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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報告：民眾十問（A)	2012-12-31 22:58:29

十八大報告：民眾十問 (A)

張勤德

http://www.chinausanews.com/bbs/viewthread.php?tid=32172&extra=page%3D1

對於黨的十八大，一方面要看到，就西化派提出的在十八大之前和我們進行“三年決戰”這一場特定時期的戰鬥而言，可以說是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這主要表現在：

[一]在這場鬥爭中，挫敗了十八大所說的“走改旗易幟邪路”者中的西化賣國集團打着掃除“封建殘餘”、“文革遺毒”的旗號，在十八大之前搞亂大局，阻止“紅二代”接班並使西化路線隨之取得主導地位的圖謀，從而保證了習近平等同志的順利接班，同時對一些方針政策進行了調整，把“毛澤東思想永遠是黨的指導思想”和“共產主義”、“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共同富裕”都寫進了十八大報告。

[二]在唱紅打黑，聯繫群眾，民生為本，共同富裕模式和依賴外需，私有為主，以資為本，兩極分化模式的鬥爭中，雖然從戰術上來看共同富裕模式受到不小的衝擊，但是從戰略上來看，就十八大報告對它的基本內容吸收較多，尤其是就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反映了以民為本執政理念，並突出強調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言，這個模式已略占上風。

[三]在按照普世價值搞西方國家多黨制式民主還是根據國情搞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鬥爭中，從十八大報告強調“決不搞西方國家那種多黨制”，並且提出了不同於西方民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來看，西化賣國集團在現階段使中國不僅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而且成為政治附庸的如意算盤，也落了空。

儘管促成這一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是由世界和中國發展“左轉”的大勢所決定的，是馬列毛派和人民群眾以及黨內健康力量順應這一大勢共同努力的一個成果。這當中一個標誌性的重大事件，就是因日本侵占釣魚島引發的“九月愛國運動”，特別是數百萬遊行隊伍中毛主席像的海洋所產生的震撼力。著名經濟學家張宏良同志說得好：“正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中國人民的偉大運動，在民族崛起或毀滅的關鍵時刻，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紅色事業。我們沒有任何時候會象今天這樣，如此深深體會到習近平主席施政宣言中那句話的偉大意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我們耳邊再次響起了歷史偉人那句響徹宇宙的偉大口號：‘人民萬歲！’”我們在此時此刻看到這一點，是為了增強信心，提高勇氣，更好地進行鬥爭。

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邪路派特別是其中的西化賣國集團仍然不僅具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而且有洋老闆的撐腰壯膽，他們必然會進行瘋狂的反撲；“補課式改革有利論”、“普世價值合理論”和它們更深層次的理論依據如“實用主義”、“英雄史觀”、“人性自私論”等等，對部分群眾特別是黨員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影響還相當廣泛，迫切需要肅清；怎樣在新形勢下發揮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用科學社會主義救中國，急待回答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也相當多。我們在此時此刻看到這一點，才能做好應對更複雜甚至更激烈鬥爭特別是突發事件的各種準備，因勢利導，穩操勝劵。

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堅定政治立場，明辨大是大非”；“着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因此，我們應當更好地緊密聯繫實際，盡力講清世界和中國發展大勢的突出特點，講清兩種改革觀的區別尤其是䃼課、西化改革觀的危害性，講清西化賣國集團及其後台老板的戰略圖謀，以加強對人民群眾的宣傳和對黨內健康力量的支持、促進，推動復興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所以特將我們了解到的人民群眾聯繫建國60多年的理論和實踐研讀十八大報告時提出的疑難問題列舉出來，請求各有關方面的人士給予解答，以利於把大是大非搞清楚，堅持真理，糾正錯誤。

第一，當前世界和中國發展大勢的突出特點是什麼？

十八大報告指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在國際上，必須“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國內，應當繼續推進“社會和諧”建設。不難看出，這是認為當前世界和中國發展大勢的突出特點是“和平發展”。

但是有些同志則認為，現階段世界仍處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當前世界和中國發展大勢的突出特點是在激烈鬥爭中“初步左轉”。江西省的王清臣同志和知名度相當高的秋石客網友所說的我們現在正處於“觸底反彈”時期，也是這個意思。他們指出，就世界來說，這種“左轉”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上：

一是當前這場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正導致帝國主義特別是霸權主義日趨衰落。當前帝國主義已發展到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美國霸權主義已發展到具有金融霸權、科技霸權、文化霸權、軍事霸權“四位一體”的全面霸權階段。新帝國主義時代的這一特徵既表明它發展到了頂點，也表明它處於大衰落的起點。因為物極必反。當前的總危機，就是它一定會在一二十年內逐步衰落下去的標誌。這場總危機正在進一步加大，並且會長期化。對這一點，許多人已看得很清楚。例如，著名經濟學家韓德強同志早就指出過這一點。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同志說：“世界經濟正步入較長時期的衰退期。隨着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泛濫，私有化浪潮正將世界經濟引入絕境。美國上層1%的人每年拿走近1/4的國民收入。全球窮人更多更窮、富人更少更富。幾乎所有國家都愈來愈窮，根本標誌是各國主權債務和財政赤字都在急劇增多。……更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還在後頭。”[烏有之鄉書店網，2012年9月20日] 英國《金融時報》和布魯金斯學會的調查報告說：“全球經濟復甦正面臨崩潰。”[參考消息報，2012年10月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指出：“大量事實證明，今後的10年必將是全世界資本主義整體危機最嚴重的時期”。大危機衝擊了“市場經濟萬能論”，大動盪衝擊了“西方價值普世論”，從根本上動搖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和價值觀念。更根本的是他們拿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用老百姓的話說是“找不着北了”。

    二是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對霸權主義的鬥爭，正從低潮逐步走向高潮。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理查德說：“‘占領華爾街’運動是半個世紀後第一個將資本主義整體作為批判核心對象的群眾運動。”[參考消息報，2012年3月16日]法新社報道，約七萬名“反資本主義戰士”參加了今年1月23日在巴西召開的“世界社會論壇”大會。其中，不僅有美國的“占領者”組織成員，而且有西班牙的“憤怒”運動和阿拉伯地區一些組織的成員以及智利的青年學生。他們呼喊：“我們想要另一個世界，現在必須鋪設道路”。敘利亞、巴勒斯坦、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國人民正在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侵略、干涉，維護國家獨立主權，爭取人民解放的鬥爭。美英等國的機構對劇變後的蘇東國家調查顯示，“89％的人對資本主義不滿，61％的俄羅斯人認為蘇聯解體是壞事”[馬也，東方紅網，2012年 1月9日]。“俄羅斯將近一半的民眾正面評價十月革命”[參考消息報，2012年11月8日]。2008年西方國家爆發的反資本主義大遊行，隨後美英等國爆發的街頭革命；學生領袖卡米拉帶領智利百萬人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近日希臘由共產黨發動的十萬人大遊行等等，都表明更大的革命運動會隨着經濟危機的惡化而不斷出現。

    三是馬克思熱、毛澤東熱持續升溫，社會主義復興的曙光進一步顯現。現在“回到馬克思”的口號，喊得越來越響。面對經濟危機，不僅第三世界國家很多人在學習《資本論》，連西方國家的學者甚至政界人士也在讀這本“工人階級的聖經”。在拉丁美洲，“社會主義運動相當流行”。“毛澤東思想越來越多地被一些國家領袖奉為在國際戰略中突圍的利器”。例如，最近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就說他是憑藉對毛澤東理念的崇拜第三次成功地連任了總統。在今年競選時他公開宣布：“將在新的任期內實行更加深刻的社會主義變革，摒棄資本主義民主，建設最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多維網，2012年10年9日] 美國著名軍事評論家拉瑞斯近來在回顧歷史時說，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一個幾年前還在被日本軍隊肆意侵略蹂躪的國家，突然間打敗了世界上當時的最強大軍事同盟，這樣的奇蹟除了敢於創造奇蹟的毛澤東，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轉引自中國毛澤東報，2012年9月特刊]。在美國各地暢銷《毛主席語錄》的革命書店不斷增加，讀者也越來越多。從加勒比島國移民美國的搬運工卡爾在紐約一家革命書店裡說：“毛澤東號召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團結起來，反對霸權，反對美帝國主義，爭取平等的文章特別鼓舞人。”[同上]

    這些同志還認為，就中國來說，這種“左轉”的主要表現也有三點：

    一是在共同富裕模式和兩極分化模式的抉擇中，越來越多的黨員和群眾選擇了共同富裕模式。由於共同富裕模式使平民百姓得到了實惠，較好地解決了黑惡勢力猖狂、黨群關係惡化、資本精英驕橫、兩極分化嚴重等等群眾最不滿意的“老大難”問題，同時對如何走真正的科學發展之路進行了初步探索，因而受到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極力醜化、攻擊、陷害、圍剿。例如網上報道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甚至在別人提出在中央文獻裡應寫上共同富裕時竟然斥之為“亡國之道”。但是，經歷過各種風雨考驗的黨員和群眾，並沒有被嚇住、被迷惑，反而從兩種模式的對比中，看出了優劣，辯明了是非，決心選擇共同富裕模式，拋棄兩極分化模式。真正深入底層，了解黨心民意，就必定會看到這一點。

二是在做西方國家的附庸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兩條道路的抉擇中，越來越多的黨員和群眾選擇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解放軍現役軍人張召忠將軍說：“獨立自主，就是不仰人鼻息，不奴顏婢膝，不泥古媚外，不“韜光養晦”，不見風使舵。在六十年代初前蘇聯修正主義集團背信棄義撤走專家、威脅逼債又天災橫行之際，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萬眾一心迎難而上，決不向帝國強權讓步半分，決不向大難大災低頭一寸，……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無與倫比的革命膽略，戰勝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的破壞、進攻和封鎖。在九死一生的包圍中，不但保衛了新生的人民政權，而且帶領中國人民靠着自己的力量，眾志成城地搭起初具規模的中國大工業的基本框架，把中國從地地道道的農業國建成了世界第六工業大國、第三軍事強國，並留下來成千上萬“國有企業”，建立起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中華論壇，2011年1月23 日] 著名學者胡鞍鋼同志認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需要有大型的、並具有超強國際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紅旗文稿，2012年第19期]中國國資委網站2012年10月12日發表文章強調：“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的存續發展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同志不僅曾提出要堅持“五不搞”，既反對西化派的政改，又反對補課派搞的私有化，而且在人大常委會今年10月26日的會議上再次強調：“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面對當前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環境，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理直氣壯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人民群眾日益增多地進行反漢奸、反賣國的鬥爭，特別是先後發生在80多個城市、有數百萬人參加的“9月愛國運動”中表現出的強烈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誓死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愛國主義精神，就證明了這一點。

