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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归来处 (4) 2019-07-04 18:27:03

受欺负的孩子

上小学第一天,一鸣就被一个孩子打了。我不得不佩服那孩子在人群中寻找机会的洞察力,这么快就找到了“软柿子”。我去学校见那个孩子,告诉他:如果你认为自己比鸣强就可以欺负他,那么下一个被欺负的就是你自己,估计他听不懂。我从小就憎恶欺软怕硬的人,最恨别人欺负弱小。那孩子不过六、七岁,受到我的“威胁”,从此没有再打鸣。我要鸣去学校找玩伴儿,受到欺负和打骂,自然是他必须交换和承受的条件之一。而为了让他内心不至于受到严重伤害,还得让他要么把受气当作习以为常,要么拼力捍卫自己。


鸣的“弱势”,部分还源于他的善良。我注意到他在比自己矮小的孩子面前从来是体贴关照,以“长者”自居,尽力保护他们。他不会为自己受到欺负大打出手,但是看到别人受欺负的时候,就不知哪儿来的勇气,站在弱小的一方,怒对“强势”。我这个当妈妈的很为他担心。在他很小的时候,我教给他:如果有人打你第三下,你一定用全身的力量重拳回击,最好是一拳打得他鼻孔流血,让他下次再打你之前有所顾忌;如果有人骂你,先想想人家骂得对不对,对了你谢谢他;不对,你假装没听见,扬长而去,根本不必在乎。世上最动听的话是人口说出的,最难听的话也是人口说出的,不必太在意。有些人欺负弱小,以别人的痛苦为乐。你不搭理他,就是对他的最大蔑视。转身而去,本身就胜他一筹。


我对他一再“面授机宜”,但是真能让他在实践中用上的“招数”,还是极其有限。鸣常常会遇到一些无法澄清自己的事。当有的孩子无师自通地把自己的过错推到他身上时,他常常一筹莫展。明明是儿子站在一旁看热闹,某个同学把手里的书塞到鸣手上让他拿着,玩儿完人家把书拿走了。那个同学两天之后丢了书,还会说是鸣那天摸过他的书。鸣承认自己摸过那本书,可是不知道怎么用语言争辩,用证据加以澄清。邻居的孩子们如果把哪家树上未成熟的果实摘了下来,大人发现了,只要有鸣在场,别人就会指着鸣说是他干的,因为他们知道他是最不会反抗的“傻子”。我这个当妈妈的明知儿子绝对不会去摘人家树上的果子,可又能怎么办呢。我不在“犯罪”现场,不能替他申辩,只好赔钱吧。一个葫芦瓜,人家要我一个月的工资,认倒霉吧。


儿子听我说的最多的戒训是:不要跟说谎的人在一起,他们会陷害你;不要跟惹事生非的人在一起,他们会给你带来危险和麻烦。可我怎能指望这样一个孩子会分辨真实和谎言,让他辨认谁不是喜欢惹事的人(trouble maker)呢?况且他需要玩伴。聪明的孩子和成人,不也都得用一次次的失败甚至用一生的教训去学习和分辨吗?


【1995年5月7日(日记)】

中午回到家,我看到那个“假小子”和鸣坐在房子里。她告诉我鸣在学校里又受了欺负,说他不想上学了。看着儿子落泪,我心里很难过,问他怎么回事,他又不肯说。我只好设计了一篇作文让他写,从中了解事情的经过和他的感受,然后去找那个欺负人的孩子问究竟。那孩子说他在跟鸣闹着玩儿,于是我就给了他个台阶下,笑着说“闹着玩儿就算了”,“找比你厉害的孩子闹着玩去不是更好玩儿嘛”。那孩子不傻,我的几句玩笑足以让他老实一阵儿的。但是像鸣这样的孩子,我怎么做才算得上有效地保护他呢?保护到几时才可以休矣?


听姥姥说我小的时候也是软弱可欺,不善于用语言争辩,受了委屈只会回家哭,直到有一天发誓要改变自己。后来当了班长、三好生、学生会主席,不仅不再受气,还可以替那些“受气包”们出气了。那时我就总结出,人与人之间与其说是武力的较量,不如说是智力的较量。这些话我对儿子说过很多次,只是对他不适用。无论是因为鸣当时的学习成绩不好,还是因为他过于善良,这两种理由都不能让我接受儿子在学校受欺负的合理性。在北京上小学一年级时,班上有一位患有皮肤病双手长满厚茧并且说话“大舌头”的男生,别的女同学都不肯跟他同桌,老师就让我坐在他身边。我现在仍然记得他对我哧哧傻笑的样子。我也害怕看到他那双手,但是我知道他如果必须来上学,就得有人跟他同桌。上初中时班上有个脸上长满黑斑的男生,十四五岁的女孩特别在意这点,他旁边的女生每天对他歇斯底里地大叫。我十分同情那个男生的处境,干脆就主动提出做他的同桌。上高中时男生女生不做在一起了,我就跟学习成绩差的女生当同桌。我从小对人群中的弱小有着深深的同情,谁欺负人我就会站到谁的对立面。我妈妈从没教我远离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反而告诉我要去帮助他们。尤其是作为班干部,没能让“后进生”进步,我还觉得是自己的失职呢。

