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放学回家，看见家里来了位新客人。不知怎么的，一向被姥姥用规矩管教的我，在这位客人面前几分钟后就显露原形，话居然比往常说的多了。也许是因为他会让小孩儿感到亲近，也许是因为他长得帅，反正事后我被姥姥骂了一顿，说女孩子家不该那么疯 ....

这位客人后来成了我的继父。

小的时候我不大懂阶级阶层那些事，眼里只有好人和坏人，可爱的和不可爱的人，好玩儿的和不好玩儿的人之分。在文革前食品限量的年代，继父的到来让我们家从此食品的档次提高。他曾经在北京饭店工作，据说三年灾荒时他天天能吃到炒鸡蛋。后来由于出身好，调到牛街23号担任中央首长食品检验员，先于首长一步吃到好东西。妈妈所在的平安医院迁到甘肃嘉峪关之后，他在商业局食品公司肉食店当头儿。那时老百姓从早晨出门站在严冬里排队，几个小时排到了，正赶上人家剁到一片猪肉的肋巴骨上没多少肉，这个人就会说“不要，好不容易排了大半天的队，我还是等下一块吧"。这样大量的骨头肉就被剩了下来。正在店员没办法处理那些肉时，我继父走过去，向空中举起一块叫唤道：“哪位要，可以走到前面来买”！顿时排在后边的人迫不及待地抢着买了，因为他们认为加队就是占便宜，况且自己就是按部就班排到，也说不定就遇到这档的肉呢。

继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脑子里打起小九九，没什么人脑子转得比他快。他的珠算特别好，我老是觉得他给人当过账房先生；象棋下得特别好，像是受过专业训练；人缘儿特别好 —— 在文革期间他负责冷库和食品批条，嘉峪关市的人可以不认识市长，但没人不认识他的。我妈妈他们医院的人，至今还念着他的好，说那个年代里没少借他的光儿。他整天对人乐乐呵呵，谁也不得罪，年年评上先进。妈妈不服，说他是老好人，而她在医院骨科病房每天很辛苦，又因为心直口快得罪人，先进也当不上了。

继父在家里也是老好人。有时上学额外的花销妈妈说凑合一下别买了，我嘴上不说心里不悦。继父背着妈妈把钱塞给我，我高兴了。他回头对妈妈说：“宝珠上学要用的东西，我还是给他买了”，于是妈妈就不说什么了。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在饭桌上，继父总是说“宝珠，吃呀，多吃点儿”，还不时往我碗里夹菜。食品限量的年代我们家吃的超过市长家里的水平，估计在嘉峪关是第一位。继父手里掌握了当时食品批发的大权，而吃在那个年代里是人们唯一可以奢望的事。就是我下乡在新城公社的两年里，我们青年队吃的肉，都是当时队上管伙食的，后来当上甘肃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姚远同学找我继父批发的。

文革中学校里让我填写第一张表格时，我不知道在“家庭出身”那一栏怎么填，也不知道要把哪个父亲填到上面。继父站起来说，“工人”最吃香，你就填“工人”吧。于是我就那么写了。从此我就是工人出身，是最好的成分，从来没有遇到出身带来什么麻烦。后来一路当学生会主席，知青的队长，优秀学生干部等等，大概也得益于那个出身吧。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中国百姓跟他的政府开的最大的玩笑。他没有上过学，不必遵循知识分子的方式如实向党交代，也自然不会受党的惩罚。其实当我把继父的名字填到表里时，就该知道他来自农村，怎么也够不上工人阶级呀。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往表上填“小业主”、“富农”什么的，结果是自投罗网。

继父经常自豪地告诉我，他们单位的人从孩子那儿听说我又在学校得了奖，人家夸他女儿呢。每次看到他真心为我高兴，我很感动。
妈妈去世后，我出了国，继父最终选择回山东老家与他的儿子同住，最后也故于那里。
同他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年虽然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是随着岁月流逝，我记得最多的是我上小学时那天北京下大雨，他把我从西单商场背回家的情景，是他在饭桌上总在说 “宝珠，吃，多吃点儿” 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