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
回忆过去,查看我们的人生轨迹;我们常会发现,由于某些人的出现,某个事件的发生,我们的人生,一下子会发生不小的转折。就像是来了个板道工,板了一下板道岔。从那点开始,“列车”便沿着不同的轨迹开走了。几十年过去后,回过头来再一看,我们禁不住要问,如果那个人没有出现或者那件事没有发生,现在的生活又会是怎样?
我常常那样问自己,因为我的人生,有几个那样的转折点。
事情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和一群学生,有男有女大约二百来人;小的十三、十四,最大的也就二十五六岁;被集中在一所学校开学习班。学习班大概要办一两个月。结束后,这些学生将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小的去学校上学读书,大的就是下农场、军垦劳动。
学校坐落在山坡上。校园很大,教学楼、宿舍楼、食堂、澡堂,上上下下错落在山坡上。这群学生全部都被安置在山坡高处的楼群里。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来到这里集中之前,大部分人都互不相识。这些学生都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分离着,是那时社会阶层里被教育的对象。
这一群学生的学习生活,是由两位军人管理着。我们都称他们指导员。他们住在山坡低处的一个房子里。年岁大点的那位,穿着四个兜的军装,身材敦实,像是个成了家的父亲,但不过也就三十出头。年青一点的,瘦瘦的,长着一张清秀的脸,看似一个有文化的文艺兵。他的年龄,我估计是十八或者十九岁。他们是教育者。但是,除了在必要的场合,很少见到这两位解放军在学生们当中,更没见过他们对学生们训斥。
学生们似乎还没有享尽远离父母的自由,整天嘻嘻哈哈,还没有能静下来仔细地想过,他们将要面临的未知和不测。他们将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将来的生活会是怎样?大部分学生相处和睦,只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总是在找各种可能的机会,发起事端,搞运动。在发起的一个又一个事端中,他们出头露面,极力地表现自己。他们竭力地要表现出他或她比别人更“正确”,更“积极”。可恶的是,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时,总是用“牺牲”我们当中的某个同学,去达到他们要的目的。
记得有个学生,为学习班布置会场。他从画报上剪下来毛泽东的画像,贴在了一块黑板上。他以头像为中心画了一个红圈儿,涂成红太阳。在红太阳的外围,他画了无数的、黄色的“光芒”。那几个“积极分子”的一位,看了黑板画后,竟然说那不是太阳的光辉,而是射向毛的长矛。于是开始了对画那些“长矛”的学生进行批斗。可想而知,那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可来劲儿了。本来没有的事,他们却要开群众大会,对那个同学一次次,毫不留情的批,完全不顾及那位被斗的同学同样是处在举目无亲可怜无助的境地。这种事件的发生把大家弄得人心慌慌。每个人都知道,稍不留意,都可能成为阶级敌人。我差点儿也成了他们批斗的对象。我当时所戴用的裤腰带,铁头上,有一支手枪的浮雕,那几个“积极分子”看到后,想要挑起所谓的“特务”事端。后来只因过于勉强而作罢。学习班上,大家说话做事变得谨慎起来。谁都不想遭批斗。我当时年纪小,多半时间里,是处在惊怕之中。
学习班开到后半段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现在想起来,这件事却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
有一天,那两位军人找到了我,让我搬到他们山坡下的屋子里和他们住在一起。
两位解放军住的房子不大,以前大概是作办公室用的。两个上下铺的板床,和中间摆着的一张二屉桌,占去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眼前看到的日常用品:杯子,牙膏牙刷,脸盆和毛巾,都被摆的整整齐齐,干净、朴实,整洁。床上被叠得方方正正的黄绿色被子,给我留下了亲切的印象。我白天和同学们活动,晚上回来,睡在一个上铺上。我和他们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没记得有多少记得起来的交谈,只有其中一个晚上的那次交谈,我永世不忘。
学习班进了末期,讨论会,批斗会都结束了。每个人都有了去向。我不记得有什么程序,不记得是什么决定每个人的去向。我也不太关心什么人去什么地方,只知道我被分到了南方,沿海一个小县城的中学,去读书。整个过程我没提出任何要求,知道结果后也没觉得失去什么。更准确的讲,没来得及去想。没想过,我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听到分配去向后,我把个人的所有东西,放进一个箱子里。箱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目的地。推进仓库里,等着托运。
像往常那样,快要熄灯时,我回到了那间小屋, 静静地躺在上铺上。望着天花板,我心里想,这里的一切就要结束了,又要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前面的路还是那样不确定,迷茫…。我想起了父母,感到一阵心酸。
两位指导员做完了洗漱,也都各自地躺在他们自己的床上。
熄灯后,老指导员躺在床上问我,是不是被分配到沿海的那个小镇。
我回答:“嗯!”
他听出了我不是很高兴,又问我:“依你自己,你想去哪儿?”
我说:“当然是去北京啦。”
老指导员:“在北京,你还有亲人吗?”
我说:“有呀。”
老指导员突然起身,把床弄得嘎嘎直响:“你怎么不早说呀!”
下铺的小指导员也叽里咕噜的爬起来,“快起来,把你的行李从仓库里拉出来!”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把我的行李拉回到小屋里。小指导员把行李上我写的托运目的地涂掉。用红漆,工工整整地写下标准的仿宋体“北京”,又把我的名字也重写了一遍。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很高兴。两位指导员把我带到了城里的饭馆,请我吃饭。餐桌上摆了很多的菜。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那么多好吃的菜。他们在饭桌上说了很多。然而只有下面几句记住了,因为他们说的时候,表情很严肃。
“我们和你的关系就到这里。”“离开以后我们不用再联系了。”
老指导员送我一支钢笔,小指导员送我一顶绿军帽。几天后,我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毫无疑问,他们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轨迹。而且我很确定,是往好的方向改变。现在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再一次感谢他们,远远地为他们祝福。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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