三是在對毛澤東和諸“瘟神”的抉擇中，越來越多的黨員和群眾選擇了毛澤東。當前這場資本主義總危機及其給各國造成的危害，打破了“跟着美國走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的神話；兩極分化、腐敗增多、社會不穩等等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特別是30多年來一直拿不出或不願拿出有效解決辦法的所作所為，打破了“只有私有化、市場化改革才能發展社會主義”即“一改就靈”的神話，再加上對新中國前30年和近30多年的鮮明對比，從而使毛澤東熱在神州大地持續升溫。中國社科院常務副院長王偉光強調，毛澤東思想永遠是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思想還包含了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的理論概括。”[新華網，2012年11月9日] 劉少奇之子、解放軍上將劉源公開講：“反毛小丑們打着我父母的旗幟反毛，其用心是險惡的，中國人民要擦亮眼睛，千萬別上當”。羅援將軍說：“某些高層領導幹部對反腐倡廉、提倡光榮傳統沒興趣，支持搞所謂西式民主化改革的人，這才是一個大問題。它最終會動搖共產黨的執政根基。”[紅歌會網，2012年9月 28日]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今年6月3日的文章強調：“真學馬克思主義，就要下功夫研讀原著。”台灣著名人士李敖說：“從20世紀 90年代起，在沒有任何輿論引導，沒有任何人發動和組織的情況下，‘紅太陽熱’席捲了萬里神州大地，千千萬萬的老工人、老農民和當年的知青們，一遍遍地唱着毛澤東的頌歌，深情地懷念這位已故的領袖。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從天南海北，從四面八方，來到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向他們敬愛的領袖和導師表達崇高的敬意。……最近二十多年來，某些受西方影響的知識分子們(他們並不代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惡毒攻擊毛澤東，企圖將中國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國脫離向世界現代化強國衝刺的道路，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低級加工廠。他們渙散了中國的人心，削弱了中國人的鬥志。”[中華網，2012年10月22 日] 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對瘟神們的批判相當尖銳：“房地產（問題）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錯誤。……房地產的錢，都收給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抬得那麼高。……上海車展上有的名貴小汽車一輛一億多，還有不少企業家買飛機，而農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飽，我們解放了這麼多年，農村的居民這麼貧苦。……我們現在的義務教育怎麼樣？（農村）好多同學都輟學了，都提前去城市裡打工了。……不花大力氣搞國民教育，就出很多問題，現在很多人唯利是圖。”[地產中國網，2011年5月26日]連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都說：“2008年的經濟危機則向中國人揭下了西方經濟不可一世的神秘面紗”[多維新聞，2012年10月5日]。全國各地涌動的紅歌潮，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組，都是有力證明。

    這些同志的上述看法有沒有道理，符不符合實際呢？這顯然需要有關方面的人士做出有說服力的解答。

第二，這樣評價建國的前30年和近30多年是否公平？

    十八大報告提出：“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個表態很好。但“封閉僵化的老路”是否帶有把建國的前30年說成“封閉僵化”的意思呢？這雖然比西化派所一直大講的“停滯時期”、“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等等要強得多，但那一套一直講了30多年，對40歲以上的人影響不小，對40歲以下的人影響更大，必須肅清。亊實勝於雄辯。在新中國前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我們的工作當然也有失誤；近30多年，真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奮鬥也取得重大成就。但是採取那種否定一切、肯定一切的態度，顯然太過份了，不糾正是不公平的。

    首先說明一下，鑑於新浪財經2010年2月9日報道，國家統計局長馬建堂公布，200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28.3％，非國有企業占 71.7％；原國家計委研究員劉日新同志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統計年鑑》計算的結果是，各種國有企業的“資產為10.94萬億元，占總計的 22.2％”。由於集體所有制所占比重很小，外資和私營經濟無疑已取代公有制占據了主體地位。我們知道，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變是社會基本制度改變的根本標誌，所以近30多年裡在這個方面確實發生了“補資本主義課的改革”[這裡把它簡稱為“資改”，同時相應地把新中國前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簡稱為“社革”] 的問題。為了駁倒補課派特別是西化派的謬論，還那些在新中國的前30年裡為人民貢獻了力量甚至生命的中華兒女們一個公道，在這裡列舉一下社會主義革命的功績和補課式及附庸式改革的錯誤，謹供大家在討論時參考。

[一]社革使工農大眾一步登天成為國家主人，資改則使他們逐步淪為弱勢群體。社革時期工人、社員可以面對面地給直接領導提批評意見，現在僱傭人員敢對老闆說半個不字，馬上就會炒你的魷魚，讓你滾蛋。那時各級人大中第一線的工農兵學商當人大代表的占70％左右，這些年真正的普通工農群眾當人大代表的恐怕連那時的零頭都不到。例如十屆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只有34名。隨着私有製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目前僱傭勞動者已占工人的80％以上。至於人們所說的童工像白菜、土豆那樣任由老闆挑選買賣；窯奴們幹的是牛馬活，吃的是豬狗食；成千萬的婦女被迫賣淫等等，更使稍有良知特別是有無產階級感情的人無法容忍。正因為這樣，連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都不得不公開承認，工人、農民、下崗工人，已成為所謂“十個階層”中倒數第一二三位即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

    [二]社革促進了改革，資改則使改革演變成“改道”。例如，那時通過對照搬蘇聯的“一長制”進行的改革，使鞍鋼憲法得以產生並貫徹落實，並使以大慶為代表的大批國營企業越辦越好，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重大貢獻。資改則把這類改革幾乎全部改掉，相反卻使主張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義影響不斷擴大，直至導致私有製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導致“一私就靈”、“市場萬能”等等的影響不斷擴大。

    [三]社革使分配不公、腐敗增多、治安惡化、物價飛漲等現象幾乎絕跡，資改則使這些群眾最不滿意的問題成了30多年至今不見根本好轉的“老大難”。例如， “大型約會網站評選亞洲十座性生活最混亂的城市，上海與北京都進入了前十名”[環球時報2012年10月23日]，致使中國成為亞洲唯一有兩個城市進入前10名的國家。“廣州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竟然擁有21處房產，達7203.33平方米，價值4000萬元”[東方網，2012年10月10日]。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同志說，我國2000元以下收入者占90%。可見，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相當低。“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 159位，最低工資甚至低於32個非洲國家”[主人公論壇網，2010年3月9日]。世界銀行證明，“中國的基尼係數2011年已經提高到0.57” [《國內生產總值與中國》，第23頁]，幾乎超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世界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廣大農民工的工資30多年來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是下降的。所以，工人應得工資至少應當是現在的3倍以上。而平安保險公司老闆馬明哲的年薪則高達7000多萬元。連美國《紐約時報》都說：“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中國人均國內總產值雖然排在世界各國百位之後，但中國資本家的奢侈品消費卻高居世界第二。《中國法律年鑑》指出，2003年全國發生社會治安案件486萬起，2010年竟然達到1212萬起。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補課派特別是西化派拿不出有效的辦法和不願下定真正解決問題的決心，因為真下決心學一點毛澤東時代的辦法，問題早就解決了。

    [四]社革使我國成為社會風氣最好的國家之一，資改則使其成為歪風邪氣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那時學雷鋒做好事，助人為樂，成了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不少地方幾乎可以說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些年道德風尚卻不斷發生大滑坡。在實事求是時時講的氛圍中竟會產生嚴重的“誠信危機”，在立黨為公時時講的共產黨中竟會發生相當多的買官賣官現象，在人性大愛喊得震天響的社會中竟會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說明職業道德和社會風氣等等的滑坡有多麼嚴重。所以老百姓說：“事不在大，送禮則成；貨不怕假，回扣則靈；飯不怕貴，公款則行；學不在深，拼爹則能”；“一堆公務人員，70%是混飯吃的；一所大學裡，70％的教授是扯淡的；一大堆社會活動，70％是無聊空虛的。不可忽略的80％更值得關注。原浙江省藥監局長黃萌房產840套，而80%的人卻買不起房子、80%的私營企業不按時足額發放工資、80%的好位子被老闆或領導的親戚朋友占住了”[浙江工人日報，2012年9月11日]。廣東女孩小悅悅接連被多輛汽車輾過而不停，18個人眼睜睜地看着慘叫的傷者不去救助，直到這個鮮活生命被奪去。上海一二十個女中學生竟然組織起來公開賣淫。更不用說公共汽車上幾個歹徒當眾強姦婦女，數十人連個屁都不放這類連舊社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罕見的事件，都在當今中國接二連三地發生着。理想丟了，人心散了，廉恥沒了，成了相當多人的狀態。現在事情已發展到連美國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都藉此嘲諷、攻擊中國的程度。例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說，中國社會“對民眾而言，唯有獲得權力或金錢是生活的一切、是成功。全民腐敗、墮落、茫然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轉引自中國毛澤東報，2012年9月特刊]《色•戒》這種宣傳賣國主義的影片竟然受到主流媒體的熱捧，便說明殖民文化、漢奸文化占據了什麼地位。有人激憤地說，現在的各人顧各人，一盤散沙狀態，甚至超過了晚清。不管怎麼樣那時還有義和團，清政府也打了一下子。中國要是眼下和美日開戰，恐怕漢奸比任何朝代都多。

