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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概念和意义在殷商时代已经成形，例如《尚书》中对德字的广泛使用。虽然道一字的发源或者比德早，但流传至今的道，是老子发明（启发以使人明瞭）的。沈善增说，老子讲道这个名是“强为之名”，表明了道的命名权的归属。这是非常透彻的见解。不管道在老子之前是什么，老子之后，提到道，就是老子所命名和阐述的道。其它的道只能特指，需要加上定语，另外说明。因此，道的确立，以《老子》一书的出现为标志。

与此类似，君子一词，早已见于《诗》，但自从孔子对君子加以阐述，讲到君子，首先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子。孔子所讲的君子不同于其它的君子的涵义，自成一概念。其它所谓的君子，此后只能特别说明，其重要性和影响远不能孔子所讲的君子比肩。这就如太阳出来，任何烛火都黯然失色一样。

老子所讲的德，大体上继承了《尚书》中德的含义。德的意义的发展是从物而来，经过综合，得到“物德”（胡适）。用于人，又添有了“德者，内也；得者，外也”的意义。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德又有“自其所得之谓德”（江袤言）的意义，与物德一脉相承。庄子所讲的德人，犹如讲人作为物的德，即，我行我之素行的，禀之于自然的人。因此可以猜测，老子的道，是从物，物德，德与得，德道，道本身这一顺序的存思而来。

简而言之，人作为万物之一，像物一样有自身的特性，一个特性即是一德，如《国语》里“异姓异德，同姓同德”。引申之后，人像物一样的特性，是外在的，如身体出身，属於得；内在的，如性情心灵，则称为德。《庄子·德充符》将残疾，丑陋，和病人外在的得，与内在的德相比较，得出人的德比得更重要。这就使德与得的区别明晰起来，德性，德行一类的概念因而得以建立。

德性，德行是人格的。人可有德，也可以有得；但物只有得。物的德，如玉有五德等，是人格的投射，不是玉本身有的，而是被人格化之后赋予的，移植的。庄子所讲的德，以下又转入社会道德。身体的残疾，丑陋，和病，是以俗观之的得，贵贱不由己。但德性，德行则是人自己的，贵贱不由人，而在于自己贵德。（“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庄子·秋水》））庄子的这一德，也是儒家所奉行的。孟子的“自反”，即是贵贱在己的德性的价值观：审视自己德性，足贵的就坚持，即便有千万人反对（俗价值的反对）；不足贵的就不保留，哪怕面对世俗价值中卑贱的人（的反对）。（注1）道家的道德据此与儒家的社会道德相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人格道德的核心。

（二）

沈善增认为，孔子所见的老子就是《老子》的作者。这个老子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讲的，“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孔子世家》记两人会面有，“（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广大的地域里，老孔竟然大约同时，并能会面，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但小概率不意味着不能发生，如黄河和长江的发源地，也相差不远。从黄河和长江的流域的后见之明来看，这是个奇迹；但从源头来看，却很简单，没什么出奇之处。道儒的源流也是如此。

钱穆怀疑老子后出，晚于庄子。他提出的一个重要质疑是，认识有先浅后深、先简后广的规律，而《老子》甫一出世，就显示了深远而详备的思虑，犹如凭空而来，令人难以置信。现在因为郭店战国墓竹简的出土，我们已经知道庄子时，《老子》已经成书，所以钱穆庄先于老的论断是错误的。（注2）

但钱穆提出的问题仍然有效。如，钱穆举《老子》第一章提出名的问题，而名学盛行应在战国名家之后。沈善曾的“德先于道”，为回答钱穆的问题，提供了关键思路。德在先，那么名也可在先。名家的盛行虽然在战国后期，但最早的名家是春秋末年郑国的邓析。邓析与子产大约同时，子产的生平有很多记载，在老孔相会时代之前，是毫无疑义的。邓析作“竹刑”，他的名辩理论，应该是从解说刑律条文中得来的，可以说也是法家的源头。郑国是畿内诸侯，与周王室地域相邻，交往频密，所以邓析的学说，即便影响不广，传到老子那里也没有难度。

这样至少《老子》中的德、名、和刑都早有出处，不是老子凭空先知先觉的。至于礼，从周公那里开始，更是来源已久。从《礼记·曾子问》中来看，老子对礼的知识和理解尤胜于孔子，这一章中四次谈到老子在礼上对孔子的指教。李宗吾说，孔子见到老子，有如虬髯客见到了李世民，默然心死，遂另起炉灶而讲仁。这个说法很风趣，未必真是如此，但孔子认为老子“其犹龙耶”，认为难以忖度老子的道行，倒很可能是的确的。现代人读《老子》，除了一些狂妄无知之徒，其他人大概都是这个感觉。孔子见到老子时，没有提及仁，是难以想象的。综上，《老子》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德、仁、礼、刑、和名，都是老聃可以接触到的。其余的待考，但应该足以回答钱穆的疑问了。

