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右派的出路

作者：平原书生

(一) 山雨欲来

    自1976年右派政变以来,中国的右派已掌权三十五年。三十五年间,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旗号,逐步控制了共和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共产党的领导层,把毛泽东创建的共和国变成了事实上的右派国家,把共产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右派政党。他们了解"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不想就此止步,准备“杀开一条血路”,“清左拔毛”,“壮士断腕”。他们计划趁换届之机,彻底改变共和国和共产党的性质,以便名正言顺地施行他们的复辟计划。

    薄熙来事件就是他们策划的颠覆共和国及改造共产党计划的第一步。温家宝代表右派打响第一枪后,国内外右派和一切反共反华团体, 弹冠相庆,一致拥护中央决定。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下一步的决战。而左派阵营,在第一回合失利后,似乎愈挫愈勇,摆出了全面决战的阵势,准备对三十余年的右派路线从理论到实践作一彻底清算。

    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左右之争使得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在内心深处作一抉择:是继续两极分化把中国引向永劫不复的动乱深渊,还是回归到毛泽东的共富的路线使中国走向稳定和中兴?左袒还是右袒?这种逼迫国人作出选择的诡异情势,在中国近三千年有详细记载的历史中,只有一次,那就是发生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诛灭诸吕事件。

    在推翻暴秦的斗争中,出身平民的刘邦知人善任,宽厚爱民,很快积聚了大批人材,组成了一支能与项羽抗衡的力量。秦亡以后,经过四年的内战,终于正式建立了汉朝。也是由那时起,我们中华民族正式告别了幼儿期,有了一个学名,叫做"汉",开始成为一个翩翩少年。在建国的最初几年里,汉高祖在内平诸侯叛乱,外御匈奴入侵的间隙,创建了大汉的制度规章,扫除烦刻,与民生息。虽未尽善尽美,而大治之象隐然已成。但连年的征战和国事的操劳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当新建的大汉和他的子民亟需他的领导时,英雄却到了末路,不得不开始思索他身后的江山。

    当他高唱大风歌时,他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守四方"的"猛士";但当他举目四望时,却加深了他内心的极大不安:一方面,他所希望的接班人不为吕后所容;而指定的太子却懦弱不肖;他的其他子侄年龄尚幼。另一方面,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妻子吕后,”人才难得";而吕家子弟又正处虎狼之年,手握兵柄。他隐隐觉得, 他死后政权要落到吕后之手;但他还是希望吕后天良未泯,日后能把政权传给他长大成人的儿孙,传承他开创的大汉江山,造福百姓。于是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 为神圣的事,召集全部文臣武将作证,并公告天下,刑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虽然他明知誓言和"永不翻案"的保证书一样不可靠,但这是他 当时唯一能为后代和百姓所做的了。当他得知商山四诰加入吕氏集团后,他已明白吕氏掌权已不可逆转,唱出了"羽翼已成,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的悲歌。但他还是要与命运对抗,置后世”诛杀功臣”的谴责于不顾,为他的子民作最后一件事:在他临死前不久,他命令陈平于”军中即斩樊哙头。” 

    汉高祖去世时,大概是瞑目的吧，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他的子民除去了吕氏的一大强援。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陈平对他的命令打了折扣。陈平不愿手沾吕氏血腥,决定囚禁樊哙进京,由高祖亲手斩杀。当陈平押解樊哙尚未到京时，高祖已去世。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读史至此而掩卷长叹！

    事情果如高祖所料，他死后吕后便掌握了大权，惠帝不过是个傀儡。她虽然仍打着汉的旗号，但大肆修正高祖的政策；贬斥高祖的旧臣，招降纳叛，拉邦结伙,任人唯亲；高祖子孙，斥逐边地；吕姓宗盟，委以重任。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吕后也是一位真主，因为她确实参与了大汉的建立，更何况她仍打着汉的旗号，大臣和百 姓对她无可奈何。当惠帝死后，吕后大封昆弟诸吕为王时，朝中已布满吕氏爪牙,虽有明誓在先,也不可阻拦;高祖旧臣中只有王陵表示了反对。就这样，以吕后为核心的吕氏集团统治中国近十六年，中央和京城各要职，均为吕氏子侄担任。

