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神格”與與“歷史神格”之辨析

——《毛澤東的歷史神格研究》讀後感

鄢顯俊（雲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教授、法學博士）

拜讀了劉正教授20餘年前大作《毛澤東的歷史神格研究》後（以下簡稱“劉文”），感悟多多，該文從《周易》和“命數學”的視角來解讀毛澤東，令人耳目一新，頗受啟迪。故成此小文以為學術呼應，對“劉文”未及深入的幾個問題和作者展開商榷、討論，以求教大方之家。

一、《周易》、“命數”與毛澤東

“劉文”獨創“歷史神格”這一重大概念並引出“毛澤東的歷史神格”這一命題。我以為，這個假說具有非常重大的學術價值。

“劉文”開宗明義指出：“我們感興趣的是古代諸多易學預測學家和著作是否有人曾經預見過他在歷史上的出現？如果是，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神奇的歷史神格現象？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保證古代諸多易學預測學家和著作的準確性和真實性？本文就是專門就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和回答的。”對於毛澤東的“歷史神格”，“劉文”立足中華傳統文化的神秘一角，從“周易預測學”到“命數學”再到神乎其言的《推背圖》和“藏頭詩”縱橫俾合進行了洋洋灑灑的論證。同時，“劉文”還引證了已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台灣中研院前院士、“研究維特根斯坦哲學和中國思想史的國際著名學者”勞思光的研究成果——在50年代初的香港報紙發文，對“九十九”這個“毛澤東一生中特殊的命數”的神奇推演，並得出“毛澤東會離世於1976年”這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結論。

就改造中國進而影響世界這一世人皆認可的基本事實判斷，毛澤東非尋常人，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中，他應該屬於古人云“500年必有王者興”的“王者”一類。人們很難不相信“九十九”和“二十八畫生”這些神奇的數字不是毛澤東的“命數”。

為此，“劉文”提出“歷史神格論”對“毛澤東現象”和圍繞毛澤東一生而形成的各種神秘主義的討論進行了獨闢蹊徑的嚴謹的學術考據和解讀。“歷史神格”無疑成為理解“劉文”的關鍵。可惜的是，“劉文”高深莫測，神龍見首不見尾，沒有對此獨創概念進行科學定義。也許這是有意而為之吧？或者是“天機不可泄露”。但是，我仍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對“劉文”首創的“歷史神格論”進行抽絲剝繭的深入探討。

二、人格、“神格”與“歷史神格

依照邏輯，要弄清楚“歷史神格”的含義，得先釐清“神格”。我理解，“神格”是人格的對立面。那麼，何謂人格？

按照《中國大百科全書》的解釋，“人格也稱個性，這個概念源於希臘語Persona，原來主要是指演員在舞台上戴的面具，類似於中國京劇中的臉譜，後來心理學借用這個術語用來說明：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人也會根據社會角色的不同來換面具，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現。面具後面還有一個實實在在的真我，即真實的自我，它可能和外在的面具截然不同。”“人格具有四個特徵：“獨特性、穩定性、統合性、功能性。人格是人類獨有的、由先天獲得的遺傳素質與後天環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能代表人類靈魂本質及個性特點的性格、氣質、品德、品質、信仰、良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嚴、魅力等。”總而言之，“一個人的人格是在遺傳、環境、教育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

相對而言，顧名思義，“神格”應該是“神獨具的品格”。我們沒有見過神，但人類的生息繁衍、人類文明的過去未來與我們不能親見的神密切相關。按照基督教教義，神創造天地萬物，是萬有萬能的，神按照自己的模樣創造的人類也把所有自己身上美好的品格賦予人類。因此，伊甸園裡的人類始祖，其“人格”幾乎就是“神格”的“完美映射”。但是，亞當和夏娃因罪上帝被逐出伊甸園後，“人格”從“神格”中墜落，“映射”變成“折射”，人格中美好的元素固然沒有滅絕，但各種惡念和罪卻野蠻滋生，綿綿不絕，上演了人類文明的興衰成敗和悲劇喜劇。人格中美與丑、善與惡大概“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是故，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就此而言，作為個體的人，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惡的人格/罪”與“善的人格/神”的爭鬥，由芸芸眾生構成的人類文明也就由此演進。

