臆談古希臘與中國學術之源楊道還引子：這篇博文是從老幾博的文章後面的評論擴展而來，幾兄文章鏈接在此：http://blog.creaders.net/u/2372/201606/259132.html。我認為古希臘與中國學術是同源的。大家都是按照幾乎同一樣的“道”，一步步走過來的。世界只有一個，沒有誰是外星人，只好都在這個世界行走。這讓我想起個笑話：沒有任何外星人接觸人類，正是外星智慧存在的最好證據。人類學之所以稱為學，大概也是因為這樣的假設：處於不同地理位置的，發展程度不同的人群，應該有共同的文化發展特性。如其不然，人類學就墮落為人種學的百科，成了按照研究猴子的辦法來研究人，發生人種論那樣的流弊。韓愈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這是用文化區分人類，與人類學異曲同工。殷尚鬼，周尚文。尚鬼，尚鬼神；尚文，尚人文也。殷商的時代，神巫流行，統治的基礎在於神諭天命。周取代商，必須在理論上，將神的意志說成是支持自己的。或者至少，神意在政治上也要被放在一個近乎中立的位置。被這樣解釋後的神，就很難說是純粹的神，而有人的意見參與進去。能夠參與進去的人，他的智慧從這一節點開始，才是有意義的。這一轉折，似乎是人的智慧能夠登上舞台的根本。這以前的人，與神或者巫祝薩滿等人相比，意見是微不足道的：人的智慧上不得台盤。神不一定愛智，神超越智。愛神還是愛智，是人的選擇，不是神的。沒有智的才會愛智，顯然人是超出於動物的存在，但還是缺乏智慧的一種存在。這個節點是古希臘哲學家們和先秦諸子所共有的，而且兩者都選取了神處於中立的位置。米利都哲學家所講的本原，沒有在後面加上“即是神”一類的修辭。老子則講：“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第六十章）。中國民間對此也信以為然，愚公移山，神無如之何，似乎是很平常的事情。古希臘類似商周的轉折節點，似乎發生在邁錫尼王朝垮台之際。據講，這個王朝大概與古埃及類似，王同時也具神巫性質。這之後的希臘，神只好跑到山上去，就像中國的“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而有智者能在人類城市的中心廣場發話，甚至祭司都要恭維蘇格拉底。當然，蘇格拉底也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他的罪名至少一部分可以歸因於此。這也是信神者未必愛智的一個例子。神與智並不對立，智是人的範疇內的東西，所謂的對立，只發生在人之間。哲學家或有智者不是神，當然也不同於普通人。當有智者開始嚴肅思考的時候，他就只有他自己可以依賴。這免除了神的榮耀，當然也免除了神的責任，神不必任其咎，有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的意味。有智者可以依賴的智慧是從自身而來，不是從外物而來。這是莊子反覆講述的一個道理。而巴門尼德說：“思維與存在是同一的”。人類學的考察發現，原始部落或者沒有哲學和複雜文化，但他們中的佼佼者對本土的動植物的各類了解，其豐富複雜程度幾乎與科學家類似；又如古埃及的天文和幾何。但這樣的外在的知識，並不被當作智慧，無法與神諭相比，人們也不把這些原始部落的人像希臘哲學家一樣尊崇之。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大概在於，哲學家所講的不是原始材料，而是以專屬於人的方式，對其進行集束，抽象，和邏輯加工之後的東西，這樣的處理方式，才有廣泛的借鑑和啟發意義。將哲學看作與科學知識類似的東西，實際上抽掉了哲學之成為哲學的脊骨。正如藝術，哲學也必須通過人們因熟悉而能理解的對象，此處是知識，來傳達；而對象的組織和處理則是哲學的精華，是知識之外的東西。從哲學去看外物，中希有同也有不同，似乎中國人更傾向於講生，而希臘人更傾向於講分離；中國人更傾向於講摒棄，而希臘人更傾向於講得到。如，中國人講一生二，生而不有，“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惡己”（第二章）；希臘人講一分二，唯恐分的不夠純粹。又如，無中生有，依壁鳩魯認為有只是顯現，有無守恆，這就導致把握有；而中國人所講的生，有只是冰山之一角，有有窮，無無盡，這就導致對有去之唯恐不盡。智者與普通人的區別，在中國是用德來區分的。德一開始不具有一定是善美的意思，也有穢德殘德一類的德，《尚書》中充滿了德的各類用法。也就是說，一開始，人是各有其德的。這之後，不善的德，才不歸為有德一類。人的各有其德，不否定人在群體上講的類。人都是同類的，這個問題就開啟了仁的思考。智者如何處理對待同類的人，是仁的層次上的問題。雅典，斯巴達，和孔子都有不同的人的分類，顯然，因為西方民主與雅典的類似，就好象只有雅典的重要。其實在更廣的人類學範圍內，分類是多種多樣的。古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正是兩種極端，其他城邦應該處於這兩者之間。人類學發現極端的分別，不知戰爭為何物的部落與嗜殺成性的部落，可以發生在類似的地理條件下。各種不同的分類中，不少應該是很有理性的，由崇拜，歷史，地理，資源，力量，種族等等綜合形成的，不像現代人惟利和力是從的理性。以美國為例，只是惟富裕和強大是視，那和閉上眼睛看沒有太大差別。由分類不同，就導致具體對待方法方式的不同。美國在分類認識上的進化，非常明顯，雖然憲法早有條文。而在中國，孔子的認識就達到了仁的終極，四海之內皆兄弟，九夷不陋。當然孔子的德歸孔子，不僅不能說中國人因孔子都能成其德或者中國社會意識即是如此，反而可以說有“有大偽”的情形，令人啼笑皆非。孔子所講與近代基督教觀點又類似了，但是是從人和仁得到的。沒有這樣的一個仁的基礎，公共的法律也就沒法立足。如果不認為人都是同等的，那麼共同遵守同一條法律就不公平。這就顯出了德與仁的區別，即沒有仁這一概念整齊之，法也無從說起。沒有人皆為兄弟一說，殺人即是他自去殺一人，又何必有罪？以上所講，是從老子第三十八章敷衍而得。老子說：“多言數窮”，比三十八章多出來這些話，是耶非耶，如前所述，總也與老子不相干，是為臆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