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开放造就盛世唐朝2017-03-22 来源：微信公众号“依旧顽石” 作者：顽石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尤其是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120余年，政治昌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璀璨，中国封建社会在这个阶段发展到了顶峰。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受尊重的国家，“四夷臣服”、“万邦来朝”。自唐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世界上许多华人聚居的地方就被称作唐人街。 造就大唐辉煌的原因有很多，有必然，也有偶然，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看法。顽石要写的不是专业论文，因此无意对唐朝兴盛诸因素做全面探讨。在我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言论开放，文禁松弛，都是唐代兴盛不可或缺甚至至关重要的原因。综观各种史料可以发现，整个唐朝，言论都是比较自由开放的，盛唐则更是如此。 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最鲜明的执政风格就是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他不仅虚心纳谏，更是诚心求谏，即位之初，就对大臣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政要•论求谏》)因此，贞观年间的朝廷议事，就很难出现全部举手通过、一致拥护的和谐盛景，以魏征为代表的朝臣严重缺乏看齐意识，每每廷争面折，常常弄得太宗下不了台，可即便皇帝恚愤不已，谏臣们也轻易不肯干休。唐太宗治下，大臣直谏，不仅不会处以妄议之罪，反而会受到鼓励和重用。史载，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不独魏征，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等在当时皆以极谏知名。 写到这里，顽石禁不住长叹：魏征常有，而唐太宗不常有! 贞观年间的言论环境就是整个唐代言论环境的缩影，就是到了中晚唐，言论也并未增设更多禁忌。 我们还可以看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武则天为了登上帝位确曾对阻碍势力大开杀戒，甚至连亲骨肉也不放过(唐太宗亦曾弑兄逼父)，可即便如此，武皇也非常重视听取不同意见。在称制之前，武则天就曾上表高宗建议十二事，其中第六事就是“广言路”。一俟登上帝位，权力巩固，武皇也同太宗一样从善如流。武则天实际统治的20余年间，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文化复兴，百姓富足，名臣辈出，从而赢得了“贞观遗风”的美誉，为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础。毋庸讳言，这些巨大的成就与武皇放开言禁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在唐朝，不仅君臣议事相对自由，而且民间舆论也少有禁忌。 大家知道，唐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不仅有闲适恬淡的山水田园诗、雄浑壮阔的边塞诗……更有反映社会黑暗、民间疾苦的数量庞大的现实题材的诗歌，杜甫和白居易就是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杰出代表。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将贫富悬殊、社会对立的现实刻画得淋漓尽致。高适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对将帅醉生梦死、置普通士兵生死于不顾、把国家安危当儿戏的军中状况描绘得出神入化。更有甚者，那个风流倜傥的白居易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作，不依不饶地跟整个统治阶层甚至皇帝过不去，把他们批判得体无完肤。他在《卖炭翁》里写道：“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赦，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是直接描写皇宫里的人在外面勒索百姓的场景，深刻地揭示了晚唐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他在《轻肥》里有这样的描述：“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内臣(太监)行乐图，和杜甫“朱门酒肉臭，路由冻死骨”异曲同工，但描绘得更为详尽。直接描写皇帝骄奢淫逸的都有：“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像这样在今天看来严重违禁的内容，在白居易的诗歌里随处可见，在整个唐诗中也俯拾即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的放肆言论在当时不仅没有遭遇任何形式的封杀，反而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唐代统治者为什么敢于开放言禁?顽石以为，他们至少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胸怀，二是有自信。 唐太宗雄才伟略，曾率部南征北讨，在大唐建立与统一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功勋，他有足够的理由自信。加之其谦逊的品格，又使得他具有广播的胸襟。诸多因素的契合，最终成就了贞观年间“百花齐放”的绚丽景观。 再来看发生在武皇身上的一个有趣的故事。骆宾王曾写下《讨武曌檄》，谓武“洎乎晚节，秽乱春宫”，“虺蜴为心，豺狼成性”，“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一介书生不仅将武则天骂得狗血喷头，更是鼓动天下人起来推翻武皇的统治。而武皇看到这篇文辞华美的檄文后，不胜感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堂堂帝王，面对如此折辱，不是去追杀作者，而是叹息人才不为己用，其吐纳寰宇的胸怀和雄视天下的自信由此可见一斑。 前面说到的讽时喻世的白居易，他不仅用诗歌毫不留情地揭露社会黑暗，还经常上书直陈皇帝错误，尽管皇帝多所接纳，但有时也会感觉很不爽。可即便如此，唐宪宗也只是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白居易这小子，是我的提拔重用，他才有了今天的名声和地位，而他却对我如此无礼，我实在拿他没办法。”)给个某须有的罪名，或将其打成某某余孽，不就一百个白居易都收拾了吗?可堂堂皇帝之尊竟拿肆意妄议的白居易毫无办法，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是不是觉得太不可思议?这样一个刺头去世后，唐宣宗竟亲自写下《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既抒写了对白居易仙逝的真挚哀痛，又表达了对他诗文取得的非同凡响的艺术成就的由衷赞颂。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唐朝言论开放，文禁松弛，多数统治者虚心纳谏，察纳雅言，给历史留下了无数的佳话，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借鉴。当我们神往大唐雄风的时候，请别忘了，言论开放正是造就盛世唐朝的至为重要的因素。 在顽石看来，真正有志于民族复兴的人，真正有国家担当和民族使命感的人，都应该抽出时间回眸那个言论开放的辉煌无俦的王朝，并从她的兴盛缘由中去寻找动因、获得启示。 201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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