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白雀園“大肅反”（2）

白雀園“肅反”，鬧得真兇。張國燾親自審訊。開始還讓我參加會議，因為我提了些不同意見，保人，說我剛來鄂豫邊時廖榮坤等同志就是營長、連長，打仗好等，以後就乾脆把我甩到一邊，連會也不讓參加，甚至暗地裡審查我。“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重則殺頭，輕則清洗。為了防止部隊發生異動，張國燾等分局領導人還決定，以營為單位拆散混編；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組成巡視團，派到各師，監督“肅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見了面都不敢說話，生怕被說成是“秘密組織”、“反革命活動”。就連王樹聲、倪志亮這些老同志見到我，都不敢說什麼。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

許繼慎一案，是張國燾作文章的藉口。他們把一些人抓起來，逼、供、信，宣稱許繼慎組織了反革命集團，要利用南下帶上部隊投降蔣介石；所謂在英山活捉的敵團長張漢全，亦被許繼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職。有鼻子有眼，以證明張國燾東出方針的正確和“肅反”的必要性。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肅反指示，一手抓着許繼慎等人的“證據”，誰還能說話呀！

張國燾這人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他是藉口肅反，剪除異己，建立個人統治。不僅搞軍隊，也搞地方。被肅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戰鬥經驗、和群眾有密切聯繫的領導骨幹。最早革命的一些領導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侯、肖方、周維炯、姜鏡堂，以及許繼慎、曹大駿、熊受暄、陳奇、王培吾、李榮桂、柯柏園、龐永俊、潘皈佛、羅炳剛、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黃鋼、程紹山、王長先、袁皋甫、吳荊赤、王明、魏孟賢、任難、廖業祺等團以上幹部，均先後被逮捕、殺害，令人痛心。營以下的幹部、戰士和地方上的幹部、群眾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隊紀律嚴格，抓就抓吧，殺就殺吧；地方上把群眾搞翻了，黃安五區的人民起來反對保衛局，群眾貼標語、喊口號：“打倒張國燾帝國主義！”群眾把張國燾比作殺人不眨眼的帝國主義，不是沒有點道理。象張國燾這種品質不好的人，搞家長制統治的人，根本就不該派來鄂豫皖當一把手。這是第一條教訓 。

第二條，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傾幼稚病。象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僅積極搞“肅反”，還有套理論，提出要“從那些思想意識不好與非無產階級觀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線索”。主觀上認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燈籠找出來不可，幼稚得很。其實，哪個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確，沒有一點毛病呢？“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毛澤東同志說過這句話，就是要我們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即辯證的觀點，看待同志，看待事物。

天底下沒有一貫正確的人。人，總會有缺點和錯誤。有了缺點或錯誤，有非無產階級觀念，就變成找尋反革命的線索、依據，行嗎？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把一般思想認識問題與反革命混同起來，勢必搞擴大化。陳昌浩同志就更凶嘍，捕殺高級幹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幹勁十足，但容易狂熱。記得圍黃安時，有個農民領袖、紅軍團長叫黃鋼，被當作改組派抓起來。他不服，自殺了。陳昌浩回來說：“你看黃鋼反革命多麼堅決，他剖腹自殺！”認定人家是改組派，沒有證據也信以為真。指導思想上“左”到那麼嚴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條，逼、供、信，確實害死人。逼、供、信這東西，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司空見慣，是剝削階級司法制度的產物。看京戲，那裡面的青天大老爺把驚堂木一拍，動不動就上大刑，被屈打成招的事可不少。《蘇三起解》裡的老解子，見到的冤案太多，才發出“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的感嘆。我們的“肅反”，把封建主義的東西搬來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殺人不講證據，全憑口供。許多刑罰駭人聽聞。一些基層幹部和戰士，連AB團、改組派、第三黨是什麼名堂都不懂，更想不到那是掉腦袋的罪名。你說他是，就承認。承認了還不行，得說出“同黨”來。說吧，無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鄉，在一塊議論過什麼事，便成了“同黨”、“反革命組織”。就這樣，一株連一大片。逼供信，冤假錯案，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一再發生，共產主義運動中也不鮮見，很值得研究。

最後一條，鄂豫皖根據地的“大肅反”，不是孤立的。那個時間，是教條主義者統治中央的時候。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攪在一起，在全黨，在各個根據地，搞肅反，搞擴大化。他們把中央革命根據地挖AB團的經驗，推廣到鄂豫皖來，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肅反”經驗推廣到別的根據地去，來回折騰，大搞特搞，造成特別令人痛心的損失。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專門作過總結，這裡不必多談。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附帶說一下我愛人程訓宣在“肅反”中的遭遇。這段敘述，也是我對她的悼念。我和程訓宣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底結婚的。她是黃安人，家住檀樹崗程伍德村，婦女工作幹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後方工作，我們難得有見麵團聚的機會。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圍剿”時我在七里坪一帶打仗，戰局很緊張，我無法回家看她，讓警衛員把襪子拿給她補一補，好行軍作戰。警衛員回來悄悄地對我說：程訓宣被抓走了，人家說她是改組派！她的命運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過問，聽候組織“審查”就是了，還是打我的仗。部隊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後，我一直打聽她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告訴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聽說她和王樹聲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殺害了。我就問周純全，為什麼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麼罪過？周說：“沒什麼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

她家裡弟兄姐妹五個，全都參加了革命，對黨忠心耿耿。大哥程啟光，共產黨員，我們的特務隊長；二哥當教員，也是共產黨員；三哥任過基層的蘇維埃主席，被敵人殺害；兄弟在我們司令部當警衛員，以後在紅二十五軍，也被肅掉了。她被抓走後，究竟受過什麼刑罰，我不清楚，聽說是打得不成樣子，沒什麼口供，相當堅強。

一場革命，人民群眾的犧牲是巨大的。不僅對敵鬥爭要付出血的代價，在黨的路線發生錯誤時，同樣會付出血的代價。由此不難理解，堅持黨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是多麼重要！當時內部殺了那麼多的人，也沒有把我們黨搞垮，把紅軍搞垮。人心向着共產黨，向着紅軍。不革命，人民沒有出路。幹部被抓一批換一批，再抓一批再換一批。被肅掉的同志，難以數計。隊伍就是不垮，極少有人叛變投敵。原因是我們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紅軍指戰員，工農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有血海深仇。歷史證明，我們的黨儘管多災多難，但力量卻是無窮無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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