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9 時代潮人 考古暨歷史語言通訊

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學術副會長鄭煒明教授

【特別介紹】：鄭煒明(1958．12 --   )，常用筆名葦鳴，澳門永久居民；原籍浙江寧波鄞縣，生於上海。1962年至澳門。澳門東亞大學本科學院首屆一等榮譽文學士(中國語言文學)、澳門東亞大學研究院中國文史學部首屆文學碩士(中國歷史)、(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博士。

       曾於澳門東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旅遊學院、香港大學、香港道教學院、香港浸會大學等院校從事教研與行政工作。

現為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高級研究員、副館長(學術) 。山東大學校聘中國史博士生導師(歷史文獻學、明清史)、博士後合作導師暨該校歷史文化學院兼職教授；黑龍江大學校聘客座教授、國學院博士生導師(先秦倫理思想)；雲南大學校聘客座教授等。並為中國詞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終生制) ；世界漢學研究會創會監事長、常務副會長、學術秘書長等。

      已出版學術著作(包括著述35種、主編26種) 共五十餘種，發表論文約二百篇。研究以華學為主，涵蓋詞學、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文學史、文獻學、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簡帛學、敦煌學和饒學等領域。

      曾先後榮獲國際、國家和省級學術獎項十七次；最近者包括第六屆夏承燾詞學獎二等獎，為港澳及海外學者獲此殊榮之首人。

      師事饒宗頤、羅慷烈、馬學良、戴慶廈、林子昇、黃兆漢等諸位先生，並曾從全漢昇、王堯、謝冕、楊匡漢、周兆新、B. R. Wilson、A. W. T. Green、柳存仁、蕭慶威(後易名山崎慶威) 、雲惟利等先生遊。

      曾於海內外八次獲得新詩創作獎，包括1994年臺灣創世紀詩刊/社四十周年紀念詩創作大獎等等。已刊行文學創作個人專集或合集共十種。有新詩作品入選大中華兩岸四地多種重要詩選，並有新詩和散文作品入選兩岸的現當代文學大學教科書或教材。

2017年4月當選為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學術副會長。

書的價值在於你是否閱讀過它

　　時代潮人：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規模有多大？
　　鄭煒明：目前學術館面積大約400平方米，是由原來的港大教授宿舍樓改建而成，原來這棟樓住的多是副校長和教授，後來這些宿舍改建成為研究機構使用，除了饒宗頤學術館還有其他學術單位。

　　時代潮人：為什麼叫學術館而不是叫文化館或紀念館？
　　鄭煒明：當初也有很多人建議叫文化館、紀念館或者展覽館等，但是饒宗頤先生堅持要叫做學術館，因為他說自己是學術起家的，而且他認為所有的文化問題到了最後還是學術的問題，包括藝術、文學等到了最後也是學術的問題。因此堅持了下來。

　　時代潮人：學術館裡面的主要組成是什麼？
　　鄭煒明：學術館裡面主要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藝術展覽部分，二是學術研究部分。你現在看到的小型展覽廳，展出的基本都是饒宗頤先生比較近期的書畫藝術作品。這些作品大概每兩個月會換一次。假如要舉辦大型展覽，就到外面專業的藝術機構展出。學術研究部分主要由一個學術部來運作，裡面有五六個研究員，主要做的是與饒宗頤先生有關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此外，學術館還有一個自己的藏書室，饒宗頤先生把它叫做“選堂文庫”，藏書約有四萬冊。饒宗頤先生想把這個文庫做成香港版的東洋文庫。目前主要收集了饒宗頤先生捐贈的一千多種古籍善本（包括很多極其珍貴的明清時期的線裝書）和其他學術著作。另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業內學者贈送的簽名本，其中就包括季羨林、錢鍾書、顧廷龍等人的著作。由於饒宗頤先生在許多領域都有研究，所以不管是內地還是海外的學人，上到90多歲，下至30出頭，他們出了書都會郵寄簽名本給饒宗頤先生，相應地，我相信饒宗頤先生也會贈送自己的簽名本給他們。這部分圖書大概有兩千多種。