   [五]社革使階級敵人不斷受到沉重打擊，資改則使一些最露骨的自由化分子都得不到應有處理。趙紫陽公開說：“實行私有化，補資本主義的課，這就是改革理論”；“西方宣導的自由、民主、人權乃是現代普世文明，各國都不能拒絕”[《軟禁中的談話》285、392頁]。他這類資改派在社革時期都受到過嚴肅批鬥。而這些年，辛子陵等人公開發表“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旗幟的科學社會主義必須顛覆”之類言論；賀衛方2006年在西山會議上大講“共產黨是非法組織”；袁騰飛胡說“天安門廣場上紀念的是殺人犯”[毛澤東旗幟網，2011年5月7日]；西化派100來人今年11月16日在北京五洲酒店舉行研討會，李銳說：“中共是封建的傳統，要得到清算；黨是農民黨，毛澤東是農民領袖、民粹領袖”；茅于軾咒罵毛主席是“人渣”[主人公論壇網，2011年 7月1日]，《南方都市報》創始人程益中認為，“如果沒有核武的話，天朝早就變成民主國家了”；謝韜叫嚷，要“以暴力克服暴力”，“軍隊裡面也有明白人，如他們認為不能通過民主的方法求得社會的進步實現，就可能發生軍事政變”[烏有之鄉網，2007年4月27日]。對這麼囂張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甚至煽動顛覆人民政權的犯罪分子打擊不力，自然會使階級敵人越來越囂張。

   [六]社革使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都得到大發展，資改則使這些事業大大落後了。在社革時期，科技戰線既重視長遠、整體即戰略發展，使我國在搞出原子彈之後又以比西方國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氫彈、人造衛星、核潛艇並着手實施宇宙飛船計劃；成功試飛了“運十”大型客機；造出了人工合成胰島素，再加上大搞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活動產生了很多小發明，使我國的科技水平迅速躍居世界前列。對此，“美國訪問者證實，不論是研究單位，還是在上海工業展覽會上，都可以看到大量最現代化的技術、工業和科學設備，這些設備幾乎全部是中國設計和製造的，可以和西方生產的最好的設備相媲美。儘管數量有限，但是中國現在能生產檢波器、分光鏡和分光儀、無線傳真機、天文望遠鏡、微波儀等等一大批各種各樣的產品。”[參考消息報，1973年9月21日]而且幾乎全部免費的教育，使平民百姓的孩子基本上都能入校上學，甚至在大學裡也占了絕大部分。同時，人民群眾成為新文化的主體，工農兵的形象通過文藝改革占領了舞台。在對城市老爺衛生體制的改革中，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了農村和基層，形成了合作醫療體制，出現了大批赤腳醫生，使普通群眾的醫療衛生狀況大大改善。加上生活的逐步改善，促使中國人壽命極大增長，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達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65歲。資改則使平民百姓子女上學成為一大難題，尤其是在名牌大學裡，他們所占的比例少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文藝舞台上不僅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耀武揚威，美國大片更是橫行無阻。中國社科院今年8月發表的《城市藍皮書》寫道: “中國城市97%的人口是非健康人群,只有3%是好人”。全國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缺醫少藥、看病難看病貴，因缺錢或交通不便得了重病不到城市住院而導致早死的老人，每年至少不會低於90萬，30多年合計無疑將超過3000萬。再說，現在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也達800多萬人。正如李敖所說：“在舊中國，餓死人的數量是驚人的，僅1945年湖南就有500萬人餓死。今天的亞非拉美廣大發展中國家，每年都有1500萬人餓死。以中國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計算，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現在每年應有300萬人餓死，這50年來應該有1億到1.5億人餓死。” [中華網，2012年10月22 日]這些，比山東大學教授孫經先同志經過反覆核實所證明的三年嚴重自然災中因災死亡的200多萬人；比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同志所說“據國家統計局、民政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的材料，因缺糧致死的是103.9萬人”，顯然都多得多。邪路派幾乎天天誣陷毛主席那時導致“餓死三千萬”，實在令人無法容忍。

   [七]社革使經濟建設得到極大促進，資改則使經濟真正處於“崩潰的邊緣”。那時高於西方國家一倍以上的工農業總產值增長速度，被全世界公認為經濟奇跡。連美國著名學者莫里斯都說：“從1950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長，這比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在迅速工業化的任何可比期間取得的工業增長步伐都快。”[《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第483頁]李敖說：“這些年來，中國利用外資建立了許多低水平的加工工業，賺了一些錢，卻沒有集中力量進行艱苦的技術趕超，導致中國的技術水平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如果當初我們按照毛澤東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國今天已經是與美國並立甚至超過美國的現代化強國。” [中華網，2012年10月22 日]世界著名學者塞爾頓公開說：“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那時我國的積累已相當豐厚，至少二至三年糧食無憂，各種物質儲備不少，戰備物資尤其充盈。更何況當時既無內債，更無外債。資改卻使經濟建設受到嚴重破壞。當然，從表面上看，它的速度極快，一片繁榮，實質上，問題很多、很大。例如，它是一種有很大水分的發展。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郭德水公開講，各省上報的GDP數字，平均有40％的水分；“廣東佛山市財政局長在經濟分析會上的講話，揭秘35年來中國的通脹率高達30倍，今日的30元錢只等於1978年的1元錢”[強國論壇，2012年10月22 日]；假冒偽劣產品到處都有，如湖南鳳凰山大橋等多處在建工程垮塌，汶川地震2900多間中小學校舍發生粉碎性坍塌，網上所講中國建築的平均壽命“50年罕見，30年普遍”，不及囯際規定的60％等等。它是一種浪費巨大的發展。例如，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它是一種病態的發展。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列出的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前20個城市，中國占13個。甚至連美帝國主義的頭子都這樣攻擊我國：“肆無忌憚地對環境的破壞、對資源的掠奪，幾近瘋狂。這樣奢靡、浪費的生活方式，需要幾個地球才能供給？”[轉引自中國毛澤東報，2012年9月特刊]它是一種坑害國家和人民的發展。例如“從合資到控股，百噸世界級金礦[貴州爛泥溝金礦]遭外資低價圈占，僅國家的稅費就損失12個億。”〈《報刊文摘》2008年5月12日〉

    [八]社革使我軍戰無不勝，資改則對軍隊建設造成巨大破壞。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越戰爭、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珍寶島之戰、西沙之戰，都打出了軍威、國威。而資改通過“軍轉民”、軍隊經商等等極大地影響或破壞了軍隊的硬件建設，更嚴重的是極大地消蝕了軍人的革命意志。美國軍人說：“不怕解放軍現代化，就怕解放軍毛澤東化。”從表面上看，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多了，好像戰鬥力就強了，實質上毛澤東化被削弱，綜合戰鬥力就會大大降低。正因為這樣，日本、越南、菲律賓這樣的彈丸小國都膽敢侵占我國領土。

[九]社革使黨的建設不斷得到加強，資改則使黨建及黨群關係受到嚴重損害。那時幹部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職工參加企業管理，群眾參與共產黨的“開門整黨”，黨員幹部自然“說話有人聽，做事有人幫”。群眾性的義務勞動能夠經常、廣泛地開展起來，就從一個方面證明了這一點。資改卻使黨的組織及黨群關係受到的傷害越來越帶根本性。不少網友說：“在中國，信任的基礎已經被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不誠信的作為徹底動搖了。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被忽悠，被欺騙，被人均，被幸福，怎能不成為‘老不信’？！”老百姓說：“現在的黨員幹部，統統槍斃有冤枉的，隔一個槍斃一個有漏網的。” 這話不僅僅說明老百姓認為腐敗變質的黨員幹部太多，更嚴重的是表現出他們對黨員幹部的失望和不滿。當群眾認為假共產黨員越來越多、掌握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從而完全絕望的時候，便是蘇聯黨垮台、國解體的大悲劇在中國上演的日子。可悲的是補課派特別是西化派直到今天仍然身在右不知右，可怕的是他們為了自身的私利而頑固不化，“至死方休”。而這正是黨的建設不斷削弱、黨群關係持續惡化的根本原因。

    [十]社革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資改則使真正的戰友所剩無幾。那時我國真心實意地積極支持世界各地民族獨立、國家解放、人民革命的正義鬥爭，自然和許多國家特別是一百多個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誼。上世紀七十年代恢復我國的聯合國席位，主要就是由這些兄弟國家抬進去的。這些年一些人實質上不僅照搬赫魯曉夫“全民國家、全民黨”那一套，而且把他“三和一少”[對西方國家要搞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對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國家獨立、人民革命的支持要少] 當作教條僵化保守地貫徹執行，一門心思搞和西方特別是美國“建設性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既公開在黨章里刪除了“國際主義”，又背棄了第三世界兄弟國家，甚至對他們搞損人利己的勾當，真正的戰友怎能不越來越少？

“以前吃窩窩頭，現在吃饅頭，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這不證明補課式改革沒什麼不好的嗎？”一些同志有這樣的疑問。

當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艱苦一點，但這主要是因為舊中國留下的攤子太破爛，為了加快經濟發展，需要勒緊腰帶艱苦奮鬥；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封鎖和當時提倡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寧願當代人吃苦頭，也要給國家打下個好基礎；是因為準備進行反侵略戰爭，使國防支出超過了科、教、文、衛支出的總和。但是，由於那時候幹部和普通群眾的生活差別不大，而且起帶頭作用，例如“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帶頭減口糧、吃野菜導致腿浮腫，所以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幹群關係和社會秩序都相當好。再說，即使當時的生活再艱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糧”的舊社會強得多。當初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崩潰是個什麼樣子？物價飛漲，要用麻袋裝錢去買日常用品，而且大量企業破產，大批工人失業。前30年既沒有出現物價飛漲，又沒有出現大量工人失業等現象，怎麼能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現在確實天天吃饅頭，但我們要看到以下幾點：

農田基本建設大多是那時候搞的；多套大化肥生產設備是那時進口和建成的[年產尿素1593萬噸，可增產糧食1500億斤左右]；袁隆平的雜交稻是那時搞成的[也起碼增產1000億斤以上，僅這兩項便可基本保證我們吃大米白面了]；大批社隊企業[後來被改稱“鄉鎮企業”]是那時大辦起來的；那時對農業的投入相對較多，農業機械化程度已相當高；由於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以及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等，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素質。

