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郁金香田野
1996年8月1日，星期四，7：30
经过7月21日从兰州到北京的旅行，此时我已坐在CA959航班3号登机口的大厅里，一小时以后飞行，心情如此平静。看着过往的老外，我想再过几个小时，自己也将成为“老外”，但愿能有他们在异国他乡时的从容。
我的机票上写着经济舱的字样。但是最便宜的机票也花了国家7760元人民币呢。
手表指向19: 07，飞机降落在苏黎世机场，我把手表调至当地时间13：07，把我在飞机上的新朋友宁宁送到了她的出口，然后开始近五个小时的转机等待。吃惊的是，头一次来到异国他乡，我竟然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好像这里是我常来走访的地方。我知道自己是个新鲜感消失特别快的人，但没想到快到不等自己察觉就过去的地步。
真没有孤独的命。在首都机场候机时，一位漂亮的小姐过来告诉我，我的一位朋友一直在外边找我，没想到我来机场这么晚，一到又进了候机室，使他错过我。上了飞机遇到即将转入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宁宁女士，她同我聊了一路，向我介绍了几乎我想知道的一切。居然她出生在兰州，外公至今就住在离兰州商学院不远的农校里。
整个大厅就剩我一个中国人了，这才感觉到异国他乡了。
飞 机颠簸得很厉害。阿姆斯特丹的上空一片乌云。然后下降、再下降，好一个美丽的地方！
我这个来自东方的小个子女人，比起大个子的欧洲人走得还快。诺大的行李箱让我一口气搬到行李车上，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大厅，不愿让前来接应的人久等。出了大门还没见到接机的人，我只好推车往回走。后来使馆教育处的林兴郎和戴华老师说，他们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从前面走过，无论如何想不到她就是写在接机单上42岁的副教授，所以甚至懒得上前搭问，他们就这么错过了我。还是我自己察觉不妙回转过来找他们，才接上茬儿。
戴华驾车上了高速公路，很快来到了他们在海牙的办公及住房楼。教育处的人告诉我，我很幸运。以后的留学人员要严格管理了，要给国家交几万元担保费，不可以在第一年转第三国等等，而我不受这些限制。
1996年9月5日
我简直不敢相信轿车在边卡没有受到盘查一跃而过，进入了法兰西的界地。我们在Holiday Inn 放下行李，买了巴黎的地铁票，到了原来在电视画面里看到过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香榭丽舍大街（Avenue des Champs Elysees）、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卢浮宫（The Louvre）和艾菲尔铁塔(Tour Eiffel)。我们登上铁塔的最高处俯瞰这个城市，塞纳河尽收眼底。巴黎是艺术家的殿堂。博物馆的经典之外，有很多街头摆地摊的艺术品。到了那里，才知道天堂和地狱仅一步之隔。
9月6日
一路开过卢森堡这个小巧精致的国家，后来到了法兰克福。在Holiday Inn里由于服务员推错了房门，作为赔偿，我们的房价减半。轿车在狭窄的街道上擦了漆，修理费近千美元，由信用卡公司Diners Club 支付。
9月7日
从法兰克福、波恩、科隆又回到了我的住地Utrecht，一路上跟着大师学会了看地图和路标，这是四十二年生涯中的新鲜事。这次旅游开始了我一生看图识路的历史。 一路上根本没有碰到边境检查的事儿。印尼来的女博士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吓唬我，就不知道了。
10月9日