    公元前195年春，吕后病重。而此时以朱虚侯刘章为代表的二代已经长成，强烈希望回归高祖路线，夺回失去的权力；陈平周勃等一帮旧臣也想在辞世之前,助二代一臂之力,报高祖知遇之恩。与此同时,吕氏集团想到失去权利后可能面临的清算，便图谋在吕后死时发难,代汉而有。当是时，刘吕两派的矛盾已公开，势成水火。各方势力更公开活动，连络外地诸侯，随时准备决战。而此时的百姓和三军将士，也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拥刘还是拥吕？左袒还是右袒？这就是公元前195年春天的情势；而到了当年秋七月，当吕后崩于未央宫时，大决战就开始了！

    这是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决战；当我们的民族还处在学步阶段，尚没有独特的文化、制度、风俗和习惯时，经不起改天换地的折腾，随时可能夭折。如果吕氏获胜，世界文明史上将不会有灿烂的汉文明；而我们将不会有文景盛世,不会有荡气回肠的汉赋,也将不会有英光四射的汉武！一个失去了这一切的民族，有何资格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诸位已经知道，在那场决战中，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今，我们的民族又到了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对于当时拥刘一方如何准备和行动,史有明载;而对于吕氏集团一方在那场大决战中如何应对,”史记"与"汉书"均语焉不详,大概是因为当事者很快便伏法,史家已无从查考的缘故吧。我们只能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略窥蛛丝马迹。高祖在位共十二年;如果自灭项那年算起,执政不足七年。而吕氏却已掌权达十六年之久,朝廷内外,已为吕有。吕氏集团大概以为胜算在握,以致集团中主将郦商之子郦寄被策反也没有察觉,照样走马行猎。当是时, 吕氏集团中只有吕后的妹妹吕媭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当她得知她的子孙的所为时,勃然大怒,将"珠玉主器"全部散于堂下,沉痛地哭叫道,”勿为他人守也”。

    虽然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当时吕氏兄弟及其走卒们是如何得意狂妄,但两千二百年后,历史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见证中国极右派的无耻,无知和疯狂:故意拖延的记者招待会;午夜惊魂式的消息发布;不成章法的中央文件以及极右追随者们在媒体上的狂欢。似乎在一夜之间,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中共已变成他们的党;他们做梦也想颠覆的共和国已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或已备妥”家祭”,准备”告乃翁”;或已打点行李,准备大显身手, 于”漫卷诗书”之暇,频频在网络和各种媒体发表狂言,颇有点”喜欲狂”的意思。

    然而,和这些轻浮的右派及邪教门徒不同,有头脑的右派却嗅出了异样的味道,表示了不太乐观的看法, 在右派举世狂欢的日子里,发出了几声哀鸣。

(二) 最后疯狂

    重庆事变之后,在右派的一片欢呼声中,温家宝的极右追随者们不失时机的指出,”如不再跨一步,其祸不远”。与只看到眼前得失的浅薄的右派不同,这些略有头脑的右派却同时也看出了右派面临的已为期”不远”的危险和大祸。这倒是颇为难得的。

    为什么温家宝的追随者们要提醒头脑发昏的右派可能有大祸呢?这是因为温家宝们比谁都清楚地知道,在右派掌权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右派在经济上化公为私,巧取豪夺,把人民于建国后前三十年创造的国有资产吞为己有;在政治上,极力诬蔑和丑化红一代的领袖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那场革命,为被打倒和推翻的黑一代涂脂抹粉,扬幡招魂;在文化上, 绞尽脑汁矮化中华五千年文明,把人民心目中的历代英烈百般丑化,为汉奸买办张目。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为人神所共愤,天地所不容。

    三十年来,中国的右派利用一切机会在经济上压榨,在政治上欺骗和在文化上诬蔑工农以及普通百姓,视百姓为刍狗,他们为自己树立了亿万仇敌。如果说华尔街的99%是有点虚张声势的话,那么,在现在的中国,中国的右派要面临95%以上的人们对他们的清算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右派们深知,朱镕基温家宝出卖国企的政策,虽然制造了千万贪官作为他们的同盟,但同时也制造了下岗工人，为他们在城市中树立了亿万天然的敌人。虽然早期的"包产到户"的政策赢得了农民一时的支持,但贪官极右掌控的私企对农民工的盘剥和歧视,使广大的农民很快认识到右派的本质。三十多年来,在当权右派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右派分子对毛主席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蔑和丑化。但令右派们惊悚的是,他们非但没有把主席拉下神坛,反而把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抬得更高。失去话语权的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把主席的画像挂在家中和出租车里,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主席的怀念和敬仰。没能把主席的影响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除,是右派三十年间的最大失败。而这也是他们惶惶终日寝食难安的真正原因。

