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脈搏》1月22日報導，大選後，美國社會對媒體的信任度已降至歷史最低點，超過半數的人不再相信媒體 據《國家脈搏》1月22日報導，大選後，美國社會對媒體的信任度已降至歷史最低點，超過半數的人不再相信媒體。
2020年11月3日晚，美國人在西雅圖一家酒吧觀看大選夜實況。據《國家脈搏》1月22日報導，大選後，美國社會對媒體的信任度已降至歷史最低點，超過半數的人不再相信媒體。據調查機構愛德曼（Edelman）與新聞網站Axios獨家共享的年度信任度調查報告，不到一半的美國人信任傳統媒體。而對社交媒體的信任度則達到27％的歷史最低點。56％的美國人認為，新聞記者故意掩蓋事實，報導假消息，或嚴重誇大其詞，蓄意誤導公眾。58％的美國人認為，大多數新聞機構在報導中刻意支持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而不是以報導事實為準則。愛德曼在2020年總統大選之後再次對美國社會進行的調查發現，這些數字在進一步惡化中：有57%的民主黨人相信媒體；而在共和黨中，這個數字僅占18%。在民主社會，新聞媒體被稱為在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外的“第四大權力”。它承擔傳遞事實真相、監督三權的作用，是立法、司法、行政能得以有效執行的催化劑。另外，2020年8月31日至9月13日蓋洛普的一項年度調查顯示，高達六成的美國民眾不信任媒體，也創下歷史新低。其中完全不信任者高達33%，比2019年高5%，共和黨人是這一變化背後的主要推動力。蓋洛普自1997年以來，幾乎每年都會提出美國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報告。信任度在1970年代介於68%～72%之間，1990年代後期降到過半。在2004年信任度首次跌到44%，2005年返回50%。之後信任度一直沒有超過47%。值得注意的是，黨派之間對媒體信任度的差異，達到創記錄的63個百分點。最新報告指出，共和黨人僅有10%對媒體“非常信任”或“相當信任”，而做出同樣回答的民主黨人則有73%。事實上，自從前總統布什、奧巴馬以來，共和黨人對媒體信任水平開始下降至30%～35%。2016年起一路下滑平均在15%以下。“籠罩全國的政治兩極分化，反映在不同黨派人士對媒體的看法上，現在是蓋洛普歷史上分歧最大的一次。”蓋洛普在聲明中說。據調查，58%的共和黨人表示完全不信任媒體，這個數字在今年增長了10%，也是有史以來首次過半共和黨人對媒體完全不信任。蓋洛普指出，12%的民主黨人從“非常信任”轉為“相當信任”，反映了民主黨人信任度也在下降。最近另一項蓋洛普民調指出，超過8成美國人認為，媒體必須對美國的政治分裂負責，“很大程度”（47%）或“中等程度”（36%）的責任。同時，幾乎同樣多的人說，媒體應可以做“大量”（49%）或“適度”（34%）的工作，來彌合這些分歧。倫理與公眾政策中心的常駐研究員鮑曼（James Bowman）認為，這次大選讓媒體的腐敗暴露無遺。他在theepochtimes撰文表示，從一開始，川普總統和所有人（至少是我認識的每個人）對於大選舞弊的每個指控，都被媒體稱作是“無根據的”，或者直接被稱為是“錯誤的”。這期間，每個有理智的人都希望媒體能拿出證據來證明那些指控是“無根據的”或“錯誤的”，而不是簡單重複同樣的話。媒體曾經有過“事實核查”的成功先例。所以他們就認為，他們有權宣布總統的言論是真是假。這種觀念甚至逐層傳遞給了很多社交媒體，他們現在也在審查總統的言辭。對媒體來說，任何言論，只要符合了他們的理念，他們就可以宣稱其為真實的，而不符合的，他們就將其稱為虛假的。對數千萬投票給川普的選民來說，證明大規模選舉欺詐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恰恰就是這種接連不斷的、絕對化的，而且不容分說的，對欺詐存在的否認。每個人都知道有很多證據存在。也許它們都是虛假的，或缺乏說服力的。但是如果不去認真檢驗它們，人們永遠不知道它們的真假。而在媒體和民主黨促動下，法律界人士卻不願去認真檢驗。同時，媒體沒有對證據的本身進行辯論，卻把這些證據都稱為“陰謀論”，把它們與麥卡錫主義和一戰後德國納粹主義的興起作比較，並把它們視為“背後插刀”。嚴肅和正當調查的缺失，對幾千萬美國人來說，確實能說明問題。很明顯，媒體和民主黨人願意付出那些由永久性的分裂和分裂所導致的不信任所帶來的社會代價和政治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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