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冬天，我家搬進了萬航渡路 426弄103號。這棟花園洋房的房主是建築商，1949 年前去了美國，留下他的妻子和四個孩子在中國。花園洋房的四周有很高的水泥圍牆，圍牆上布滿了青苔和長青藤，把圍牆染成了綠色，周圍的居民給這棟洋房起了個雅名 --- 綠房子。 

   我們搬進去之前，綠房子里住着三個人：房東老太太，她的大女兒和小兒子；她的二女兒和三女兒在外地工作。我父親被打成右派後， 工資嚴重降低，再也無法維持建國西路懿園每月100塊房租，只好搬出，另找地方居住。而房東老太要維持一棟花園洋房，開銷很大，正想着接納一家房客，收每月50塊的房租，補貼家用，就這樣，兩得其所，我們搬了進去，租下了花園洋房的二層樓。

   房東老太太是舊式人，大戶人家出生的小姐，學問並不高，但很注重禮節和打扮，平時頭髮梳得溜光，腦勾後一個髮結，盤成個橫S，我曾經站在老太太身背後，看她如何把一束長發盤攏成一個橫S的，結果發現，那個髮結是假的，現成做好了的，用髮夾左右固定住就是了。老太太穿着斜襟衣服，一排精緻的盤花蝴蝶紐扣，別上一串“珠珠花”，那是保姆王媽從菜市場買回來的，白色的，顆顆有黃豆般大小，一排五六個，好香好香 。老太太戴着滿口假牙，口齒不清，發音不準，喚大女兒“哀奶”，喚小兒子“屁豆”，後來我搞明白，那是對應着英文名字 “Anna” 和 “Peter”。

   王媽是綠房子裡最好的人，有一次我生病了，家裡一個人也沒有。王媽拿了些紙片，一個簸箕，坐在小板凳上，邊燒紙邊喋喋咕咕：“老頭子啊，你要錢就跟我來要，別去嚇唬小孩子”，說着說着，把紙灰往空中一撒，說，“喏，就這點了，買點香煙老酒，不夠了再跟我要”。接着，王媽從廚房裡拿來三根毛竹筷，一個碗，碗裡放了半碗水， 毛竹筷擰在一起，一隻手扶着筷子，豎立在碗中央，另一隻手用碗裡的水不停地往毛竹筷的頂上澆水，嘴裡念念有詞，不一會兒，三根毛竹筷竟然豎立在碗的中央，巍然不動，象一柱香。我一邊看着，覺得有趣好奇，想試一試。有一天，我如法炮製，悄悄地拿了一個碗，放了半碗水，抓了三根筷子，用碗裡的水不停地往筷子上澆， 不一會兒，果然，三根筷子豎立在碗中央了，我瞪着驚訝的眼睛望着自己的傑作，王媽進來了，她看到此景，臉色一沉，壓低嗓子，嚴肅地問我：“你剛才說了些什麼？”，然後手一揮，啪，把豎立在碗中央的筷子打翻在地。

   房東家親戚朋友很多，大人們在客廳里聚會，搓搓麻將，打打橋牌， 喝喝咖啡。男士們點燃了雪茄，女士們熱烈地討論着最新的時裝款式。互相稱呼英文名字：叫雞（George），妹累 （Marry），害人（Helen），開瘟（Kevin）。也有些時侯， 紳士淑女牽手行禮，雙雙起對，蓬差差蓬差差，跳起了交誼舞。留聲機里，咿咿呀呀地發出靡靡之音，很好聽的，我常常在旁邊看，看得出神。

   “屁頭”（屁頭＝彼德＝Peter），我叫他舅舅。舅舅很英俊，身高八尺（古人的尺）。舅舅在學校里除了體育課，門門功課不及格，成績單上經常有些“大鴨蛋”。我自告奮勇地幫助舅舅修改成績單，我還沒上小學，不認識字，但會畫圖，舅舅知道的，讓我做實驗。我在零分的左邊加個1，右邊畫個鴨蛋，變成一百分了。任務完成得很好，騙過了老太太的老花眼。舅舅大喜，為了獎勵我，把美國寄來的奶油夾心餅乾和巧克力偷了出來給我吃，香噴噴的，好吃極了，想再吃，當然也懂得無功不受祿，提醒舅舅，有沒有“大鴨蛋”需要我要修改。有一天，老太太要請客人吃點心，打開糖果盒，發現裡面的糖果剩下寥寥無幾，老太太眼睛一瞪， 我躲在犄角旮旯里，做賊心虛，感到大事不妙，慌忙溜走了。 舅舅也實在不爭氣，聽說他還是留級了，怕娘罵，悄悄地在“留級”前面放個“不”字，變成了“不留級”，這件事不是我干的。