　　時代潮人：學術館的精華是什麼？饒宗頤先生對於圖書的態度是什麼？
　　鄭煒明：學術館最精華的部分是饒宗頤先生那一千多冊線裝書，很多是明清時期的孤本，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對於圖書，饒宗頤先生一直強調自己不是個圖書收藏家，他說自己是個用書的人。他不像許多收藏家那樣，只顧着把書弄得漂漂亮亮的，卻不去讀它。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使在許多很珍貴的線裝書裡面，也有許多鋼筆、圓珠筆留下來的筆記、下劃線，甚至關鍵頁碼摺疊起來等等。饒宗頤先生說，書的價值在於你有沒有真正用過、閱讀過，而不是這些書值多少錢。

　　時代潮人：這些珍貴的圖書資源，普通讀者能享受到嗎？
　　鄭煒明：學術館的資源是免費開放的，只要讀者感興趣，不管你是不是港大的學生、老師，只要做相關登記，都可以使用。但有個原則就是，這些資料只能看，不能外借。如果你需要外帶，我們可以幫你複印，而複印都是按市場價格來收費的。

　　時代潮人：饒宗頤先生研究領域極其廣泛。他是怎樣平衡博與專的？
　　鄭煒明：饒宗頤先生年輕時做研究，完全根據自己的興趣，喜歡什麼就去研究什麼，根本不管這個研究會不會給自己帶來名和利。但是現在的學人做研究，首先考慮的是能否上核心學術期刊，這個東西會不會在自己評職稱時有所幫助，會不會帶來經濟回報等。現在整個學術界都非常功利。饒宗頤先生同一輩的學人做學問基本跟他一樣，覺得有興趣了，文學也研究，易經也研究，甲骨文也研究，梵文也研究。曾經有個學者問饒宗頤先生，“你是哪個專業的？”饒先生很幽默地說，“哎，很慚愧，我無家可歸。”除此之外，這也和現代科學的精細化分不開。現在整個學術界都太強調專業了，一見面就問你是哪個專業的。比如介紹自己是中國文學研究的，這不夠專，你要說自己是研究現當代文學的，這仍然不夠，非得說自己是魯迅文學研究的，這才算介紹清楚了。所以現在我們有很多魯迅研究專家，但他們一旦脫離了魯迅，可能什麼都不懂。很多人也會問，饒宗頤先生的研究面是很廣，但是基本沒有一個領域能夠排第一。確實也是如此，饒宗頤先生不可能和那些一輩子搞魯迅研究的學者比拼魯迅研究。

　　時代潮人：饒宗頤先生的學術研究經歷，能給當代學人哪些啟發？
　　鄭煒明：其實就像一場體育比賽，有人跑一百公尺很厲害，經常拿冠軍，當然這很了不起，也是他的專項。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十項全能冠軍。其實饒宗頤先生更像一個十項全能選手。與當代學人對比，饒宗頤先生那個時代的學人更加強調全才。比如說王國維先生、陳寅恪先生等。他們沒有受過很系統的專業教育，甚至沒有正兒八經的學位。陳寅恪先生就是在西方各個國家、各大學之間遊學。所謂遊學不僅是講授自己的學術，更重要的是吸收別人的東西。所以，陳寅恪先生遊學十幾個國家，也沒有拿到一張文憑。但是當他回到清華大學，照樣是國學院裡面的四大導師之一。當時梁啓超就寫文章說，“他那些短文就已經比我的長篇大論要厲害”。這就是饒宗頤先生那個時代的制度，只要你獲得了一些大學者的推薦和認同，就表明你的學術地位已經建立了。這種情況在當下學界幾乎是不可能存在了。
　　給當代學人的建議就是，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一個領域，不要把自己變成專家，而應該成為學者。所謂的學者，是他能夠橫跨許多領域，成為一種“通人”，成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真正的大學問家，不僅能夠看到空間，還能夠看到時間。

