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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孔子晚年对自己一生学术进途的总结。这里的年岁只是大致的，是个大约十年为一阶段，有所进展的意思。对每个人来说，这个阶段都是不同的，不能够说一个人到了三十就一定有所立。一个人的生理年龄阶段和社会阅历阶段与认识有一定的相关性。如，为人父母会对一个人的整体精神生活有个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没有儿女的时候不会发生，在有儿女之后也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一定会发生，不是决定性的。所以三十而立的三十是个虚指，而立才是重点。

孔子的才智大约与现代人中最杰出的那些人相仿，拿现代人中最优秀的放在孔子的时代，大概也很难超过他的境界。孔子又毕生学而不倦，才能够有十年一阶段的进展，达到极高的精神境界。这个进展是大多数人瞠乎其后的。一个人一生能够达到立，就很不容易了。

立之前，最重要的是志于学。没有志于学，也就没有立的发生。孔子所讲的学，不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也不是侯外庐所讲的诗书礼乐一类的东西——此类的东西都属于孔子所讲的“艺”。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不管自然还是诗书礼乐，都是游于人世的技艺。孔子多艺，但孔子的立，不在于这些技艺和成就，而是其根源上的一个境界。有了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所能容纳的艺，就不那么难以接近了，这是孔子多艺的原因。专于一艺，被自己在社会中的成就裹挟，也很难立得住，如同壁里安柱，反而被自己的成就名声所牵累或奴役，与之共命同波。这类的艺，是可以一宿，而不可安身立命的所在。

孔子的志于学，即是志于道。之所以说学，不说道，大概是孔子与老子的进途相反，孔子要从普通人的人道讲起，老子则是从没有身的天道讲起。学带有人道的意思，有时则可以专指仁义这样的人道知识。如《列子·说符》中的故事，说一个人的两个儿子，“其一好学，其一好兵”，这里的学，就是特指仁义治国之类的东西，因此不烦说明。《论语·学而》里，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所讲的，也是专指仁义，如果将其理解为自然知识或诗书礼乐的本身或基础，就未免牵强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所讲的这句话，未必得到了孔子的认同。

孔子能够有所立，即是据于德而能岿然不动。道不是人能够得而有之的，但德是可以德而有之的，这里后一个德字是动词。立是个不可动摇的意思。能被撼动，反复不定，跷着脚有所求，都谈不上道德，也就没有立。孔子在三十岁左右（自认）已经扎下根基了，所以说三十而立。别人可能不会选择或同意他的立足点。但从孔子来讲，他从这一点出发的言行都是一致的，立而不动的，不会信口雌黄，也不会自相矛盾——这样的情形有可能发生，那时他就知道自己也会犯错，改正之后不仅不动摇，而且所立愈坚，所以才会闻过则喜。没能有所立的人自称闻过则喜，则不近情理；柏杨讲现代人闻过则怒，这样的人倒是有几分真在里面。君子和而不同，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点如果能像孔子那样立得住，那么就会产生独立的思想；如果立不住，那就还是或者沙上筑塔，或者被人左右。所以孔子的立，不是专指某一学问或认识，而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整体的视角——这即是德的本意。赖蕴慧在她的《剑桥中国哲学导论》中，对德的论述，已经接近了这个认识。境界就不是可以一条条穷举的，知道这一点，就容易辨出对所立为何的诸多错误理解了。

立与信是相伴而生的。无信不立，而不立却能有信，也不可能是彻底的。怀疑论者最大的缺陷是不可能有立。因为彻底的怀疑论者最终将导致对自身的怀疑，所以只能是游荡不定的，只具有破坏，而不可能有所建立。孔子说，“四十不惑”。也就是说，他在立的时候，仍然有惑，而不是不惑之后方才有立。孔子说：“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有立的人，别人可以来骗他迷惑他，但不能使他被愚弄，作出与他所立相违背的事情。这里的信与迷信不同，而类似于信仰，信仰的关键在于一个人的内在的诚，没有内在的诚，就谈不上信仰；而迷信的关键在于外在的主宰。《说文》中解信，“诚也”，也是指向内在的关键。而“言必信”，这样的外在的事情，虽然难能可贵，但只知道这样是信，被这种信所局限，只能是可以陷的小人。

立是不惑的前提，否则惑中有惑，不能穷尽。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达则不惑，所以仁者有立有达；不能立不能使人立，也不能己达乃至使人达。孟子的“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这句话，也是从学到达的描述，可以与“三十而立”一句互相参详。

从孔子的三十而立，敏锐的人，大概已经能够看到庄子的不物于物的影子了。道家与儒家的相通性和继承性之深远，远远超过寻常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