   舅舅本該去新疆的，他不肯去，他說他有關節炎，賴在家裡了。讓他去里弄生產組，糊糊紙盒，繞繞線圈，他也不願意，他說，成天和一批大媽混在一起，會變得娘娘腔的，美國人叫 sissy。舅舅是個典型的上海“小開”，上海人叫“克拉”，英文中 classic 的意思。他穿着美國寄來的花襯衫，西裝褲子的兩道逢燙得筆挺，皮鞋擦得錚亮，梳着飛機頭；有時侯用一只眼睛向我眨眨，表示得意；高興時，兩手插在褲袋裡，歪的腦袋，眯着眼睛，慫慫肩膀，吹起了口哨，那個樣子很迷人，很性感，用現在的語言，那就是酷。會吹哨子的男人很酷，會吹哨子的女人就更酷了，我一直想學口哨，但始終沒學會。

   上海人是講究精緻的，穿要穿出個派頭，戴要戴出個名堂。他們對髮型和鞋子情有獨衷。有句街頭語：“噱頭噱頭，噱了一隻頭，蹩腳蹩腳，蹩了一隻腳”。出門時頭髮一定要搞好，女人不能亂蓬蓬的，男人不能像刺蝟似的橫七豎八；皮鞋一定要名牌，擦得錚亮。一頭一腳，這兩樣搞定了，其他地方倒是不重要了。穿着衣服看上去不經意，陳舊些的，過時些的，沒有關係。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罩衫，一條退了色的青布長裙，燙韻的平平整整，一條圍巾脖子上一繞，胸前背後掛着，倒反顯得儒雅清高，妙就妙在那不經意裡帶着經意，上海人的“玩世甚恭”，在此可窺見一斑。

   有一天，來了一個穿白色制服，頭戴大蓋帽的人，據說是派出所來的，那時叫戶籍警。我先生在北京出生長大，一口字正腔圓的標準普通話，非常好聽。他聽我繪聲繪色地講這些往事時，說聽不懂，因為我的上海式普通話四音不準，戶籍警被北京人聽成“狐狸精”了。 這個“狐狸精”在客廳里和老太太談話，他走後，老太太眼圈紅紅的，像是哭過的樣子。又過了些日子，綠房子裡又來了幾個“狐狸精”，男的女的都有，圍擁着舅舅，把他帶走了。後來再也沒見到舅舅，大人告訴我，舅舅是“流氓阿飛”，被抓進監獄，去勞動改造了。

   “哀奶”（哀奶＝安娜＝Anna），大人讓我叫她寄娘，她是中學里的英文老師。 她曾經給我製作一件連衣裙，照着一本英文雜誌上的時裝，上身是白色的，連着的裙子則是五彩繽紛的印花布。用這花布的邊角零碎部分，剪裁了三個英文字母，是我名字的宿寫，縫貼在胸前，別出心裁，不少女孩的媽媽趨之若鶩，學着這款式樣給自己的女兒做裙子，上海人很喜歡跟風的。 當時的上海，市面上流行的裙子，不管老的少的，都超過膝蓋以下好幾寸，說好聽，那是保守，說難聽，那就是土了。我穿的裙子卻很短，蓋過三角褲以下四寸，像現在流行的超短裙（mini skirt），那年代這就是“奇裝異服”， 同學說我是“小妖精”。現在回上海，看到滿街的“小妖精”和“老妖精”，我也從“小妖精”脫變成了“老妖精”。現在開放了，美國流行什麼，上海也流行什麼，愛怎麼穿就怎麼穿，美國的“老妖精”比起上海的“老妖精”還差一個數量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