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的份子錢

“媽，平安醫院真能調回北京嗎？”“能，准能。”媽媽每次都那麼堅定地回答我。從六六年一趟火車把連家屬一千多人的醫院移到戈壁鋼城的時候起，關於調回北京的夢想、傳言和官司就開始了。為了讓衛生部給這家醫院平反，每隔一個季度或半年就有張阿姨李叔叔什麼的當代表去北京告狀，他們的路費差旅費由大家分攤。“今天又交了幾塊錢的份子錢，”我常聽媽下班回來這麼說。有時我心想：眼前的事都不管，上學用的算盤計算尺，媽就是捨不得給我買，五塊錢上趟敦煌都嫌貴。唉，不過份子錢是關於我們回北京的大事，也非交不可啊。再看看媽交了份子錢之後的神情，就像祥林嫂買了“大門檻”似的那麼心定。久而久之，交這份兒錢就像到了日子交電費一樣，沒人抱怨了。

十八年後的一天，一位叔叔終於帶回了衛生部的調令：醫院當年從北京調出的人可以分批遷回安置！那些天，鄰居們進進出出奔走相告。有的急着變賣了所有的家具，有的收拾起行囊，隨時待命，有的人樂得合不上嘴，也有的為了成年的孩子不能跟家長回北京而發愁。我從外地放假回家，一路上想着愛激動的媽媽不定高興成什麼樣了呢。

推開門，小院兒里靜悄悄地，家裡東西還老樣子擺着，廚房裡居然還多出一堆白菜。媽沒等我開口問就搶先說：“寶珠，幫我刷刷那口大缸，你孫阿姨要走，把過冬的菜賣給我們了。咱們漬酸菜吧。”

“可咱家 --- ？” 我感到事情有點不妙。
“我決定不回北京，留在戈壁灘上養老了。”  說這話時，她並不激動，好像主意已定，沒有再商量的餘地了。

我竟沒有跟她作任何爭辯。十八個春秋，足以讓人適應這裡的生活。對於童年時代在北京度過的我，而今不過只記得有九龍壁的北海，有天梯的景山；而在戈壁灘生長的小妹，對北京只有一種嚮往，她只熟悉戈壁小城的一切：轉盤路和旁邊唯一的百貨大樓。媽媽這些年不讓家人回北京探望，莫非早就打算讓我們忘了調回北京生活的事兒？那幹嘛回回跟着交份子錢呢？我又想起祥林嫂，她的“門檻”不也白捐了嗎？

後院 杏樹和貓咪

從北京遷居到戈壁灘的小城後，我們住在臨時搭建的干打壘房子裡。房子還新的時候就漏雨。天氣一晴，修建工人就爬到房頂上鋪一層瀝青和沙子。再漏雨，就再鋪一層。聽大人說，這房子頭重腳輕，住不了幾年。十八年過去了，我媽仍住在這兒。醫院領導在大會上表揚我媽，讓年輕人象她學習，不向領導伸手申請換房，只有我知道她的心思：捨不得離開那個親手壘起的小院兒，門前那棵陪伴了我們十八年的杏樹還有那隻熟路的貓咪。
剛從北京來的時候，家屬區的東邊是醫院病房，西邊是“太平房”。每當病人死了被從病房推往太平房時，那些寂寞的孩子就從家裡跑出來，站在路邊捂着鼻子看熱鬧，直到後來家家戶戶門前壘起了小院。我們家的院牆沒有請人幫忙，是我和媽媽自己壘的。由於有一面牆是天黑後壘的，第二天早上發現中間是個“大鼓肚”。干打壘磚里一塊外一塊，實在難看。我媽說暫時不返工了，反正這樣的圍牆維持不了多久，等塌了再好好壘一個。哪知這東倒西歪的圍牆也站立了十八年。

到嘉峪關不久，一天媽下班回來，手裡舉着一棵小樹苗，高興地告訴我，她托人從玉門農場搞到這棵樹苗。說她要是能使這棵樹苗成活，就算創造奇蹟了，因為周圍沒有人敢想在戈壁灘上種果樹的事。