 

宽容

习惯被人误会和欺负,不仅是鸣要应付的事,更是我这个妈妈要学会接受的现实。在科学院小学的日子里,鸣每天放学归来,我都注意看他的脸上是不是有泪痕。他玩过之后的手是脏的,所以抹完眼泪,脏痕依然留在眼睛的下方。有时候我会问:“谁打你了?”他每次都说“没谁”。对于他,自己挨打比起妈妈到学校找人算账更让他好受。他不想说的事,我死也问不出来。这时候我只能蹲下来搂着他说:“这个世界上别人不爱你,你不必伤心。妈妈一个人的爱比他们所有的人的爱加起来还多得多呢。别人爱你,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而妈妈的爱永远在这儿。这样的爱,你觉得还不够吗?”于是我看到儿子挂着泪花的笑脸。


期末刚过,一天我独自收拾一鸣的文具,看到一个姓张的同学写给他的纸条:“XX鸣,这个学期我每天不是打你就是骂你,让你吃尽了苦头。现在放假了,我妈妈给我买了个新铅笔盒,我想把旧铅笔盒送给你。不知你能不能原谅我?”看到这儿,我哭了起来。想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而我不知道怎么对付和改变这个局面,无法保护我的孩子。而鸣呢,对他受到的欺负又是守口如瓶。我告诉儿子我读到了那张纸条,问他能不能原谅姓张的同学,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早就原谅他了,我跟他是朋友了。”我又想再哭一场。


为了让同龄孩子跟儿子玩儿,我还得常常使用“物质刺激”,吸引孩子们来我们家里,拿出好吃的来款待他们。有时十几个孩子一齐来,够我受的。渐渐地儿子也悟出,凡是他手里拿着新玩意儿,兜里揣着好吃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就多起来。为了“交朋友”他时常“里通外国”,冰箱里的十斤桃子能在两分钟里不翼而飞,我舍不得吃的糕点还没来得及品尝就进了那些孩子的胃里。八十年代,物资和收入都不充裕,幸亏我和丈夫双方父母经济状况尚好,我们没有供养老人的负担,还常常得到他们的接济,所以比起同龄人来生活得宽裕一些。然而我没有让儿子认识到钱的重要,没有教会他捍卫自己的“奶酪”。


鸣的眼里没有仇恨和怨恨,满眼都是好人。就连打过他的孩子,他都会理解他们:也许他们的家长没有时间像我妈妈那样陪伴我,也许他们的家长让他们在家里吃了苦头,他们才出来找别人发泄。数年后我才知道,鸣在一段时间里天天坐在钉子上听讲。我问他为什么不把钉子拔出来,他说:如果我拔出来,那些孩子还会再钉上去,他们会很得意地看着我一次次拔钉子。而我坐在钉子上若无其事的样子,让他们觉得那些钉子没碍着我什么事,以后他们就不再对这事感兴趣了。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们竟是鸣这么一个“弱者”眼里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多少年过去了,那些如今即将进入不惑之年当初欺负鸣的孩子们一定知道:真正的强者不会欺负弱小。欺负弱小是弱者无能的表现。


岁月渐渐地把欺负别人的孩子带入成熟,让鸣在升入初中后渐渐地告别了挨打的历史。回想起来心中没有仇恨和怨恨的儿子多么有福!中国六年小学和一年初中期间,他挨打的时候伤过心,但是挨打过后还会对打他的人表示友善,对他们发自内心地微笑。他天生的善良和宽容没能让那些折磨在他心里留下伤痕,没有让他像今天有些受宠的孩子那样,去做自残或伤害他人的事。多少年后儿子回忆起班里的同学,全然没有一点抱怨。有的,只是儿童时代的欢笑和趣事。


如今鸣对我说,如果没有儿童和青少年时代在中国受欺负的经历,他对后来出现的任何艰难困苦都不会有那么好的耐力和抵御力。每当他人生遇到困难时都对自己说:以前那样的折磨都受过来了,现在这点困难算什么?那些当初用折磨别人换取得意的孩子,大概今生不会因为欺负了别人而获取益处。鸣这个被欺负的孩子提前完成了人生修炼和历练的课程,长大后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爱心、勇敢和有责任心的男人,成为妈妈最好的谈话对象、妈妈为之骄傲的儿子。

