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留下来 几个月过去了，我发现当我递给鸣玩具时，他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伸手去抓，到了一岁时也不会翻身。医生说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智力发育迟缓的定义，还为时过早。那是唯一一次我为孩子的智力问题去咨询医生。我决定今后不再去寻求权威人士的结论，不想听到可能会打击我们的任何宣判。没有“宣判”带来的恐惧和绝望，我们便不会拿医生的白纸黑字当铁的事实，省得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里花费人力财力和时间、跑遍我们能够跑到的所有城市为他求医寻诊、时时为他流泪、为自己懊悔。那样我们都会活得生不如死，而且无济于事。
当家长不再望子成龙时，妈妈和孩子双方都解放了。我不教他认字和数数一类的事，我只想让他简简单单快快乐乐地活着。我教给他的，不过是让他知道正常人怎样用语言或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要求。我时常跟儿子在地上摸爬滚打，他要是不小心用硬脑壳碰了我的鼻子，我备不住真在他面前大哭一场，让他用那只小手过来摸摸我，哄我高兴。那时候巧克力很金贵，我便想出和儿子谁抢到就归谁的游戏，结果十有八九都是我占上风，当仁不让地把巧克力吃了，让儿子一旁看着。我预见他长大以后会常常被人抢走“巧克力”，让他越早适应那种局面越好。与其说人是由于失去而伤感难过，不如说伤心是由于不适应失去而造成的。儿子既然将来很可能身处弱势群体，我倒不必担心他会“与狼共舞”了，让他待在羊群里就好。如果不能在羊群里称霸，就得学会在羊群里受气。我开始注意到，鸣总是发自内心地关爱和谦让别人。别人高兴了，他就高兴。抢到巧克力的人吃上巧克力，在他看来很公平，而我觉得他吃不上巧克力也算不上吃大亏，吃了也不见得就是占便宜，至少不是什么大便宜。
我天生很粗心，也许是姥姥妈妈看我小时候懦弱无能，家里什么事都不让我做，什么心也不让我操吧。八十年代那会儿我很少听到小孩子被拐卖的事，没有防范意识。鸣几个月的时候我去大医院体检，把儿子放在医院大门外的小推车里，进去两个多小时后出来看见一个老太太推着他打转，说看到这个孩子哭得厉害，她只好陪伴孩子等到家长的出现。
儿子最后一次被我装扮成女孩带进澡堂，是他六岁时候的事儿。看门人看出破绽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女澡堂，我只好让他等在外边。哪知一个小时后我出来，他早已无影无踪。在外边玩着玩着大概忘了我在里边洗澡的事，便去别处找我。街上的人问他妈妈在哪儿，他说妈妈在学校（教书），可是我从没教他记住学校的名称，也没教他记住我们家的门牌号。那天他被不同的人带着走访了几所学校。晚上十一点多钟，一个女人领着他上楼来，说她敲遍了附近的家家户户，希望有人认识这个孩子。
他七岁时的一天，我让他乘公共汽车去为我送个口信，可是我说错了地址，导致他上错了公共汽车。他在冬季夜幕降临后的兰州城里完全迷失，也没有继续买车票的钱，只好摸着黑行走在陌生的街道里。那天我患椎间盘突出躺在床上，几个同事急着出去帮我找。他们出去了，然后空手而归。这么大的兰州城，黑灯瞎火到哪儿找去呀！我说再等等，先不急着报警。一个七岁的孩子，如果不能用语言描述自己的困境以寻求别人的帮助，今后会面临千难万险，他存活的难度可想而知。
儿子推门进来了，我是多么的欣喜和内疚！儿子看到我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当着我同事们的面，跪下来跟我道歉。他说迷路后一路问街上的行人“宁卧庄”在哪儿，他知道我们家离宁卧庄不远，而一般人都知道那个标志性的地方。他说问路时不找叔叔，只找阿姨、奶奶和姐姐。
我一次次侥幸地躲过风险，他一次次向我证明自己并没有妈妈想象的那么差。 所有的孩子终有一天都会离开母亲的保护。我有了这样的孩子，就得时时准备自己某天离去，他得学会生存。今天让他承受委屈，明天他才会把委屈踩到脚下。
