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年伊始，先后脚发生《南方周末》和《黄炎春秋》事件。此两事件显出当下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即“宪政”二字。事件的细节可以不论，核心是：什么是“中国的梦”？习近平的“中国梦”是：民族复兴、强国；而民间的“中国梦”是：宪政民主。从此以后——直至中国或崩溃或改革成功，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即在“宪政”。
习的“中国梦”是民族主义的：强国。最近《南》、《黄》等多起媒体事件，中心都在封杀呼吁“宪政”，具体事情可能是各宣传官员做的，但绝不“宪政”的决策大致是来自习近平。之前，温家宝再三公开倡导自由、民主、人权，媒体也借势宣扬；何以习上台伊始，改革的调门正高，当局便大力封杀“宪政”的声音？非最高当局大政方针之压力，下面的宣传官大致不敢如此妄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施政大略：中国绝不能走“宪政、民主”的邪路，而必须巩固“党”的领导，复兴民族，强军强国；而《南》、《黄》所呼吁的“宪政之梦”，则是实行民主制度，最终结束一党专政。二者可谓是水火不容，当局封杀“宪政”之声实乃必然。
许多人，对习、李新政抱有很大的希望，期望他们开启政治改革，最终实现宪政。看来人们并没有读懂习。改革会有的，但仅将限于经济与行政领域；而政体的改革则是不会有的，因为这意味“党”最终要交出政权。综合习的言行，“改革”也好，“复兴”也好，反腐也好，亲民也好，都在巩固“党”的政权，挽回其信誉与民心，以维护其体制。习只会比胡、温更强硬；胡、温作为“外人”对“党”之政权只是看摊、维持；而习则是要对之巩固及强化，也就是习要修复、强化中共日益松懈、趋于瓦解的极权体制。
《南》和《黄》两事件，从民间来说是呼吁宪政改革；而从习新政而言，则在堵死“宪政”的声音。可以预言，对要求“自由、民主、宪政”的打压，习将比胡更严厉。原因很简单：习要走的是民族、国家主义的道路，这是集权之路；而自由、民主、宪政要求的则是分权制衡，以保护公民之权利；二者对立，后者是前的妨碍，并对之瓦解；因此尚集权必镇压自由。
看来，习将走向强化国家主义——修复、强化趋于疲软、瓦解中的极权政体。但是，他走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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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强化国家主义，习大致会做如下几件事情：1、反腐败，镇压一批权贵，建立新政权的道义信誉与权威；2、启动一批民生工程，安抚及收拢民心；3、进行某些经济、行政改革（在现体制内），创建新像，振奋经济；4、加强中央全力，加强内控，打击异议力量；5、民族主义，强军，强国，必要时可启动局部战争；6、整党，重新恢复党的传统和领导力量；7、倡导毛意识形态。
其实这套政纲也就是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近而言之也就是“重庆模式”，只不过薄搞的“五十年代”的山寨版，而习要搞的则是正统版。可以说习雄心勃勃，而这也是太子党的治国理念，比如在前刘源等即重新抬出“新民主主义”。
国家主义是后发展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及强国的捷径，可谓后发而高效；并且国家主义也是国家在对外战争时期所需采用的手段。国家主义的主要特征：1、国家至上；2、中央集权；3、个人、群体服从国家；4、国家主导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领域；5、司法服务于国家政权；6、控制舆论、宗教、教育、文化；7、民族主义：扩军、尚武、强国，乃至军事扩张；8、强权统治，镇压异议者；8、确立凝聚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总之，其是国为本，民为属，集中全国家之力量之意志之精神，以中央集权之铁血统治，强力推动现代化，实现强国之目的。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兴起，国家、种族间的对领土与资源的争夺急剧增长，国家由此强化。于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及争夺乃成为世界的首要问题，国家主义也由此而出现。特别是在上一世纪，“国家”被推到极致，两次大战、极权体制正是“国家化”的极端体现。