現在所欠內外債數目驚人。引進外資約6萬億元，加上數以萬億計的股票、財政赤字、銀行呆壞賬，以及拖欠工資、養老金缺口等等，實際上2004年便達到了 “負債13萬億左右[世紀沙龍，2004年12月7日]。再加上公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超過14萬億元的債務，實際負債不會低於27萬億，即全國每個男女老少頭上都有約兩萬元的債務。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面在內的許多東西是借來的。現在每年都進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國2007年食用油對外依存度達59%”[廣州日報，2008年10月1日]。

我們本應生活得更好一點，但由於分配不公、貪污腐敗、國資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一年糧”，甚至連他們的貓狗都比我們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當一部分平民百姓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正如李敖所說：“誠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並不是很快，但這是為了籌集中國工業化的資金。西方工業化的資金來自殖民掠奪(英法)、剝削黑奴(美國)、對外征戰獲得賠款(德日)。而象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只能首先節衣縮食積累工業資金，將自己的工業發展起來，然後利用工業創造的財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礦山鐵路，然後是鋼鐵廠，再以後是機械廠。當機械工業初具規模後，就可以建立各種輕紡廠、自行車廠、電視機廠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澤東就在中國即將從積累時代轉向消費時代的時刻離開了我們，沒有看到人民生活獲得極大改善那一天的到來。這是他一生的遺憾。而許多不明道理的人，卻將毛澤東時代看成貧窮的時代。他們看到西方發達國家人均2-3萬美元的現實，對比中國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澤東沒有讓他們過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實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誤會，西方和中國的物價不一樣，無論西歐、美國還是"四小龍"，物價都比中國高得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絕不是許多人所認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這些人有幸到"四小龍"實地生活體會一下，就會發現"四小龍"的絕大多數老百姓並非他們想象的那樣富得流油，日子艱難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歐美發達國家，大多數老百姓生活同樣是緊巴巴的，基本上在銀行沒有存款。歐美國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個孩子，絕不是他們有計劃生育的意識，而是難以負擔兩個孩子的供養和教育費用。”[中華網，2012 年10月22 日] 張全景同志在談到如何認識前30年的失誤時說：“這30年雖然有失誤、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過程中發生的，並且得到了認真糾正。例如，1958年的‘五風’，並不是毛主席刮起來的，而是黨內有些同志頭腦發熱，急於求成，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出現錯誤造成的；恰恰是毛主席發現最快最早，堅決進行了糾正。”[《勝利前進的動力和方向》，第6頁]

我們為什麼特別注意揭露這些年經濟上的虛假繁榮、致癌式發展現象呢？這是在於經濟發展成了補課派特別是西化派的最大王牌，他們正是用它搞“一俊遮百丑”而逐步把中國演變成西方國家的附庸。現在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由於補課派特別是西化派只憶社革時期的苦，思資改的甜，不讓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導致他們不懂得階級剝削、壓迫給勞動人民帶來多少苦難，因而不懂得為什麼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反而嘲笑社會主義，嚮往資本主義。這對人民事業的危害實在太大、太深、太讓人痛徹心肝了。不把這“一俊”的畫皮撕掉，相當一部分人還會受白骨精們欺騙。他們已經欺騙了30多年，現在這一套正隨着帝國主義的“資本癌症”也到了要命的晚期，進入了真正的“崩潰邊緣”，再不懸崖勒馬，我國就會真的發生經濟甚至社會崩潰的大災難。所以我們必須緊緊抓住當前的有利戰略機遇期，講明真相，以防止他們繼續搞亂政局，渾水摸魚。

第三，這些思想應不應當解放？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繼續“解放思想”，這當然是有理由的。但是，應不應當對社會主義的思想解放和資本主義的思想解放加以區分，弄清哪些思想應當解放，哪些思想應當批判；應不應當對近30多年來的解放思想進行總結，堅持真理，糾正錯誤呢？

“‘不問姓社姓資’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問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是時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的李君如，以十五大之前向媒體吹風的架式在《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7月12日]上公開宣傳的。從他們以真理標準大討論為名，把“反修”設為思想禁區，再也不准人們提“修正主義”四個字，加上後來在列舉當前指導思想時公開不提毛澤東思想，便不難認識到所謂第一次思想解放，實質上就是“不問姓馬姓修”。從他們以政治體制改革為名，大講應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作為“普世價值”加以推行來看，所謂第四次思想解放，就是“不問姓中姓西”。這就是說，他們所要解放的主要思想，就是修正主義、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三種本質相同即都屬於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但又各有特點的思想觀點。當然，那種主張“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極左思潮，那種反對在確保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前提下搞一點私營經濟作為有益補充的教條主義，那種拒絕學習外國任何對我國發展有益東西的狹隘保守思想，也應當破除。但是，決不能因此就把“四個不問”都作為思想解放。

他們所主張的這種解放思想的理論根據，就是“三個有利於”特別是其中有利於生產力發展就“姓社”的論斷。實際上，生產力有個歸誰所有，由誰管理，作為實現什麼目的的手段，用什麼方法發展的問題。馬克思不僅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被“資本家據為已有”，而且提出了“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目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 5 6頁）。恩格斯說，存在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之中的生產力，是“由社會公開地直接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管理不適於其他管理的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 1 8頁]。馬恩認為，對於工人階級來說，生產力應當成為“能夠進行完滿的社會革命和徹底地消滅階級矛盾的物質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231頁）。列寧寫道，“社會主義應當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體些說，按照蘇維埃的方法”，來實現對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的超越[《列寧選集》，第 3卷501頁]他還明確提出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概念 [《列寧全集》，第8卷479頁]。我們的包括發展生產力在內的整個社會生產，目的都是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目的決定手段，手段服從和服務於目的。因此，社會主義的生產力、以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目的的生產力，實質上也就是人民生產力。我們黨歷來強調，我們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必須以符合人民利益，為人民所擁護為最高標準。生產力，實質上是勞動人民改造自然和社會的能力以及勞動成果的總和，因此它本身就要求我們把人民作為生產力之本。所以毛主席在那句關於實踐標準的論斷里，講的是“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我們搞社會主義，歸根到底是在於它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以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為政治標準，也要求我們把人民作為生產力之本。我們所說的實踐，最根本的就是以人民為主體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科學實驗。所以，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作為政治標準，有利於把生產力標準和實踐標準、人民利益標準、政治標準結合、統一起來。由於從生產力本身來說，它的發展是和多種因素有關係的，因此資本主義生產力一時、片面的發展，並不能證明用私有製取代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對了。這在於從實質、長遠、整體來看，它則是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這在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被長期實踐反覆證明了的客觀真理，走資本主義道路必須導致亡黨亡國，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生產力長遠、整體地發展。

    近30多年來，有些人正是利用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中國社會主義將長期處於初級階段的提法，逐漸使私有製取代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從而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變成了補課即搞資本主義的階段。事實上，古巴、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本身就證明馬克思關於這類國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峽谷”[指資本主義階段]的論斷是正確的。

    我們知道，在戰爭時期，檢驗路線正確與否相對來說會快一點，因為勝負能在不長時間內見分曉，而和平時期則要困難得多。因此不能光看有哪些成績，最根本的是要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決定我們必須把“道路實踐”作為檢驗路線正確與否的政治標準。根據什麼這麼說呢？一是用人民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來衡量改革的對錯、得失，實質上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權力能不能得到保證作為標準來檢驗。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權力得到保證，最根本的是要靠走社會主義道路。由於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因此改革的這種本質規定性本身就決定只有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舉措才屬於改革。改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推行以西方國家多黨制民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則屬於“改道”即改變社會主義道路。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嚴重損害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他們經濟上受到剝削，政治上喪失主人公地位，思想文化上丟掉主導權；使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腐敗現象、兩極分化、社會治安、國資流失等問題越來越嚴重。這必然引起他們的不滿，使黨群、幹群關係越來越差。三是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必然會逐步滑到西方國家附庸的地步，使勞動人民受到國際國內資產階級的雙重剝削，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受到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持續侵犯。四是培植出的買辦資產階級，投靠西方帝國主義，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勢必會使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大大激化。五是由於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所支配，再加上極力與西方接軌，並嚴重依賴外資外貿，中國自然會隨着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深化，也發生經濟危機。這就會對生產力造成嚴重破壞，對人民群眾的利益造成極大損害。可見，“道路實踐”，是人民社會實踐的核心和根本，道路選擇的對與錯，標誌着路線的對與錯。也就是說，不管主觀上如何認識，道路實踐實質上都是檢驗改革性質、成敗的政治標準。

再說，由於大量出賣資源、拼命引進外資、進行必要的體制變革和政策調整等等，都會在一定時期內使國內總產值有所增加。香港就是由於進行政策調整等原因，使經濟有所發展的，如果看到這一點就說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還是“姓資”這樣一個對於國家來說的最大是非弄顛倒了嗎？他們這種謬論，實質上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生產力論”，用俗話來說，就是“貓論”。貓三天碰上了個死耗子，卻一天偷吃三條貴重的小金魚，硬把它說成好貓，等於不管你手裡的錢是偷來的或搶來的，照樣“誰發家誰英雄，誰受窮誰狗熊”。這樣用金錢衡量社會上的人和事，那不就把敵人還是人民這樣一個對於社會來說的最大是非弄顛倒了嗎？和這兩個最大是非的顛倒相聯繫，他們解放思想的“四個不問”實質上把繼續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共產黨領導的馬列毛派當作了“僵化”、“左傾”勢力，那不就把什麼是真正的左傾和右傾這樣一個對於黨內來說的最大是非弄顛倒了嗎？因此，這種思想解放必然會演變成禁錮社會主義思想，放縱資本主義思想的白色政治運動。