住在土耳其人家，每月400 盾，省水省电省煤气，我实在不能忍受了。他们家吃的主食和副食都是土豆，一个星期也没见谁洗澡。一台电视整天播放土耳其语，他们的女儿只唱土耳其歌儿。分明是我租的房间，连门锁都没有，谁都可以进来；我房间的柜子里，放着他们的东西；我接电话，他们全围在身边听，听不懂语言看我的表情，然后问长问短。现在总算明白自由和快乐无法用金钱买是什么意思了。我想还是搬回原来的公寓去。再也不觉得550 盾是问题了。
10月15日
昨天下午我骑车快到铁路桥下拐弯时，被飞驰过来的自行车撞倒在地。我醒来时，看见很多人围着，自己硬要从地上爬起来，一个妇女不让我动，说我失去知觉六分钟，昏迷了半个小时，警察和救护车已经到场。我想起自己有本荷兰语字典揣在棉袄兜里，这会儿找不到了，还有自行车，他们说有警察照管，让我不必担心。我说不想让人围着，警察就让人们散开。很快他们把我抬上车。医护人员告诉我，如果无知觉十分钟就危险了，活过来大脑可能受损，我吓了一跳。除了脸上有几处痛，脑子好像没坏。一路上那位男护理的问候温存亲切，给我很深的印象。到了医院，我觉得头左部剧痛，心里有点怕。既然昏迷那么久，对大脑的振动肯定不轻。我对医生说担心颅内有淤血，造成后遗症。于是医生让我做了CT，结果没问题。但我头昏呕吐，医生说需留下来观察一晚上。我被推进了病房，一晚上每隔一会儿就有护士进来查血压和眼底、量体温。
今天早上医生问我能不能走，我说必须回家。从昨晚到今天，警察一直问我住在哪里，我很为难。我曾答应过土耳其人家，不告诉跟政府有关的人我住哪儿，因为他们住的是政府房，还拿去出租，怕政府知道了收回房子。我被告知会收到医院的付费通知，然后交给保险公司，由他们支付。刚买了几天的保险，就用上了。
上午10: 00 护士帮我找了台电脑，我发邮件告诉Tony受伤的事，得取消午饭约会。
回到土耳其家，“妈妈”见到我直摇头。昨晚我让护士给这个家打电话通知，她们忘了。 我告诉他们家人前前后后的经过，说自己决不肯说出他们家地址，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
10月16日
回到土耳其人家，推开我的睡房，我被“鸟枪换炮”了。屋内有他们给我提供的新床，衣柜、桌椅和茶几，大概是由于我在交通事故中没有向警察披露他们外租房的情况受感动了吧。我并没指望他们回报什么，装饰再好的居室，只是我临时的家。
X月17日
出发访美前我读到了他12号的信，充满了令我头疼的周密的叮嘱。
他用快件寄来我的访美机票、我的旅行安排表，外加九条须知。
1. 机票确认号：7MJJSO
2.提前两小时到机场。
3.办理登机时，强调机票是从27号提前到21的。两张登机牌，底特律 的登机口，大概是D。
4.办理完登机手续，可使用Diners Club卡（用水笔在卡后签名），在南端的Ogden Lounge（贵宾室）休息，那里供有免费饮料和舒适的座位。要是时间不够就别去了。
5. 安检人员会就有关安全问题提出类似下列问题：是否有人请你带东西并放在行李中了? 回答没有。(Did you pack your luggage or someone else did it for you? Answer： No)。回答问题时要合作，要客气。
6. 把 I-94 表读懂，到达底特律前填好，还要填一张乘务员发的海关报表，填写公整。
7. 到达底特律后，既然没有要检查的行李 ，可以马上到海关。如被要求检查，不要抱怨。海关分公民和非国民站队。移民官要对话以确信你在美国逗留的期限。必要时告诉你的回程票是X月14日。如被问到除了对特拉华大学访问外，还打算去哪儿，可以说打算就近观光。关键一点是，不要提及没有被问到的事。住址是朋友帮助预订的酒店。
8. 过了移民局检查关，沿着标志走出到达大厅，在落地口Shuttle Bus 那里等候。
9. 接机会准时，不必惊慌。如果一小时过后他仍然未到，可以查他的留言电话。
我在心里说：一定得尽快学会这些事，然后把这样的事全部承担下来，不能让一个男人操这么多心。