一句話，“神格”是完美的，是神獨具的；人格是有缺陷的，因為，人之初，性本惡，惡是人性之根。

那麼，“歷史神格”又是什麼呢？本文給出如下定義：“歷史神格”是由“冥冥上蒼”託付改天換地重大使命的非凡之人因其在歷史進程中創立非凡事跡而被賦予超凡脫俗的神話能力和神話人格的綜合反映。

該定義的特點是：避免價值判斷，力求中立。

由此定義推而廣之，但凡被“賦予肩負改天換地重大使命的非凡之人”都具有“歷史神格”。“歷史神格”是個中性概念，但具備“歷史神格”的“非凡之人”，既可以成為推動人類進步的貢獻者，也可以蛻變為人類文明的毀滅者。作為前者，他一定不是完美無缺的，一定有無數缺點甚至“惡行”，這是人性使然。作為後者，他一定有許多有優點甚至“善舉”，這也是人性使然。當然，判斷其屬於“人類進步的貢獻者”還是“人類文明的毀滅者”？這個價值判斷還是有普遍標準的。我以為，這個“普遍標準”是：“看大勢不拘泥小節”，這個“大勢”是“推動人類進步，造福蒼生”還是反其道而行之。從歷史大勢判斷，同作為創立了“非凡事跡”的歷史人物，毛澤東是人類進步的貢獻者，希特勒是人們文明的毀滅者。

“歷史神格”既然是由“冥冥上蒼”賦予“非凡之人”的“神話能力”和“神話人格”。自然，在有神論者心中，這個“冥冥上蒼”便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神；在無神論者眼裡，這個“冥冥上蒼”往往被解釋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歷史規律”、“歷史選擇”或者“人民群眾”等等不一而足。但無論如何，如此“非凡之人”一定“天賦異稟”，其行為一定有凡人難以捉摸、不能理喻甚至神秘莫測的一面，也是合乎常理的。如圍繞毛澤東的“特殊命數”的種種解讀，乃至民間各種神乎其神的流傳以致今日有人頂禮膜拜視其為佛菩薩轉世，也就不足為奇了。

大師級的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在研究人類歷史進程中諸多功蓋千秋的歷史人物時提出一個極具智慧且影響深遠的概念來解讀他們身上無以倫比的影響力：“克里斯馬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克里斯馬”（charisma)，是馬克斯-韋伯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範疇，原出於《聖經-新約》的《哥林多前書》，最早是一個神學術語，專指神賜予之物，是基督教教義中門徒的權力的來源，特指因蒙受神恩而被賦予的一種天賦即超凡脫俗的能力。韋伯則借用其指稱人類歷史上一切具有超自然神聖特質的人物，他們擁有與世俗相對的超凡，擁有與平庸相對的神奇。但凡擁有“克里斯馬型權威”的歷史人物擁有獨特的個人魅力並能夠對其追隨者產生極大的吸引力，並能夠激發忠誠、情感依賴甚至獻身精神。這種個人魅力型權威與組織化的權力沒有必然關係，它是“天賦能力”和後天成就的綜合結果。而且，最為重要的是，擁有“克里斯馬型權威”的領袖死後，其魅力不僅不減，而且會被進一步神話並嬗變為一種“精神符號”去影響着後人的思想和行為。

據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的“歷史神格”了。換言之，“歷史神格”是“克里斯馬理論”的“中國式”解說，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後者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預測學，如《周易》乃至“推背圖”等來解讀“非凡之人”之“非凡之功”兩種解釋方法的共性在於：承認“天賦秉稟”或“神賦重託”。故擁有“歷史神格”的“非凡之人”必行“非凡之事”，客觀而論，其事業或偉業可能符合人類文明前進方向也可能與人類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馳。前者是人類包括其治下黎民的幸運，後者則是災難。在基督教看來，這都是神對人的考驗亦或懲罰。