儿子穿的衣服基本上都不是我从市场上新买的。他穿着别人家大孩子穿过的衣服，常常不很合适。去奶奶家时，姑姑们七嘴八舌对他说：“你妈怎么搞的，让你穿这么不贴身的棉袄？”鸣从三岁起，就知道替妈妈辩解：“你们不许说我妈妈。她每天早上到晚上都在做活儿！”后来家里人把这些话转给我：“你儿子不让我们说你任何不好的话，真让我们妒忌。”后来我自己设计编织他穿的毛衣，跳过市场上风行的式样，有从颜色到式样都像“袋鼠”的，有衣裤连体的。我一个晚上不睡觉，就能完成一件，几块钱就够了。人群中常常有人夸他的衣服别致，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去攀比班里同学们清一色的流行服呢。只有我知道自己的针线活儿有多么粗糙。他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回到嘉峪关去看望家人，大姨给他买了一套近五十元的牛仔服，算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穿上了新装，在我看来太过奢侈。给他吃的饭我更注重营养而忽略色香味。他常常吃剩饭剩菜，而且从不挑食。同事们说我的儿子生在八十年代，受到五十年代孩子的待遇。在我看来，剩饭没有变质是可以吃的，高质量的剩饭比低质量的新饭更好吃；脱俗的旧衣裳比昂贵俗气的新衣裳更好看。
我几乎没有给儿子买过玩具。两三岁时，家里的瓶瓶罐罐、电视机录音机和电子琴他同时打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那些东西发出的噪音足够让他不寂寞的。那些东西不是摆设，让孩子玩儿这些东西，不比特意给他买来的电动车和木偶娃娃更单调。有时我们大人回到家天已黑了，他一个人躲在桌子下或床底下，居然不对我哭诉委屈。我想他大概已经哭了很久，哭累了，然后觉得哭没什么意思就不再哭了。当时我不知道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竟然不容许十二岁以下的孩子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家长玩忽职守有可能被举报，被警察带走，还可能丧失对孩子的监护权。
每一个早上我看到他，都感到这个未来没有竞争力的生命，必定要走一条自己的 “窄路”而不是“康庄大道”。我不该逼他去背古诗、做算术、学英文和弹钢琴，我要让他轻轻松松地活着，将来只做跟吃饭玩游戏那般简单的事。我知道他的智商低于正常孩子，也从不去做智商测试，不给自己添心病。别的家长在孩子进入学前班之前就教会他们简单的算术，认识一些字，而我从不教他认字和算术，他会说的两句套话，还是为了给客人逗乐用的，比如我问他：“杨贵妃有多漂亮呀？”他背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我说“I love you.”他说“ I love you too.”足矣。“我爱你”这句话，我们至今已经说了三十七年。我自己就是个半文盲，从未背过古诗，数学也就是小学四则混合运算的水平，还不是一样生存？况且可能他长大以后一切都正常了呢，何必这么早预支烦恼。
我们居住的科学院大院外的自由市场上，谁都认识这个永远给妈妈提菜篮的小男孩儿。我在前边挑菜付钱，儿子跟在后面提菜，不一会儿十个小手指上都挂满了沉甸甸的塑料袋。“有儿子在，不让妈妈提重东西”是他的口号，我教给他的。
我教儿子把买回来的草莓做成草莓酱，拿它当甜点。有时我把切好的胡萝卜丝和烫好的粉丝交给他，让他完成最后的工序，把功劳也放在他的名下，让他得意去。人受到鼓励，还会再接再励。日后我每每生病时，总有儿子为我端来他精心制作的美食，总有他在床前温馨的陪伴。不会读书，他可以学着干家务活儿。会干简单的活儿，人就能生存。简单的工作，“狼”们往往都不会去抢。不跟狼们在一块儿抢食吃，他活得相对安全。