真正全面、正確地解放思想，理所當然地應該允許人民群眾討論以下大是大非問題：[1]應不應當對文革、改革都一分為二？當年毛主席敢於承認文革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現在敢不敢承認改革有重大錯誤？[2]應不應當把在改革中“不問姓社姓資”說成思想解放，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說成“極左”？[3]應不應當宣揚普世價值，把實行西方多黨制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 [4]應不應當承認衛生、住房、教育改革中的失誤是產生看病難、住房難、子女上學難的原因，下決心恢復社革時期的福利政策？顯然，這樣敢於真正堅持實事求是，才有利於興起一場以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為核心的新的思想解放運動。

更帶根本性的是，要敢於在基本理論觀點上正本清源。例如，不僅單純、一直強調主要是防止“左” 的觀點違背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實事求是原則，而且要指出把反對經濟領域的自由化定性為“左”是更荒謬的，因為搞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恰恰主要發生在經濟領域。再如，蘇聯東歐發生劇變而經濟情況更差的朝鮮、古巴卻依然屹立，本身就說明直接決定國家政權存亡的主要矛盾是階級矛盾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而不是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都存在着的生產和需要的矛盾。認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必然會忽視、忘記甚至熄滅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相反卻有利於復辟資本主義。因此秋石客網友指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偷換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主要矛盾, 避開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之爭, 掩蓋了資本主義復辟的事實。” [大學網，2012年11月22日]這類問題很多，不把它們所涉及的大是大非搞清楚，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那是一切都無從談起的。

第四，“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目”行不行？

    十八大報告重申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於提到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當然高興。然而應當防止的是繼續把四項基本原則放在不僅服務而且從屬於經濟建設的地位。聯繫一些人宣傳為了把經濟建設搞上去而“不問姓社姓資”是思想解放；宣傳“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式的發展是“硬道理”，從而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質上貶為“軟道理”；宣傳各種所有制誰占主體要在市場經濟中平等競爭；宣傳改革在方向、道路問題上也要不爭論；宣傳反對經濟領域的自由化就是“左”，不難看出這實質上一方面會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等喪生基本原則的地位，一方面會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以經濟建設為綱”，從而使四項基本原則變成目。

原則是必須遵循的規則，基本原則更是這樣，決不可違背。例如，背棄社會主義道路，那就是違背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背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所以，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這就決定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然是包括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黨的領導；人民政權保障；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經濟工作的整體。這是因為，在一定意義上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質上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會主義，是我們的旗幟、綱領、路線、道路、方向，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經濟建設的基礎和前提，作為領導核心和指導思想，實質上就是要堅持以社會主義為綱。這就是說，以社會主義為綱和把經濟工作作為多項具體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本來是可以統一起來的。毛主席所說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指的是要把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當家作主，防止資產階級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為各項工作的前提和基礎。也就是說，要確保我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經濟；經濟工作要服務和服從於社會主義事業這個目標和整體。在這個意義上說，各項工作“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質上也就是要“以社會主義為綱”。唯其如此，毛主席一面強調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一面提出要堅持 “以生產為中心”；一面講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一面講政治是統帥和靈魂，要堅持政治和經濟的統一，做到又紅又專。政治統帥業務，指的是政治寓於業務之中，在業務工作中體現政治方向，並不是要天天只搞政治運動。這樣把政治和業務統一起來，而不是割裂開來，才既不會發生空頭政治的錯誤，也不會發生脫離政治的錯誤。例如，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就明確提出“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實際上就是要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毛主席反對的是把經濟建設和走社會主義道路對立起來，甚至本末倒置，用單純的經濟建設觀點去掩蓋階級鬥爭，從中保護資產階級奪取無產階級的政權，復辟資本主義。陳雲同志多次強調“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實質上也是指出社會主義是綱，是政治，是定性的東西，經濟工作是目，是被統帥的社會主義定性下的經濟建設。彭真同志講得更尖銳，直接說“四個堅持”是總綱，抓住了這個總綱，其它的事情就好辦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社會主義是總綱，經濟建設是中心，改革開放是動力。這樣擺正三者的位置，才能處理好它們的關係。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以經濟建設為綱，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目，因而在經濟建設中“不問姓社姓資”，顯然會走到邪路上去。最近，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公開講：“中國現在很多經濟問題都和右派在錯誤的假設前提下堅持的理念和政策有關——90年代末的“北京共識”認為國有企業只要抄襲一些西方企業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權、董事會、高薪等），中國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還在付出巨大的代價。GDP是一個極其抽象的概念，在民主國家，政治家一般不談GDP，奧巴馬談經濟時會講就業或稅收，因為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政府必須追求具體人在乎的目標。“[見多家網站]項觀奇同志認為：“今天中國的問題，可以說成百上千，但是歸根結底是沒有抓好四項基本原則；要解決中國的問題，辦法可以說成百上千，但是歸根結底是抓好四項基本原則。抓好了四項基本原則，目就張開了，任何問題都能在這個綱的統領下得到正確的解決。”[紅色中國網，2012年3月29日]

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以經濟建設為綱”，是通過片面解釋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的基本原理並把它庸俗化、教條化，利用全黨全國都急於儘快把國家搞富強的美好願望，利用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小日子過得好一點的本能要求，以售其奸的。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所以能推行，他們之所以能不僅搞 “補課式改革”而且搞殖民地化，基本原因就在於此。正因為這樣，數量相當多的人滿足於眼前的生活水平有提高而對政治採取冷淡態度；資改派則把這一點當作了自己的最大保護傘和打壓馬列毛派的最有利武器。階級敵人利用人民的生產成績來打擊迫害人民，確屬人間最大悲劇之一。

“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目”能搞多年的另一條重要原因，是他們用資產階級已經消滅並且永遠不會再產生的論點，騙了不少人。但是，新資產階級的產生早已成為鐵的事實。據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等同志統計，拿2005年私營企業主同1956年我國進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相比，人數為當時16萬人的26.8倍，僱工數為當時250萬人的18.8倍，資本額按可比價格計算為當時24億元的639倍。《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 [1989年8月]指出：“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存在着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而且，這些私營企業主除了明剝削，還有“暗剝削”。就是說，他們除了直接剝削本企業的工人，還通過其他隱蔽手段侵吞國家財產。例如，相當普遍的偷稅漏稅；通過賄賂幹部，“送去一隻雞，換回一頭牛”；千方百計賤買國有資產等等，無疑也吸了不少勞動人民的血。既然如此，私營企業主不是資產階級是什麼？因此，新資產階級的存在，不僅是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而且是連極右派也承認的事實。如“主流經濟學家”茅于軾說：“改革後的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強國論壇，2006年12月6日] 硬是否認資產階級存在，只能成為“世界笑話”。

由此可見，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還相當低、私有制經濟還大量存在甚至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便可以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產生的條件，永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觀點是完全錯誤、違背客觀事實的。資本主義復辟，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上台。認為資產階級從建國初期便消滅了，並且從那時起便永遠也不會再產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發生資本主義復辟即和平演變或“顏色革命”的任何可能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本身就意味着堅持階級鬥爭、堅持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包括對階級敵人顛覆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實行鎮壓。認為在初級階段資產階級不僅消滅了而且永遠不會再產生，是一種變相的更帶根本性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受這種謬論影響不講四項基本原則的動力作用，用改革代替甚至否定革命，便會使這些原則實際上變成一句空話、套話。由此可見，對於四項基本原則，一些人決不僅僅是懷疑、動搖，而是否定、背叛。口頭上也講一講，只表明他們不過是政治騙子而已。　　

現階段在確保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允許私有經濟存在，就應當承認必然有剝削。問題在於我們不能因此而去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否則，就講不清為什麼要搞社會主義、為什麼要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就無法有力、有效地駁倒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就會被和平演變過去。著名法學家鞏獻田說： “舊社會無數窮人家的子女，每遇災年，時常忍受飢餓和病痛的煎熬，生命尚且難保，還奢談什麼上學！是新社會，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翻了身，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後，命運才得到了根本的改變。可見，改變命運的是社會制度，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與人是平等的。所以，只有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才能不使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遭受被剝削被壓迫的悲慘命運。” 因此，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我們決不能含糊，必須旗幟鮮明。

第五，這種“改革”能不能發展社會主義？

    十八大報告說：“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確實，真正的改革必然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由之路。但是，邪路派主張搞的補課式、西化式改革，則不是發展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而是發展資本主義的必由之路。

美國著名教授科茲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中說：“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這裡所說的“精英集團”，指的是高中級幹部[包括高中級軍官、高級企管人員、高級知識分子等]中那些主張搞資本主義的人。他還指出，蘇聯劇變時，82%以上的人民群眾是反對分裂蘇聯、反對搞資本主義的。但由於在10萬左右高中級幹部中有76%的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並且這些人掌握着權力，最後終於發生了黨垮台、國解體的大悲劇。

由此可見，如果不從人民利益出發把是否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即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作為檢驗改革的政治標準，相反卻從“精英集團”的利益出發把改革演變成“改道”即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會導致用“以官為本”取代“以民為本”，就是說官僚資產階級精英把自己的利益作為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最高標準，直至把“以官為本”公開變成“以資為本”，全面復辟倒退。

值得注意的是，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主體地位被改掉，從而導致兩極分化，往往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義進行的，就是說，它是通過所謂“各種經濟成分在市場上平等競爭”實施的。本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只能按這條規律辦事。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承認並遵循這條客觀規律的表現。而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就決不會容忍私有製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他們卻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否定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為私有製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提供依據，並且採取給私有制企業特別是給西方資本提供大量優惠政策，同時千方百計去卡國有企業脖子等手段促進這種取代。因此辛子陵說：“打開天窗說亮話，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要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走修正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開放報禁黨禁，實行民主憲政。”[轉引自東方紅文粹，2012年9月]他所說的開放“黨禁”，就是指實行西方國家那種多黨制。所以老百姓一語道破：“改革就是私有化，開放就是西方化”。這種所謂的改革開放，對社會主義到底是發展還是破壞呢？讓我們做一個簡要分析。

它改掉了新中國頭30年改革創新的不少成果。例如，“鞍鋼憲法”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幹部、工人、技術人員結合起來解決技術難題，就被基本否定了；對於地震的群測群防體制，也可以說是基本改掉了；比較有效的反腐倡廉機制，也改得不靈了。