我們當即跪下身來，在後院刨了個坑，栽下樹苗。天一冷，媽媽就用草蓆子把它裹好，一年四季精心照料，一年一年它真活了下來。等我長到十六歲時，樹有碗口那麼粗了。春天裡杏花一開，大人們從我家院前路過，總要說些讚嘆的話。杏子還青的時候，一些孩子就拿棍子打着吃。小妹為了保住杏子，每天中午不睡覺，坐在院兒里看着。杏子見黃的時候，媽媽就摘下來一些，托着盤子給左鄰右舍一家分幾個嘗嘗。家屬區一二百戶人家，只有我們家院兒里立了棵果樹，給荒涼的戈壁灘帶來一點綠色。有了它，我不再覺得那面歪扭的院牆很丟人；有了它，我們不敢想今後還會搬到別的地方去住。

我媽愛貓遠近聞名。她百分之九十的朋友也是貓迷。由於火車上不讓帶貓旅行，調回北京的那些貓迷搶着把貓送到我們家來，說只有交給我媽他們最放心。記得我媽下班一進家門，第一句話總是“兒子，媽媽回來了！”然後咪咪跳到她的懷裡，親熱上一陣兒。媽從不這麼對我，我想大概她自個沒有兒子，所以她才不斷地養“貓兒子”吧。對此我從不妒忌。媽媽工作夠累了，也常常為了工作着急生氣。有了貓兒子的陪伴，她的快樂增添了許多，就讓咪咪做我辦不到的事兒吧。再說，不受寵我還輕鬆呢，不象那隻貓，整天被媽栓着。為了不讓它跑出去吃藥死的老鼠，我媽想盡辦法把它鎖在屋裡。由於光吃好的不活動，貓長得又肥又大，在床上“放長條”，有小老虎那麼大。有一次咪咪掙脫了繩子跑了，半個多月沒回來。我媽急得吃不好飯睡不好覺，敲遍了鄰居的門詢問，還設想了幾個偷貓的“可疑對象”，階級鬥爭的概念在她腦子裡揮之不去。半個多月後的一個晚上，咪咪大搖大擺地回來了！先對我和小妹搖了搖尾巴，最後一頭鑽進我媽的被窩，他們倆先是又親又抱，後來竊竊私語，各自“訴說”這半個月的經歷和思念 ---

我們家的杏樹下面是貓咪們死後的墓地，難怪樹長得那麼茂盛，也難怪我媽就是不想搬家呢。

老鄉背來的梨

從北京遷來的這個醫院，無疑是當時河西走廊醫術最高的一支隊伍。當時看病基本不許跨區域，鄰近城鄉的病人要想在這兒得到醫治，只能求爺爺告奶奶，當然還是有人能擠進來，我印象中的“後門”就是那時開始形成的。
戈壁灘的貧瘠為這裡的人們帶來疾苦，也造化了他們樸實的性格。我常聽說，一些老鄉為了求醫，在醫院門口一蹲幾天。一些人給醫生背來五斤或十斤白面，作為住院的交換條件。媽媽所在的骨科病房儘是些癱瘓在床的病人。那時醫院病房的護理工作，全部由醫務人員承擔而不是家屬分擔。身為護士長的媽媽，工作實在太多。但是我每次去病房找她，都看到她精神十足，從來沒有疲倦的樣子，即使是在連續上了十六小時班之後。越是病人最需要她的時候，越是工作最繁重的時候，她越是能顯露自己的能力和體力。媽媽不信基督，卻有着一顆對普通人永遠同情和關愛的心。一段時間我們家鬧“虱子熱”，就是她為鄉下來的病孩子洗衣服，把虱子招回家的；星期天家裡吃餃子，第一碗餃子總是我受母親之命，端給XX病床的病人，那裡住着連謝字也不會對我說一聲的老鄉；過年過節，媽媽叫我找幾個小夥伴去病房，給那些不能回家的病人表演節目，我登台表演的歷史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一次我偷看了出院病人寫給媽媽的信。信上寫的話如今我一句也記不得了，只記得我被媽媽的事跡感動得大哭。媽媽的心全放在工作上，對我的忽略很多，可是她在我的心目中是個偉大的母親。說不清為什麼我從小就覺得，她把心放在病人身上就是對的。病人的信不知來過多少封，可從未見媽媽回過一封，可能是沒時間吧。多少年後我對她說：“您是只問播種不問收穫呵，”她說“病人出院了就是收穫，那是我的天職。”

