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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情归来处 (5) 2019-07-04 18:36:01

荷兰来信

在荷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给儿子写了太多的信,跟他讲我在荷兰的所见所闻,有时还抄写我的日记片段寄给他。一年后我与他在美国团聚后才知道,寄往奶奶家的信他是最后一个读者,寄往他所在班级的信件成了同学们尤其是女生们的“号外”。她们读了不算,有时传到鸣手中时信纸已破烂不堪,我的相片也不翼而飞。从前不搭理他的女生,竟让鸣详细地介绍他妈妈是怎样的一个人,不愿落下鸣和我的每一个故事。从此儿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孤立了,下课后有女生围坐他的周围。我听完笑了,说如果我在那个年龄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也会抓着信读的。那个年龄的女孩儿对人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的故事如若对她们的成长有所帮助,妈妈不介意多几个读者。


【1996年8月1日(日记)】

我坐在首都机场CA959航班3号登机口的大厅里,一小时以后起飞,心情平静如水。看着过往的老外,我想再过几个小时,自己也将成为“老外”,但愿到了那边我也能有老外们在中国这个异国他乡的从容。


我的机票上写着“经济舱”的字样。最便宜的机票也花了国家7760元人民币呢,算我十五年如一日拿着低工资辛勤耕耘的报酬吧。


不到六个小时手表指向19:07,飞机降落在苏黎世机场,我把手表调至当地时间13:07,把我在飞机上邻座的朋友宁宁送到了出口。飞机上她同我聊了一路,向我介绍了几乎我想知道的一切。宁宁爷爷的家离我工作的商学院很近,自然拉近了我们的谈话距离。告别她之后我开始近五个小时的转机等待。吃惊的是,头一次来到异国他乡,我竟然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好像这里是我常来走访的地方。我知道自己是个新鲜感消失特别快的人,想不到快得不等自己察觉就过去的地步。


整个大厅里就剩我一个中国人了,这才明白真的到了异国他乡。


飞机颠簸得很厉害。阿姆斯特丹的上空一片乌云。然后下降、再下降,好一个美丽的地方!


我这个来自东方的小个子女人,比起长腿的欧洲人走得还快。我把大件行李搬上行李车,一口气推出了大厅,不想让前来接应的人久等。出了大门居然没见到接机的人,我只好推车往回走。后来使馆教育处的林处长和戴老师说,他们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从面前走过,无论如何想不到她就是写在接机单上42岁的副教授,所以甚至懒得上前搭问,就这么错过了我。


我们上了高速公路,很快来到了国家教委设在海牙的办公处。教育处的人说我很幸运。从下一批公派留学人员开始,国家要严格管理了。每人出国前必须预交国家五万元担保费,并且不可以在第一年转入第三国等等。我是最后一批不受这些限制的人。

 

【1996年8月2日(日记)】

教育处的人说需要几天倒时差,哪儿有的事儿?我跟着当地时间入睡,第二天早上跟着当地时间起床,我对时差完全没反应。一大早我梳洗完毕,拿着朋友送的简易傻瓜机,想去看看海牙的早晨,可惜教育处一楼的大门还锁着。门外鸟语花香,我只能耐心等待开门的人来。教育处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外加陪同的太太们。“驻外使节”这个在国内多少人垂涎的职位,只有他们自个儿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7:40还没动静,我只好把下午的事提前做,列出一个单子:给国内写信答谢和报平安、去Utrecht警察局登记、银行开户、联系当地中国学者联谊会、写出与Wim教授交流的具体合作计划等等。


下午我在公寓门口见到了系里的秘书Annette。去办公室的途中,我告诉她,我填写的每月资助金的数额不是真的,并非2500荷兰顿,还不到它的一半。她说那可不够,我没回应。我知道中国学者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填表时如不隐瞒真相,就得不到对方的邀请信;“不够”的信息除了提醒我要节省再节省,并没有其它意义。我告诉她,出国前已对儿子说,要准备至少一年听不到妈妈在电话上的声音。


去银行开账户的时候被告知先要去一个地方拿我居住地址和身份的证明。荷兰的地名尽是Gemeentehuis,Uittreksel,Catharrinrgirgth那么长,我无法用荷兰文读出来,只好写张纸条握在手里,问路的时候拿给人家看,还是语言学的教授呢,跟文盲没什么两样。我在这个城里按着指路人说的,步行几个小时也没找到,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回到住所。


隔壁跟我公用一个厨房的,是来自匈牙利读医学博士的学生。他在地图上指给我哪里是超市,哪儿是自由市场,怎么分类垃圾,如何使用电炊具等等。

打开百叶窗帘,看到孩子们在花园边的足球场上嬉戏。荷兰人连吃饭桌上也放着鲜花,真想进去看看。我又想起了儿子。

 

【1996年8月5日(日记)】

系办公室的Margaret听说我书包里有二十多封信要寄往中国,神秘地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些信封和特制的标签,让我把信放进这些袋子再寄,说否则这个月交了邮费就别吃饭了。然后又给了我三十多个这样的信封和标签,我红着脸收下了,心想这些信封今后只能用来给一鸣写信,其他的信件要减少才对。

 