它使新自由主義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這三點，曾被“主流經濟學家”大肆宣傳，如“一私就靈”、“不找市長〈政府〉找市場”等等。其影響的擴大，必然會致使改革走到邪路上去。

它使那種必須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主張，長期被說成“極左”、“反對改革”而遭到打壓。這樣，便使“革了公有制的命”的方向性失誤，長期得不到糾正。李敖說：“有些人認為社會主義的大鍋飯不能使人們發揮積極性。其實，西方現代企業都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制度，由專門的管理層經營企業，老闆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擁有一套嚴格的獎罰制度，誰要是搞砸了企業，他將終生沒有飯碗；而中國的官員搞砸了企業，還可以易地為官。可見，中國缺乏的是有效的獎罰機制，而不是所有制的問題。那些鼓吹中國應全面實行私有制的經濟學家們，都應該埋名隱姓到私企去體驗一下生活，親身嘗嘗老闆和工頭們拳腳的滋味。有過這一番體驗後，相信他們中有良心的人會紛紛從右派變成左派。” [中華網，2012年10月22 日]

它導致改革嫌貧愛富。結果，讓平民百姓承擔代價的改革出台較多，讓精英富豪尤其是官僚買辦承擔代價的改革出台較少。如醫療、教育、住房的市場化改革大量推出，使老百姓看病難、子女上學難、買住房難長期得不到解決，而反腐倡廉體制、防止富豪偷漏稅的稅收制度等等的有效改革舉措，則出台不多。

它致使某些改革的效果不佳。如機構改革，說的是精兵簡政，實際上卻是機構和人員不斷增多。就說鄉政府，便由原來一般10人左右，增加到現在的50人左右，有些甚至更多。

    可見，在社會主義國家，即使它處於初級階段，也只能實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而決不能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是私有制、市場調節資源分配、勞動力成為商品、以追求利潤最大化尤其是剩餘價值為經營目的；以資產階級的人權、自由、民主為普世價值；以資產階級專政為政治保障的框架整體。這些，都不是瞎說的，而是資本主義國家裡客觀存在着的現實。正因為如此，全世界都公認這一點。這裡僅舉兩個例子。英國《現代經濟學詞典》：“市場經濟通常也包括着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即資本主義經濟。”《百度“百科詞條”》：“市場經濟也被用作資本主義的同義詞。” 因此，美國著名政治家基辛格說：“共產主義是在實行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名義下崩潰的，後二者的價值觀同美國相似得出奇。”[轉引自東方紅文粹，2012年9 月]陳雲同志曾尖銳地指出：“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陳雲年譜] 1990年代初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委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主編的《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認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不意味着我們把市場經濟分為姓社和姓資的”。這實質上是說，西方市場經濟並不姓資，在中國也可以搞這種市場經濟。中央黨校教授杜光最近仍在這樣宣傳：“按照權威的說法，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什麼是社會主義？有兩條是論者都承認的，那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和以公有制為主體。這兩個來自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特徵，不但違背馬克思主義，而且是同市場經濟相互牴牾、格格不入的。”因此，“為市場經濟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反而模糊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新浪財經，2012年10月27日]所以，搞這種市場經濟後，便出現了十大問題：

其一，致使一切向錢看現象更加普遍化。隨着“前途、前途，有錢就圖；理想、理想，有利就想”的思想自由泛濫，自然會使共產主義理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被當作空想和左傾加以嘲笑、批判；會使“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甚至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現象增多；會使社會上出現包括軍隊在內的全民經商狂潮。

其二，致使國有資產流失更加嚴重。由階級利益所決定以及受到“市場經濟萬能論”的影響，一些當權者自然會利用市場經濟，即表面上大講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實際上優惠私企、外資，狠卡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脖子，從而逐步演變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李成瑞同志指出：“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經濟2009 年只占12.5％，比新中國剛建立的1949年占26.2％還低很多”[東方紅文粹，2012年8月]。這當中，“國退民進”和“抓大放小”成了政策導向。在這種大規模、跨越式的私有化運動中，大量國有資產流進私人和外商的腰包。比如，河北保定依棉集團價值4.3億元的國有資產，當地政府批准“0收購”，分文不取便“賣”給了港商[法治周末，2010年7月15日]。既然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現階段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那麼上述行為便屬於違法犯罪行為、改旗易幟行為。

其三，致使人民群眾不滿意的問題更難解決。由於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分配製度，隨着私有製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按資分配自然也取代了按勞分配的主體也位。這樣，窮的越窮、富的越富的問題自然越來越嚴重。一切商品化，自然會使商品交換的原則侵入政治領域，使有錢者用錢賣權，有權者用權賺錢，以獲取更大的利益。就拿農村的直選來說，賄選便成了當村官的公開投資。這種權錢交易所造成的資本權力化和權力資本化的不斷發酵，必然使反腐問題成為“老大難”。所以老百姓說：“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打假打假，越打越假；掃黃掃黃，越掃越黃。”由於市場經濟實行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獸性法則，“有奶便是娘，給錢就是爹”；“笑貧不笑娼”之類歪風邪氣的抬頭，實質上表明為了撈錢可以不擇手段的傾向越來越嚴重。這自然會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群體事件層出不窮。

其四，致使弱勢產業更加弱化。例如，由於現在的農業生產規模較小、周期較長、農村多方面的條件較差，在市場競爭中自然處於不利地位。再加上西方資本通過控制飼料生產來控制肉食價格，通過控制種子控制農作物產量，因而中國的“三農問題”儘管表面上有所緩解，實質上“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

其五，致使文化、政治受到商品交換原則更嚴重的侵蝕。隨着市場經濟的利益原則影響的瘋狂擴大，各級文化單位紛紛解體，私營文化團體大量湧現，其中不僅有大搞淫穢色情的，還有不少是專門攻擊、誣陷毛主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特別令人震驚的是，我們的主要門戶網站上市後，大量被外資控制。政治領域裡的買官賣官、權錢交易，更是商品交換原則侵入政治生活領域的表現。

其六，致使改革的一些方面更公開地變質為私有化、市場化政治運動。在“各種所有制經濟應當在市場上平等競爭”的主張成為改革的口號之後，通過優惠私有制和外資等手段，自然更容易搞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教育、衛生、住房這些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在新中國的前30年裡基本上是免費的，在市場化改革把它們都推向了市場之後，自然會成為壓在老百姓頭上的“新三座大山”。

其七，致使黑市經濟更加泛濫。由於“不找市長找市場”的做法使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以及政府的管理職能大大削弱，黑市經濟自然會進一步猖獗起來。比如中國的銀行把原始股賤賣給外國資本，使外資短期內獲取5至10倍的暴利，而老百姓卻根本買不到等等。此外，在國企改制、招商引資、公路收費、公共資源開發（房地產、礦產）等等之中的權錢交易黑市，也相當“興旺”。

其八，致使與國際接軌變成“接鬼”。加入“世貿”後為了和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接軌，中國進一步擴大了對農產品包括美國轉基因大豆、影片、書籍等等的進口，使群眾深受毒害；進一步創造招商引資的“寬鬆環境”例如在一些“改革家”關於應當不惜犧牲一代婦女來換取經濟發展觀點的影響和在政府的默許下大搞色情服務，使數以千萬計的婦女慘遭禍害；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和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原來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轉型成了為西方國家提供廉價商品的“外向型經濟”。這樣早在2008年，對外貿的依存度便達到70％以上，幾乎超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更嚴重的是，黨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了保護這種“經濟改革成果”，還要搞政治體制改革即讓中國不僅做西方國家的經濟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老百姓把這叫做“接鬼”，顯然既形象又生動。

其九，致使經濟建設受到更大破壞。由於市場經濟的自發調節一般是在事後，所以往往造成嚴重的浪費和損失。例如前些年絕大多數省市區都上彩項目，結果便出現了彩電大量積壓，開工率只有一半的惡果。至於蔬菜、水果由於一哄而上導致供過於求而大量爛掉，更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同時，由於市場經濟倡導追求短期行為和個人私利，科技領域經過市場化改革，大量具有前瞻性的科研項目被擱置，不少應有的多地區、多行業的大協作也很難搞起來。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多次強調，採取“投資性拉動經濟”策略大搞的基本建設即“鐵公機”，這種不顧產出的惡性投資並沒有攙扶中國經濟走出陷阱，因而為了彌補經濟實際崩潰的巨大漏洞，不得不連續出台向百姓轉嫁經濟負擔的所謂“改革政策”，諸如各類加稅政策，使稅收增幅每年竟達20%以上。即使這樣，仍不能維持國家經濟正常運轉，便又開始陸續將本來應該在稅收中支出的國民教育成本、醫療成本、養老成本、住房成本推卸給社會讓老百姓自己承擔。到上世紀末實在運轉不過來了，許多地方政府已經將手伸向養老保障金；中央政府只好默許地方政府賣地度日。“城市化”便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出來的怪胎。出口不行了，內需沒起色，投資沒錢了，這就是一些地方目前面臨的經濟現狀。可見，如今的大危機，正是過去幾年“大冒進”所要付出的代價。如果我們還指望靠這條老路走出危機，最後只會陷入日本式的三十年大蕭條。他這種看法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只要實事求是地承認以上基本事實，就會認為這裡所列“市場經濟的九大罪狀”，並不屬於憑空捏造，而是站得住腳的。否定不掉這些基本事實，就證明把搞市場經濟吹噓成“新的革命”，“一大創新” “代表中國社會進步的路線”，是錯誤的。

