結權力、損人利己、爾虞我詐、掠奪財富、勾心斗 角、彼此算計。一旦筋疲力盡了，就該輪到你當犧牲品了。這一切的起點，就是自以為天資聰明、信奉“‘精英’創造世界”。

　　“改革精英”的“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說穿了其實就一條：權力決定一切——能力大小、貢獻多少、“勞”多“勞”少如何判斷?權力說了算。誰有權 誰“能力大”，誰有權誰“貢獻大”，誰有權誰“多勞”——既然“多勞”，自然“多撈”，於是誰有權誰拿走一切，這就叫“按勞分配、多勞多得”。

　　毛澤東主張的“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決不是絕對平均主義。早在1929年毛澤東就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有明確的論述：

　　——“應指出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 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因為這是現時鬥爭環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須 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主義，因為這不是鬥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於鬥爭有妨礙的。”

　　毛澤東主張“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做到大體上的平均”、“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但堅決反對無限制擴大差別，對少數人搞特權、付高薪：

　　——“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

　　——“我贊成在和平時期逐步縮小軍隊幹部跟軍隊以外幹部的薪水差額，但不是完全平均主義。我是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鬥，要成為模範的。”

　　——“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裡面就出政治，就出模範。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

　　——“獎勵勞動英雄，舉行生產競賽。”

　　從如今中國特色的私有制的現實看，毛澤東當年反對擴大分配的差別是有道理的：只要一擴大，必然是無窮大，實際執行起來根本不可能有底線，不可能控製得住，再三令五申也沒用，結果就是如今中國貧富極端分化——只要一開了頭就如同放出了一個收不回去的魔鬼，再也由不得你了：人的貪婪無止境，只受客觀制約，不受主觀制約，不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決不罷休。這是無數事實證明的鐵規律。

　　又要“獎勵勞動英雄”，又要反對擴大收入差距，是不是矛盾呢? 不矛盾。毛澤東時代公有制的獎勵是物質精神雙管齊下，有物質獎勵，有精神獎勵，精神獎勵重於物質獎勵。

　　在必要的物質保障前提下以精神獎勵為主調動勞動積極性才是真正的“以人為本”——只有人才懂得尊重精神獎勵，欣賞精神獎勵。對牲畜就不存在精神 獎勵，只存在大棒加胡蘿蔔，飼料加鞭子，因為牲畜不懂得精神獎勵。如果對人也只有大棒加胡蘿蔔這兩樣，那實際是把人當牲口對待，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是侮辱 ——就象闊佬嫖娼，鬼子犒賞漢奸，雖然錢給得不少，物質實惠大大的，但這決不意味着尊敬尊重和獎勵。

　　如今有些人明明坐地鐵公共汽車就能上班，卻借錢也要買汽車上班，顯然追求的不是物質上的利益而是精神上的滿足。雖然這種不惜工本的精神滿足—— 虛榮心——沒有什麼積極意義，但足以證明追求精神滿足是人不同於牲畜的一大特徵，不管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因此決不能說公有制的精神獎勵沒有意義，不能算獎勵，不如物質獎勵重要。

　　——“大多數人的工資是一樣的，難道大多數人的付出都是一樣的嗎?”

　　那要看如何度量。如果只看眼前，可以覺得年輕力壯的人的付出可能比年邁體衰的人的付出多，工資卻差不多，所以不公平。但現在年輕力壯的人總有老 的時候，那時候他們的付出就不如那時年輕力壯的人了。所以以一個人的一生為度量單位來計算付出與以眼前的一瞬為度量單位來計算付出，結果不會一樣。而公有制的分配原則是從所有人的一生角度考慮問題，分配時要留有餘地，要考慮以豐補欠，調劑餘缺，長遠打算，綜合平衡。而私有制的分配原則根本不管那麼多，火燒眉毛只顧眼前——眼前付出多，那就要按眼前的付出給我分配——但承認這條的同時也就承認如果將來年邁體衰付不出了就餓死活該，老闆只要覺得無利可圖就可以 把人趕走了事——這不正是如今中國特色私有制的實際嗎?這不正是如今中國社會穩定的威脅嗎?別的且不論，就自己而言，是願意一輩子安安穩穩波瀾不驚，還是願意一輩子“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走哪算哪、今天不知明天死活”? 是願意有人為你的終生安定做保險，還是願意讓你飢一頓飽一頓、餓起來餓死、撐起來撐死地擔驚受怕一輩子? 用這樣的標準看問題，對“大多數人的工資是一樣的，難道大多數人的付出都是一樣的嗎?”這種說法就會有不同的見解。