（三）

沈善曾又指出，老子的书，是为侯王或者周天子所写，这一点从行文中，老子从不自居臣位，而总是从天下视角发言可知。因此他有个推论，这本书是天子或侯王宝藏之书，是秘籍，不容他人轻易读到。这解释了为什么《老子》的话，很少被当时人引用，这里的原因至为简单：他们没读到。

称《老子》为秘籍，只是不流传的意思。这样的一本书不需深宫紧锁，只要将其归类为“臣庶勿用”一类的用品，在当时的等级制度里，已经足以让平民以至于贵族学者无从一见了。《老子》是深刻抽象的理论，一旦写成，以老子的“绝圣弃智”，或简本里的“绝知弃辩”的观点推断，老子自己大概也会认为没有必要流传。

郭店战国墓的墓主，有人据出土的杯底铭文“东宫之师”，推测是楚太子的师傅。作为教师，教材总是要有的。这样的身份，能读到并保留《老子》的节选本，与沈善曾的假说是相符的。

与简本《老子》同时出土的文献，有显然是老子的学生或道家后学的文章，以及子思的文章。如果老聃不是《老子》的作者，《老子》又作于孔子之后，墓主应该能够确切知道作者是谁。这样的一个杰出的人，无名，无踪迹，无引用，书却能在贵族中流传，似乎不大可能。“东宫之师”为何要去读这样的书？如何能找到？《老子》若作于老聃之前，那真的是无名了。

老聃与孔子的会面，在多种古籍中被提及，并有对话细节，但这些细节与《老子》中的话语，重复度很低。从《论语》的编纂看，孔子与学生的对谈，多是有记录的，或者当时有专人记录。像孔子早年在陈绝粮时与子路的对话，如果不是慌乱中，还有人专门记载的话，不是遗失，就是凭记忆保存，或者伪造。众门人对孔子崇敬至极，有地位的人不少，编辑《论语》时，凭记忆无凭据的东西只怕难过关，有凭据的尚有很多没有入选，伪造的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老聃与孔子的会面的交谈，可能有现场的记录。但除此之外，老聃这样一个博学，可以为师之师的人，却没留下任何私人记录或著作，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沈善曾这一假说，也可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老聃写了，但不能给孔子抄一部；对话只能随话题来，没提到与《老子》有关话题，不能照自己的书本宣科。

《老子》书，很难懂，很难用，又很难得到。韩非是宗室公子，比太子地位差，但图书一类的待遇或者差别不大。从常情推断，在韩国的公子中，韩非的才智显然鹤立鸡群，不传给他，又传给谁？所以到了韩非，能懂，能用，能得到，三者齐备，才有了《解老》《喻老》。（注3）从这里开始，《老子》这本秘籍才算是部分解密。

（四）

总而言之，沈善曾关于《老子》作者和成书的推测，可以将很多细节穿起来。所以我个人认为，沈善曾的推测，是我所见最合理的一个。如果上述猜测是对的话，那么庄子必定是绝代天才：他无从读到《老子》，却自成一家，思虑精深与老聃冥然天合。当然，说庄子天才，不能仅凭这一点：据说是闻一多所讲，中国哲学，必提老庄；文学，必提屈庄。这个大概够了。

注1.《孟子·公孙丑上》，“自反而不缩，随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我曾从孔子那里听到关于大勇的说法：如果反躬自省，觉得正义不在我这一边，那么，即使对方是一个卑贱的人，我也不会去恐吓他（以此来显示我的勇气）。如果反躬自省，觉得正义的确在我这一边，那么，对方纵然有千军万马，我也会勇往直前。”

注2. 此前在博文回复中我提到，“据李学勤《孔孟之间与老庄之间》，楚墓简本证明，老先于庄。简本《老子》覆盖范围，已经及于道经和德经，见wiki郭店楚墓条。也就是说，那时，大概孟庄时代，《老子》已经有了个版本，根据通行本能认出来若干章。如果说《老子》写于孔子与孟子之间，那么墓主应该能够得知作者是谁。竹简中，子思的思想被辨认了出来。而《老子》的作者或多个作者，在孔到孟间的历史没有像子思那样留下任何后人可用以辨认的痕迹。或者其原因是没有痕迹：作者就是孔子亲见的那个老子，只有一人。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所有传说中，与孔相见的老子是最可能的作者。孔孟期间，对《老子》小改抄错或者有，但积累而成，很难讲，看轻了其中的难度。另外，《庄子》中所讲古人对话，内容可能是杜撰（应说庄想当然），但人物时代似乎从未搞错，让关公碰上秦琼，《庄子》中也有老孔对谈。

注3. 日前与万维仁爱兄交流，仁爱兄讲：“比如韩非子《解老》，尚与今本《老子》有所不同一一一故曰：“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一字之差，咫尺千里，……。”我回到，“韩非所讲，可能自出心裁，但也解得。孔子也是“志于道，据于德”，然后才有“依于仁”。心有体，无志无据，仁无所立，也就不可依。韩非贵公子，得亲见《老子》书，未必就是他的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