　　時代潮人：你覺得家學對饒宗頤先生的影響有多大？對比現代的家庭教育，有哪些啟發？
　　鄭煒明：中國傳統教育是非常強調家學的。在1949年前，還有很多擁有良好家學的學者，比如後來在國學領域比較有名的楊樹達、楊伯峻教授等。饒宗頤先生的教育是傳統中國家學的典型代表。饒宗頤先生從幼年起，就整天浸泡在家裡的天嘯樓讀書。當時天嘯樓藏書有十幾萬部，基本上相當於一個小型圖書館。沒人知道這段時間饒宗頤先生究竟讀了多少本書，這種學習的一個好處是，時間只用在自己的興趣方面。不像現在的小學、中學，有的科目可能你不感興趣，什麼地理、物理、化學等等，但是非讀不可。因為你要參加高考，所以必須學這些。所以說，當現在的教育體制化後，你很難有機會讓你的孩子完全漫無目的地在家讀書，而且現在法律也不允許。比如說香港，不送到了法定年齡的小孩去學校接受教育，是會受到法律處罰的。從這個角度來講，像饒宗頤先生那樣完全由家學培養出來的人才，當今社會上基本沒有了。

　　時代潮人：除了父親外，還有哪些人在饒宗頤先生成長的過程中起了重要影響？
　　鄭煒明：除了家學，青少年時期對饒宗頤先生影響很深的人主要有這幾個：一是顧頡剛教授。大概21歲的時候，饒宗頤先生就在顧頡剛主辦的刊物《禹貢》上連續發表了4篇論文。當時顧老的刊物幾乎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核心期刊，能夠在上面發表論文的都是這個領域的教授級人物，所以說在圈子裡是很有影響力的。除了顧頡剛之外，還有孫詒讓、顧炎武等。其中很值得一說的是一個名叫林仰山的外國人，1949年前他是齊魯大學考古系學家，後來到香港大學做了中文系系主任，就是他破格錄用了饒宗頤先生。你也知道饒宗頤先生沒有任何學位，要不是有顧頡剛和林仰山他們對他的特別對待，應該不會有後來的饒宗頤。

　　時代潮人：香港對饒宗頤先生的學術研究有哪些影響？
　　鄭煒明：來到港大後，饒宗頤先生主要教授古典文選，他最常開設的科目是昭明文選。除了授課外，饒宗頤先生的研究面也擴大了不少，比如說甲骨文學、敦煌學、古典文學、歷史學都進行了研究。正是依託香港開放自由的環境，饒宗頤先生才有機會與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漢學家進行交流溝通。有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認識自己想認識的人。

　　時代潮人：中國人的性格普遍內斂，埋頭治學的多，而既長於治學又善於交流的甚少，饒先生為什麼能平衡得如此好？
　　鄭煒明：我很清楚現在的學者對外交流的時候是怎麼回事，阿諛奉承、故意迎合，最好讓外國人捧他幾句，這樣他就高興了，回去也有面子。但是饒宗頤先生是站在中華文化的立場上來交流的，他極其強調文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比如他現在主編《華學》雜誌，他很歡迎外國漢學學者投稿，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用中文。假如他們不懂中文的話，自己找人翻譯再投過來。在交流的時候，可以有輩分之分，但是學術觀點上人人平等，在這方面他不會做絲毫讓步。他曾經在《華學》發刊詞上批評中華文化在鴉片戰爭之後喪失了自信心和自尊心，這是很要命的。所以中華文化的當務之急就是建立自信心和自尊心。只有有了自信心和自尊心，才能做到比較好的文化交流。其實許多國外的頂級漢學家是看不起我們的，因為他們在研究中華文化方面確實做得比我們還要好。

　　時代潮人：這是學術態度問題還是學術能力問題？
　　鄭煒明：本質上這是一個態度問題。其實我們在做漢學研究時是有先天優勢的，我們的母語是漢語，我們資料的取得又比他們方便。但我們經常採取學術工程這樣一種運動化的模式，希望能取得某方面研究的突破。但是研究是需要時間的，不可能在你需要的時候就出成績。所以許多學術工程成為爛尾工程。上個月一個很有名的法國漢學家汪德曼先生來香港大學開講座，整個現場都很好，但是在提問環節很多人問“中國文化怎麼辦？”“未來該怎麼走？”這樣的問題。汪先生很惱火，“這是你們自己的問題，不要凡事都問外國人，覺得他們說的什麼都是對的，對自己一點自信心都沒有！”所以說，需要重建我們對學術的態度、自信心和自尊心。