　　——“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的人性是自私的。”

　　自私就是“利己”。人有權“利己”，但無權“損人利己”，更無權為“利己”禍國殃民傷天害理。往往強調“人性自私”是假，藉口“人性自私”為“損人利己”辯護是真。不損人利己的“自私”是保護自己正當權利，損人利己的“自私”是破壞別人的正當權利。當談論“人性自私”時必須看具體條件和實際內容，不能簡單抽象地一概而論。

　　“利己”也不是絕對的，或者說，可以有不同的結果。為自己一個人的生存考慮是“利己”，為自己所屬的群體的生存考慮也是“利己”。“覆巢之下無 完卵”，自己所屬的群體一旦不保，自己的個人生存也不保。為了自己的個人生存而挺身而出去保護自己所屬的群體的生存也可以說是一种放大的“利己”。而為了 保護自己所屬的群體犧牲了自己的個人利益甚至生存，則是放大的“利己”的升華，成了“捨己為人”所以“利己”與“舍己”是對立統一，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轉 換。

　　南京大屠殺的有些受害者曾有機會拼命逃生——如果大家齊心協力一起跟警戒的日本兵拼命，雖然有人會犧牲，但其他人卻有機會逃走。在那種情況下整個群體不保，群體中的個體誰也活不成。要活命就得拼命，要利己就得舍己。但事實是當事人誰也不敢拼命，誰也不敢舍己，結果誰也沒活下來——絕對地利己，卻 斷送了自己。

　　抗美援朝則是吸取了南京大屠殺的教訓：為了和平，必須戰爭；為了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為了利己，必須舍己；為了每個人的正當“自私”，必須大公無私——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犧牲一己之私。結果是中國此後六十年來無戰禍，每個人的正當“自私”都受到了保護。

　　強調指出公有制的“干好干壞”跟私有制的“干好干壞”有根本的區別，並不是說毛澤東時代一切完美無缺，不存在提高勞動積極性的問題。尤其是文革中，當權派抗文革有兩大方式，一是消極怠工，故意放棄管理，製造混亂，讓老百姓對文革不滿；二是“打着紅旗反紅旗”，以文革的名義把一切必要的管理制度一掃而光，故意在一些國營企業製造“干好干壞一個樣”的現象。但這僅僅是一個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並不是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的普遍現象。這跟“精英”們無孔不入宣傳的“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是那個時代的一部分”、“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根本不是一回事。

　　實際上改了三十多年還沒改出個名堂的“改革”根本沒資格指責在冷戰封鎖包圍的大環境下摸索了二十多年的毛澤東時代這也不行那也不好——你好，你做出了什麼？別的且不論，“改革”三十多年來連個深入人心的正面特色詞彙都沒創造出來，反而把無數原來意義美好的用語詞彙全弄變了味，變成了貶義詞，如“小姐”、“同志”、“精英”、“教授”、“學者”、“專家”、“俯臥撐”、“打醬油”……至於能跟八個樣板戲比美的文藝作品，“改革”三十多年來可曾拿出過一個? 如今琳琅滿目的“故事新編”——靠改變老作品濫竽充數，本身就說明現在的“精英”才盡詞窮，連象樣的劇本都創作不出來，更不用說搞經濟建設了。(而且現成的故事改編都改編得一塌糊塗，如不倫不類的新版《紅樓夢》)至於幾萬億地買外國廢紙、強制推廣轉基因主糧、三聚氰胺牛奶、有毒偽劣疫苗、地溝油菜、豆腐渣校舍……這一切又是誰的責任? 如果真的“干好干壞不一樣”，怎麼不見對這幫一天到晚吃人飯不拉人屎的“精英” 有任何懲處? 這算什麼“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放着如此的賞罰不明不管，單獨指責毛澤東時代“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公平不公平?

四．小結

　　“公有制下如何推動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遠遠不止這十個方面。如果一一詳細列舉那幾本書都寫不完，只能舉這幾個例子從側面說明一些原則。這些原則也不是全部。要知道全部原則得看毛澤東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