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一天，我被拉到戈壁钢城医院的食堂，没等弄清原由，便被打得右腿站不起来。由于这一不幸，使我躲过之后的几次批斗会，少受了一点皮肉之苦。在许许多多的日子里，我不能在街上露面。除了在屋里坐着，就是在土坯垒起的小院儿里架着双拐兜圈儿，心里绝望极了。对于我， 一个被妻子带孩子离弃的“反动”医学权威，没有熟人朋友敢来看望，隔壁住的又是一户“造反派”之家，我连叹气也要躲回屋里。

一天上午，我正在几平方米的小院儿里发呆，忽然发现有人在搬动我与邻居共有的那面墙上的土坯。墙比我高，只觉得那边的人拆坯很吃力。一块两块三块 --- 看见了，是那个造反派同事的女儿，大约十二三岁的样子。她把拆下来的土坯垫在脚下，两手扒着墙往这边张望。她自己找上门来，见到我看她，却显得有几分胆怯，眼神里有种求我相信她的意思。我对她笑了笑。本想问问她为什么要拆墙，又怕这一问阻止她这么做。我当时多么想有人能来看看我，和我说句话，哪怕是个孩子。

“你没上学去吗？”我问。

她摇摇头，把头低了下去。

“想回北京看看吗？”我不知找什么话开头。

没有回答。咳，我发现自己问的尽是孩子无能为力的问题。

她家的院门开了，传来一个声音：“宝珠，你在看什么？妹妹的饭喂了没有？”她慌忙地跳下土坯，回屋去了。

1967年宝珠同妹妹小红于甘肃嘉峪关

从第二天起，只要我的拐杖声在小院儿里响起，隔壁墙头上的几块土坯就开始被搬动。宝珠抱着个一两岁的妹妹，她先是对小孩耳语片刻，然后使劲将她举起，小孩便张开小手向我叫着“大大，大大（伯伯）。”宝珠从不对我说话，只对我笑。我也对她笑。不知是大人嘱咐的，还是她自己就这么聪明，这种无声的交流在当时不会招惹任何麻烦。即使她开口，又能对我说什么呢？到底是个孩子。她每天对我笑一阵，让妹妹喊几声“大大”，我当时却那么知足。渐渐地，这种交流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程。这个无言女孩的出现，象严冬里一缕柔和的阳光，温暖了我封闭的心田。她那善良的眼神，我永远记得清楚。就是“约会”后回到自己的小屋，也觉得日子好过多了。那是一双纯洁善良的眼睛，充满对同类的理解和关爱，没有因为世故而污染。这个小女孩无言的支持，竟然顶过那打残我躯体的暴力；是她让我相信世界上仍然存有正义和善良，因此我没有倒下，“为了同类”的使命感重新在我心底唤起。我整理了未被焚尽的专业书籍，在灰暗的房子里继续着自己的课题研读。

我可以脱离拐杖行走了，紧接着被送往“牛棚”接受改造。我无法把搬走的消息告诉宝珠，深为将可能永远失去与她的“约会”而焦虑。第二天和关在牛棚的难友排着队，走在收工的路上，心情坏极了，甚至不愿意抬起头来。

“大大…”路边竟响起那个熟悉的声音。

她来了！她抱着妹妹站在我们即将走过的路口，仍象往常那样对我笑。我笑了，这次是流着眼泪笑的。

听关在一起的人说，宝珠的父母在反右时离了婚。文革前母亲嫁给一个出身好的工人，那个妹妹是继父和母亲的孩子。宝珠的妈妈是个党员，听从党的召唤，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得很积极。家里的事都让这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做，反正学校也关门了。认识她的大人都说她懂事，也有人说曾看见她傍晚站在土坯墙外抹眼泪。她天性就是个很少讲话的孩子。

我在劳改队里度过了整整三百六十天。戈壁滩上不刮风的时候很少，小姑娘总是用自己的身体挡着风，把妹妹抱得紧紧的，在我们收工的路上等着。在队列走过她身边短短的几秒钟里，她用微笑安慰着我，用眼睛告诉我一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下工的时间并没有固定，小姑娘为了见我那两分钟，不知在路边站了多久。那不是约定的约定，只是为了告诉我：你不是坏人是好人，我相信你。

在我的印象里，她好像没有一件合身的衣服，穿的都是从大人那儿接过来的，甚至没怎么改就穿上了。身材瘦小的她，一年过去，怀里的妹妹长大了许多，而她还那么大。可谁能相信，就是在这个瘦弱的小女孩身上，我这个成年人却寄予了那么大的依赖。

从牛棚出来，我被调离到另一个城市工作。临行前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女孩家门口附近，想再见见她，同她道别，可等到天黑也没见她出来。那儿以后我常常自责：小姑娘能每天在路边等我收工，可我为什么那天不再多等等，直到她出来呢？

二十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小女儿也有当年宝珠那么大了。而今登门求医的人络绎不绝，当年门庭的冷清早已荡然无存。但二十年来我无不怀念那个小姑娘。手里的奖章证书上记载了我对祖国医学的一点贡献，但在那一段岁月里如果没有她给我的“支持”，难以想象我会走到今天。

想到这儿，我打算做一次旅行，回到那个戈壁钢城的小院，看看那几块活动的土坯；再顺着当年“牛鬼蛇神”们下工的路，追寻那孩子的身影。很可能院子和路都不在了，人更不知去向。就是她从我身边走过，我们也可能失之交臂。可是我还是定好行程，与其说是去找她，不如说是找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