由是觀之，擁有“歷史神格”的“非凡之人”都不是完人，這是由其肉胎凡身的本性所決定。在聖經中，每一個被神揀選要拯救世人的“非凡之人”都毛病纏身、缺點不斷甚至罪孽多多，當然，他們能夠被上帝揀選，都有其共性，即：向神悔罪並無條件地信靠神。中間可能有曲折和反覆，但最終是無條件地跪伏在神面前，故能夠成就偉業，名垂青史。亞伯拉罕撒謊、大衛犯下淫亂之罪和謀殺之罪，摩西傲慢，犯下崇拜偶像之罪，如此等等多不勝數……，但神仍然揀選了他們，賦予他們超乎尋常的領袖才能去完成天賦的重大使命。因此，世上無完人，這是人性使然。進一步思考，與擁有“歷史神格”的“非凡之人”相比，芸芸眾生、凡夫俗子則更加有限，無論是智慧、能力還是眼界。因此，看待“非凡之人”，有人聚焦其“大勢”，有人着眼其“小節”。“看大勢”者多走幾步難免熱衷於“造神”，“觀小節”者有失偏頗往往致力於“拆廟”，也是人性使然。是故，毀譽參半如影隨形是“歷史神格”擁有者獨具的尊威和歷史影響力之體現。就此而言，一定有人對具有“歷史神格”的“非凡之人”進行“道德指控”這是必然的——這是我和“劉文”不一樣的觀點。“劉文”認為：“對於具有歷史神格的人，不需要道德指控”。顯然，此說有失偏頗，因為，歷史人物一定有道德瑕疵，基督教謂之“原罪”，對其進行道德針砭未嘗不可。只不過，後人需要釐清的是：對歷史人物的道德評價與歷史功過的評價應該遵循兩套不同的評價標準，前者是“道德標準”——依據私德的高下與否來贊否歷史人物，後者是“歷史標準”——依據其文治武功是否促進了歷史進步和人類福祉來評判其功過。兩種標準可以同時評判一個歷史人物，但評價的側重點顯然不一樣，而且應該各守其“邊界”，“撈過界”必然導致價值觀的混亂。在此問題上，“道德潔癖者”最容易掉入非黑即百的極端思維的陷阱，在他們眼裡，那些促進歷史進步和人類福祉的歷史偉人一定是、而且必須是私德高潔的“完人”；反之，私德不檢一定不能成為促進歷史進步和人類福祉的歷史偉人。顯然，這是苛求“歷史偉人”，因為他們都是“凡人”而非“神”，“道德評價”是不能取代“歷史功過評價”的。以毛澤東為例，其私德的高低不應該成為其“歷史功過評價”的干擾因素。

基於不同的立場或利益，評價具有“歷史神格”的人物，有人着眼其“大勢”，一定有人拘泥其“小節”，這也認知規律的體現。究竟是“看大勢”還是“拘小節”？根本在於後人賦予“歷史神格”擁有者什麼樣的心理依託和期待並將其化身為什麼樣的價值象徵，價值分歧的背後則是迥異的利益訴求。即：“我需要他來代表我什麼樣的利益”；或者是“他的存在會嚴重威脅到我什麼樣的利益”。正所謂：“利字擺中間，道義放兩旁。”正如馬恩所指：“‘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

舉例而言，針對毛澤東，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毛左”則是對具有“歷史神格”的毛澤東“造神”不休的典型代表，其背後一定有相應的社會存在：對現實政治的不滿以致產生某種利益期許。而“反毛”一派則反其道而行之，背後同樣有相應的社會存在：對現實政治的不滿以致產生另外一種利益期許。兩類人並存共生於同一片藍天下，也是一種“和諧”，這也是擁有“歷史神格”的人物身後必然擁有的待遇。

