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的份子钱
“妈，平安医院真能调回北京吗？”“能，准能。”妈妈每次都那么坚定地回答我。从六六年一趟火车把连家属一千多人的医院移到戈壁钢城的时候起，关于调回北京的梦想、传言和官司就开始了。为了让卫生部给这家医院平反，每隔一个季度或半年就有张阿姨李叔叔什么的当代表去北京告状，他们的路费差旅费由大家分摊。“今天又交了几块钱的份子钱，”我常听妈下班回来这么说。有时我心想：眼前的事都不管，上学用的算盘计算尺，妈就是舍不得给我买，五块钱上趟敦煌都嫌贵。唉，不过份子钱是关于我们回北京的大事，也非交不可啊。再看看妈交了份子钱之后的神情，就像祥林嫂买了“大门槛”似的那么心定。久而久之，交这份儿钱就像到了日子交电费一样，没人抱怨了。
十八年后的一天，一位叔叔终于带回了卫生部的调令：医院当年从北京调出的人可以分批迁回安置！那些天，邻居们进进出出奔走相告。有的急着变卖了所有的家具，有的收拾起行囊，随时待命，有的人乐得合不上嘴，也有的为了成年的孩子不能跟家长回北京而发愁。我从外地放假回家，一路上想着爱激动的妈妈不定高兴成什么样了呢。
推开门，小院儿里静悄悄地，家里东西还老样子摆着，厨房里居然还多出一堆白菜。妈没等我开口问就抢先说：“宝珠，帮我刷刷那口大缸，你孙阿姨要走，把过冬的菜卖给我们了。咱们渍酸菜吧。”
“可咱家 --- ？” 我感到事情有点不妙。
“我决定不回北京，留在戈壁滩上养老了。” 说这话时，她并不激动，好像主意已定，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了。
我竟没有跟她作任何争辩。十八个春秋，足以让人适应这里的生活。对于童年时代在北京度过的我，而今不过只记得有九龙壁的北海，有天梯的景山；而在戈壁滩生长的小妹，对北京只有一种向往，她只熟悉戈壁小城的一切：转盘路和旁边唯一的百货大楼。妈妈这些年不让家人回北京探望，莫非早就打算让我们忘了调回北京生活的事儿？那干嘛回回跟着交份子钱呢？我又想起祥林嫂，她的“门槛”不也白捐了吗？
后院 杏树和猫咪
从北京迁居到戈壁滩的小城后，我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干打垒房子里。房子还新的时候就漏雨。天气一晴，修建工人就爬到房顶上铺一层沥青和沙子。再漏雨，就再铺一层。听大人说，这房子头重脚轻，住不了几年。十八年过去了，我妈仍住在这儿。医院领导在大会上表扬我妈，让年轻人象她学习，不向领导伸手申请换房，只有我知道她的心思：舍不得离开那个亲手垒起的小院儿，门前那棵陪伴了我们十八年的杏树还有那只熟路的猫咪。
刚从北京来的时候，家属区的东边是医院病房，西边是“太平房”。每当病人死了被从病房推往太平房时，那些寂寞的孩子就从家里跑出来，站在路边捂着鼻子看热闹，直到后来家家户户门前垒起了小院。我们家的院墙没有请人帮忙，是我和妈妈自己垒的。由于有一面墙是天黑后垒的，第二天早上发现中间是个“大鼓肚”。干打垒砖里一块外一块，实在难看。我妈说暂时不返工了，反正这样的围墙维持不了多久，等塌了再好好垒一个。哪知这东倒西歪的围墙也站立了十八年。
到嘉峪关不久，一天妈下班回来，手里举着一棵小树苗，高兴地告诉我，她托人从玉门农场搞到这棵树苗。说她要是能使这棵树苗成活，就算创造奇迹了，因为周围没有人敢想在戈壁滩上种果树的事。
我们当即跪下身来，在后院刨了个坑，栽下树苗。天一冷，妈妈就用草席子把它裹好，一年四季精心照料，一年一年它真活了下来。等我长到十六岁时，树有碗口那么粗了。春天里杏花一开，大人们从我家院前路过，总要说些赞叹的话。杏子还青的时候，一些孩子就拿棍子打着吃。小妹为了保住杏子，每天中午不睡觉，坐在院儿里看着。杏子见黄的时候，妈妈就摘下来一些，托着盘子给左邻右舍一家分几个尝尝。家属区一二百户人家，只有我们家院儿里立了棵果树，给荒凉的戈壁滩带来一点绿色。有了它，我不再觉得那面歪扭的院墙很丢人；有了它，我们不敢想今后还会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我妈爱猫远近闻名。她百分之九十的朋友也是猫迷。由于火车上不让带猫旅行，调回北京的那些猫迷抢着把猫送到我们家来，说只有交给我妈他们最放心。记得我妈下班一进家门，第一句话总是“儿子，妈妈回来了！”然后咪咪跳到她的怀里，亲热上一阵儿。妈从不这么对我，我想大概她自个没有儿子，所以她才不断地养“猫儿子”吧。对此我从不妒忌。妈妈工作够累了，也常常为了工作着急生气。有了猫儿子的陪伴，她的快乐增添了许多，就让咪咪做我办不到的事儿吧。再说，不受宠我还轻松呢，不象那只猫，整天被妈栓着。为了不让它跑出去吃药死的老鼠，我妈想尽办法把它锁在屋里。由于光吃好的不活动，猫长得又肥又大，在床上“放长条”，有小老虎那么大。有一次咪咪挣脱了绳子跑了，半个多月没回来。我妈急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敲遍了邻居的门询问，还设想了几个偷猫的“可疑对象”，阶级斗争的概念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半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咪咪大摇大摆地回来了！先对我和小妹摇了摇尾巴，最后一头钻进我妈的被窝，他们俩先是又亲又抱，后来窃窃私语，各自“诉说”这半个月的经历和思念 ---
我们家的杏树下面是猫咪们死后的墓地，难怪树长得那么茂盛，也难怪我妈就是不想搬家呢。
老乡背来的梨