Wim教授听说我受了伤，马上来看望。看到我一切正常就不紧张了，他是最不希望我出事的。 我告诉他这场事故后，土耳其家人改变了我的生活条件；撞倒我的人也与我通了电话，还说回来后跟我见面呢。Wim 饶有兴趣地听着。
我说今后还可能去欧洲其他地方，说不定还要他出信函。不知他对我这么疯玩儿作何感想，我说，将来世界上少个研究语言学的而多了一个讲故事的人，那也不错呀。我问他在美国有没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他办，他想了想，在纸上写“ Have a good time there – is what you can do for me in the United States.” 然后括号里说， 等我从美国回来，让我给他和他的家人做一顿中国饭。
过一会儿他又上楼来，把收养的4岁中国女孩的画儿送给我。我看了看说: 四岁能画成这样，不简单。这场对话似乎使他向我走近了一步。
X月7日（美国）
我简直不敢相信，今天的 Sanford School一行，竟有那么大的收获！
第一节课，三年级的学生男男女女围坐在舒适的垫子上，争抢着向我提问：总统在中国也是选的吗？如果他死了，是他的儿子接替吗？中国的学生有很多课后作业吗？ 中国有汽车吗？你的教室里有多少学生？女人可以当总统吗？你有几个孩子？为什么只有一个？如果同时生出两个来怎么办？等等。
第二节自然科学课，老师用神秘的语气，仿佛把孩子引入迷宫。她检查了每个孩子培育的种子，解释为什么有的粗壮有的弱小；让学生把盐和白糖分别放入不同的容器，让他们观察溶解与不溶解的现象。动手做， 细心观察， 提出问题，得出结论 ......孩子们就这样在游戏中学习，理解和记忆。中国的办法当然不好，但是那里没有条件，学生太多，教师和设备太少。
D接我去了UD国际交流部，见到了Paul S. Olchvary 和藄X。中午陪D去私立学校接他们的孩子回家。在他们家吃了ravioli，类似中国方便饺子的东西。我帮她儿子William完成了印第安服装的手工作业，再坐车回学校。 D带女儿Magan去实验室，我们拥抱告别。
回到荷兰后当务之急是请人为我在电脑里装入中文软件，我也可以从一个电脑盲，一步跨入信息时代了。
荷兰姑娘Arzu说，她妈妈二十年来不学习，什么也不会。Arzu用烂英文准确地形容着她的妈妈“Just sitting, TV look, sex make ---”（就知道坐着、看电视、性交）... 逗的我哈哈大笑。这样的语言才是活的语言。我在这个土耳其人家入住后，唯一能用一点英文交流的Arzu英文能力大踏步提高，是被逼出来的。
12月25日
圣诞在这里并非白色。
昨晚志鑂开车把我们几个访问学者接到阿姆斯特丹西部的一只大船上。那里住着170名从武汉钢铁公司来的劳工，由鹿特丹、海牙和乌特勒支教堂负责向他们传道。
正巧碰上中国的大使也来探望他们。为了避免官方的介入，他只好躲到一间屋子里，同几个管理人员在一起。而普通工人毫无顾忌，他们与教徒们谈得火热，学着唱诗，拿着人手一册的圣经让我们每个人签名。
到家已是十二点，Arzu说等我半天了。她今天见到了从前的男友和他现在的妻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接连抽了四支烟。她总对我说活着太难，说想死。我理解，但安慰的词已经不够用了。才二十一岁，就这么无奈。
1997年1月1日
昨天晚上我们乘41路车到了Odak，两个女孩主动提出用自行车带我、老江和X文学到目的地。他们身穿黑色的礼服，头戴古典的帽子，身材苗条挺拔。顶风带我们前行的那一幕又构成我留恋荷兰的一大理由。96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她们与我们的相逢，更让我们相信上帝的安排。
