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

上海机场。

爸的两个儿子高举着写着我名字的牌子来接我。

两兄弟一副憨憨的农民样相。我问了他们的名字，大的叫大立，小的叫二禾。

两兄弟一见面就接下了我手中所有的行李，不过他俩特别的拘谨，不怎么讲话。

我想打破这僵硬的气氛，就打趣二禾说：“你真是长秀的弟弟呢。”

二禾羞怯地问：“姐，这是啥意思？”

我说：“长秀是我们家第一美女，你是我们家第一帅小伙儿啊。”

两兄弟的脸上这时都铺上了无极的灿烂，人也活络起来了。

我们坐车直奔火车站。在火车站我们买了最近一趟路过安徽宿州的列车的火车票。大立说俺得赶紧给俺爹去个电话，俺家里没有电话，只有集上有，俺爹一大早就在集上等电话哩，俺通知他去车站接俺们。

大立比我小几岁吧，可是头上已经参杂着星星点点的白发。看到他我才生平第一次觉得生长在红星农场和乌什洼，在妈的打骂声中长大，能够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这些寻常的或者不那么幸福的事其实都是包含着幸福呢。

在火车上我忍不住问大立几岁了。

“虚岁二十五啦。”

“才二十五岁，怎么都长白头发啦？”

大立腼腆地笑笑，他欲言又止好像在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我的问题。

二禾快人快语地接过话说：“俺娘死得早，俺爹不怎么会种地，俺哥为了不让俺饿肚子经常自己饿肚子，他那是缺了吃的才变成那样。”

我又盯了一眼大立的白头发，心中不免对这位‘哥哥’肃然起敬。

我又问：“那现在生活是不是好多了？”

二禾说：“肚子是可以吃饱了，可就是没闲钱，呆在村上挣不上钱，连村长都贪污。”

我以为我听错了。我不相信地瞪大眼睛说：“中国的贪官多，这不是什么秘密。可是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村长能贪到什么？”

“贪什么？比方说我们种树苗，可是到末了卖树苗的钱都被村长黑下了。你说你有啥办法？”

“那你们咋办？”

“去外地当民工呗。村子里没多少人上学，都早早就外出打工去了。反正早挣钱就早点过上好日子。”

我们到达安徽宿州火车站时已经过了晚上11点了。

在火车上，两兄弟为了给我疏乏解闷，交替着给我讲他们生长的乡间流传的历史故事。最让他们自豪的是陈胜，吴广的故事。我知道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是在大泽乡，但没想到它跟我也有着那么一丝一缕的关联。虽然史书上说陈胜，吴广是河南人，但现在有新的考证，说陈胜、吴广的生地可能就在安徽的宿州一带。而两兄弟也宁愿相信这个说法。他们的讲解让我对于即将踏足的土地有了新的期待。

火车终于进站了，我在站台上见到爸。

爸很高很瘦，他的头发是灰白的，他沧桑的味道很农民，可是他挺拔的腰板好像跟农民又不太一样。

岁月比大西北的风还要厉害，爸老了，老得让人心疼。

我看到的爸他身上有白杨树的影子，也有大病初愈的孱弱，可是让我凝眸的是他浑然天成的风骨。

我曾经思考过我血液中与生俱来的总想放飞自己的心志从何而来。在我凝眸于爸的这一刻，我明白了我是爸的孩子，我就是他的孩子，虽然我是个女儿，可是爸已然铸就了我不屈的风骨和无畏的胆魄，所以在艰难蜿蜒的命运之河中我的每一个挣扎，我踉跄迈出的每一个脚步都是生命的必然。

因为在爸生养的这片土地的垅亩之间早就有人发出过“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这一浩叹，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人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是风的浩叹和风的呐喊，小草在风的呼唤声中告慰自己不会轻易死去，小草曾经交给风一个承诺 — 那就是等待春天。

我沉浸在风和小草的遐思里，我看见在昏黄的灯光下爸朝我走来了。

爸来到我的面前略弓下腰摸到我的手，他拉起我的手说：“家去吧。”

爸的手很粗糙却很温暖。我就一下子觉得万分委屈，为了二十多年来从没有被爸牵过手而觉得万分委屈。

我的泪奔涌而出。

爸说天太晚了，已经没有别的汽车了，爸是在集上雇了一辆私家运输车。

不知那辆陈旧的面包车颠簸着又走了多久，一路上我的眼泪没有干过。也许没有在爸的牵手下痛哭流涕过，我就永远也不曾长大过。

爸欠着我一个迟到的成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