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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因，外因，或用出发，都可以按图索骥地遍历先秦学术。但这三者里，内因是最重要的。从内部结构出发，按照老子所言的次序，更容易获得整体性的理解，然后可以兼及其余两条途径。这其余的两条途径也不可或缺。陈荣捷将朱熹所讲体用总结为六：体用有别，体用不离，体用一源，自有体用，体用无定，和同体异用。（陈荣捷《新儒学论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北，1995，5-8页）这几则关系，概括了体用的静态和动态的相互作用。其中“体用无定”，是指“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邵雍《观物内篇》）体有往用，而用又会反作用于体，导致体的改变，即最后的结果中有“势成之”的影响。

近代从体用出发，试图揭示先秦学术的内部结构的第一人，是清末民初的李宗吾（1879-1943年）。（注5）李宗吾是四川自流井人士，以《厚黑学》闻名于世。厚黑学不是深微的理论，而是富黑色幽默的嘻笑怒骂，但发自于李宗吾对时势的沉痛。王国维说：“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人间词话》）李宗吾不是诗人，但王国维这句话，用来描述李宗吾与厚黑学却很贴切。柏杨评论厚黑学，深得“严重”一层的意味，他说：“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中国人，一位盖世奇才，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是如何的沉重。”

李宗吾因为厚黑学闻名遐迩，也因为厚黑学使绝大多数人畏而远之。像柏杨那样能够看穿底蕴的人极少。南怀瑾见过李宗吾，说他本人不仅不厚黑，反而忠厚。但南怀瑾也未能如柏杨看得那么明白，正是解人难得。其余的人，就更加等而下之了。李宗吾书中对自己批驳和揭开其疮疤的人物，皆隐其名，只从这一点就可见其为人。

对李宗吾厚黑学的批评，大都出于不能理解揭露与传播的差别。冯梦龙说：“智日以深，奸日以老。象物为备，禹鼎在兹”。（冯梦龙《智囊·杂智·序》）这里的老，与“物壮则老”中的老是一个意思。这句话意为，智慧随时间的推移而深沉，奸计阴谋随时间的推移而老朽；禹将各地的神物和恶物的像铸在鼎上，以备人的识别（，所以杂智（奸谋狡计）也必须有所记载）。

智能生智，奸不生奸，奸总是从智的邪用生出来。纯粹无知是恶的土壤，但不是恶的种子；无知去除了恶之用的羁绊，却不是恶之体；譬如天真无“邪”。纯粹的象牙塔的学术，不是土壤，却可能是种子。这是老子的“智慧出，有大伪”（《十八章》）和“虽智大迷”（《二十七章》），庄子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和“去小知而大知明”（《庄子·外物》）的背后原因。

汉陈平说，阴谋为道家所忌，即是畏于“奸日以老”。林语堂评厚黑学说：“牛渚燃犀，百怪毕现”。这是他是深知“奸日以老”的揭露之用处而讲的。至于有人批评厚黑学误人子弟，则纯是庸陋的见解，这有如说有人会以化学方法制作毒品，化学就要不得。厚黑学的揭露作用难以实现，而厚黑成功学流行，正是这种庸陋观点造成的反之动。“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正是嬉笑怒骂，不庄不正的厚黑学流行的原因。有李宗吾同时代的某官作《薄白学》来反对厚黑，这个作者后来因为贪酷淫乱而被斩首，深刻地揭示了时代性的“不可与庄语”的动力学原因。

厚黑学只是李宗吾年轻时的牛刀小试，他的思想菁华在于他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当厚黑学洋溢全国的时候，李宗吾才意识到其中自有其深刻的道理。（注6）他从这一问题入手，深入研究，才得到了中国学术的根本内因与人的厚黑之间的联系，并据此将中国学术的源头，流变和现实之间的通路揭示了出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写出了《趋势》一书。如他自言，《趋势》这本书是他的思想的根拨（植物之根，根株）。在这本小册子中，李宗吾为中国学术做了一个鸟瞰式的回顾和整理。

李宗吾说：“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为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趋势·老子与诸教之关系》）老子为代表，即是以《老子》一书为代表，以老子所讲的道为源头。李宗吾又说：“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详详细细的研究，只能说研究得精细，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同上）

李宗吾注意到，老子学说的总纲，就是先秦学术的内部结构，也是中国学术的最初而完整的内核。李宗吾解释说：“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联贯而下的。天地化生万物，有一定规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谓道，吾人懂得这个规律，而有得于心，即为德，本着天地生物之道，施之于即为仁。仁是浑然的，必须制裁之，使之合宜，即为义，但所谓合宜，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把合宜之事，制为法式，是为饰文，即为礼。万一遇着不守礼之徒，为之奈何？于是威之以刑。万一有悖礼之人，刑罚不能加，又将奈何？于是临之以兵。我们可续两句曰：‘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由道德以至于兵，原是一贯而已。”（同上）