志鑂一家（哥哥志成、弟弟志容、志腾、妹妹雅冰和他们的配偶及孩子）是个和睦的大家庭，在教会里占据了“第一家庭”的地位。新年除夕来这里过，算是我对上次八月十五缺席的补偿。想不到他们那么盛情地招待我们，连鲍鱼、鱼翅都端上餐席，我还头一次吃到呢。全家跟随父亲早年从香港来荷兰开餐饮业，几个兄弟都从事这个行业，可想而知他们的烹饪手艺了。让我难为情的是，清一色的男人们在厨房里忙乎，女人和孩子在楼上心安理得地吃零食玩耍嬉戏。我这个北方的女人还真坐不踏实呢。
零点到来的时候，志容他们冒着严寒在外边放炮，女人和小孩隔着大玻璃窗看热闹。我一是感慨自己没有这么做过女人，二是感慨海外的华人，不管走出千里万里，不忘自己的传统习俗；不论在外边多久，还是要提醒自己和孩子他们从哪里来。
后半夜志鑂又开车一个半小时送我们回各自的家。他永远那么谦和温良。我在心里向上帝祷告：为他和家人赐福一生。
那么晚了，土耳其父母还没睡。 Arzu跟我进来，说今天她往土耳其打电话，但没有听到丈夫的声音。这个新年她一点也不高兴。
2月16日
那个叫Gijs的警察，通过Z家认识了我。说我虽然外表不那么漂亮，内心却是美丽的。他为了让我留在荷兰，在警察局和移民局开具了我和儿子一鸣未来两年合法居住的证明，告诉我如果搬进他家，就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他拿出十年前自己的离婚书、他在军队和国际刑警服役后的退休金证明，告诉我他不会逼迫我同他领取结婚证明。只是在Z的家里见过两面，哪儿有这么大面子呀！为了拿永久居住证搬进别人家，连尊严都没了，还谈什么别的？
2 月4日，周二
在这个日记本快翻到最后一页时，我的故事也到了“高潮”
上午10:00
打开丈夫的来信，看到他以这么平静的心态同意离婚，我还真得欣赏他一回。他只等我的离婚申请寄到，然后去双方单位开证明，最后办理公证。他同意一鸣交给我抚养，但在父母有生之年不要给他改姓，“郑家就这一个孙子”。他说虽然离婚一事早有心理准备，但接到我提出离婚的信头脑还是一片空白，仿佛世界不存在了。最终他明白：只要我过得好，他永远不会阻拦。“从接到你的信起，你我的共同生活该划上一个句号。而从今伊始你我的人生之旅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你要保重身体，儿子还要靠你。”“你在我心里永远有一席之地。”“这次离异顿时使我对人生的理解又加深了一步。”
我回信说，“与你生活了十五年，你让我近乎成了哲学家。”
我当即起草打印了“离婚申请书”，寄回大陆，静候手续的完结。此时我反而有许多话要对这位共同生活了十五年的男人说。不过还是等手续办完再说吧。
他在这封信里依然没有忘记提到“爱”这个词。是的，他从来没说不爱我，是我不爱他了。可他的爱和不爱有什么区别呢？我爱一个人，可以为他吃苦耐劳，为他的“痛痒”而切痛并尽自己所能为他排忧解难；我爱一个人，甚至不愿让他看到我的辛苦。那些年我赶在他下班回家之前把饭菜做好、衣服洗好、房子收拾好，为了他下班回来和我多一点浪漫，少一点锅碗瓢盆的平庸；他要是爱我，就不会由于自己混得不好而对妻子大打出手，不会丢了饭碗不工作，也不会把这些烦恼带给家人。他无论怎样说爱我，也不会得到我的认同。对家不尽责的人，连说爱的资格都没有。
我要去美国了，个别了浙江人家，告别了千方百计让我留在荷兰的Hijs，也告别了Utrecht大学的同事。然而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都不会忘记那个城市和可爱的荷兰人。比起美国，荷兰是个更让人向往的富有生活情趣的地方，只是我愿意四十几岁后重新学习荷兰语，更不愿意让儿子重新面对语言学习的“高山”，学习荷兰语和其他几种语言。那里的河流和热情友好的人，他们高大的身躯和比美国人更加时尚的着装，都让我恋恋不舍。
乌特勒支，我还会回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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