上学 鸣没上学前班，七岁的时候报名上学。记得那天他穿着整齐，背起书包，随着人流走入学校大门。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心里想：这孩子童年的欢笑从此结束了，他真正的苦难和我的煎熬即将开始。 不出所料开学第二周我就被教务长兼算术课的X老师召见。她没见过不会数数到一百、不会算十以内加法的新生。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前班学过，而鸣没去过学前班，我也没在家里教他。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一定跟不上未来正常的教学进度，建议我把他转到弱智学校去。老师把儿子做的打了通篇红叉子的数学作业放到我面前。我用眼睛扫了一道题、两道题、三道题，喜出望外地大笑起来，心想：好样儿的儿子，你终于会算十以内的加法了！11+3=41，14+4=54，他把个位数对到十位数下边，等号后面的结果固然不对，但是十以内的计算并没有错呀，这在我看来是大好消息呢。我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学前补课，没教他从一数到一百，他居然还能跟那些提前学会100以内加法的孩子一起听课，说明他的弱智程度有限。我当场告诉那位教务长，不必担心鸣在课堂上的成绩，我会在家里教会他二十以内的加法，而二十以内的加法会做了，基本等于一百以内的加法也会做了。我当场表示决不考虑转学去弱智学校。我不指望孩子能在学业上当优等生，学校能提供与正常孩子玩耍的环境，这比学点书本知识重要得多。课本上的东西能学多少算多少。而把他转到弱智学校，让他同智力不正常的孩子在一起，他的智力肯定越发向弱智发展。我确信一鸣上课不会捣乱，不会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不出一个学期，班主任和带课的老师都成为我的铁杆朋友，没有人再提起让他转到特殊教育的事了。 我知道老师是怎么教算数加法定义的：十位对十位，个位对个位，然后分别相加。而像一鸣这样的孩子根本没有建立起“十位”、“个位”和“分别”那样的语言概念。回到家中，我把着他的手去做11+3=14，14+4=18，把抽象的概念换成“最后一位对最后一位，倒数第二位对倒数第二位”这样的语言，不费吹灰之力他就会了，而且不会再错。我想起来自己在学习织毛衣时懒得看图案，让别人现场演示，不出半分钟就学会了。这说明我的形象思维能力很差。我不认为学习者最初一定要知其所以然，先会做后知所以然也不迟。鸣的作业被打上红叉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教员们不能像我一样，随时看出一鸣为什么犯那样的错，继而不能有效地帮助他。得出“算术不好就得去弱智学校”结论的老师，很可能更关心全班级的平均成绩和升级成绩。她们/他们是孩子心中的“巨人”，而我得时时提防他们的短视，不能对他们俯首听命，伤及孩子。 鸣刚上学那几天，下课后跟着别的孩子跑出去玩儿。上课的铃声响了他一个人还在操场上站着，老师只好派同学出去把他拉回课堂。就算他下课前听见老师说课间休息十分钟，也不会对“十分钟”、“课间”那样的词有什么概念。他还奇怪怎么操场上一会儿就没别的孩子玩儿了呢。 由于我们家住在中科院兰州分院的大院里，学校是分院的学校，同学也都是邻居。学校和班里的活动儿子对我“守口如瓶”，怕我去学校找老师和同学的麻烦。可班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我没有几件不知道的。他的同学都是我的义务“传声筒”。今天老师表扬批评了谁、语文算术作业是哪页到哪页、明天有什么考试测验等等，都由不同的孩子报来给我听。我们家住在一楼，还有一些事我是从路过我家窗前孩子们的议论中听到的。 第一次家长会，家长们被要求分别坐在自己孩子的位子上。班主任根据考试成绩对全班五十七名学生排了名次，鸣倒数第二。我人坐在那里，思绪飞回到我的童年，在北京市西城区羊肉胡同小学的日子。那时就盼着期末老师念成绩，让平时总是低头不语的我享受短暂的得意。“姥姥，我得了双百”，放学回家后我腼腆地对姥姥说，可她听了却不说一句赞美的话。我在北京上了四年小学，每每考双百，没有得到大人的什么奖励。后来才知道，得双百就是对我有学可上的再好不过的奖励了。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我随妈妈的北医附属平安医院迁到甘肃戈壁滩嘉峪关市。