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一天，我被拉到戈壁鋼城醫院的食堂，沒等弄清原由，便被打得右腿站不起來。由於這一不幸，使我躲過之後的幾次批鬥會，少受了一點皮肉之苦。在許許多多的日子裡，我不能在街上露面。除了在屋裡坐着，就是在土坯壘起的小院兒里架着雙拐兜圈兒，心裡絕望極了。對於我， 一個被妻子帶孩子離棄的“反動”醫學權威，沒有熟人朋友敢來看望，隔壁住的又是一戶“造反派”之家，我連嘆氣也要躲回屋裡。

一天上午，我正在幾平方米的小院兒里發呆，忽然發現有人在搬動我與鄰居共有的那面牆上的土坯。牆比我高，只覺得那邊的人拆坯很吃力。一塊兩塊三塊 --- 看見了，是那個造反派同事的女兒，大約十二三歲的樣子。她把拆下來的土坯墊在腳下，兩手扒着牆往這邊張望。她自己找上門來，見到我看她，卻顯得有幾分膽怯，眼神里有種求我相信她的意思。我對她笑了笑。本想問問她為什麼要拆牆，又怕這一問阻止她這麼做。我當時多麼想有人能來看看我，和我說句話，哪怕是個孩子。

“你沒上學去嗎？”我問。

她搖搖頭，把頭低了下去。

“想回北京看看嗎？”我不知找什麼話開頭。

沒有回答。咳，我發現自己問的儘是孩子無能為力的問題。

她家的院門開了，傳來一個聲音：“寶珠，你在看什麼？妹妹的飯餵了沒有？”她慌忙地跳下土坯，回屋去了。

1967年寶珠同妹妹小紅於甘肅嘉峪關

從第二天起，只要我的拐杖聲在小院兒里響起，隔壁牆頭上的幾塊土坯就開始被搬動。寶珠抱着個一兩歲的妹妹，她先是對小孩耳語片刻，然後使勁將她舉起，小孩便張開小手向我叫着“大大，大大（伯伯）。”寶珠從不對我說話，只對我笑。我也對她笑。不知是大人囑咐的，還是她自己就這麼聰明，這種無聲的交流在當時不會招惹任何麻煩。即使她開口，又能對我說什麼呢？到底是個孩子。她每天對我笑一陣，讓妹妹喊幾聲“大大”，我當時卻那麼知足。漸漸地，這種交流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程。這個無言女孩的出現，象嚴冬里一縷柔和的陽光，溫暖了我封閉的心田。她那善良的眼神，我永遠記得清楚。就是“約會”後回到自己的小屋，也覺得日子好過多了。那是一雙純潔善良的眼睛，充滿對同類的理解和關愛，沒有因為世故而污染。這個小女孩無言的支持，竟然頂過那打殘我軀體的暴力；是她讓我相信世界上仍然存有正義和善良，因此我沒有倒下，“為了同類”的使命感重新在我心底喚起。我整理了未被焚盡的專業書籍，在灰暗的房子裡繼續着自己的課題研讀。

我可以脫離拐杖行走了，緊接着被送往“牛棚”接受改造。我無法把搬走的消息告訴寶珠，深為將可能永遠失去與她的“約會”而焦慮。第二天和關在牛棚的難友排着隊，走在收工的路上，心情壞極了，甚至不願意抬起頭來。

“大大…”路邊竟響起那個熟悉的聲音。

她來了！她抱着妹妹站在我們即將走過的路口，仍象往常那樣對我笑。我笑了，這次是流着眼淚笑的。

聽關在一起的人說，寶珠的父母在反右時離了婚。文革前母親嫁給一個出身好的工人，那個妹妹是繼父和母親的孩子。寶珠的媽媽是個黨員，聽從黨的召喚，在階級鬥爭中表現得很積極。家裡的事都讓這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做，反正學校也關門了。認識她的大人都說她懂事，也有人說曾看見她傍晚站在土坯牆外抹眼淚。她天性就是個很少講話的孩子。

我在勞改隊裡度過了整整三百六十天。戈壁灘上不颳風的時候很少，小姑娘總是用自己的身體擋着風，把妹妹抱得緊緊的，在我們收工的路上等着。在隊列走過她身邊短短的幾秒鐘里，她用微笑安慰着我，用眼睛告訴我一切。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下工的時間並沒有固定，小姑娘為了見我那兩分鐘，不知在路邊站了多久。那不是約定的約定，只是為了告訴我：你不是壞人是好人，我相信你。

在我的印象里，她好像沒有一件合身的衣服，穿的都是從大人那兒接過來的，甚至沒怎麼改就穿上了。身材瘦小的她，一年過去，懷裡的妹妹長大了許多，而她還那麼大。可誰能相信，就是在這個瘦弱的小女孩身上，我這個成年人卻寄予了那麼大的依賴。

從牛棚出來，我被調離到另一個城市工作。臨行前的一個下午，我站在女孩家門口附近，想再見見她，同她道別，可等到天黑也沒見她出來。那兒以後我常常自責：小姑娘能每天在路邊等我收工，可我為什麼那天不再多等等，直到她出來呢？

二十年來，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的小女兒也有當年寶珠那麼大了。而今登門求醫的人絡繹不絕，當年門庭的冷清早已蕩然無存。但二十年來我無不懷念那個小姑娘。手裡的獎章證書上記載了我對祖國醫學的一點貢獻，但在那一段歲月里如果沒有她給我的“支持”，難以想象我會走到今天。

想到這兒，我打算做一次旅行，回到那個戈壁鋼城的小院，看看那幾塊活動的土坯；再順着當年“牛鬼蛇神”們下工的路，追尋那孩子的身影。很可能院子和路都不在了，人更不知去向。就是她從我身邊走過，我們也可能失之交臂。可是我還是定好行程，與其說是去找她，不如說是找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