 

替妈妈操心

在一鸣还没学会数钱的日子里,我给他一张十块钱的钞票(那时算是大票),让他去小摊上买豆腐脑。他跟摊贩说:“你找我十个钱。”卖东西的人半天跟他掰持不清楚就说:“架,拿上吃去。"(兰州话“算了,白送给你吃吧。”)


我让儿子去门口的包子铺买包子,告诉他不要在路上吃。回来我一数少了一个,让他拿着包子回铺子里去找。鸣愁眉苦脸原封不动地站着。我知道他要面子,最不愿意做向别人讨要的事。这回我说什么也要狠心撕撕他的面子。我问:“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如果我是卖包子的人,绝不会给你补的,因为你没有当着人家面数清楚就走了。现在回来说少了包子,谁相信你不是自己走在半道儿上吃了呢!不当面点清的钱和东西,离开之后转眼别人就可以不认账了。”我看他还站着不动就使用激将法,干脆说就是他吃了包子,才不敢回去找人算账的。只见他气得张着嘴喘气,拿起装着包子的盛器就出门了。几分钟之后我听到门口高调的“妈妈,我回来了!”知道他准把包子给要回来了。有生以来头一次谈成了“交易”,大有成就感呢。

一个不值钱的包子,丢失了他一回面子,但是让他知道:同外边的世界讲道理,也是他要学会的事。


我小时候姥姥妈妈是我的保护神,很少教给我做家务活儿,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也不让我为家里的事操心。我是个“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孩子,不爱管闲事儿。凡是妈妈分配给我的家务活儿,不是让我砸了碗,就是伤了手,所以干脆不叫我干了。就是我工作之后住在单位宿舍床上的被褥,也定期叫妹妹们去缝洗。刚结婚时我还指望大我近十岁的丈夫会料理一切呢,想不到他是个“公子哥”,什么事都推给我一个人,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做。我的粗心大意,迫使儿子从三岁时起就得替我操心。


那时家里没有电饭锅,我一备课就忘了其它事,米饭没有几次是不烧糊的。儿子把一切看在眼里,不时地提醒我“妈妈,液化气关了阀门没有?”,“米饭是不是该换小火焖了?”,“冰箱里的牛奶是不是不能喝了”等等。我庆幸自己的粗心能够换来他的细心,而那是他将来成人后过日子的必备。


我让自己的粗心任其发展,似乎觉得我缺少的那一块,就是他多出来的那一块。还是让给他吧。有的时候我还故意跟他“撒娇”,说我不会干这个,也不会做那个。他认真地安慰我“妈妈别怕,有我呢”!正是我要听的。


如果哪一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需要白天补上,他下学后就自告奋勇在外边把门儿,怕客人敲门吵醒我;我的朋友来访,不等我起身倒茶,他就主动把茶端来;每隔几天他到科学院近物所食堂买回热腾腾的豆浆或豆腐脑儿。我中午下班回来,他会端到我的面前。”将来长大了就让他从事服务业的工作吧”,我常常这么想。


【1995年4月5日,清明(日记)】

从鸣摊在桌子上那堆乱纸中,看到他用铅笔写的一封没头没尾的“家书”。这孩子常常写信,只是不知道怎么转交到收信人手中,因为他不想让我知道写给谁,所以无法得到我的帮助。信的开头,他竟称“姥姥、姥爷你们好”,莫非忘记远在戈壁嘉峪关的姥姥两个月前已经不再人世了?再往下看,他叫姥爷不要伤心落泪,好好照顾自己,我这才确信他没把这么大的事搞忘。鸣清早起来提醒我吃“刺五加”和“地奥心血康”,然后拿起喝完可乐的空瓶去近物所食堂打豆浆。那儿的豆浆不掺水而且便宜,一瓶能喝好几天。他把打回来的豆浆倒进一个大锅,打开煤气灶,将豆浆烧开。这类的活儿他抢着做,免得还得不断提醒我火上在烧东西。在他的记忆里,我烧豆浆不溢出的时候极少。不一会儿,他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甜豆浆过来。为了让他高兴,我一口气喝了一半。


我和儿子坐在一起,享受着我们能享受的日子。他说饿了,给自己做了烫饭,还炸了春卷。我闲屋里冷,早早抱着热水袋进了被窝,随便他自个儿折腾去吧。人长大以后只要会干活儿就能活下来,让他早一步学会生存没什么不好。