三、結論

擁有“歷史神格”的“非凡之人”因其“非凡事跡”和如影隨形的神話人格而形成的尊威和歷史影響力在其百年之後仍持續發酵，影響着後人的思想和行為。對“歷史神格”的擁有者，後世有人贊，亦有人否，就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這是“歷史神格”的必然現象。

回到毛澤東本身。毛澤東已經成為一個當代中國的“精神符號”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及象徵，而毛澤東思想則是中國共產黨的“圖騰”。這是理解當今中國政治的立足點。是故，“劉文”認為，“毛澤東、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以貫之的概念，不能將其割裂開。如果允許割裂開的話，那末共產黨的一向和合法地位就很成問題了。毛澤東的地位是歷史構成的，非個人意志能轉移。”“而毛澤東在建國以後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建立、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並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對這一制度發展、完善。到毛澤東去世之前，他基本上把社會主義的大的框架建設終了，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功績。”“毛澤東還有一個很大的功績是對傳統文化賦予其當代品格的重大改造和革新工程，怎樣評價他的偉大都不過分。”顯然，上述價值判斷符合本文提出的標準，即：評判“歷史神格”擁有者是否促進人類進步應遵循：“看大勢不拘泥小節”的“普遍標準”。依此標準，李銳評價毛澤東：“建黨有份，建國有功，文革有罪”不失為一種簡單的深刻。

綜上所述，就中華民族的百年振興史而言，毛澤東之後，一定還會有、也必須有被“冥冥上蒼”賦予“歷史神格”的“非凡之人”降臨/出現。而且，其功績應然也必然超越毛澤東，當然，此人也一定避免不了各種局限和缺點。但是，因為環境的巨變和各種制約因素的成熟及後人學習能力的提升，後繼者不至於會重鑄毛澤東當年的大錯。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毛澤東之後，“肩負改天換地重大使命的非凡之人”且“成就非凡者”當屬鄧小平。誠然，若論及“歷史神格”的“成色”，鄧定然不及毛，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民間也好、學界也罷，尚無人按照《周易》預測學或“推背圖”等“神奇工具”來研究發現鄧小平的各種“神秘命數”並廣為傳播；其次，毛澤東時代有過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為其“歷史神格”的養成推波助瀾，而鄧小平缺乏這一經歷。上述兩點對社會心理的暗示和影響是巨大的。而鄧小平之後，繼承他未竟事業的政治家是否會成為被“冥冥上蒼”賦予“歷史神格”的“非凡之人”並創造“非凡偉業”？我們還得“以成敗論英雄”。但無論如何，政治家“歷史神格”的形成過程，一定充滿艱辛和坎坷，譬如毛澤東在成為中共領袖之前屢屢遭到黨內外各種勢力的打壓而失意頻頻，而鄧小平一生則有“三起三落”的政治沉浮傳奇。這是“天降將大任”的必然歷練與修行，正如同摩西率領猶太人逃出生天凡40余年也歷經艱險且被部眾質疑不斷而命運多舛。

將上述研究發現推而廣之，“歷史神格”規律在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一定會反覆出現，這也是“大國”成其為“大國”的重要前提，因為它能夠湧現出具有“歷史神格”的領袖。就此而論，肩負“使美國重新偉大”之歷史重託的特朗普登上美國總統寶座也是這一規律使然，其“歷史神格”尤為引人注目。譬如，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在大選前後可謂全面動員信眾為其助選，開創了二戰後基督教組織深刻影響美國世俗政治的先河。在保守的基督教信眾看來，特朗普是個毛病甚至罪孽眾多的人，但他可能成為被上帝“揀選”的“拯救者”，“福音派”看重的是其“拯救意願和能力”而非其缺點，因為“世人皆有罪”。當然，特朗普真的是具有“歷史神格”的“非凡之人”並能夠開創重振美國雄風的“非凡成就”嗎？只有神知道結局，凡人只能“聽其言、觀其行”。

                                           2017年2月9日於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