   此外，即使作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舉措的真正的改革，它的作用很大，但也不是萬能的。正像列寧所說真理多邁出一步便會變成謬誤一樣，把改革的作用無原則地過分誇大，就會把它妖魔化。如果改革真是手到病除的萬應靈藥，還會發生“不問姓社姓資”這種把“什麼是改革，怎樣搞好改革”即改革本身都被搞亂了的問題嗎？如果真是威力無邊的魔術法寶，通過反覆改革之後，我們的股市、樓市等等，還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嗎？如果真是推動一切工作發展的唯一動力，還會發生道德滑坡、風氣變壞這類復舊倒退的現象嗎？可見，消極腐敗、兩極分化、冶安惡化、物價飛漲、國資流失、自由化猖獗等等的客觀存在，都證明改革代替不了四項基本原則、思想政治工作、黨建、紀檢、政法的作用；代替不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事業的發展和穩定，更代替不了整個社會主義革命。改革不能超越法律，不能脫離黨的領導，不能違背人民利益。如果它造成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老百姓是不會饒過製造動亂者的。用極左的手法把改革吹成神話，製造出“改革迷信”，只講“改革是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動力”甚至“只有改革才能發展社會主義”而不講思想政治工作、社會主義革命等等是動力，既貶低了四項基本原則等等的作用，又醜化了改革的形象，還乘機以改革的名義搞“補課”，所以特別值得警惕。

為了掩蓋這些問題，搞亂政局，逃脫懲罰，渾水摸魚，西化派當前正特別賣力地推行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其核心，是實行西方國家那種多黨制。要弄清西化式政改是什麼樣子，首先必須看一看他們所要照搬的美國普世價值所主張的多黨制民主的特點和實。

它的多黨制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政黨的一黨專政制。由於長期進行殘酷鎮壓、重金收賣、灌輸洗腦等等，美國逐步形成了確保民主黨和共和黨牢牢掌握政權的格局。連美國前總統杜魯門都承認，“美國的兩黨制就是兩黨合作制”，“實質就是一黨制”[烏有之鄉網，2010年8月9日]。可見，二者同屬資產階級，只是在策略上稍有不同，因此它實質上是一個黨即民主黨和共和黨聯合組成的民主共和黨。要真實行多黨制，就應當允許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即主張推翻私有制和資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公平競選。可是資產階級卻一面殘酷鎮壓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並千方百計確保“民主共和黨”的執政地位；一面大肆宣揚美國實行的是允許任何政黨參選總統的多黨制，這就暴露了它的虛偽性。

它的直選制實質上是掩蓋資產階級專政性質的資本決定製。從表面上看，在美國不僅人人可以做總統侯選人，而且人人可以投出自己的一票去直接選舉總統。實際上，事情要複雜得多。就拿前些天這次總統選舉來說，“美國政治陣營今年在聯邦政府選戰的花費將達60億美元”[參考消息報，2012年11月2日]沒有大財團的支持，誰能玩得起？並且，萬一當選的人不符合大財團的要求，他們還會採取其他手段換人。如總統肯尼迪便因為想把大財團控制的貨幣發行權奪回政府手中，被打碎了腦袋，並且死了連調查檔案都不公布，至今封存。可見，直選制只不過是資本決定製的遮羞布。

它的選舉史實質上是制度性腐敗的惡性發展史。美國200多年的歷史，共選出40多位總統，其中有24位起碼和另一位總統有親戚關係，30位有明顯的政治背景[這當中有交叉]。就此來說，美國的民主政治實質上是家族統治和門閥政治。近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公司可以在競選期間打政治廣告，而且不會給它們為此花費的資金設定上限”。美國國會議員艾倫說：“這將使人們所能想象的最大規模的賄賂行為合法化、制度化”[轉引自司馬南《民主胡同40條》，第307 頁]。這證明，他們宣傳只有實行多黨制才能防止腐敗，是個用心陰險的大騙局。

它在多國推行所謂普世價值，實質上是在策動“顏色革命”。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在美國發表過一篇以“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為核心內容的演講，認為在蘇聯瓦解過程中，美國及英國情報部門“觀念上斬首”的行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是指用西方的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取代社會主義的民主、人權觀。

由於西化賣國集團搞的政改是要照搬美國這一套，所以如果這一圖謀得逞，以上四點自然便會成為推翻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四個結果。聯繫西化派的所作所為，可以更充分地證明這一點。這主要包括：他們在《零八憲章》中提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造成了“普遍貧窮和絕對集權”，因而要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實質上是要使國家分裂和解體[多維新聞網，2008年12月10日]；積極策動對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進行大屠殺，叫嚷“先狙殺毛左，後走上正路，這是對人民負責！棋局無解，唯有奇峰突兀。”[見凱迪網開設的屠殺左派討論專欄，2009年5月9日]

    由此看來，由於敵對勢力相當猖狂和強大，如果不對他們實行專政，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連一天也維持不住，因此人民自然要把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看作自己的民主權力。這就是說，民主的實質是由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還是由占人口極少數的剝削階級當家做主；是由代表極少數剝削者的政黨還是由代表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政黨執政。由於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代表人民群眾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因而人民民主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革命導師們之所以一直強調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就在於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和精髓。毛主席強調要把為什麼說要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搞清楚，否則就會變成修正主義，也是這個意思。不理解和堅持這一點，就不是真懂馬克思主義、真堅持社會主義。因此，按照“大領導”的“西化政改救國論”搞政治體制改革，用西方的多黨制、三權分立等等那一套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不但解決不了反而肯定會加重貪污腐敗、分配不公、治安惡化等等，直至導致蘇聯黨垮台、國解體的大災難在中國重演。並且由於國情特殊，中國內亂、內戰的局面要比蘇聯嚴重得多，造成上千萬甚至上億人的傷亡都有可能。到那時列強甚至一些小鄰國都會乘虛而入來瓜分一塊領土，我們美麗可愛的神州大地，將成為新型殖民地或者敵占區；那時的人民大眾，將成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所標示的那種被殖民者或者亡國奴。請稍有愛國之心的炎黃子孫都認真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悲慘的情境啊！正如一位台灣社會活動家所說：“那些‘民主鬥士’認為，一黨執政使權力得不到遏制，無法有效地制止腐敗。請問：世界上所有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可有任何一國能夠做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清廉？印度和印尼這些國家實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敗呢？從近年它們先後榮幸地當選全球最腐敗的國家，人們不難得出答案。” [中華網，2012年10月22 日]正因為這樣，十八大報告強調“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應當肯定的。

笫六，兩種發展觀的區別及對立表現在哪裡？

十八大報告強調：“必須更加自覺地把以人為本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立場”。但是，在怎樣理解和堅持“以人為本”的問題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回答是不同的。

共同富裕模式和兩極分化模式的鬥爭，實質上反映了以民為本的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和以資為本的資本主義庸俗發展觀的區別和對立。民生為本，實質上就是以民為本。因為，貫徹落實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既要求在人和物的關係上堅持以人為本，又要求在人和人的關係上堅持以絕大多數人即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本即以民為本，而不能由以物為本，滑向以GDP為中心，甚至以資為本。

這樣把以民為本作為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抓住了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民生、民主等等的基本理論觀點，所以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可見，這種以民為本的發展模式，是一種符合占人口99％的人民群眾利益的模式。而以資為本的發展模式，則是一種只對占人口1％的剝削階級有利的陳舊精英主義模式。只有當發展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逐步提升的生活水準，它才算是有益的。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其實根本原因在於政治經濟權利上存在着社會不公。這個社會不公模式下的這種經濟畸形發展必然會造成一個結果，就是中國幾億勞動力拚命生產、省吃撿用卻過得苦哈哈。這面臨一個叫做“內需不足”的困惑，那就是國內老百姓的消費越來越拉不起來。而這個畸形的經濟結構不是靠一些小打小鬧輕而易舉扭轉的。

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和資本主義庸俗發展觀的對立，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堅持還是反對以公有制為主體。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如經濟學家陳志武公開大講：“按美國的經驗，‘以人為本’經濟發展觀首先是要讓每個人‘有所有’。在中國實現‘以人為本’的根本也應該是讓私人擁有更多的產權”[《談和諧社會》第2頁]。可見，資產階級雖然也講發展“以人為本”，但實質上是以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為本。而資本家所追求的發展，就是由以物為本到以錢為本再到以資為本，並使資本全面、協調、可持續地增值。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則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最根本的制度；以公有制還是以私有制為主體，是區分真假社會主義的根本標誌。講發展，最根本的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和發展什麼樣的所有制。既然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這就決定我們要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在現階段根本的一條是要理直氣壯地發展公有制經濟，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堅持以私有制為主體，包括口頭上講以公有制為主體而實際上使私有制占據了主體地位，都不是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是復辟倒退。

[二]堅持還是反對搞共同富裕。資本主義庸俗發展觀認為，只有保持貧富差距，才有利於調動和發揮精英們的聰明才智，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唯其如此，他們的代表人物才特別害怕搞共同富裕，稱之為“亡國之道”。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則認為，共同富裕，是個歷史的、相對的概念，就是說，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都要堅持按勞分配，在它的初級階段，則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以保證大家在收入上既有所差別，又避免兩極分化，從而使生活水平共同提高。所以，毛主席早在建國之初便明確指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飯吃，大家共同富裕。”人民群眾是經濟建設的主體和最大動力，不能使他們的生活水平共同提高，而是極少數人非法暴富大多數人受窮，就會扼殺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從根本上影響經濟發展。更根本的問題是，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之一，如果長期分配不公，使兩極分化惡性發展，甚至比資本主義國家還嚴重，那就使改革走上了邪路，就是搞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正如王偉光同志所說：“目前貧富差距已經出現明顯加大的趨勢，各地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從根源上來說與之有關。世界各地出現的動盪，實際上也是因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所致。解決好共同富裕的問題，就是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中心問題，解決好這個問題有助於鞏固和發展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博客中國，2012年8月28日]

[三]堅持還是反對“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資本主義庸俗發展觀是全盤否定計劃經濟，主張完全市場化，由市場決定一切的。因此，常海思同志指出：“它主張實行市場經濟，結果，只能是私有化、市場化，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分享發展成果”。同時，“它離開公有制、計劃經濟來談統籌兼顧和可持續發展，這是不可能的”[東方紅文粹，2012年7月]。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則認為在現階段應實行陳雲同志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當然，這要根據當前的新情況，有所創新。

[四]堅持還是反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資本主義庸俗發展觀認為，只有跟着美國走才能富起來；只有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才能救中國；只有兩頭在外，依賴外需和外資，才能實現現代化。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在西方國家陷入資本主義大危機時喊出“只有救美國才能救中國”，才使中國逐步淪為西方國家的附庸。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則認為，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是直接決定國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背棄自力更生原則，走附庸化的道路，是自尋死路。