从北京迁来的这个医院，无疑是当时河西走廊医术最高的一支队伍。当时看病基本不许跨区域，邻近城乡的病人要想在这儿得到医治，只能求爷爷告奶奶，当然还是有人能挤进来，我印象中的“后门”就是那时开始形成的。
戈壁滩的贫瘠为这里的人们带来疾苦，也造化了他们朴实的性格。我常听说，一些老乡为了求医，在医院门口一蹲几天。一些人给医生背来五斤或十斤白面，作为住院的交换条件。妈妈所在的骨科病房尽是些瘫痪在床的病人。那时医院病房的护理工作，全部由医务人员承担而不是家属分担。身为护士长的妈妈，工作实在太多。但是我每次去病房找她，都看到她精神十足，从来没有疲倦的样子，即使是在连续上了十六小时班之后。越是病人最需要她的时候，越是工作最繁重的时候，她越是能显露自己的能力和体力。妈妈不信基督，却有着一颗对普通人永远同情和关爱的心。一段时间我们家闹“虱子热”，就是她为乡下来的病孩子洗衣服，把虱子招回家的；星期天家里吃饺子，第一碗饺子总是我受母亲之命，端给XX病床的病人，那里住着连谢字也不会对我说一声的老乡；过年过节，妈妈叫我找几个小伙伴去病房，给那些不能回家的病人表演节目，我登台表演的历史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一次我偷看了出院病人写给妈妈的信。信上写的话如今我一句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我被妈妈的事迹感动得大哭。妈妈的心全放在工作上，对我的忽略很多，可是她在我的心目中是个伟大的母亲。说不清为什么我从小就觉得，她把心放在病人身上就是对的。病人的信不知来过多少封，可从未见妈妈回过一封，可能是没时间吧。多少年后我对她说：“您是只问播种不问收获呵，”她说“病人出院了就是收获，那是我的天职。”
妈妈给病人那么多，却从不见她收受病人的礼物。只有一次，老乡从数十里以外背来一袋仅有枣子那么大的梨，放到我们家，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我妈说这是老乡的一片诚意，无论如何得收下。妈妈把梨分成几个小袋儿，带给科里其他医务人员品尝。那梨又酸又涩，可这样的梨在戈壁滩上也很难存活呢。老乡拿它当稀罕物送来，妈妈也拿它当稀罕的礼物收下。
幸福的追逝
朋友们问起，为什么我们不再象儿时那么快乐了，或者怎样才能使自己再回到那时的快乐。
每个人都能从记忆里挑出一件最使他（她）愉悦和一件最伤感的事。Q 女士说她上中学时把同学打了，然后等待老师家长的责骂或惩罚。一连数天她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学下学，但没有人过问此事。这件事重重地伤害了她，让她看到自己如何不被重视；Y先生说，让他从中学时代就着迷的女孩嫁了别人，他等了十年，那女人离了婚。最后他终于娶她做了妻子，太幸福了---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全校挑五名学生去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的列队。当老师的目光在同学中扫过，我在心里说：“选我，选我，请选中我吧”，然后听到老师点我的名字，我太高兴了。过了一会儿，班主任老师走到我的面前，当着全班的面，扒开我衣领上方看了看，“可你没有像样的衣服，怎么去呢？”后来的国庆观礼是参加上了，可班主任那句话，让我在许多天里抬不起头来，而且一生不忘。
每谈到“幸福”二字，我都会想起一个场景。三年灾荒的时候，北京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因为他们甚至找不到野菜添补口粮。我姥姥身为家庭主妇，不得不精打细算。我们家住在四合院，离门口最近的，住着一对年老无子女的刘老头和刘老太太。院儿里一个大孩子为了教我辨认公土鳖和母土鳖，把我带到了那里。老人的家有几平米大，屋里只有一只用木条搭的破床。几百只土鳖几乎把墙盖满。房子里是黑的，墙近乎黑色，所以土鳖显不出那么黑了，我还得睁大眼睛看。公土鳖长着翅膀而母土鳖没有翅膀，一只有蚕豆那么大。有一天我那抠门的姥姥居然请刘老太太晚饭来我们家吃荞麦面的“猫耳朵”。那饭我都吃腻了，可刘老太太却高兴地不得了。整个下午她穿着唯一的那件黑布褂，托着一只快折的胳膊（骨髓炎，不能穿进衣袖了），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在院儿里扭秧歌“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嘿啦啦拉，嘿啦啦拉---” 她满面春风地在前头扭，我们跟在她身后扭。一首简单的旋律，我们一遍遍重复着，欣喜若狂。她高兴能吃上一顿“猫耳朵”，我为姥姥愿意帮助“穷人”而感到光彩。
我长大了，不再为买不起一件像样的衣服而为难，也不会为一顿大餐而欣喜若狂，我们的烦恼和快乐都似乎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恐惧贫困，却最怀念贫困中的日子；我们憧憬明天，却时常沉浸在昨天的回忆中。但愿今天的盛餐不要连同荞麦面的欢乐一同带走，但愿我的烦恼永远象要得到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么明确和单纯。
一九八六年八月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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