    右派中的极右奸邪自然熟知右派在过去三十余年间的所为,正如两千多年前的吕禄吕产一样,想到可能面临的清算,不寒而栗。如果说五十五年前的那场反右过后,中国的右派还能得到百姓的同情和帮助的话,那么,在他们倒行逆施三十年后, 百姓已彻底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对他们已只有仇恨;即使将来有人对他们施以”过正”的”矫枉”,也已不会得到一丝的同情。如果说当年红一代”打土豪,分田地"时,尚”琵芭半掩”,尚需对百姓进行反复的动员,宣传和鼓励的话,那么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有人举起”还我国有资产”的大旗,将贪官极右劫掠的国有资财重新收归国有的话,人民将闻风景从,已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解释和动员。因为夺还本因属于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力,列的将是堂堂之阵;举的将是正正之旗。极右派中的清醒者深知他们当前的处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出了”死路一条”和”其祸不远”的哀鸣。

    面对可能的清算,中国的极右派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温家宝及其追随者指出的”政治改革”和”再跨一步”。温家宝对他的"政治改革"语焉不详,而他的追随者们的路线图却极为清晰,并毫不隐瞒地在港台及海外媒体上公之于众:“趁拿下薄熙来之机，再跨一步，跨出党内，跨到民间,推行政改，清剿毛左，除恶务尽”。“一如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毁灭中共,肢解中国。

    这确实是一条右派避免清算好路径。当共和国不复存在,谁还会去追查国有资产的下落?当共产党已经灭亡,谁还会理会党内的是非曲直?在新的国家里,他们的资产将受到法律保护;利用手中的资产,他们可以重新结党,并将资产传给子孙万代,直至无穷。

    极右狂徒虽对中共和共和国有刻骨的仇恨,但仇恨并不能增加他们的智慧。他们发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路,但毕竟学浅识短,对此路能否走通,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除能在网络媒体上快意一番之外,似乎在通向他们的新党新国的路上,并没有向前进一步。温家宝代表的极右派的下场到底如何,他们的计划能否成功,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始作俑者,岂有后乎"的格言;我们也知道,如果吕氏集团当时没有做最后的疯狂,他们大概不会被灭种。

(三) 刘郎遗恨

    薄熙来事件之后,右派中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都跳了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希望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左右事态的走向。在这些文章和谈话中,也有不少真知烁见。其中以年逾八旬的真诚右派，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谈话最为精彩。在<中共政权转移困难>的访谈中,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指出:

    “薄熙来案子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中共第二代也是中共的红二代，也有他的焦虑，这个焦虑就是江山要不保，因为贫富的不均，所以他们的方式是回到民粹主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外面所传说，或者认为温家宝所代表的一种政治改革。可是政治改革又不能走西方的路线，也不能三权分立，那等于改革根本只是一句空话，不能动的，民主自由式的改革、西方式的改革又行不通，这就是困难的所在。如果这个事情不能解决，薄熙来的案子就不容易下一个很清楚明确的结论”。

    在这里,深通中外古今历史的余先生指出, “西方式的改革”在中国“行不通”;中共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苏共,共和国也不会被肢解。仅此一点,余先生这位六十年一以贯之的反共右派就要比轻狂的新右派高明许多。他同时断言, “薄熙来案子不是那么简单”,并指出”薄熙来的案子”不会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结论”。这无疑也是正确的。在同一篇访谈中, 和所有的当今清醒右派一样,他又有”刘郎已恨蓬山远”的无奈,担忧右派的”蓬山”永远不会到达。他预言, "如果薄熙来再能回首再能出来的话, 那就不但是胡温本身，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等,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话虽不无挑拨离间之嫌,但在右派的哀鸣曲中,余先生的预言平添了几分历史色彩。