在国家趋于强化的时代，各种政体在不同的状况下，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推行国家主义。即使民主国家，在其处于危机或战争期间，也会有限地使用国家主义，比如美国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罗斯福新政即有国家主义的性质，其违反美国的立国精神。二战期间，英国战时经济政策也是国家主义的，如实行经济管制、国家垄断、国民经济全面军事化等等。国家主义是应对战争、解救国家于危机的必要而有效的手段。
国家主义最成功的例子是俾斯麦领导建立的第二德意志帝国：卑斯麦靠国家主义统一了德国，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落后的德国迅速成为一个工业、军事上的强国，并赢得了普奥、普法战争，由此德意志帝国建立。日本开启明治维新后，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军事强国，并战胜不可一世的俄国，走的也是国家主义的道路（日本的侵略性后面再议）。相反，大清帝国之所以一败再败，洋务不行，君主立宪亦不行，终结是：满族将自身置于国家之上，满汉二心，官各怀心计，民如散沙，国不能集上下全民之力。彼时，日本皇太后捐首饰为国家买军舰，而慈禧则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仅此一例可知两国不同之命运。
近代以来，国家主义为许多“独裁统治者”——威权政体——所垂青，其是落后国家获得独立及发展的主要手段。纳赛尔是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于埃及他也是推行国家主义，这使埃及摆脱西方，真正成为独立的国家，特别是在经济上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迈入现代国家的门槛。哈菲尔.阿萨德在叙利亚推行的也是国家主义，带来叙利亚的复兴，使其从一个涣散弱小的国家，成为地区强国。孙中山的建国理念即是国家主义；蒋介石也曾想走俾斯麦的道路，但是他管辖不了军阀，更斗不过中共，因此未能统一国家，而没能实现他的梦想。
国家主义的极端化就是法西斯主义、极权政治。纳粹德国不用说了，在德语中纳粹主义本身就是从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来的。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也是实行国家主义，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了国际工业化，使苏联成为军事、政治强国，称霸半个世界。在五十年代，毛泽东也有推行国家主义，富强中国的机会，毕竟中共统一了中国，全民接受其统治，怀有强国之梦想。五十年代初，中共搞的正是国家主义，尽管残酷，但毕竟恢复了经济，并使工业化高速发展，如此下去中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苏联。但毛是个山大王、作乱者，唯是暴力与破坏，全无建设心态与能力；而且毛并非是国家、民族至上，而是个人权力与虚妄至上。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完全是胡来、破坏性的，结果导致3000多万农民饿死。至于文革就更不用说了，毛不作乱，便不得安宁。毛之所以能如此兴风作浪，一人乱一国，这正是集权制度的致命弊端。