道、德、仁、义、礼，这五种范畴及其排列次序，不是仅见于老子，而是先秦两汉时代的普遍见解：《论语》，《庄子》，《韩非子》，《素书》，《礼记》，《管子》，《淮南子》，《吴子》，《文子》，《黄石公三略》，贾谊《新书》，王充《论衡》，杨雄《法言》等，皆部分地或者全部地将这五个范畴放在一起论说，其排列的次序也大体如老子所言。但在这些典籍中，道德仁义礼大都是平行并列的，不形成一个结构。因此各个范畴之间的起源联系，逻辑联系，和相互统辖和区别的关系无从得知。不形成一个结构，这些范畴是否完备就成为一个问题，在其中插入一个新范畴，或者减省一个范畴，就是随意的。这样罗列的诸范畴，因为结构不清，不仅无法得到真正地应用，也无法厘清各个范畴的适用范围，从而妨碍对范畴本身的理解。类似于荀子将礼的范畴无限扩展，韩愈将道德转置于仁义之下一类的错误，也无从得到纠正。《结构》论证了老子和李宗吾所提出道德仁义礼层次的完备性。

李宗吾理顺了道德仁义礼的逻辑关系，是极大的贡献。在李宗吾描述的道德仁义礼流变图景中，后一范畴总是前一范畴的一种特殊情形，后一范畴总是继承前面的范畴，并因增加新的内涵变得更为具体，而外延则相应地缩小。道德仁义礼连贯而下，正如一条河流的上中下游；愈上游愈简单，流域愈广，愈下游愈曲折复杂，流域愈狭；而上下游本是一体。下游是上游的流变，增添了内涵，但又有所不同，是一种枉则直的发展。以礼为例，确定一种礼需要在道德仁义每一范畴内对其加以考量，与其中任一范畴抵触，即可断定为无礼。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是琼楼最上层，只有得到道德仁义的支撑才能成立；而礼蕴含了道德仁义的意义在内。《庄子·知北游》中有“礼者道之华”。花有待于根茎枝叶，根茎枝叶决定了花之生发和种类，而花又各不相同。礼对道德仁义的依赖也是如此。（注7）

备注

李宗吾《中国学术之趋势》自序：“我又研究诸子百家的学说，觉得学术上之演变，也有轨道可寻。我们如果知道从前的学术是如何演变，即可推测将来的学术当向何种途径趋去，因成一文曰《中国学术之趋势》，……。”

《趋势·老子与诸教之关系》说：“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个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大家都去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是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周秦诸子，都是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要以老子为最多。……他见到了真理的全体，讲出来的道理颠扑不破，后人要研究，只好本着他的道理，分头去研究。他在周秦诸子中，真是开山之祖。诸子取他学说中一部分，引申之，扩而大之，就独成一派。

前乎老子者，如皇帝，如太公，如鬻子、管子等，汉书艺文志，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之前躯。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的解释，呼老子为圣人，可见非之学也出于老子。至吕不韦门客所辑的《吕氏春秋》，也是推尊黄老。所以周秦时代的学说，彻始彻终可用老子贯通之。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详详细细的研究，只能说研究得精细，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

……

宇宙真理，是圆陀陀的，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很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研究，才能把那个圆陀陀东西，研究得清楚。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他汇归于一的，这是作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作的由合而分的工作。”

李宗吾因为厚黑学名扬全国，以至于有人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知道厚黑学。但在李宗吾的家乡，知道他的人却非常之少。据说2001年才有私人为他树了个不起眼的纪念石碑。李宗吾因此身后遗物无多，多亏红学家邓遂夫多年奔走，其事详见邓遂夫的博客，才不至于完全埋没了。

徐梵澄《老子臆解》有，“世之将乱也，其礼先亡。……礼，重别异，明等伦者也，而托于义。义者，事之宜也。事而不得其宜，纲目紊，法度隳，纪律弛，公私无别，尊卑失序，而礼亡矣。世焉得不乱？虽然，此皆昭然可见者，尤未明其本末也。老氏之意，盖谓义犹有所依立，则仁也。仁犹有所依立，则德也。德犹有所依立，则道也。譬如树，道德，根本也；仁义，枝干也；礼则其花叶也。见花萎，叶落，枝枯，干槁，知树且僵矣，此明而易知者也。……如欲起渐僵之树，将披花数叶一一嘘拂而润泽之欤，抑且先培其本而次理其枝干也？一一故曰‘ 居其厚不居其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