    余先生是位知名的历史学家,著作等身。搞历史的人可分为三等:若只能叙述史实,此为历史教师; 若能成一家之言,自然是历史学家了;但最上乘的史家是"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六十年来,每当中国有事,余先生总要发表观点,看来是希望成为最上乘的史家的。但遗憾的是,和美国的所有中国通一样,总是误判中国局势,给两国人民带来灾难。六十七年前,即使乡间没文化的农民也知道共产党必定战胜腐败不堪的蒋介石政权;而美国政府却听信心性邪恶的中国通的谎言,在内战中站在了国民党一方,这才有了中美二十年的对抗,两国人民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今的中国贫富差距和贪污腐败都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一个小小的火花,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把一切焚为灰烬。这一切都是自邓小平以降所执行的右派路线造成的。余先生不反省右派在这三十年间的所作所为,却用一句”民粹主义”把责任推给了红二代,误导舆论。莫非余先生希望再一次误导美国政府,导致中美再次对抗? 余先生桃李半天下,在海峡两岸都有亲朋故交,本当以过来人身份主持公道,以历史学家身份"垂鉴戒于后世”。而今却随波逐流,附和右派,这不但大大地丢失了身分,也永远失去了成为上乘史家的资格。

    在同一访谈中,余先生还表示了对“毛泽东的路线”,“文革”,”红卫兵"以及"抄没一生的财产"的耿耿于怀。文革期间,余先生身在美国和台湾,”红卫兵抄家"之事何由得知?想来一定是来自国民党以及右派的宣传。而真实的历史是,文革最初的一个月间,确实有抄家之事,但仅限于抄没"封资修"的宣传品和有关的书画,绝没有”抄没一生的财产”之说。我一直相信"谣言止于智者"的格言,更相信谣言止于历史学家。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竟以道听途说的谣言为据而书写历史,那他写的东西岂不成了地地道道的秽史!

    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抄没一生的财产"之事是有的,但那是在中共建国的初期。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中共建党之初,就公告了‘耕者有其田’的宗旨，并未讳言日后的‘土地改革’。更何况中外古往今来，朝代更替之际，失败的一方岂可再妄想保有家财？美国独立战争中站在英国一方的‘保皇党’如今安在？他们的财产是否被抄没？世人怎可以此事独责中共！想来令余先生真正念念不忘的是这时的"抄家"而并非在文革期间。从余先生的简历看,余家那时一定是被全部抄没了的,与毛泽东和当时的共产党有毁家之恨。但一个真正的史家不应被个人恩怨迷了双眼而信口雌黄。如果司马迁也象余先生一样对个人的遭遇耿耿于怀,这世界将不会有那部"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

    ‘斩草除根’是中国的一句极其血腥的格言，被历代王朝的政治家们奉为玉律。在王朝更替之初，对前朝男性遗孽无论长幼，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而将其女性成员 象猎物一样赏赐给有功的将士，肆其淫欲。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野蛮和残忍的恶性循环，就连史称明君的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 王朝覆灭于后来者的事屡屡发生，但覆灭于前朝遗孽的王朝绝无仅有。这是因为前朝的男性或早已不在世间；即使侥幸存留者，也早已丧胆。他们已不能对新朝组织 有效的舆论攻击，更不能组织有效的对抗。

    是毛泽东第一个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循环。尽管蒋介石杀害了他的兄弟妻儿，他掌权后的溪口，松柏不剪，陵墓依然。对追随国民党反共者，除民愤极大如温世仁之流被正以国法外，毛泽东则一直强调‘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注重教育改造。右派掌权后，对主席进行了令人发指诬蔑，将他描绘成‘杀人魔王’和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如果他真是无恶不做的暴君，反共的黑一代的男性成员早被屠戮，而女性成员则早被‘共匪’蹂躏糟蹋。现在疯狂攻击毛泽东的黑二代们也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当你们的父兄及你们家族的其他男性成员被杀掉，你们上一辈的女性成员被‘共匪’占为己有之后，你们又是如何来到的这个世间？ 

    在信息不通的五十年代,余先生只能凭借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来猜测大陆的状况。如果此时对红一代的错误判断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掌握了所有的资料之后仍诬蔑红二代,则只能说明余英时先生心胸的偏狭。

    但余先生毕竟是历史学家,深明大势,知道一个人的荣辱生死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他虽然无奈的指出” 如果薄熙来再能回首再能出来的话”, 但他毕竟没有说出要除掉薄熙来,因为他以历史家的直觉预感到,右派的路线在中国已到了穷途末路,无论有没有薄熙来,大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

(四)歧路无为

    当年追随赵紫阳的右派,由于误判邓小平的凶残,六四后被迫留亡海外。虽然国内执政的极右在继续着他们的事业,但一想到被他们看不起的右派小丑竟成了中共的文胆,无赖竟作了权贵的幕僚,心有不甘。他们或许与极右不同,希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由于站在了错误的立场,走向歧路,总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在大多数民众的对立面。