在国家、民族间的冲突与竞争中，国家主义自然是强化国家的有效手段，如果国家陷入危机乃至处于战争中，更是如此。但是国家主义是危险的，并且后患无穷；作为应急手段，国家主义是以牺牲民生、社会、道义及国家长远稳定为代价的。国家主义是术而非道。人之存在乃在人自身，以人为本，谋众民之共生，才是大道。国家的意义在于维护民之共生；而国家主义以国为本，驱民为之牺牲，是本末倒置。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主义以强制之统治，抄捷径，短期速成；其高速、有效，但由于是强制而成——非自然生成，因此必然是对社会、道义与“人”的透支，由此也就造成对文明内里的破坏，并留下未来的祸害。因此，靠国家主义发展起来的国家多短命，多后患，而且很危险。比如纳粹德国、日本军国、前苏联……均如此；中共建国仅60余年，但已进入尾声，比野蛮的元朝还不如。俾斯麦诚然建立了伟大的德意志帝国，但是也只有50余年，之后德国发动了一战、二战，走上纳粹之路，这与俾斯麦有关连，俾斯麦鼓舞了德国民族主义、尚武、集权的传统。今天叙利亚的战乱，也正是哈菲尔.阿萨德的政治遗产。
因此我们说，国家主义是应急手段，只能短时间内、有限地部分使用，比如在国家处于危机和战争状态，或国家在转型过渡中，但是一个国家不能将国家主义作为长远立国的国策。比如今天的朝鲜，一个弹丸小国，全民皆兵，能造原子弹、卫星，敢于对抗美国，不可谓不“强”之奇迹，但谁都清楚，它撑不了多久，灾难在后面。
国家主义虽然在短时间内既极有效，但是它扼杀社会，扼杀“人”——使人丧失自主意识、独立人格与辨别能力，致使人性奴化、尚权力、尚暴力，而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零件，结果是民族与国家的文明质量退化。如果一个国家将国家主义作为基本国策，乃至推向极端，就走上法西斯、极权之路，而酿造大灾难。国家主义否定以“人”为本，以国噬“人”，最终致使这头“利维坦”巨兽将吞噬它的全部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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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仍有许多人对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滋滋以怀；但是也正是五十年代的这条轨道，将中国带入一系列的灾难，乃至今天中国的种种弊端，也是其延续。如果不改辙，这条“邪轨”最后必将将中国带至崩溃、分裂之大灾——其终端。“新中国”从起始便走上了极权主义的不归“邪路”。
五十年代，所谓“新民主主义”实际就是极权国家主义；虽然是“邪路”，但毛毕竟还有一次“强国”的机会，纳粹德国、前苏联都曾“强”过，今天的俄罗斯也还分享着斯大林的红利。但是五十年代的机会被毛糟蹋了，中国已经错过了，没有退回去的可能了。如果说，毛的五十年代是一场悲剧；那么重庆“唱红打黑”就是闹剧；而习想复兴五十年代则必将是一场乱剧，中共政权和体制必将由此而完结——代价是崩溃及分裂之灾难。
首先，习近平的反腐能推行下去吗？可能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顶多制裁几个作为象征，最终将不了了之。中国当今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既是该体制运行的动源，也是其运行的方式，一旦离开腐败，该体制就将停摆或崩溃。在该体制中，官员不腐败也得腐败，否则就得退出。
“胡星斗教授根据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金额通常占GDP的3%推算，2009年中国的腐败金额约为1万亿。胡教授又据此推算腐败受到惩罚的概率只有1%，再根据201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推算出2009年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比例为48%，厅局级40%，省部级33%.”吴思先生推算“以（贪污）金额累计，10年就有10万亿元左右。倘若严格执法，100万就够死刑了，10万亿包含了1000万个死刑。”（吴思：转型交易的道理——再谈“特赦贪官促政改”）如果国家大批惩治官员，那么国家不崩溃也将瘫痪。因此，对官员腐败不能反，反也反不了；因此善良的学者们才提出赦免贪官。这是惩治腐败之不能进行的第一层原因。
再，中国官场腐败主要原因在高层。人所共知，中共元老及高层家族，几乎家家经商，控制资产动则数亿数十亿。习近平本人不敛财，但其家族的财产亦达数亿。如果不是近水楼台，依仗权力、政策，他们如何能聚敛如此巨额财富？如果不是王立军私闯美国大使馆，薄家就是杀尼尔.伍德也就杀了，没谁能追究。任命尚如此，何况是敛财。反腐只要反不到“八老”和政治局家族，就只能是无果而终。当初，将经国在上海打老虎都打不下去，何况今日中共。
