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凌晨四点，儿子把我叫醒，我们分别梳洗整理行装。他打开车的引擎，让它热身一会儿，然后开车送我去医院。Abdel-Misih医生7:30要为我手术，5:30必须到达手术地点做准备。

       穿刺报告上写着：看到大群滤泡状细胞涌动，怀疑滤泡性甲状腺肿瘤。医生说：‘Possible cancer’（可能是癌）；所有我能察觉的症状如肿瘤的大小近4公分、钙化（很硬）和生长得很快，都是癌症的迹象。当然我依然活蹦乱跳，没有觉得自己是病人，难怪人说癌症难以早期发现呢。

      手术前的两个月里，我读了一些有关甲状腺结节和肿瘤的文章，是继去年夏天对付蝙蝠之后的又一次专业扫盲。随着对它的了解步步加深，恐惧基本上全无。虽然癌症至今还没有被人类攻克，但是甲状腺癌十年以上成活率达到70%。我们家有心血管病的历史，要是哪天发作心脏病，死的更快，还担忧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的事干嘛？

      癌症本身并不可怕，最多就是死。而死是解脱所有麻烦最彻底的途径，之后一切麻烦都不会有了。面对癌症的问题是，你不能像从前那样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想怎么挥霍就怎么挥霍。你必须配合医生治疗，按照他规定的时间做各项检查、服药和作息。放疗化疗还会让你很难受。自由被剥夺的感觉会告诉自己，这样活下来也没意思。我以前很少生病。来美国之后十几年不生病，也没有吃过医生开的什么药。其间偶尔回中国时才会感冒，那都是罕事。快六十岁了，还不能接受跟医生打交道的事实。

       虽然医生在手术前不会告诉我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癌症，我还是自作主张提前着手癌症手术后要做I-131核放射药物服用的准备，不再食用含碘的东西。长长的单子，够你记的。

       手术本身的危险是可能破坏甲状腺背后的喉返神经，导致以后说话声音嘶哑；另外我担心全身麻醉是否万无一失。儿子上学去了，我把录音机拿出来，录制了几句话给他，一是告诉他万妈妈一麻醉之后没有醒来，他要做什么；二是作为喉返神经万一被损坏起诉医生的证据。上医院前还带着如果手术成功给医生发送的感谢卡，争取让他当天看到。一手拿着盾牌，一手举着橄榄枝，挺两面的人格。虽然感觉不好，但势在必行。

        美国人看病和手术都要预约，等候一两个月很常见。本来我第一次见医生是2月28日，我虽然明白“加队”等于把排在前头的病人往后推，还是写信给医生说，自己可不想等到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再手术，医生便很快安排了和我面谈，把手术提前到2月14日。我又打电话说，那天医生最好还是过情人节吧。后来出乎意料地得到通知，1月28号医生可以为我在清晨加一个手术。

       国内的亲朋好友得知此事，都纷纷让我回国治疗，说国内可以找熟人，不出一个星期就可以得到手术。另外国内医生练手的机会多，可能比美国医生技术好。我相信他们说的，但是回国有回国的麻烦，我也不想麻烦朋友，就只好坚持在美国手术。内心深处我总觉得在美国出了事，有地方讲理和赔偿。而要是在中国有了意外，最后的处理往往是哑巴吃黄连。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由家庭医生推荐到内分泌科医生，再由内分泌医生推荐到手术医生。每个医生开具不同的检查项目包括不同的血液检查、不止一次的超声波检查、核磁共振、细针穿刺和术前心脏压力测试等，所有检查都在不同的诊所或医院进行，每一个检查都要预约和等待数日。在美国生病的人得有健康人一样的精力和体力，主要是自己而不是依赖家人朋友陪伴，去完成治疗前这些环节。检查结果要汇总到各个医生那里，他/她才能在同你约定的日子里提出下一步治疗的建议。在这里，无论如何也没有中国医生在同病人见面短短几分钟里，就告诉你得了什么病的痛快事了，更别指望在一家医院里做所有的检查。

       即使去急诊中心，除了心脏病发作急需输氧或大创伤流血，在急诊室一等就是3～5个小时无人问津。数年前我曾陪前夫挂急诊，等了几个小时后流血的伤口自行封闭，我们就决定不见医生了，在回家路上的药店买了消毒的酒精纱布，回家由我帮他处理。

       在前后两个多月手术的等待中，我对美国现行的医疗体制抱怨很多，和国内的亲友开玩笑说，在美国见医生快跟见上帝差不多难，见到医生的时候可能真的快见上帝了。

     还有很多要交给儿子的账和信息，早就提前做了准备。我不怕死，就怕没把死的事准备好。

     我递给儿子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十几个亲友的名字和电话。万一我死了或者手术后喉返神经被毁不能说话了，他要拨打那些电话给人家报信儿。我答应过要告诉他们手术的结果。

