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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在数据缺乏时，作出“正确”判断。汤川秀树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认识。（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於东西方的考察》）直觉与任何计算机，人工智能都不同。直觉在“未定义”情形下，能够工作。而任何计算机，人工智能在这种情形下，都只会停摆（stall）或崩溃。阿西莫夫的小说，很多处描述了设想中的机器人的这种停摆或崩溃的情形。科学发现往往是科学家将思维伸入数据晦暗不明的领域，经过若干曲折和跳跃，而达到的。迈克尔·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的开始，就用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作例子，讨论了其中直觉的角色，他说，物理学史中对这个发现的逻辑描述是臆造的，并请爱因斯坦做了证实。

科学家直觉的发现，会在数据不断充实后，得到实证，因而直觉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这种思维，不是逻辑思维，也很明显。

诗人、作家、艺术家等的灵感，是另一类逻辑思维之外的思维。灵感不同于直觉对外界数据或刺激的依赖，或者说，依赖性更小，以至于无。灵感更多是创造性，主动的创造性，是诗人、作家、艺术家的发出（effluence）；而不是被动地被外界刺激引发的，或者有意追求得到的。宋魏庆之的诗话中说，“诗之有思，猝然遇之而莫遏，……，皆欲其思之来。”（《诗人玉屑·卷十》）这里的思，即是灵感。贾岛有名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灵感之来，可遇不可求的意味很明显，像大数据那样翻遍石头、逻辑思维那样孜孜以求，是得不到的。

灵感和直觉不可重复、不可拷贝、不可使之重现，因而他们的发生是不可实证的。直觉导致的结果可以，一旦得到证实，人们也就欣然接受。一般人既无灵感忽然而来的经验，也不能对别人的灵感有所感通，对他谈灵感，也就毫无意义。但还好，有例子，俞伯牙偶遇钟子期，两相交感，也就留下了千载佳话。俞伯牙因再无钟子期而终身不弹，充分说明了理解灵感的不普遍性，或者说俞伯牙对此有个悲观的推断。又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周遭故国是山围，对境方知此句奇。”“对境方知此句奇”是对理解的经典性描述。为人父母，才知自己父母的苦心，即是同一回事。

显然，通常人的理解，也是逻辑之外的，有常识和良知跨过数据残缺，而达成理解。试图用逻辑和数据说服，如“让数据说话”，因为无法提供彻底的严格定义和全部数据而只能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欺骗。

信仰与灵感又不同。信仰的起点就是无，对外在是如何完全无依赖，所以有“信仰一跃”的说法。如德尔图良（Tertullian，150-230年）所讲，“我信，因在此无理。”真正的灵感尚有他人理解的可能，真正的信仰却完全是个人的。

直觉有如，春江水暖鸭先知；灵感有如，庄子在梁上知鱼之乐；而信仰却如玄奘讲，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所以对于无信仰能力的人来说，任何有关信仰的宣讲，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不如对牛弹琴，牛至少还有耳能听。

转回来，还需对唯逻辑思维者有个批评。逻辑有两难推理的麻烦，有因果和相关的分辨的麻烦，逻辑不能处理一因两果、多果，多因多果的情形，逻辑无第一因，等等。提出这些任一问题，都可使惟逻辑思维者陷入永无终止的争辩。这些情形在《修养》第二章有彻底的讨论。《修养》的第二章也指出，三段论的先后顺序，是伪的。前提是归纳得来的，表面看起来是因，其实是后果伪装成前提。这样的思维是逆序而紊乱的，不是思维得以产生的源头，而是事后诸葛伪装成预言家。

这就提出了在半开半闭系统里，思维如何得到动力，和如何实现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构成了《修养》第二章的主要部分。

显然，直觉、灵感、信仰等都超出了人工智能能够触及的领域，因而对一般人来讲，上述问题也极为重要，理解力总还是需要有一点儿。另外，至少人须知道自己不是低于（inferior to）人工智能的一种存在，或者说，人有可能、有的人可能不是低于人工智能的一种存在。而“人低于人工智能”，因为“机器不犯错”、“机器是完全理性的”、“人会犯错”、“人的思维不可靠”、“人不可靠”等，正是当前人们每天被灌输、洗脑的观念：在强大的人工智能面前，你什么都不是。