　　做學問沒有退休之說

　　時代潮人：這些年中國的經濟表現很好，但是中國的文化怎麼就越來越沒有自信了呢？
　　鄭煒明：自從五四運動之後，我們本來可以很好地發展科學，大量引進先進技術，但是我們錯過了那一段。以致現在像鐘擺一樣，到了另外一個極端，整個社會都倡導理科，一下子就科技至上了。現在大學的校長和國家的領導都是理工科出身，而不是文科生。

　　時代潮人：我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饒宗頤先生的很多學術成果都是在退休後才弄出來的。這就有點不能理解了，退休之後本應該養養花、遛遛狗什麼的。饒宗頤先生的學術生命周期為何這麼長？
　　鄭煒明：我覺得這還是個態度問題，饒宗頤先生沒有制度內的那種心態。所謂的制度內心態就是指退休了就退休了，授課終止了、學術研究也停止了。但是饒宗頤先生經常講要退而不休，他說做教授和學者的人，應該關注的是學問，而不是退不退休的問題。“學問哪有退休的說法呢。”他經常批評現在大學的退休制度，“對於研究中華文化的學者來講，六十歲退休太早了，這個年齡剛剛讀過幾本書，還處在研究的入門階段。”現在許多教授一退休，就不做學問了，說自己沒有職位，也沒有辦公室。其實搞學術是個人的事情，和你擔不擔任院長，是不是博導沒有關係，所以饒宗頤先生一直做學術到88歲。他說之前的幾十年基本都在積累，到了後面這二十幾年才把這些積累整理出來。

　　時代潮人：無論哪個領域，功名或多或少會削弱人的鬥志、分散人的精力。在這方面，學者也不例外。饒宗頤先生早就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地位，榮譽無數，但名與利似乎並沒有束縛住他，他為什麼能如此超然？
　　鄭煒明：饒宗頤先生很看重的是自己的研究，只要研究做出來了，他的書照樣出，著作放在那裡，遲早是有人要看的，短時間內沒有人知道也沒關係。有不少香港學者說，我們學問做出來了，但是內地的學者都看不到，做了等於白做。其實這是進入了一個誤區，還是把自己的研究和外人的評價、社會的功名等結合起來，這是很不好的現象。其實只要你的學問做得夠深夠精，將來做學術史回顧的時候，歷史總會對你有個說法，最後還是公平的。

　　時代潮人：饒宗頤先生是潮州人，他對於潮學研究的最大貢獻是什麼？
　　鄭煒明：饒宗頤先生認為潮州文化和中原文化，甚至是唐朝以來的文化，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陌生，甚至還有許多繼承關係。他的父親饒鄂老先生因編寫《潮州藝文志》勞累過度，在饒宗頤先生17歲那年便匆匆離開了人間。後來饒宗頤先生繼承父志，一方面將父親的詩文遺稿編成《天嘯樓集》，另一方面旁搜博採，拾佚鈎沉，完成《潮州藝文志》，後刊於《嶺南學刊》，成為潮學研究的重要史料，一直被沿用至今。饒宗頤先生對潮學的研究是很專業的，對於那些自己不擅長的領域，比如工業志、科技志等，他就請相關專家協助。所以他開創了方志研究一個新的體例，這些體例一直到現在還被學界推崇。

　　時代潮人：饒宗頤先生今年95歲了，但是仍然堅持參加重要的學術及社會活動，身體健康、精神矍鑠。他在養生方面有什麼好的心得或秘密？
　　鄭煒明：心態很重要。比如他現在應酬依然很多，他也知道許多人請他吃飯是有很強的目的性的。但是饒宗頤先生說，“那沒關係呀，反正我每天也是要吃飯的，吃飯的時候順便認識幾個朋友，也不是壞事。”所以說，這就是一種超越世俗的觀念。比如說現在很多人結識饒宗頤先生，是要請他寫字畫畫。但是饒宗頤先生說，“我知道呀，反正我每天也要寫字、畫畫的，把那些字畫給他們就可以了。”他現在就把練字、散步當做健身和運動。至於飲食和休息方面，這就得感謝饒宗頤先生的女兒饒清芬女士，她把父親的飲食起居打理得井井有條，可以說居功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