之后文革全面爆发，再也没有真正的课堂了。有人说学习永不嫌晚（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可是我一生都觉得那逝去的十年永远地失去了。 而今我的孩子有学可上，偏偏又不善于读书和考试。命运之神怎么没把我们两人的时间对调一下呢。 儿子班级第一次元旦联欢会那天，我走进教室，看见许多家长早早到场，帮着老师扫地擦桌子，往天花板上挂彩带。不论家长们在孩子面前的权威有多大，不论他们是工程师还是街道清扫员，到了小学老师面前个个都得装出一副受气、听话的模样。为了孩子少受罚，他们自己情愿让老师骂个痛快。看到班主任老师在黑板上费劲地打着格子，我便走过去问她想干什么。她说想写“欢庆元旦”几个字，我让她把这事儿交给我。我把一根粉笔在三分之一处折断，用它的侧面三下五除二就勾出了几个醒目的大字，配上旁边点缀的花朵，让家长和老师发出嘘嘘声。那天之后，班主任成为我的朋友。她常常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那些故事平淡与否，我都会认真地听，希望她也能像我倾听她那样，认真地倾听我的孩子。 老师们从来没有收到我分文的礼物，他们也从来没有像对其他孩子那样厉声厉色地对待鸣。儿子非常遵守课堂纪律，更不会打架骂人，对老师尊敬有加；他试图去听讲，只是反应较其他同学慢，常常跟不上。而跟不上的结果就是他不再听了，其余的时间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玩儿手里的东西。每天他放学回到家，我会把老师讲的新课都梳理一遍，一会儿功夫就能把老师一天教的内容捋清楚，顺便把我自己小时候没念的书补一补，老师要求背诵的课文我篇篇都会背。遗憾的是，有些概念老师讲过之后，会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反复练习。如果一鸣的方法错了而老师不能及时发现，错误的方法就可能被重复多遍。到了我这儿，就得花更多的时间去纠正，“先入为主”嘛。类似11+3=41，14+4=54，12+5=62，16+2=36……他在学校重复做了几十遍，没有得到纠正。回到家来我就得着力抹去被重复了多次而形成的“记忆痕”。这点我不能抱怨学校。既然一鸣去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找玩伴儿而不是学文化知识，我就不能在老师的教学方法上纠结了。我能体谅中国老师们面对六十个学生大班级的处境。清理错误的记忆痕就算是我们到学校找玩伴儿必须付出的代价和交换条件吧，况且老师们的教法并非对儿子都无效，孩子也不可能全部误解老师教的东西。 每到期末停课复习的时候，我都得到班主任的特批，即儿子可以提前“放假”，二十多天不必去学校，跟我在家“复习”直到期末考试。一些孩子很羡慕他这段时间不用上学的运气，要是他们知道鸣每天跟我在家最多学习一两个小时，其它时间都在玩儿，说不定得让他们的爸爸妈妈去学校抗议呢。 鸣在一边玩儿，我便可以拿着他的书，把他一个学期的“糊涂账”梳理分类，然后我们用一两个小时“过”一遍，他就可以进考场了。他对那些书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完全不能从考试成绩上反映出来，这是我没办法的事。我觉得他完全能得八九十分的题，因为他反应慢，无法在为正常孩子规定的两个小时考试时间里全部答完。平时我对他的辅导重点是理解问题，而不是教他答题的技巧，因为考试技巧只对优等生有意义，对成绩滞后的学生没什么帮助。他进了考场，在交卷前的几分钟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没顾上读的问题任意圈上答案，比如干脆全选A），跟大学生英语四级和托福考试时被告知的答题技巧差不多，还真不是我发明的呢。 过关最难的是作文。我能让他把所有的新词都准备好造句，但如何能猜准作文的题目呢？我仔细分析该学期平时老师要求的十几篇作文，从中找到一条“链接”，由我替他写出三篇，然后要求他背下来。