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中的另一面，从来没让她知道。她一直以为我和丈夫相亲相爱，我怎么能告诉她那个外表文质彬彬的“研究生”丈夫曾经对我大打出手，怎么能让她知道生孩子的时候我没有坐月子呢？确切地说，如果妈妈还活着，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婚，无论如何不能出了国不回来。因为我爱妈妈，不会让她为我担心和伤心。

翻开妈妈的《生日感怀》，想不通她的生命就停止在三年之后。

『不知不觉，我已走到了生命的冬天。看天，天更高；看云，云也淡。站在60岁的悬崖边，我想如果纵身一跳，会像瀑布一样的壮观！在人生的峡谷里，我没有叹息，没有悲泣。因为60岁，我学会了从容与平淡。该忘却的尽管忘却，该眷恋的依然眷恋。60岁来不及缝缀以往的憾缺，在我生命的原野里，仿佛一切都刚刚开始，一起都是全新 --- 今天，端起这60岁的酒杯，千言万语，万语千言，都一饮而尽！』

妈妈是姥姥的最小的孩子。小时候姥爷封建，不送她上学。后来姥爷去世了，妈妈在十一岁的时候才上小学一年级。妈妈聪明刻苦，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别人六年才完成的高小。解放后她报名上北京医学院护校时，谎称自己有初中文凭，上学后又是在别人周末游玩的时间里，顽强地给自己补课，顺利完成学业，留在北医系统工作。她随姥姥进入北京后住在资本家舅舅的家里做着类似保姆的活儿。那些资本家的孩子晚上做作业，妈妈在一旁观看，用他们的课本练习抄写。白天她把抄来的书读懂了，晚上那些孩子不会做的作业，妈妈还能给他们讲解。从学骑自行车、踩缝纫机、学习文化课和漂亮的书写，都是在陪那些孩子玩儿的时候完成的。文革前我见到住在北京东城四合院里的那些资本家亲戚，他们告诉我，这个大家庭中他们最佩服的就是我妈妈。

妈妈是热情似火的性格，不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她都是我的后盾，即使我长到四十多岁，也依然如此。我记得在嘉峪关生活的岁月里，自己总是蜷曲着身体坐在床头，或者在炉边烤火。她把收音机打开，伴随着响起的音乐，妈妈就会翩翩起舞。有时把我一把拉起，让我跟着她跳；文革前《革命歌曲大家唱》里500首歌我都会唱，就是跟在妈妈身边耳熟能详的。

在我们孩子的记忆中，妈妈把更多的热情和精力献给了工作、献给了病人。文革前她多少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没有奖金，数多的奖状，就是她日日夜夜为病人辛勤服务的报酬。她念念不忘曾经带队平安医院护士，亲自和周总理跳舞的幸福场面；文革前她数年被派往天安门城楼，担任十一国庆观礼的救护工作，这些都是她一生的骄傲。节假日里她总是不忘去病房看望那些不能回家也无人探望的农民老乡…她在医院骨科病房每天很辛苦，可因为她心直口快得罪人，文革前年年先进的她，文革后先进也当不上了。

妈妈在酒钢医院度过最后一个中国年除夕夜。那天她对我说“今年我不能为你的几个姐妹和家人做饭了，你来代替我吧。”我听从了她的意愿，和家里其他人一同吃了年夜饭，然后返回医院病房。病房里除了值班医护人员几乎没有其他病人，妈妈一个人拿出提前准备的粉色皱纹纸和筷子，做出大大小小形似逼真的花朵，插在护士站的花盆里，为那里装扮了春天的气息。

妈妈热爱生命、热爱一草一木。忘不了那天妈妈看到我和儿子一鸣买回来一盆水仙花时她高兴的神情；忘不了妈妈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靠在床上，让我放“梁祝”给她听，听了又跃跃欲试，想下床起舞，我阻止了她。

每当知道我可能在学校放假后回去看望她，妈妈几乎半年前就把有些“好吃的”准备好，不让妹妹小红吃，说等着我回家。后来得到我有事不能回去的消息，她该多么失望！我上大学时不带工资，妈妈每月要从几十元的月收入中寄给我二、三十元，家里养的鸡下了蛋也不舍得吃，一个个攒起来腌好，然后煮出来托人带给我。而她生病住院的事从来不告诉我，怕影响我的学习，往往在出院后才写信对我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我看到妈妈呼吸极其困难，心里非常难过。她请我去市里有关部门咨询安乐死的批准手续，我没有做。因为我知道妈妈等不到批文下来的那一天。

妈妈没有传给我们更多的女儿娇骄之气，却留给我们男儿般的胸怀，教我们同情和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永不趋炎附势，不为金钱的奴隶，不贪图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以及在逆境中积极乐观、勇于承担责任。我们曾经抱怨妈妈不能像多数的母亲那样天天守在孩子身边呵护，而后理解了母亲给予我们的爱是那么的博大和丰厚，那么的深刻和长远。

母亲是彻头彻尾地无神论者。她在弥留之际交代给我，她死后，让我拿出她的钱宴请前来帮忙送葬的人；不要领取骨灰，更不要在墓地树碑，那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姥姥生前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孝心，我历历在目。姥姥死后被埋在嘉峪关城楼边的大漠深处，妈妈过世后，她的骨灰也留在那片永不被征用的河西走廊，离姥姥很近。戈壁滩的气候不会让活着的人流连忘返，但是会让死去的人安然长眠。

妈妈的音容笑貌，她为我们做的一切，随着我的年龄增长，越来越清晰地显现眼前。我不需要走到什么墓地，因为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跟她对话。她不在远处，在我的心里。

一九五九年妈妈、妹妹宝艳 (左）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