如果习新政反腐无果，那么其就将让人大失所望，无从立威。推行国家主义，需要强势中央集权；中央无威无信，如何领导国家，况且还要“主义”。
其二，再看民生一项。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老百姓当然拥护欢迎，但是搞民生工程是要花钱的。钱从何而来？2011年统计，中国贫困人口1.28亿（贫困线：每人每天6.3元人民币），仅解决他们的生计，年需要5000亿，占国家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况且，依中国的物价，即使贫困标准提高一倍，生活也很艰困。有数据统计，中国吃国家财务饭的有4500万人，按每人年5万元计算，占国家年财政总收入近一半。况且，改善民生不只限于这一部分贫困人口，1000万公务员都会喊，他们是民生的一部分。而且国家尚有军费、维稳、文教、医疗、行政等各项庞大开支；此外还有官员年贪腐消耗3000亿，公款吃喝、旅行等9000亿。尽管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财政仍然是入不敷出，因此中央财政靠印钞票，地方财政靠卖土地。因此，所谓改善民生，最终是做点表面文章，造造舆论。
如果广大民众生活得不到大幅改善，民心就无法笼络，况且中共造孽太多，民心怨愤甚多。国家主义的要点是：需要全民的支持与参与；非此，国家主义无法推行。毛时代，其“主义”得以实行，在于全民拥毛。毛三十年，中共已丧失一次民心；改革三十年，贪腐使中共再次丧失一次民心。民间或左或右，对中共都是不信、不满、不从。中国国家与社会信约解体，根子是中共政权失信于民。中共想重新恢复五十年代民众对其之拥护，实乃幻想。
其三，民族主义。当下，中国已经是四面楚歌，除了巴基斯坦、柬埔寨，周边都是对手，连朝鲜对中国都是心怀叵意。如果中国推进民族主义，对外开战，中国或可能取代伊朗，成为全球头号“公敌”。且不说中国军力如何，作为出口型经济，只要各国对中国实行部分经济制裁，就可使中国经济崩溃；或者卡住中国的能源进口，中国也将不战而溃。
鼓动民族主义，以凝聚民心，这条路不仅走不通，而且十分危险；搞不好就是再次义和团，庚子赔款，大清完结。近而言之，抗美援朝一战，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二十余年，文明退回到愚昧时代，如果不是尼克松访华，也许中国至今还陷在那潭泥沼里。推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流为敌，是死路一条。当然中国有核武，不惜玉石俱焚，但这就更危险，其危害的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人类了。
二战后，人类对之作了深入反省，联合国的建立即在避免国家间的战争，使国与国走向互助合作。今天，人类已经走过了国家对抗的时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共益合作，欧盟的建立显示了人类共生的新希望。如果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才是中国努力的方向。
当然，当今人类尚未完全走出丛林原则，国与国的冲突不可能完全避免，有时甚至会发生战争。如1982年英阿之间发生马岛战争。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出于国家利益的战争与为转移国内政治危机而启动的对外战争是两回事。
煽动民族情绪，仇外敌外，此伎俩中共一用再用。1951年韩战本与中国并无利害瓜葛，毛出兵朝鲜一是讨好苏联，换取其援助；再是，对内以进行镇反，建立新政权之威。1969年，毛挑起珍宝岛对苏战争，目的是转移国内文革危机；1979年，邓发动对越战争，以确立其对军队的统治。
对于习来讲，高扬民族主义以解决国内的危机，这是一个方便而容易的办法——比宪政改革方便容易得多，但这却是非常危险的，而且眼下的中国已经不是五十年代的中国，民心已散，并且战争也不是再靠“人海”。当然，再深一层，作为红色后人，红卫兵一代，“强国”确是其梦想，“强国”是他们指点江山，威扬世界之路，但是这种雄心实乃祸害。当初，毛欲充当世界革命领袖，而给国家、国民带来重重灾难；而习“强国”的雄心，也将让中国再次倒下。