 

【1995年4月23日(日记)】

感冒加上冻手冻脚的房子,让我只好又缩在被窝里。记不清一年中有多少时候,我就是在这个温暖的“庇护所”里度过的。每当鸣看到我在屋里蜷缩着身体转来转去就会对我说:“上床去吧,妈妈”。


鸣大清早就被那个性格象男孩儿一样的女孩叫出去玩儿了。回来后作为对我的赔罪,为我打豆浆煮饺子,把我喜欢的烫饺子端过来,然后端来温水让我吃药。他做这些事从来不烦,倒让我担心了:将来岂不是个伺候女人的模范?而凡是这么让丈夫伺候的女人,不会是妈妈眼里的好媳妇。


有时候客人带来他们的孩子,鸣就担当起哄小孩儿的“保姆”,好让我和大人们痛痛快快地聊天。他出奇地会哄孩子,出奇地有耐心,还不时教人家他会的那点把戏,最后孩子们哭着不肯离去呢。


一次家里来了一位盲人姐姐。我想不出什么节目逗她开心。这时儿子拿出扑克牌来,我想这下子砸锅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尴尬场面就要出现了。鸣拿出五张牌,告诉姐姐哪张上面是什么数字,上面画着什么,然后让姐姐重复一遍。姐姐照着做了,鸣高兴地叫起来“姐姐可以玩扑克牌了!”其实那位姐姐聪明过人,记住这几张牌对她是小菜一碟。他们就这么一遍遍地玩儿着,姐姐没有显出不耐烦。这一幕让我很受感动。大概她知道不是所有的弟弟们都这么耐心吧。


朋友和我高谈阔论时,我们从未在意过儿子是不是在场,更没觉得他能听懂什么。而客人走后他发表的评论,常常让我刮目相看。从人家的言谈举止到着装,从他们的谈吐风格到内容评述说得八九不离十。我跟儿子的谈话,渐渐超出我跟丈夫的语言交流,超出我跟许多成年人的交流。“他智商虽然不高,情商却不低”。想到这儿,我开始对他放心了。

 

小别

我在同一个岗位上努力工作了十五年,终于等到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出国学习那个童年的梦,随着迟到的大学毕业、迟到的婚姻和晚育的孩子,之后又用十四年帮孩子踉跄站立起来,再等下去我就老了。所以我不能再推迟了。


由于儿子的爷爷得了老年痴呆,每晚需要人照顾,鸣的爸爸就搬到乘车一个多小时以外的父母家去住了。鸣在九六年我出国前,也从中科院分院中学转到西北师大附二中。到我去荷兰之前这段时间,我们几个月不住在一起,就算是我和儿子即将分别的“实战演习”吧。


【1995年10月12日(日记)】

明天要去师大看儿子了。现在我们俩都尽量在对方面前显得若无其事。他装出一副“独立”的样子,让自己也让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善良而可怜的孩子,他的任何一点“把戏”怎能躲过妈妈的眼睛?想想过去十三年在这个世界上他受到的欺负和委屈,我都没有理由离开他。而正是为了让他得以永远摆脱这个环境,我得短暂地离开他,这些话我不能对他说。


上次我发现鸣脖子上的伤痕,心疼极了。那是他爸爸打的,因为他丢了语文书。不敢想我离开中国后,儿子会吃多少苦头。

 

【1995年12月9日(日记)】

奶奶不舍得给鸣戴我买的那双皮手套,下午我又赶织了一双毛线的送过去。儿子见到我,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从兜里掏出两个星期前我塞给他的一块钱,说他没花。钱在他兜里快被揉烂了,还留着呢。

 

【1995年12月29日(日记)】

九五年我上完寒假前最后一堂英语课,回家上床赖着不起。感冒刚刚全愈的儿子边给我煮面,边收拾房间、洗衣服。我说反正95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床上过的,因此要“善始善终”,最后两天也打算这么过了。我没有去参加系里的聚会,是想同儿子在一起。我已经把足够的精力留给学生和学校了。

 

【1995年12月30日(日记)】

早晨鸣还没醒,我赶紧把他那一大本历史书翻了一遍,整理出个提纲,沿着年代的线索,不费什么劲儿就把这门课过了一遍。像我这么跟书没缘的人,要不是有了孩子,才不会去刻意补这些课呢。可以预见,哪天儿子不再上学,我也停止补课了。让我想不通的是,本来儿子在家里一两天就能学懂的东西,怎么到了学校花一个学期还学不会呢?