    在右派倒薄的喧嚣声中,有流亡海外的政治学者语惊四座,指出"如果不做掉薄熙来,他仍可东山再起",既给浅薄的右派泼了盆冷水,也使左派闻之胆寒。和余英时先生一样,这位政治学者也看出了薄熙来翻盘的可能;和余先生不同的是,这学者指出了制止薄复出的办法:做掉薄熙来,向温家宝献上了海外一策。而这计策余 先生是不屑出口的。

    凡熟知中外政治,文化和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当历史的大势已成时,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即使没有了达芬奇,也一定会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既使没有了爱因斯坦, 也一定会有二十世纪的科技革命;即使没有了孙中山,满清也一定会灭亡;即使没有鲁迅胡适的推波助澜,中国也会有新文化运动。国共内战前夕,当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奋斗二十五年后,大势已成。此时的毛泽东之所以毅然决定亲赴重庆谈判,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在党内的个人的作用已不再象初期那样重要;即使国民党暗杀了他,他所开创的事业也一定会胜利。

    “做掉某某人"的说法和做法,是黑社会的用语和行径,在黑社会和小规模团体中司空见惯并行之有效。梁山泊里王伦被做掉之后,换来了梁山的兴旺发达便是一例。但这种鼠窃狗偷的勾当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为真正的政治家所不屑。当国民党中有人向蒋介石献策在重庆"做掉"毛泽东时,据说蒋先生毫不犹豫地拒绝和制止了这一企图。蒋介石先生不愧为一位政治家,因为他知道,在两个阶级或两股势力的斗争中,杀掉或暗杀掉对方的领袖或代表人物与事无补,徒增双方仇恨,而永远 失去了转圜的余地。诸位试想,如果主席当时被暗杀而中共又取得了政权,那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手执生杀大权的红一代一定会为主席复仇,中华大地一定会遍地血腥,和国民党有关系的黑一代及其子孙,恐怕已无遗类。仅此一事,现在的黑二代们应感谢蒋先生的阴德。如果主张暗杀主席的阴谋得逞,你们将不会来到这个世间。余英时先生自然深知这其中的利害,做为历史学家,自然熟知李淳风对李世民的建言,因此没有建议做掉薄熙来。看来,美国大学确实培养不出中国的政治家。

    在野的右派如果真诚地希望中国走向民主,繁荣和富强的话,你们应该清楚你们宣传的右派路线在中国已推行了三十年,现在已走到了绝路,是到了改弦易辙的时候了。你们或许有其他的方案,但百姓已不再给你们试验的机会。五七年右派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轮流坐庄"。右派路线在中国已"坐"了三十余年,把中国搞得两极分化,贪腐横行,道德沦丧,天怒人怨。薄熙来事件之后,全国绝大多数百姓支持薄熙来。这虽然并不表明所有的人都同意薄熙来的理念和举措,但至少说明百姓的求变之心。

    中国在野的新老右派不得不承认，他们曾热烈拥护和支持的邓小平的私有化道路已走到尽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明明是在美国和欧洲行之有效近二百年的 理论和政策,为什么偏偏在当代的中国行不通，反而惹的人神共愤?为什么马克思理论预见的革命没有发生在欧美,而在眼下的中国却随时都可能发生？ 

    回答右派的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当前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那同时也是雨果和狄更斯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我们不是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不能叙述马克思如何得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结论。但我们可以在雨果和狄更斯的著作里,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解决贫富差距的苦苦探索。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他的预言。当代的中国，决不是中国执政的右派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恰恰相反，经过右派的三十年的折腾，现在的中国已到了货真价实的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的阶段——‘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在宏观世界牛顿定律仍然适用一样，继续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走下去的中国，一定难逃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的命运。到那时，毛泽东带领人民所创造的成果连同这些年的盆盆罐罐一起，被革命打得粉碎，中国的一切再一次推倒重来，完成又一次循环。

    中国的右派或许纳闷：为什么现在的欧洲和美国政治稳定而不发生革命和大的社会动乱？这是因为现在的欧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再是雨果和狄更斯笔下的资本主义。其中的一些变化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不可能预料到的。正如雨果若生活在现在的欧洲,他一定不会写出那名垂千古的"悲惨世界"一样,马克思也会改写他的某些预言。