眼下，中日钓鱼岛之争已升级到战机追逐阶段，战争的危险与日益增长，一触即发。从中国长远大利益而言，中国不能对日开战。奥巴马已经签署《国防授权法》，将钓鱼岛防卫纳入日美安保条约。一旦开战，美国必将介入，否则就将在国际上失去信誉；而美国一旦介入，中国绝无胜算；就算中国能占便宜，也将陷于孤立，被赌回到封闭状态，中国百年来的的现代转型将再次夭折；并且，战争将毁掉中国的经济，致使国家陷于混乱或崩溃。这场战争将会将中国再次推入深渊——毛推入了一次，因此绝不该有。如果习执意将钓鱼岛作为“强国梦”的契点，那么则是拿中国举国之命运作危险赌博，而结果将再次毁掉中国。更危险的是，中国是核武国家，依老红卫兵一代的性格，在最后的时刻是敢扔原子弹的，如果这样就是全人类的灾难了。
其四，推行国家主义需要有一套凝聚国家与民心的意识形态。如纳粹德国的纳粹意识，日本军国的大和精神，苏联的共产意识，毛时代的毛意识等等。毛后，毛意识随即破产，中共本身对之亦不信，其之所以还举着这面旗子，是因为否定了毛和毛思想，中共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
中共可能再创造出一套新的能凝聚民心的意识形态吗？绝无可能。且不说中共溺于贪腐，已无信念，无信念无精神何谈创造新思想？再，中共信誉丧尽，凡其宣扬的倡导的，民无不反向意会，加以嘲讽奚落，“党”话即谎话、假话、屁话。因此，中共不可能找到新话语，重新获得民众的信奉和跟随。
如果仅仅是复兴中华民族，国人自然可以找到多种话语资源，以凝聚、鼓舞民心，无论是回归民国传统，或者普世价值，都将受民欢迎。但是，如果复兴民族，同时还要维护中共政权和制度，那么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只有回头重新拾起毛的旗帜。要注意的是，习的多次讲话已显示出此倾向。
但是，毛思想与治国、复兴民族均相悖。毛思想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可用于造反、革命，但不能用于立国，哪怕是民族主义之国；毛思想是破坏性的，而无建设。中国的确有一大批底层民众“热爱毛主席”，因为他们要革命，要打倒权贵，推翻这个恶制度；如果习真信奉毛思想就应该带领人民再搞一次文革。
显然，习和邓、薄一样，毛旗帜道具，用以维护中共政权和制度。这一招，邓“成功”地用了一次——但留下了长久的祸患，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走出毛的阴影，但今天的局势已经全然不同。如果习公然重新举起毛旗帜，将遭到知识界的普遍抵制，而于下层民众，将会促使他们走向革命。薄熙来作为地方大吏，“唱红”已经搞了一次毛意识回潮，但最终成为闹剧。习再搞，如前所说，就将是乱剧。
再，普世价值是当今世界主流意识，而在上世纪后期共产意识、毛意识全面破产。在互联网时代，习新政还想重拾毛的败旗对抗普世价值，实乃是完结之兆。
其五，实行国家主义需要中央强势权力，在专制体制下，就是需要政治强人。但是极权政体，中央权力则是逐步弱化，这是其制度所决定的。习作为太子党自然强硬于胡，但是与邓相较则不可同日而语，甚至逊于江。二十余年来，中共内部各派及地方势力已经作大，特别是权财结合，已形成各大利益集团，渗透中央政权，左右国家政策。胡温时，中央已是政令不行。“太子党”可谓中国唯一具有凝聚力（红色革命血缘）的政治力量，但是其间也是政见不同，利益不同，有延安派、利益派、改革派、强军派等等，其差异不逊于各政党。中共虽然依然专权，但是已回不到毛、邓强人时代了。而习不能一令行天下，复兴五十年代也就只是梦想。
不要说习近平欲复兴走向末路的极权体制，即使他如胡不作为，也有遭政变的危险。薄熙来“唱红打黑”，就是地方区域性政变，如果不是半路杀出个王立军，很难说十八大后鹿死谁手。
由毛到邓、到江、到胡温，中国的极权体制逐步弱化，并趋向瓦解，这是中国政治的进步；如果中国能进而转入宪政，乃是国家、民族之大幸。如果习背逆历史潮流，转而修复、强化趋向瓦解的极权制度，将导致中国的崩溃及分裂；当然，如果习不作为，操持现状地拖下去，中国也将使这种局面，因为各种矛盾的聚集已经到了爆破的临界点，中国没有了再拖下去的时间了。习有否勇气启动宪政改革，乃是中国迈向未来的关键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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