通俗地讲，这个重要性在于：哲学家善意地警告，“人死了”；而这一章的讨论则是个安慰，“还能抢救一下”。

（二）解决问题的思路：思维的本质是概念的联系

对思维的讨论，很容易使人厌烦。这是因为思维多种多样，无法定义，你总不能说胡思乱想、跳跃式、幻想等不是思维。而且即便罗列出上节提到的几种思维，仍然只是一种表象上的讨论。甚至上述几种思维也只是盲人摸象，知道这几种，并不使我们知道还有些什么别的思维在那里，缺了哪些、哪些是重叠的、它们的关系是什么、辨别比较的标准等等。

那么思维到底为何？《修养》第一章，提出了封闭和半开半闭系统下的概念问题。为什么要重新思考这个概念问题？这个问题与思维的关系是什么？《修养》第二章对此给出了回答。

思维的本质是概念的联系。对这个观点的提炼和解释，以及将这个观点应用于对诸子经典、现实社会的分析，和个人如此认识并应用，以我所读，是前人从没完整阐述过的。所以我自认为这一章是对思维问题的“新”的见解。

直觉、灵感、信仰等，都是人“作出”的联系。认识也是。庄子和墨子解释认识，说“接也”。所以这些题目都是这两章讨论所指向的对象。以概念联系来看这些思维以及相关过程，就脱离了肤浅地唯象层次。

以封闭系统为例，在封闭系统里，世界被分割成一个个严格的概念，一切存在可以被一个个标签，“名”，完全取代。世界因此被简化为“名的世界”。逻辑的本质是将封闭系统下的名联系起来，逻辑作用于名与名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旦将所有逻辑联系达成，世界就在人的掌握中了。显然，这是一种幻想。这样的联系因为名实的关系，与实联系；因为体用的关系，与人联系。从思维看去，这两种联系是次生的，因而物和人都可以被忽略掉。人工智能需不需要人？对这个问题，封闭系统的回答只能是，暂时有必要，将来没必要。

下面的引文出自第二章：

【这个世界被各种各样的存在所挤满。中国人称这样的存在为“有”，“有”是与“无”相对的方面。人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是从“有”开始的。因此思维一开始面对的问题就是，“何为有”，以及“有”与“新有”的关系。古希腊人提出的原子论、理型即是对“何为有”这一问题的回应。

这样的“有”又需要运动，燃烧，变化等思想配合，以跨过“有”与“有”之间的隔断。大体上，无论原子论、燃素，还是“万物生于水”，“新有”总是从旧的“有”得到的，新的“体”是从旧的“体”分拆而又组合得到的。先秦诸子的设想要复杂一些，他们认为任何存在的“有”，都不能脱离“无”。这里面又有“有无相生”和“无不必待有”两种情形。】

从这个对思维本质的认识，很容易知道，任何两个概念间的“联系”都是思维。这就将所有思维都可摆在一起对比。世界的所有的“有”，即存在，有普遍的联系，可以立足于思维，将其穿起来，即其中有个道路。

理解这一点，对老子提出的“道”就会有更深的认识：道即是让人可以遍及一切的联系通路，行之而成。由“可道的道”的定势思维可以一时适用于所有人之用，也可以永远适用于一部分人之用，但不能永远适用于所有人之用，因此不是“常道”。这需要“常道”下的思维“执大象，天下往”，而“大象无形”，以开放性概括所有联系。

在半开半闭系统里，名的联系不是名自身就完备具有的、不被名的定义所定义。以机器人为例，机器人的结构定义了它的功能，它所能作出的联系和动作，也就是被自身定义的。只有条件反射的人也是如此。

但在实际中，人作出的联系是不同的。因为半开的关系，所有的联系都可能是“理型的”、崭新的、和人创造性作出的。封闭系统只能解释其中第一种“理型的”。

人在定义世界的同时，也定义了自身。这就像房间里家具摆好了，人的行动范围就被定义了。“理型的”系统将人定义为机器人或不如机器人的东西。后两种联系重新定义了人，也就还给人以本来面目：主动性和自我定义性。人的本来面目这一部分，是《修养》第三章要讨论的。人和人类社会的自我定义性，在第五章有讨论。

第二章是从表象层次，即诸子如何处理半开半闭问题的表现，对此进行讨论。诸子的思维，笔者称之为“象思维”，这个名字是从“执大象”而来。这一章解释象思维是什么样的。至于象思维如何可能、人与之对应的结构和功能，则是下一章的主题。

（三）问题的解决：表象层次的解答，象思维

《修养》的第二章“象思维概述”，从人如何在半开半闭情形下思考入手，提出了诸子思考方式是“象思维”，并讨论了思维的层次，分析了想象、信仰等能被容纳在其中的原因和地位。（对直觉的讨论见于杨道还《中国传统学术之结构》）