     到了手术这天早晨，儿子一鸣和我到了医院，一切准备就绪，我心情好极了。我们到的有点早，坐在当地最大一家医院和手术中心的沙发上，看着来来往往清晨开始工作的医护人员和勤杂工，我对一鸣说：“我今后不能那么想当然了。自己来美国这么多年不工作，也从未想过工作的人这么辛苦。他们天天如此，要干到六十五岁半以后才能停下来呢”上班的人看病自己要付一些费用，而我分文不花，还能得到这么好的服务，真得感谢上帝。

     早上五点半我开始跟第一个接待我的护士进入手术区做准备。她要求我把自己的衣着全部脱光，换上病人的罩衣。“甲状腺手术在脖子上，干嘛要脱光呢？”我想，大概是为抢救做准备吧。接着是测量体温、血压、量身高体重一类的事。身高体重有关麻醉的用量，我亲眼看着护士准确地把数字写到表格里。第二个护士来核对家庭病史的有关信息如父母如已去世，死于何种疾病、直系亲属中有没有癌症的病史。然后第二个护士来谈我个人有没有过敏一类的情况，把全身可能有的病从头到尾问了一遍。幸亏我来到美国后基本没有其他的病，所以问题回答得很简单。专门有医护人员来问我有没有输血禁忌，我告诉她由于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本人只接受血的替代物，不接受血的主要成分红血球、白血球、血浆和血小板及含这些成分的直接输入。我被问到自己是不是器官捐献者，回答是肯定的。几年前我与一个名为Science Care的机构签约，脑死亡之后尸体全部捐献，不再需要家属处理后事。写着这家机构电话号码的卡片，一直在厨房的冰箱上贴着，联系电话号码也存在儿子的手机里。麻醉医生也先于手术医生来和我谈话，这时我已经不担心全麻的问题，问他的都是些平时想不起来问的，比如：被麻醉的病人会做梦吗（要是做梦就可能会动，岂不影响手术）？麻醉的时间大概怎么估算出来的？切除后的甲状腺肿瘤被送去做病理检验时，我会在刀口敞开的情况下等一个小时吗？有些医生对甲状腺手术做局部麻醉，为术中能够同病人谈话，以确保喉返神经不被损伤。听医生说他可以根据我的眼球变化得知喉返神经是否被夹住，可我被全麻后眼睛不是闭着的吗？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是：1. 麻醉中不会做梦; 2. 等待病理结果出来前医生会“close（缝合）”开口；3. 眼球的变化通过仪器测出。虽然我还可以追问怎么缝合一类的问题，但是我没有继续。我很清楚病人把病情搞得太清楚不一定是好事。另外术前不给医生压力比给他们压力更好。

       7:30分之前我终于被推到手术间，看到已经有几个医护人员在准备了，没有看到手术医生Abdel Misih。对他所做的调研早就完成了。这是一位祖籍埃及的医生，年轻时在英国剑桥，后来在美国学习并开始职业生涯，如今已有3,000多起甲状腺病的治疗经验，是当地几个最好的手术医师之一。手术室里有点冷，护士问我要不要加盖一条毯子。我说不用了，心想反正马上就被全麻，很快就不知道冷热了，居然忘了冷可能会让人感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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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earl，the surgery is over! It's not cancer! (喂，手术完结了！不是癌症！）我听到两个护士轮番在喊。为了证明我听到的没错，我闭着眼没动，让她们再喊一遍。然后我睁开眼，笑了，说谢谢她们。
       儿子一鸣这时被准许来到病床前陪我，说医生给他打来电话，手术结果他知道了。我们拿出那张提前准备的纸条，由我亲自拨打给亲友的电话：手术的刀口开得不大，说话声音还如从前，“手术成功”，且不是癌症。

      术后也没见到Abdel Misih大夫。下一次我的术后回访是2月11日。

      Mike 和Margy夫妇来到病房看我，这是我唯一挡了没挡住的拜访。连日来很多朋友说要前来照顾我，被婉言谢绝。我真的不用别人照顾。因为是全麻，医生不让我自己开车回家，让儿子开就是了。手术前我准备了足够的食品，清洗了床上的被单，打扫了房间；我有手脚有眼睛，手术后我照样可以自己做这一切。

     不过我还是对儿子说，我很幸运有他的陪伴。中国的家长为孩子付出了一生，很多孩子竟然没来得及孝敬父母一天。

      护士给我拿来的补丁和汤，让我几口就吃了下去。观察了几个小时后，医院把本来可以在医院逗留二十三小时的时间缩短至当天下午五点。好一个皮实的美国病人！当医生不吓唬你，周围的人不围着你强调病的可怕时，你便趋于觉得自己没病！

     医生的术后注意事项里写着：第二天可以洗澡；要活动起来，坐车出门、拜访朋友、转商店。这儿的医生不会给你开出禁忌的食物清单，也不会建议你卧床休息。

      饭后我问一鸣今天还玩不玩儿打乒乓球，他说今天就算了。明天呢，明天该干嘛干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