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古籀拾遗》解题 

(清)孙诒让撰。 
孙诒让，1848～1908，浙江里安人，字仲容，号籀膏，以“玉海楼”作为斋名。曾任刑部主事。著名铜器收藏家和彝铭学家。有《商周金文拾遗》、《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古文字学著作行世。 
一函二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10/128。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580672～580673。无鱼尾。版心中部刻书名“古籀”二字。上下单边，左右双边。上下细黑口。宽19.8厘米，高27.9厘米。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此书，索书号为：线普长019521、线普长310892、线普长382831-33、线普长3422、线普长19870、线普长90626-27、线普长491486、线普长19521、线普长72079、线普315905、线普434939-42、线普长96857。 
书衣页上有“丁谷音教授赠”之印。书名页题字用篆文：“古籀拾遗”，落款用楷书：“附：宋政和礼器考，经微室著书之一。籀膏”。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考证文章。 
其中，上卷为对《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一书十四件青铜器铭文的考证，中卷为对《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三十件青铜器铭文的考证，下卷为对《筠清馆金文》一书廿二件青铜器铭文的考证。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卷末有刘恭冕跋。文中有言： 
君于学无所不窥，尤多识古文奇字。故其所着，能析其形声，明其通假。 
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十九如是评价此书： 
孙君研经博学，以经训考释金文，析其形声，明其通假。凡宋代薛尚功，阮文达，吴荣光之书，具有纠正。 
又言： 
是书原名《商周金识拾遗》，后重定改名《古籀拾遗》。 
此书另有清代光绪庚寅刊本的复印本。宽18.4厘米，高30.5厘米。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为：210/126。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为：219504～219505。其他特征与上述版本相同。只是前者把《宋政和礼器考》放在卷前，而此本则放在卷末。书衣页上有湖北甘彭云题鉴： 
古籀拾遗，宋政和礼器考附，孙诒让撰。光绪庚寅刊本。潜江甘氏藏书。 
正文首页有“崇雅堂藏书”之印。 
孙诒让最初是在十七岁时开始了他对金文学术的研究。八年后，根据其子孙延钊先生所着《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一书中的记载： 
诒让得阮文达校刊本薛尚功《钟鼎款识》，爱玩不释，厂取《考古》、《博古》两图，及王复斋《款识》、王俅《集古录》，校诸《款识》。治金文之学始此。 
自甲子治金文学以来，取宋人撮录款识之书，互相研斟。尝谓薛书甄勒较精，而平释多缪。……继复揽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所载金文，则谓文达著录率可依据，定庵考释犹多凿空。展卷思误，颇多所悟，因依王念孙《汉隶拾遗》例，草《商周金识拾遗》。 
这里的《商周金识拾遗》就是后来的《古籀拾遗》一书的初稿。但是，从初稿到定稿，作者反复修改了十六年！足见他的认真和仔细。不仅如此，又过了十六年，到了他的晚年，又刊行了《古籀余论》一书。可以说，对金文学术的研究，是贯穿了他全部生命里程的学术精髓。比如，他长期注意搜集金文拓本，曾经从汉阳叶东卿后裔手中花费重金购买了叶氏收藏的《金文拓本》。该拓本收录了两百多种拓片，还有龚自珍亲笔题跋。这应该说是不世出的珍本，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于是，“诒让得叶氏《金文拓本》后，尝检筪藏拓本二百余种益之，合装四巨册，自署曰《商周金文拓本》，手题词于册首”。他的好友戴望收藏有《召伯虎敦》拓本，在戴氏逝世后，他收购了此拓本并亲自写下长文题跋。在收藏拓本之时，他也注意收购商周古器。如，1896年的三月，孙氏就购得《周录鼎》一件。 
孙诒让的金文学术研究成就辉煌。在他的《古籀拾遗》一书的序中，他首先对这门学科的起始进行了说明： 
考读金文之学盖萌柢于秦汉之际。《礼记》皆先秦故书，而《祭统》述孔悝鼎铭，此以金文证经之始。汉许君作《说文》，据郡国山川所出鼎铭文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说字之始。
《古籀拾遗》一书由上、中、下三卷组成。上卷对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进行订补十四条。中卷对阮元的《积古斋钟鼎款识》进行订补三十条，下卷对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录》进行订补二十二条。其实，对前人金文学术研究著作进行订正和补充是孙诒让金文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当然，在他的书中，也时常出现抨击宋代学者之谬论的言辞。如，《古籀拾遗》序中，他就批评薛尚功为“其书摩勒颇精而评释多谬”。 
在此书中，孙氏运用最为熟练的是偏旁分析法。一个众人皆不认识的字，经过他对该字偏旁的分析，立刻变得可以认识了。 
比如，他对《继彝》中“静”字的分析中，就是使用偏旁分析法取得成功的典型： 
考此字阮书凡三见，一见于《小臣继彝》，其字作“”。再见于此彝，三见于《冗盉》，其字作“”。阮并释为“继”字，形义绝无可说。其所据者《齐侯钟》、《微栾鼎》而已。然考之薛书，钟作“”、鼎作“”，其字则见《龙敦》、《弁敦》、《毁敦》，并传摹伪，互不能辩其形声，所从薛释为“继”本不确。况“此彝”二字与薛书所释“继”字，又不甚符合乎。窃以此二字所从偏旁，析而斟之而知其形，当以作“”者为正。其字即从青争声之“静”也。何以言之？“”字上从生明甚，生下系已并者，当为丼中一·缺耳。青从生月，《说文》作，此从丼即从古文省也。右从“”者即争字。《说文》争从?，从爪从又，此作“”者，爪也”。∫”者，?也”。”者，又之到也。《齐侯甗》“卑旨卑瀞”，“瀞”字作“”。《齐邦》“静安寍”作“”，其以“”为青，与此异，其以“”、“”为争，则此彝“”即争形之确证也。 
在这里，孙氏利用他精湛的古文字学知识，把利用偏旁分析法来考证疑难汉字的操作技术发挥到了极至。为此，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特别肯定地说： 
孙氏将不同时代的铭文加以偏旁分析，籍此种手段，用来追寻文字在演变发展中的沿革大例——书契之初轨、省变之原或流变之迹，他对于古文字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此。 
互证法也是孙氏经常使用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如，在《周丰姬敦》中“”字的考证中，他就充分利用了互证法： 
吴释为丰，云“丰乃文昭”。 下从米形。今案此“”字上作“”，非丰字。下亦不类米形。吴释非也。此当为慧字。《趠鼎》慧作“”。《慧季鬲》作“”。并与此相近。慧通作惠。《元和姓纂》十二：“齐惠姓云：‘周惠王支孙，以谥为姓。战国惠施为梁相，是惠出于周为姬姓。故惠氏之女亦称惠姬，不必释为《左传》毕原丰郇之丰也’”。 
但是，孙氏此书在行文上故意使用古字、怪字等冷僻字，连常见的字，如《说文解字》分析字形时“从某从某”的 “从”字和“亦”字，也要使用古字和怪字，甚至“年”字一概写成“季”，如此等等。每一页中，一眼看去，通篇皆冷僻字，大有作文字秀的嫌疑。孙氏此书就是文字学研究的专业学者阅读起来也非易事。我们不知道是要研究青铜器上的铭文，还是要研究孙氏本人的书写习惯了。在这点上，他和刘心源几乎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