这一章第一节是对逻辑思维的局限的分析，指出，逻辑思维应“知止而不殆”。

巴什拉说：“对于原始人来说，思想是一种聚精会神的遐想，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遐想是一种松弛的思想；这两者之间，‘有生气’的含意是相反的”。（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火的精神分析》）“有生气”即是活跃遒劲。思想如驯顺的拉磨的马或脱缰野马，哪个更有生气呢？这个“生气”是思想力的来源，拉磨的马或脱缰野马表现出的力，从这源泉而来。拉磨的马对墨守成规的联系可以做到很好，然而不离转圈圈，而脱缰野马则是无拘束的联系。

人的思考，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但人的思考并不是只按照语言来，而有个意象层次。先秦诸子的经典，是按照意象思考，然后以形象、语言的形式外化。诸子的文章，多用寓言、比喻来说明和议论，其原因就在于此。李宗吾说：“庄子寓言，是他胸中有一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蹠以写之，只求将胸中所见达出。至鲲鹏野马，果否有此物，渔父盗蹠，是否有此人，皆非所问。胸中所见者，主人也。鲲鹏野马，渔父盗蹠，皆寓舍也。”（李宗吾《厚黑丛话》成都《华西日报》1935年）对象思维的意象、形象、和语言三个层次讨论，是本章第二节的内容。

本章第三节讨论了想象力的由来。象思维与想象力同源，想象力是一种超越性质的联系，这种联系中，人“作出”的性质特别明显。想象力在现实中以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方式呈现，就表现出创造力。显然，这两者只能来自有开放性的系统，封闭系统是没有想象、创造空间的。

想象是一种“理”想，不同于幻想，也不同于错误的迷思。想象能够有所达，有新的创造，必须有某种信作为支撑。信是思维里，比真更为基本的一个基本层次。不信的人，不可能去寻求和得到真。只有相信可以得到某种真的人，才有可能得到真。也就是说，在思维过程中，信的产生和存在，必先于真的认识的产生和存在。（详细讨论，请参见杨道还《中国传统学术之结构》第十一章第二节）这就涉及到了信仰的问题，一并在此节中进行了讨论。

本章第四节讨论了语言之外的思维层次所用的材料和方法，是在语言之前的。记忆是思维的材料，“显然，在未有文字之前，人类已经能记忆。所以记忆能力的本质不在语言、文字、或符号的层面。人对这些东西的记忆能力是人类史晚近时代才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可以想见，只有当语言、文字、或符号能够被人脑转化为形象时，人才能记得住。现代的研究已经发现，对语言、文字、或符号的记忆在转化为形象时，人能记忆得更好。这个结论是可想而知的，只是通过实验得到了确凿的验证。”

本章第五节转回来，讨论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很多人对中文与思维的关系认识不清，这一节也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传统上认为人的左右脑有分工：左脑处理语言，逻辑、分析、推理等智商类的对象；右脑处理形象、直觉、情感、想象等情商类的对象。现在则通常认为，左右脑不仅有分工，也有协作：大脑功能有偏侧性，上述这些功能的执行并不是左右脑泾渭分明，仍需整体上的协作才完成。

显然，只有在左右脑充分协作时，大脑才能充分地发挥其功能。大脑的潜能难以实现，是因为在现实中，人用脑有偏重。人自觉地不自觉地倾向于逻辑分析、智商发达，或者直觉想象、情商发达，偏执而不是两者协同，均衡地工作。

汉语的听说语言部分需要左脑来处理，形象文字需右脑来处理，左右脑必须协同工作，因而学习和使用中文即是一个加强左右脑联系，使之更为协调、均衡工作的过程。表音文字，虽然需要左右脑协调，但显然，其侧重性、偏颇远过中文。现代科学认为，人类大脑的潜能远未达到，那么中文这样一个加强左右脑联系的语言工具，岂不是开发大脑潜能的利器么？除了中文，还有哪种工具或方法，有两千多年积淀和成熟，能够胜于这一工具？所以，显而易见，汉字不仅优越于表音文字，其潜在的用，更具重要的现实和未来的意义。”

本章第六节讨论了象思维独特的“生”的意象。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哲学读起来，“味道”不一样，一篇文章，用的是中式还是西式的思维，对两者略知一二的人很容易就能觉察出。这个味道，主要是“生”的意象造成的。生即是“作出”；这个不同的“味道”，是开放思维的气息。

杨道还新著《传统学术与个人修养》已于近日出版：https://www.lulu.com/search/?contributor=Daohuan+Yang&sortBy=PUBLICATION_DATE_DESC

本书介绍：

之一：现实世界是半开半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