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極一時的慈禧時代，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了，可惜今人幾乎沒有好好坐下來研究過。當然，有很多飯後茶餘的段子在坊間流傳，戲說的電視劇也不少，我認為這都不算研究。直到2013年，編著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女作家張戎，出版了又一部著譯《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國人對慈禧的注意才真正開始。慈禧對中國的統治，從長度和深度上講，事實上超過了毛澤東。對後世的影響力也比毛大。毛去世後，大部分遺產都被鄧小平暗渡陳倉地否決了。而慈禧開創的對外開放，則一直延續到至今。很多當時看來不可思議的改變，比如滿漢通婚，女人開放小腳，廢除科舉等，都在她的一個懿旨下決定。 可能有人對慈禧開創對外開放這個提法不以為然。我在讀完這本書之前，也是同樣看法。慈禧是封建帝國清王朝最頑固保守的最後代表，怎麼可能開創改革開放呢？不過掩卷之後，不得不顛覆自己的陳見。這部近400頁的著作，後面帶着30頁索引目錄，被《紐約時報》稱為第一部全面使用中英文史料的、關於慈禧的權威著作。張戎做的主要是整理編譯工作，是在前人史料發掘的基礎上做的，我不懷疑其可信度。 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正由於這個穎悟，強勢，又不甘放棄的女性，在清王朝最後的幾十年裡，中國沒有繼續拉大落後於世界的差距，而是慢慢朝着重視民生，還政於民，跟進世界潮流的方向，曲折地爬行。在十九世紀中葉，哪怕經過了兩次鴉片戰爭，也幾乎沒有一個統治者意識到中國比世界水平差不多落後幾百年，都認為閉關鎖國的祖訓不能破。而經過慈禧的直接干政，在她去世的時候，中國已經有了現代社會所需的所有硬件，包括鐵路，銀行，學校，醫院，電報，報紙，等等。民國政府一躍而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假如沒有慈禧在前的鋪墊，不大容易實現。慈禧晚年的外交設想，是與美國交好而警惕日本野心，在今天看來也符合實際。當時的帝黨後黨之爭，以光緒康有為為代表的帝黨，實際上已經暗中投向日本。慈禧毒殺光緒，把日本染指中華的戰略延後了很多年。而她指定隆裕太后為接班人，實際上已經準備把政權和平交還給漢人。隆裕是個溫順膽小的女子，不會輕開戰端。 當然，從慈禧的出生背景，教育，所持身份等條件來講，她都不可能主動地成為一個改革者，只不過這個從小有過苦難經歷的女人，比其他滿清的貴族官宦，更善於審時度勢，不斷地學習和改變。善於學乖，是這個當時中國權勢最大的女人的最大優點。 慈禧先從火燒圓明園學乖。 假如拉開距離，只用素描來勾勒中國近代史，幾乎就是一個中外交往史。我曾經在另一篇博文里提到，中國近代的所有變化，無一例外，都是外力作用的結果。這些外力，指的是英法德美列強，以及蘇俄和日本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說起來是主動創舉，實際上也是外力作用的被動結果，連改革的內容都是慈禧改革的翻版，而慈禧改革從第一天起就是被迫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火燒圓明園，因果關係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因為咸豐拒絕進一步對外開放，縱容下屬隨意違約，試圖以故意傷害洋人的生命和財產利益的辦法，嚇住他們，把洋人永久地從中國趕出去，從而激化了矛盾。 當時主政的咸豐是個堅定的愛國者和仇外派。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皇四子奕詝也就是後來的咸豐才八歲，目睹父親受到戰爭的打擊，心懷憤懣。他繼位不久，就嚴懲簽署南京條約和勸說道光解禁基督教的耆英，後來令其自盡。“咸豐要盡一切努力把洋人擋在中國的大門之外。”可惜天不助他。貿易和資本的不可阻擋洪流以及中國平民並不認同自己的朝廷，讓戰火延燒到圓明園門外。 鑑於清朝的毀約和殘殺外交使節，聯軍首領格蘭特將軍執意報復。據張戎提供的資料，格蘭特在寫給倫敦的報告中說：沒有這樣的懲罰，中國政府會以為我們國人可以被輕易地抓起來，殘殺掉。另一位首領額爾金不想和中國軍隊周旋，急切想辦完事儘快離開中國，而不是陷在這裡，火燒圓明園的方案得以出爐。 圓明園被毀以後，咸豐再也沒有回到帝都。而接替他統治的慈禧，則從中接取了教訓，不再堅持關閉國門，好奇地開始向西方學習。她的學習很有成效，以至於幾十年後，西太后從垂簾後走出來，直接代替皇帝執政時，她的威望到達頂峰。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寫到：慈禧的改革其實從她一掌權就已經開始，這使得皇太后的執政成為帝國歷史上最光彩奪目的一頁。從一八六一年至一九零八年，每一個引進的西方式的決策，都是在這個傑出的女人執政時作出的。每一項成就都面臨並逾越了巨大障礙。如果一九一六年她還活着，舉行選舉不是不可思議。西方人也曾把慈禧與俄國的葉卡特琳娜女皇，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以及埃及女王哈特謝普蘇特，克麗奧佩托拉相提並論。 不過引發火燒圓明園的原因不在她，而在咸豐。由她本人直接原因造成的庚子事變，才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教訓。 中國近代史一條最根本的衝突主線，就是要不要改變幾千年中國的固有軌跡，融入世界潮流。當代史也是同樣。這個衝突使得持兩邊不同觀點的中國人勢不兩立，如同水火。慈禧嚴格講應該歸為改革派，在另一端看來則是媚外派。不過由於她手法緩和，留有餘地，才使改革水到渠成，沒有造成很大動盪。不過庚子事變是個例外。 康有為現已被證明是個野心家。他企圖利用慈禧開啟的戊戌變法，獲得光緒信任而掌握大權。可惜由於袁世凱的拒絕，政變功虧一簣。政變流產以後，慈禧一百八十度轉彎，以為外國使團站在光緒一邊，變得仇外，決意開戰。這時海軍已經覆滅，陸軍不能打仗，西太后把希望寄託於“民心”也就是義和團。 現在看來，義和團並不代表主流民心，只代表一部分社會底層的失意者。他們沒有受過完整教育，滿腦子糟粕文化，而且充滿仇恨。只要一個社會存在不公，就必然產生仇恨者。誤以為仇恨者才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則完全錯了。慈禧的錯誤之大，幾乎毀掉大清的祖業。 直到八國聯軍的所屬執政當局權衡利弊，確認瓜分中國，把中國投入內戰火海，並不利於各國本國的根本利益，從而限制軍隊的行動，保護皇宮和北京城，安撫北京市民，慈禧才意識到，和文明人結盟是她唯一的出路。傳說中的賽金花遊說瓦德西，從而保護了北京，只不過是流言。 至此，慈禧接受了她一生中最大的教訓。這個教訓告訴她，西方國家的國運之所以長興不衰，不是由於領袖特別英明，而是制度保證了正確的施政方針不間斷地延續。領袖個人的偶然錯誤，不會傷害到整個體制和全民。直到這個時候，慈禧才真正下決心立憲，把決策權交給民間的智者。不過已經為時太晚。改革與革命賽跑，跑不過革命。 201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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