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的慈禧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可惜今人几乎没有好好坐下来研究过。当然，有很多饭后茶余的段子在坊间流传，戏说的电视剧也不少，我认为这都不算研究。直到2013年，编著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女作家张戎，出版了又一部著译《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国人对慈禧的注意才真正开始。慈禧对中国的统治，从长度和深度上讲，事实上超过了毛泽东。对后世的影响力也比毛大。毛去世后，大部分遗产都被邓小平暗渡陈仓地否决了。而慈禧开创的对外开放，则一直延续到至今。很多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改变，比如满汉通婚，女人开放小脚，废除科举等，都在她的一个懿旨下决定。 可能有人对慈禧开创对外开放这个提法不以为然。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前，也是同样看法。慈禧是封建帝国清王朝最顽固保守的最后代表，怎么可能开创改革开放呢？不过掩卷之后，不得不颠覆自己的陈见。这部近400页的著作，后面带着30页索引目录，被《纽约时报》称为第一部全面使用中英文史料的、关于慈禧的权威著作。张戎做的主要是整理编译工作，是在前人史料发掘的基础上做的，我不怀疑其可信度。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正由于这个颖悟，强势，又不甘放弃的女性，在清王朝最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没有继续拉大落后于世界的差距，而是慢慢朝着重视民生，还政于民，跟进世界潮流的方向，曲折地爬行。在十九世纪中叶，哪怕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也几乎没有一个统治者意识到中国比世界水平差不多落后几百年，都认为闭关锁国的祖训不能破。而经过慈禧的直接干政，在她去世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现代社会所需的所有硬件，包括铁路，银行，学校，医院，电报，报纸，等等。民国政府一跃而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假如没有慈禧在前的铺垫，不大容易实现。慈禧晚年的外交设想，是与美国交好而警惕日本野心，在今天看来也符合实际。当时的帝党后党之争，以光绪康有为为代表的帝党，实际上已经暗中投向日本。慈禧毒杀光绪，把日本染指中华的战略延后了很多年。而她指定隆裕太后为接班人，实际上已经准备把政权和平交还给汉人。隆裕是个温顺胆小的女子，不会轻开战端。 当然，从慈禧的出生背景，教育，所持身份等条件来讲，她都不可能主动地成为一个改革者，只不过这个从小有过苦难经历的女人，比其他满清的贵族官宦，更善于审时度势，不断地学习和改变。善于学乖，是这个当时中国权势最大的女人的最大优点。 慈禧先从火烧圆明园学乖。 假如拉开距离，只用素描来勾勒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个中外交往史。我曾经在另一篇博文里提到，中国近代的所有变化，无一例外，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外力，指的是英法德美列强，以及苏俄和日本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说起来是主动创举，实际上也是外力作用的被动结果，连改革的内容都是慈禧改革的翻版，而慈禧改革从第一天起就是被迫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因果关系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因为咸丰拒绝进一步对外开放，纵容下属随意违约，试图以故意伤害洋人的生命和财产利益的办法，吓住他们，把洋人永久地从中国赶出去，从而激化了矛盾。 当时主政的咸丰是个坚定的爱国者和仇外派。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皇四子奕詝也就是后来的咸丰才八岁，目睹父亲受到战争的打击，心怀愤懑。他继位不久，就严惩签署南京条约和劝说道光解禁基督教的耆英，后来令其自尽。“咸丰要尽一切努力把洋人挡在中国的大门之外。”可惜天不助他。贸易和资本的不可阻挡洪流以及中国平民并不认同自己的朝廷，让战火延烧到圆明园门外。 鉴于清朝的毁约和残杀外交使节，联军首领格兰特将军执意报复。据张戎提供的资料，格兰特在写给伦敦的报告中说：没有这样的惩罚，中国政府会以为我们国人可以被轻易地抓起来，残杀掉。另一位首领额尔金不想和中国军队周旋，急切想办完事尽快离开中国，而不是陷在这里，火烧圆明园的方案得以出炉。 圆明园被毁以后，咸丰再也没有回到帝都。而接替他统治的慈禧，则从中接取了教训，不再坚持关闭国门，好奇地开始向西方学习。她的学习很有成效，以至于几十年后，西太后从垂帘后走出来，直接代替皇帝执政时，她的威望到达顶峰。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到：慈禧的改革其实从她一掌权就已经开始，这使得皇太后的执政成为帝国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页。从一八六一年至一九零八年，每一个引进的西方式的决策，都是在这个杰出的女人执政时作出的。每一项成就都面临并逾越了巨大障碍。如果一九一六年她还活着，举行选举不是不可思议。西方人也曾把慈禧与俄国的叶卡特琳娜女皇，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以及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克丽奥佩托拉相提并论。 不过引发火烧圆明园的原因不在她，而在咸丰。由她本人直接原因造成的庚子事变，才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教训。 中国近代史一条最根本的冲突主线，就是要不要改变几千年中国的固有轨迹，融入世界潮流。当代史也是同样。这个冲突使得持两边不同观点的中国人势不两立，如同水火。慈禧严格讲应该归为改革派，在另一端看来则是媚外派。不过由于她手法缓和，留有余地，才使改革水到渠成，没有造成很大动荡。不过庚子事变是个例外。 康有为现已被证明是个野心家。他企图利用慈禧开启的戊戌变法，获得光绪信任而掌握大权。可惜由于袁世凯的拒绝，政变功亏一篑。政变流产以后，慈禧一百八十度转弯，以为外国使团站在光绪一边，变得仇外，决意开战。这时海军已经覆灭，陆军不能打仗，西太后把希望寄托于“民心”也就是义和团。 现在看来，义和团并不代表主流民心，只代表一部分社会底层的失意者。他们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满脑子糟粕文化，而且充满仇恨。只要一个社会存在不公，就必然产生仇恨者。误以为仇恨者才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则完全错了。慈禧的错误之大，几乎毁掉大清的祖业。 直到八国联军的所属执政当局权衡利弊，确认瓜分中国，把中国投入内战火海，并不利于各国本国的根本利益，从而限制军队的行动，保护皇宫和北京城，安抚北京市民，慈禧才意识到，和文明人结盟是她唯一的出路。传说中的赛金花游说瓦德西，从而保护了北京，只不过是流言。 至此，慈禧接受了她一生中最大的教训。这个教训告诉她，西方国家的国运之所以长兴不衰，不是由于领袖特别英明，而是制度保证了正确的施政方针不间断地延续。领袖个人的偶然错误，不会伤害到整个体制和全民。直到这个时候，慈禧才真正下决心立宪，把决策权交给民间的智者。不过已经为时太晚。改革与革命赛跑，跑不过革命。 201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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