晚上我靠在床上给他补习了政治,告诉他明天复习地理,后天复习英文,大后天准备语文和数学,然后进考场。跟我在一起学习,儿子完全不是课堂上那个笨孩子了。他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能给学校打个报告,让我在家跟您上学呢?”我说我得出去工作挣钱,不能整天陪着他。另外上学主要为的是找玩伴儿,看看家外边各种各样的人,知道今后怎么跟人打交道。

 

【1996年4月14日(日记)】

鸣放学后从奶奶家回到我这边来了!象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让这个房子重新恢复了生机。没有他,我不会有十几年中那么多操劳,也不会有操劳的动力;没有他我便不会有今天对世人的理解,不会像今天这样能够品味生活的痛苦与欢乐。


鸣的归来,让我觉得阴冷的房子被烘热了,而他在来见我之前也做了精心的准备,比如带来那首我爱听的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现)和我一起共享。

外面起风了,我锁好门,打算开始我们母子不受干扰的生活。有人打电话说要来看我,我说不必了。


我这个妈怎么就不能在孩子面前矜持一点呢?没等儿子说话,我就开始倾泻:房子冷,手很冻……等着他来安慰。这都是他把我惯的。我哭的时候他给我擦泪;我睡觉时他给我掖被子;好吃的东西他让我多;生病时他给我做饭;用电磁按摩器为我护理关节,从不怕麻烦。在师大那边住,他还不忘打电话提醒我关闭煤气阀门或上门的保险锁。这种模式真不错,背着“马虎大意”妈妈的罪名,培养出一个细心、担负责任的男人。早知道如此奥妙,十三年前就不该大包大揽家里的大事小事,应该让丈夫多操心,他今天也许就是个模范丈夫了。正是由于我看到婆婆对她儿子包办的恶果,所以才不断地提醒自己,一定不能宠爱孩子,要让他从小学着操心,学着动手做事。

 

【1996年5月19日(日记)】

昨晚鸣在厨房里忙乎,用一个托盘端来他发明的鸡蛋羹布丁,洒上姜汁,配上新鲜的草莓,让我在床上享用。每次看到他这么勤快我就担心,真怕他将来成为别人的奴隶。他让我不必担心,说他厨房的手艺是为了自己将来独身时准备的,叫我不要想当奶奶的事了。这么小就知道将我的“车”。

 

【1996年5月26日(日记)】

下午我送儿子到西关什字,请他品尝泰国风味的烤肉,一起转亚欧商城,还去了儿童游乐城。在15路车站,我上车抢了个位子给他。他跟他爸爸一样都是不好意思抢占座位的人,他们自己坐着,看见别人站在旁边,就如坐针毡。然后我下车买了雪糕从窗子递进去,说我走了。其实我并没走,躲在车站附近看着,一直等到那辆公共汽车开走。出国前我还能送他几次呢?我的眼前晃动起他小时候胖乎乎的样子,耳边响起他那甜甜的“妈妈”的叫声。

 

【1996年6月23日(日记)】

我在电话里告诉鸣,出国后就同他爸爸办理离婚,他问我为什么,我也没说清。庸俗地讲,我觉得自己和他在一起太亏。我一点也不恨他,而且还明明知道他身上有某些好品格,离开他,在别人那儿是找不到的。人捡起“精华”的同时,也捡起了你不想要的糟粕;丢掉不想要的东西时,也丢掉了你并不想丢的东西。但二者必须选一。

鸣说他不能丢下他爸爸不管,说要陪爸爸度过晚年。我说手牵手要饭式的陪伴不能算孝敬。爸爸自己是个成年人,应该能够安排自己的未来。我相信有一天儿子会明白的。


进入中学的孩子们,开始用理性思考了,所以大多不会因为鸣老实而欺负他。相反,有的同学发现他严守秘密,不会泄露他人隐私,便愿意把自己的秘密讲给他听。鸣听了会仔细替人家分析,有时还能帮他们解围。渐渐地,鸣也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语言交流让别人了解自己了。


他和我谈起班上有一个同学,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之后就借助双拐走路。同学们上体育课的时候,那位同学只能趴在教室的窗台往外看。鸣放学后时常帮那个同学背书包,陪他走到家门口,然后再回家。我流泪了,为那孩子更为鸣。不是所有的同学都会注意到趴在窗台上那位同学无奈的双眼,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想到去分担那位同学沉重的书包。


鸣午饭后更愿意在校园里推着轮椅上的爷爷晒太阳,直至下午上学。他给患老年痴呆的爷爷喂饭时,不停地对爷爷说话,只有他一个人认为爷爷还听得懂,相信爷爷有一天会再开口讲话。

 

1996年8月1日,我由中国教育部资助离开中国,赴荷兰Utrecht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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