媽媽給病人那麼多，卻從不見她收受病人的禮物。只有一次，老鄉從數十里以外背來一袋僅有棗子那麼大的梨，放到我們家，一句話不說就走了。我媽說這是老鄉的一片誠意，無論如何得收下。媽媽把梨分成幾個小袋兒，帶給科里其他醫務人員品嘗。那梨又酸又澀，可這樣的梨在戈壁灘上也很難存活呢。老鄉拿它當稀罕物送來，媽媽也拿它當稀罕的禮物收下。

幸福的追逝

朋友們問起，為什麼我們不再象兒時那麼快樂了，或者怎樣才能使自己再回到那時的快樂。

每個人都能從記憶里挑出一件最使他（她）愉悅和一件最傷感的事。Q 女士說她上中學時把同學打了，然後等待老師家長的責罵或懲罰。一連數天她帶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學下學，但沒有人過問此事。這件事重重地傷害了她，讓她看到自己如何不被重視；Y先生說，讓他從中學時代就着迷的女孩嫁了別人，他等了十年，那女人離了婚。最後他終於娶她做了妻子，太幸福了---
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全校挑五名學生去參加天安門國慶觀禮的列隊。當老師的目光在同學中掃過，我在心裡說：“選我，選我，請選中我吧”，然後聽到老師點我的名字，我太高興了。過了一會兒，班主任老師走到我的面前，當着全班的面，扒開我衣領上方看了看，“可你沒有像樣的衣服，怎麼去呢？”後來的國慶觀禮是參加上了，可班主任那句話，讓我在許多天裡抬不起頭來，而且一生不忘。
每談到“幸福”二字，我都會想起一個場景。三年災荒的時候，北京老百姓的日子不好過，因為他們甚至找不到野菜添補口糧。我姥姥身為家庭主婦，不得不精打細算。我們家住在四合院，離門口最近的，住着一對年老無子女的劉老頭和劉老太太。院兒里一個大孩子為了教我辨認公土鱉和母土鱉，把我帶到了那裡。老人的家有幾平米大，屋裡只有一隻用木條搭的破床。幾百隻土鱉幾乎把牆蓋滿。房子裡是黑的，牆近乎黑色，所以土鱉顯不出那麼黑了，我還得睜大眼睛看。公土鱉長着翅膀而母土鱉沒有翅膀，一隻有蠶豆那麼大。有一天我那摳門的姥姥居然請劉老太太晚飯來我們家吃蕎麥麵的“貓耳朵”。那飯我都吃膩了，可劉老太太卻高興地不得了。整個下午她穿着唯一的那件黑布褂，托着一隻快折的胳膊（骨髓炎，不能穿進衣袖了），帶着我們幾個孩子在院兒里扭秧歌“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開紅花；嘿啦啦拉，嘿啦啦拉---” 她滿面春風地在前頭扭，我們跟在她身後扭。一首簡單的旋律，我們一遍遍重複着，欣喜若狂。她高興能吃上一頓“貓耳朵”，我為姥姥願意幫助“窮人”而感到光彩。

我長大了，不再為買不起一件像樣的衣服而為難，也不會為一頓大餐而欣喜若狂，我們的煩惱和快樂都似乎變得複雜起來。我們恐懼貧困，卻最懷念貧困中的日子；我們憧憬明天，卻時常沉浸在昨天的回憶中。但願今天的盛餐不要連同蕎麥麵的歡樂一同帶走，但願我的煩惱永遠象要得到一件像樣的衣服那麼明確和單純。

一九八六年八月於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