第七，“戰略機遇期”和“轉型備戰期”哪個提法對中國有利？

十八大報告認為：“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因此，“要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擴大同各方利益匯合點，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所謂“戰略機遇期”，實質上是認為起碼十年內不用準備打仗，因為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一般是需要十年左右的轉型備戰期的。這就是說，在國際上要繼續堅持“三和一少”的方針；對於侵犯我國海島主權的行為仍舊釆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態度，去包容一些國家繼續侵占我國的海島、領海和領土，每年成千萬噸地掠奪石油資源等等。在國內，仍舊堅持不提反對帝國主義，不提反對漢奸賣國賊，不提轉型備戰，不提國際主義。正因為這樣，“大領導”才大講：“沒有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一切都無從談起”[2012年9月3 日在烏魯木齊市第二屆中國－亞歐博覽會上的講話]，把和平作為一切的前提、基礎，把階級鬥爭、反侵略戰爭等一切鬥爭都放在服從和平的地位，這種和平主義，發展下去顯然會導致對外的民族投降主義，對內的階級投降主義。這是因為，戰爭還是和平，常常不是我們可以自由選擇的。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侵占我國領土，發動各種戰爭時，如果我們不選擇抵抗而選擇退讓，那實際上就是投降賣國；在國內階級鬥爭中，如果背棄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而對敵對階級包容縱恿，那實際上就是投敵叛變。所以我們認為，由客觀形勢和現實條件等多方面情況所決定，在今後10至20年內，中國被迫進行保衛領土、領海和反擊西方國家及其代理人進攻的自衛戰；捲入抗美援朝式戰爭的反擊戰；粉碎民族分裂行為的平叛戰；擦槍走火式衝突的遭遇戰等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必須把今後10年左右時間作為“轉型備戰期”。

根據什麼說今後一二十年發生戰爭的危險性很大，必須進入“轉型備戰期”呢？

這是由帝國主義的本性決定的。帝國主義搞的是市場經濟，遵循的是叢林法則即弱者為肉、強者通吃，或者說強者為王，弱者為奴。這就決定它必定會拚命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絕不會容許中國這類國家崛起。唯其如此，美國真正的後台老板即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精英集團“共濟會”，早在十幾年前就制定了淘汰占全球總人口三分之二的有色人種尤其是人口最多的中國人這些“垃圾人口”的行動計劃。“共濟會”下屬機構成員、美國總統奧巴馬2010年在澳大利亞對媒體說：“如果超過10億的中國居民過上和澳大利亞、美國人現在同樣的生活方式，那麼，我們所有人都將處於非常悲慘的境遇，很簡單，這個地球根本無法承受。”這實質上是向全世界特別是向中國公開宣布了這個計劃，是發誓絕不允許中國實現現代化，是要動員一切力量圍剿中國。顯然，這使中國面臨的戰爭危險大大增加了。

這是由國際階級鬥爭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決定的。世界上民族、國家之間的鬥爭，實質上是一種階級鬥爭。國際階級鬥爭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表現在多個方面，其中一個是經濟上的大危機往往會引發大戰爭。二十世紀的歷史經驗證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由1929年發生的經濟大危機引發的。這是因為，經濟危機往往會導致帝國主義列強國內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統治階級往往會有轉嫁危機、轉移矛盾的衝動，這種衝動醞釀起來就變成了戰爭動機。韓德強同志說：“回過頭來想一想，在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真正考慮到會發生世界戰爭的人恐怕也不見得是多數。所以歷史的教訓是值得記取的。”[四月網，2012年2月20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連中央電視台都在今年11月24日的節目裡說：“現在日本的情況和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情況很相似，就是右的勢力很可能利用經濟危機綁架人民，發動侵略戰爭。”由於當前這次經濟大危機正象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同志說的那樣“衰退將長期化”[同上]，發生戰爭的危險自然也會長期化。並且要看到，經濟危機容易導致戰爭的深層次原因，在於美國一開打，美元就堅挺，資金就會向美國流動；在於給全世界製造一個氛圍，就是誰反對美國，誰就挨打；誰跟着美國走，誰就吃香的、喝辣的。正如李慎明同志所說：“美國是最懂得算計經濟上投入與產出比的國家。為了維護軍事霸權，從而支撐金融、科技和文化霸權，保障有利於稱霸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體系正常運轉，必要時就會毫不手軟地打幾場高科技局部戰爭。”[環球時報，2012年11月8日] 這就容易形成一種政治威懾，就容易維持美國的霸主地位。而美國鞏固了霸主地位，更會想打誰就打誰，使戰爭更多地發生。

這是由當前中國和美國的特殊關系所決定的。在美國陷入經濟危機之後，西化派敢於公開宣傳中美兩國“同舟共濟”，“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敢於公開宣揚普世價值，讚揚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中國28個主要產業大多被外資控制，大部分外匯儲備買了美國債券；多年來特別是今年的幾起重大政治事件幾乎都能或明或暗地看到美國人的影子，這究竟說明了什麼呢？認真分析一下便不難看出，這說明中國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關係，在經濟方面，已到了美國離開中國的廉價商品和購買美國債券的大量資金便難以活下去的地步；已到了中國補課派尤其是西化派實質上敢於公開實行附庸資本主義經濟改革的地步。在政治方面，已到了美國能夠影響中國黨和政府高層的一些人事安排和方針政策的地步；已到了西化派的“大領導”依仗美國主子撐腰敢於公開宣傳普世價值，推行西方國家那種多黨制即否定共產黨領導的地步。正因為如此，美國不僅要搞“中美國”即把中國變成經濟附庸，而且要搞“中美共治”即把中國變成政治附庸。張召忠將軍指出：“誰能想到不講階級鬥爭（中文簡體全拼輸入法中都刪了這個詞組）二十多年後，被一群‘精英’稱為‘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卻悍然轟炸中國大使館，撞毀我戰機，並在中國西部大張旗鼓地建起四個軍事基地。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處於東西全面包圍之中，毛澤東生前打破美國對中國月牙型包圍的努力，就此全部付諸東流。整個美國軍界一片歡呼，歡呼人類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軍事奇蹟——一個大國成功地從軍事上包圍了另一個大國。……什麼反恐合作，更是不着邊際，中國新疆、西藏的哪一次恐怖主義事件背後沒有美國的影子？”[中華論壇，2011年1月23日] 以上這些顯然都是美國霸權主義對中國軟硬兼施、又拉又打的表現。這種特殊關係，便決定今後中國稍有獨立自主的傾向，便會和美國發生嚴重衝突。這也使兩國爆發戰爭的危險性會隨時增加。

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都證明，麻痹和畏懼恰恰會增加戰爭危險。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斯大林以為憑藉一紙《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能有3至4年的時間進行戰爭準備，未料想一年多時間希特勒就發動了侵略戰爭。當時不少跡象已經相當明顯，可斯大林就是不相信戰爭迫在眉睫。他不但未做出相應部署，還要求一線部隊按兵不動，“不給對方提供挑起戰爭的口實”，致使戰爭初期蘇軍遭受重大損失。再如德國軍事歷史學家漢斯伯格所說，一些中國人“一味強調自身的弱點而畏懼對抗，這本身就是中了對手的訛詐之策。就保衛釣魚島戰略而言，中國人並沒有看清美日對中國的恐懼，處處強調韜光養晦，結果導致喪失了戰略主動權”[財訊網，2012年8月19日]。這就是說，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只有不怕可能發生的戰爭，認真做好必要的準備，具有打贏戰爭的信心和能力，才有可能遏制戰爭、贏得和平，從而贏得發展。

對於這一點，現在有清醒認識的人越來越多了。例如張召忠將軍說：‘犯戰略幼稚病’的那些假道學者利用媒體和學術交流麻痹中國人，讓許多崇洋媚外的漢奸成為美國節制中國的‘內鬼’。所以我們必須牢記毛主席的教導，要看清敵人的兩面性，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今日關注，2012年8月4日]。李慎明同志認為：“從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開始直到21世紀前二三十年，乃至前半個世紀的世界格局，都可能處於一種激烈動盪甚至跳躍的狀態。這是世界各種各類重大矛盾長期累積衝突的必然結果。” [大學網，2012年9月20日]

多年來一直充當中央智囊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今年9月3日在多家媒體上大講當前中國已經進入了“經濟社會矛盾爆發臨界點”。這實質上是說，當今中國已從“經濟崩潰邊緣”進一步惡化到整個社會都處於崩潰邊緣的地步。解放軍上校戴旭同志指出：“韜光養晦的結局是事與願違。西方人在極力克制了二十多年之後，終於一把撕下偽裝露出了狼外婆的猙獰嘴臉。炸館撞機，殺氣騰騰的美國佬率先打到中國人的家門口來了。不僅這樣，美國還和他們的西方盟友們痛下殺手，揮刀斬斷了中國伸向全世界獲取能源的絕大部分觸角。”所以，“2020至2030年中美必有一戰” [四月網，2012年2月20日]。連美國軍人也公開承認這一點。例如美國海軍陸戰隊決策參謀部主任馬偉寧認為，中國和美國，“有很多地方我們沒有什麼共同利益，所以很可能會發生一些衝突，我們不可能避免下一個衝突”[環球時報，2012年8月15日]。

范景剛、南飛雁等同志提出，只要我們既不犯左傾幼稚病，又不得右傾依賴症，今後5至10年，將會是馬列毛派和人民群眾的戰略機遇期。江蘇的盧子凱、河南的葛立英等同志認為只要我們善於因勢利導，掌握主動，能夠喊出最得民心的口號，干出老百姓最需要的事情；吉林的王國軍、北京的聶常勝等同志認為只要我們在黨內健康力量呼喚人民支持時給予應有的幫助，使體制內外更好地結合起來，那麼，我們就一定能在這個戰略機遇期里大有作為，把它變成戰略決戰決勝期。

本文第二部分：

十八大報告：民眾十問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