    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二次大战之后。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战后的重建,极大的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据熟知那个时期的人称,一个高中生若能在制造业谋得一职,即可有和教师同等的工资,跃升为中产阶级。虽然他们仍是工人,但他们已不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已购置家产,政治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或更早,美国的中产阶级已占社会的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却越来越少,工会组织每况愈下。他们左右着政局,稳定着社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社会的多事之秋:黑人运动,反战抗议,嬉皮士风潮,三K党猖獗，古巴危机，暗杀总统，水门事件，总统辞职。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稳定，上述任何一事件都足以引起社会的动荡，乃至革命。而这些都不是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所能预料到的。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欧美。正如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一样，资产阶级为分化无产阶 级而制造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正在欧美充当着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资本主义正在社会主义化。把欧洲的某些国家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更贴切些。

    当今世界的潮流是社会主义化。而中国的右派却逆潮流而动，这是他们面临绝路和崩溃的原因。三十年来，他们制造了权贵，制造了贪官，制造了贫富差距，制造了动乱之源。由于他们的自私和贪婪，由于他们的资产是来自对国有资产的劫掠，他们从没有想过共富和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在现在的中国，企图维持现状的不到5%，超过95%的人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对现状不满，希望改变甚至希望革命。

    真诚的右派或许会说，如果假以时日，他们也会象欧美一样制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再有社会动荡的忧虑。但问题是：需要多久？需要邓小平所说的‘再搞一百年’？我们都知道‘一百年’之说是他本人也不相信的糊弄人的鬼话！试问：有谁愿意再等待一百年？ 

    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在中国起稳定作用的力量依然是工农和劳动大众。只有当他们虽然不太富足但感到前途光明时，中国才不会有主席所担忧的政权周期性循环。而稳定工农的唯一办法是主席倡导的共富路线，而决不会是私有化道路。

    中国的真诚的新老右派们也许会说，如果实行他们所宣称的‘普世价值’以及选举和舆论监督，中国照样可以稳定而避免动乱和革命。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是中国几代志士的愿望,很多人为此而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是谁在如此顽固而激烈的反对民主制度呢?其实正是中国的几代右派!从1927年412的枪声到1976 年的政变；从邓小平的89屠城到温家宝们的违宪封网，这些反人民，反宪法，反民主的事件无一不是中国的历代右派参与策划的。中国的右派在民主问题上劣迹斑斑,早已失去了谈论民主的资格。

    为使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也享有出版和言论的自由，毛泽东苦心设计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并唐而皇之的载入了宪法。他清楚的知道，中国的工农和普通大众，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里，将会一直是弱势群体。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缺少文化；而提高工农文化任务，没有三代四代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当他想到一旦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谁能代表他们发言？即使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仍在，但有哪家电台或电视台愿意请一个普通的工农作访谈？如果一个工人或农民 的文章写得颠三倒四，又有哪家出版社报社愿发表他文不对题的文章？他们的自由有谁保证？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主席发明了‘四大’。他希望在他身后，工农大众 可以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如果失去了在媒体上的话语权，劳动大众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发表在‘大字报’上。街头巷尾，即可发表；只言片语，宛然文章。虽不为编 辑记者专家所认同，但他的读者特别是身边的读者却理解他的意思和观点。但在邓小平掌权后，悍然剥夺了他们这种权力。历史将会永远记住：当‘四大’权力被从宪法中清除时，中国全体右派作了邓小平的帮凶。但天不灭民。如今，可以告慰主席的是，他的‘四大’虽然被禁止了，但互联网的出现使‘四大’得以复生，人民又夺回了说话的权利。

    很多年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语被人们误读和曲解了。如果用于一般民众,那一定是教人作望风转舵的无耻市侩,这无疑应视作贬义,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但古人造此语的原意是专门针对"俊杰",即从政者的。如果一个政治家或准备从政的人不知人心向背,不明大势所趋,不识时务,固执于空洞理论不知变通,则永远成不了"俊杰"。现在是在野的右派朋友们转变立场的时候了,和左派一起粉碎温家宝一伙祸乱中华的阴谋。人生苦短,余时无多；如果继续眷恋穷诚，徘徊歧路，则一定会被历史所抛弃，成为一堆行尸走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是毛泽东主席一生的梦想。在那个世界里，百花争芳斗艳，左右并生并存。如能在未来的岁月中为我们共同的祖国，为主席所希望的盛世作点事,也不枉在尘世一行。许多年后,当我们的子孙谈论这一代人时,他们会自豪地宣称,在二十一世纪初,当中华民族第二次面临抉择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又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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