我告诉他，如果题目是“记xxxx一件小事”，可以用哪一篇；如果是描述自然风景的，可以换哪一篇。三篇作文总能覆盖孩子们天地里那点事。况且写点什么上去就算是文不对题，这么一篇文字通顺的作文，老师也总得给点分儿吧。 【1995年4月25日（日记）】 鸣中午放学后告诉我，由于传抄数学作业，今天全班都挨了老师的骂。说话的那副神情，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口气中还夹杂着幸灾乐祸呢。我试探地问：“你也被骂了？”他迫不及待地说“只有我一个人没抄，所以老师就放我一个人回家了。再说也没人借我本子抄呀。”我相信他不作弊，因为没人愿意跟他在这上面作交易。 【1995年5月19日（日记）】 这两天我把儿子的历史书好好读了一遍，整理出一套复习提纲，保证百分之九十的考分都在其中。省去儿子不少时间，也让我这个没上过历史课的人趁机补补课，可谓一举两得。后半夜了，看着儿子在一旁睡得那么香，我觉得很值。 这些天我跟老师打了招呼，让一鸣留在家里由我带他复习。在家里玩的时间多，效率却比课堂上高。对于这个特殊的孩子，我送他去学校，本来就是为了他有一个与同龄正常孩子玩耍的天地。如果仅仅是为了接受知识，他大可不必上学，跟我在家里玩儿着就学了，我还能顺便扫扫盲。 应付考试是可以临时突击的事。一次午休，已经一点半了，我忽然听门口的孩子说下午考历史。天哪，鸣压根儿就没跟我提这事，我们根本没复习！我赶紧打开他的书，用十五分钟将考试内容作了归纳，再用十分多钟让鸣背下该背的条文，结果他得了八十分。而我要是不忙乎这二十多分钟，他肯定不及格。 60分和100分在我眼里没区别，但是60分和60分以下对我们就大不一样了。留级对这个孩子百害无一利，不仅不能提高他的学习能力，还会极大伤害他的自尊心。我无力左右教育制度的设计者去制定更加人性化个体化的规则，无法控制教员们的认知水平和课堂教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儿子避免留级的灾难临头。明确了如此“大政方针"——及格万岁，我们便彻底地摆脱了其他家长和孩子们都不能摆脱的竞技场上的永无休止的搏斗，把高分的殊荣永远地留给了那些善于考高分，又情愿为了考高分而废寝忘食的学生和家长。 伴随着数不清的误会、笑话和眼泪，儿子走出小学——家庭之外的第一个大站，把孩提岁月里没有建立的语言概念和逻辑关系，一点点充实起来。与智力正常的同龄孩子玩耍嬉戏，是他在学校里获取的千金难买的无形资产，是我这个妈妈心目中学校的全部意义所在。 【1995年5月31日（日记）】 打算陪儿子好好过个即将告别儿童时期的最后一个“六一”，这可比准备考中学的事有意义多了。真不明白中小学教育的设计人是怎么想的，永远不让孩子们有轻松的时候。智力正常的孩子都得早上六点起床背解句，笨点的就轮不上睡觉了吧。在我看来，这纯粹是弱智人对正常人进行弱智教育，而且所有的家长不仅毕恭毕敬地接受着，还帮着老师们变本加厉地逼迫孩子。幸亏鸣碰上我这个妈，少受了多少罪呀，真是傻人有傻福。 【1995年6月21日（日记）】 这会儿孩子正坐在考场里受煎熬呢（我觉得他受煎熬而已，他自己可不会这么难过）。升初中的考试，跟考状元似的。一鸣自己倒不紧张，考试对他来说向来就是撞大运，即使哪次考得好，他也不知为什么。每次他从考场出来我若是问起，他都说感觉不错，直到卷子发下来让家长签字，我才知道不怎么好。他对自己的估计压根儿就没准过。他不为成绩烦恼，倒是跟我让他轻轻松松过日子的期望接轨了。我当学生时，每次出考场都跟同学们说自己没考好，直到卷子发下来分数总是不低，纠其根源就是太在乎成绩。 中学校长给了我莫大的面子和宽慰。他说不管鸣考多少分他都录取。我从心里感激他。这不是考大学，一个孩子总不能连初中都上不了吧？ 【1995年6月23日（日记）】 今天我迫不及待地收拾了儿子小学毕业前用过的所有课本。把音乐、美术、地理、历史书暂时留下来，那里面可能还有我本人需要扫盲的东西。其余的准备让收废纸的人统统拉走。 我向儿子祝贺：你终于走出小学了，而且没留过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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