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性格：《風氣篇》

楊道還

社會風氣的勢，理與利

（上）

風起於青萍之末，社會風氣肇始於一人兩人，從心開始。曾國藩《原才》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來自哪裡）?自乎（從）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籍籍）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以其為首領）而受命焉；尤（更）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御者也。”

曾國藩這裡用的是“民”字的本意。《說文》有，“民，眾萌也”。段玉裁解萌，說：“萌，猶如懵懵無知兒也”。僵化地講究政治正確的人會認為這是對民眾的輕視。但這只是一種實際情況。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認為不需教育，此中隱含的認識就是，教育缺失，就會導致懵懵無知的民眾，因此要人為地強化教育。但教育幾乎在任何國家，都存在缺失的情形，事實上導致大批懵懵無知民眾的存在。一個稍具文明的社會，不能棄這些人於不顧，這是極為現實的問題。除了教育的缺乏，社會分工，如社會學的專業化，也導致很多其他專業的人士對社會的認識處於懵懂狀態。這也是非常現實的情形。

這樣的“懵懵無知的民”，需要在社會，在現實生活中，而非學校範圍內，繼續學習以便參與到社會中去。他們的思想趨向，往往不是出於系統的理解認識和自己的獨立判斷，受外在的社會風氣的影響往往較大。而一個人的生活圈裡的社會風氣往往因一兩個意見領袖而定。這裡的意見領袖，可能是某一政治人物，團體，傳媒，學者，甚至商人等，總之是個某種權威人士。越權威，惟其馬首是瞻的追隨者越多。他們主張的或者是智，或者是義，或者是利，不管是哪一個，不管是智還是愚，善還是惡，就影響力看，沒有太大的區別。

意見領袖既然稱為領袖，就是有人眾追隨。眾人所趨，就形成一種勢力。這個勢力一旦形成，正如曾國藩所講，“雖有大力，莫之敢逆”，能夠威迫裹挾那些不追隨，持不同意見的人們。這樣的勢力一旦站穩腳跟，就從無形的風轉成固定的習俗。在先秦學術中，這即是義轉為禮，或者說對禮的塑造過程。在某種“義”是有天理人性基礎的情況下，就形成好的傳統。在某種“義”是膚淺低級的情況下，就形成陋習。

舉例來說，中國人的鬧洞房是個傳統。在男女授受不親，非禮勿視的社會氛圍中，鬧洞房給社會的性壓抑一個渲泄的渠道，可親可視而不妨禮節。鬧洞房對社會的作用，就如節日：節日是人類特有的，從一成不變的生活中脫離出來，哪怕是暫時的，也對人的心理有莫大的慰籍，因為這是人性的一個根本特徵。但在現代中國，社會規矩與不親勿視近乎相反，很多地區鬧洞房傳統就完全墮落成為陋習，近乎變態性虐。

從社會風氣起處，就知道慎終追遠的人很少，所以社會風氣多是發起在先，先有狂簡，後有取裁。而社會上的普通人總是只在對社會風氣有所不滿，甚至厭惡的時候，才想到如何改變的問題。這裡就牽涉到勢的作用，尤其是改變勢的問題。

勢是常變的，此一時，彼一時。韓非子說：“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韓非子·難勢》）。《說文》解勢說，“勢，盛力，權也”。這裡的盛是動詞，如盛水一詞中的盛的用法，含有蓄而未發的意思。勢不是力，勢與形，物有關，指的是（形或物的高下）所盛之力。勢往往與權連用，權勢。權，即能夠對形或物變化起來時的走向有所影響之意。權是局域的，勢是廣域的。權勢一詞，既有指權本身的情形，也可看作“權”和“勢”的複合詞，即權與勢分離：勢存在於客觀條件，有權的人不能占有勢，情況的走向由兩者共同決定。集權社會中，政令不行，是權與勢分離造成的。借用韓非矛盾的寓言，集權要求絕對自由時，需能控制任何勢；而勢當其大時，莫之敢逆，勢不可當；這兩者必有一敗。

在先秦學術中，對勢這個範疇的重視從老莊始，為兵家法家所重。兵家法家對勢的討論，尤其是任勢而動的思想，與老莊有很深的聯繫，帶有濃厚的道家意味。但對於自我與勢的關係，孔孟卻比兵家更接近老莊。韓非子的矛盾寓言，是他用來說明“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韓非子所講的賢，應該就是孔孟一流人，甚至包括老莊。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老子·八》）。水處惡，即是沒有任何勢的卑低之處。老子認為聖人常處於勢不能及的地方，不去占有勢，不為勢所動，而可以為勢。莊子則避勢，講勢不能及處的妙境，講“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史記·日者列傳》）的道理。

雖然《論語》中沒有直接提及勢，但從孔子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來，孔子不為勢所動，行動有時順勢，有時逆勢。孔子在不以勢作為行動的原則這一點上，與老莊類似；在鄙視勢這一傾向上，與兵家法家的傾向正好相反。在順勢與逆勢中，孔子主要表現出的是雖逆勢而不改；孔子要順勢掌握權柄，也是為了扭轉勢，所以說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論語·憲問》）。孟子的浩然之氣，可以抗擊“莫之敢逆”的大勢——“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但孟子的浩然之氣不是專門用來逆勢的，而是自身的本性修養，他說：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孟子·盡心上》）

孟子與孔子的儒家，表面上看起來有所不同，其實質卻是一脈相承的。宋儒就將這一點看得很清楚。表面上看，孔子時常有類似於道家的嘆惋，“天何言哉”；而孟子則咄咄逼人：“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又如，“（曾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而孟子卻常有再為馮婦之心（《孟子·盡心下》。馮婦力能打虎，後來向善不再打虎。這天他在野外，眾人逐虎到一個角落，不敢打，看見馮婦，就請他。馮婦就欣然下車。眾人很高興，士人認為馮婦（違背了誓言）而嘲笑他。）。此類的例子甚多，不必一一列舉。

孟子與孔子一脈相承的是朴，兩人的不同，部分是學術分工不同，部分是性格和稟賦上的不同：孔子文一點兒，孟子質一點兒，正是“君子和而不同”所講的情形。孟子見梁惠王，不大看得起王的威勢，第一句話就是搶白：“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的愕然可以想見。如果這是孔子，梁惠王多半會問：“禮是這樣的嗎”？但碰到孟子這樣的性情，梁惠王一想到“能拿這老頭怎麼樣”，充其量只能翻翻眼睛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