【1996年8月10日(日记)】

今天无论如何得去采购食品,不能再混了。我走进了荷兰的小超市,跟在一个大个子荷兰男人的后边,看他怎么买我就怎么买吧。他在门口拿了一只塑料筐,我也拿了一个;他从菜摊里拿了一个青椒,从标签盒里滚出一个相应的青椒胶贴粘在青椒上,然后放称上扫描称重,之后把青椒放在手提筐里,我学着做了。正当我奇怪为什么他只买一个青椒时,见他从货架上拿起第二个青椒用同样的办法称重,然后拿第三个,每个都用同样的办法,我明白了:荷兰人真有闲情逸致,东西按斤卖却按个称。后来我才知道,也不是每个荷兰人都这么买东西,本可以一起称的,只是我跟错了人。


去语言研究所的那天,我的邀请人,乌特勒支大学语言所教授Wim Zonneld度假还没回来。系里大个子女秘书把我带到楼上一间办公室,指着一台电脑说,那是特地为我准备的。房间里还有电话、传真机等设备可用,印刷机跟几个办公室分享,印件要去楼上取。在短短几秒钟里我必须决定,要不要告诉她我至今没摸过电脑?一个中国的副教授居然没摸过电脑?太丢中国大学的面子了吧?可我不说实话,又怎么能得到人家的帮助?我让她打开机子(记住开关在哪儿),然后看到DS系统的黑色背景,全是我不认识的荷兰文。我请她为我更换到英文,然后把她操作的每一步用心记住,连问题都尽量不重复第二遍,总不能让人家的秘书为一个中国学者当电脑扫盲人吧。当即请她教我一件事就是:发电子邮件。一旦会发电子邮件,我就知道能在谁那儿找到帮助了。不出一分钟,我发出了有生以来第一个电子邮件“Hello”。果然那边接到邮件的人很快教会了我如何打印文件,如何使用传真机和拨打国际电话。

 

【1996年8月14日(日记)】

鸣:今后我得在日记和信中跟你谈话了,而且日记要等将来我们重逢时你才能读到。我每天都想你。

……

沿着由南向北的河流散步,看着悠闲漂游的野鸭和水边垂钓的孩子、坐在河边长椅上的老人,脚下踩着白沙和落叶,我情不自禁被这里大自然的温厚所震撼。虽然我的前面还有很多的困难,但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伸出手来安抚我,使我不感到疲惫和孤单。我能在这里享受365个日日夜夜的阳光雨露,也知足了。

你知道我并非那么勤俭,但到了这里就得精打细算。牛奶面包奶油一类的食品,我都喜欢。妈妈在这儿是作为客座研究员,接替刚刚离开的一个美国教授。而我在国内居然没有用过电脑,一切要从头学起。你不用担心,我学就是了。几天里我已经学会了许多。说到这儿,我为至今没有给你提供电脑那样的学习工具而感到惭愧。等将来回到兰州我一定弥补。

我每天要看你的照片很多遍。兰州的朋友家人答应关照你,可是他们怎么能替代我呢。

 

【1996年8月20日(日记)】

鸣:我睡觉前又一遍遍看了你的照片。你原来没上学时整天跟妈妈在一起,多快活呀。你上学后,我们俩都没那么轻松了。那个环境改变了你的天真,而我也不得不让你走出家门,面对外边冷酷的世界,让你常常在外边受欺负。

我离开兰州那天你在火车快开的时候哭了。这个世界上在你姥姥去世之后,我最牵挂的只有你。有了你,我就必须好好做人,好好做事。这些年我一直觉着你就是上帝专门派来看护我活下去的人。上帝首先让我好好地活下来,然后再让我反过来帮助你。


【1996年8月22日(日记)】

鸣:10月19号正好是星期六,我提前一天给你打电话吧。我还会写信给你,寄到你的班里。省得我给你的信全家读,而且很可能你是最后一个读到我信的人。我也会给你的班主任莫老师写一封。


今天身上装了120荷兰盾和一个采购单出门了,要去买中国醋、笔墨、电池、拖鞋、肉馅、鱼、花生酱、被子和枕头。这儿的中国学者不敢相信,我从中国来居然鞋一类的东西都不带。


花园里好安静。我在地上摘了几颗草莓。那里有一位亚洲模样的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一位女士在一旁读书给他听。在这儿我总感到自己离上帝近了。

 

【1996年8月24日(日记)】

儿子的信字字流露真情,说自己常在寂寞时回忆我们两人在一起的甜美时光。他答应我好好学习,但让我向他保证“不要得上艾滋病”什么的,准是他爸爸教的。

一鸣说:“我时常想起妈妈矮小的身躯,但总觉得妈妈又是高大的”。他说会永远记着我的那句话:“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背你而去,妈妈的爱永远在那儿”。最后他把“昨日重现”的歌词抄给我,让我在寂寞的时候想着我们过去的快乐时光。

这一年我们虽说只能靠一张信纸传递感情,但如果儿子比我在他身边时更懂事,更坚强,这场离别就太值得了。

 

【1996年8月29日(日记)】

一位访问学者把我带到这里的“华人中心”。门口坐着一个收账的老头,另一头是个看上去潦倒无处可去的老人,面前摆放着一个堆满烟头的灰缸,据说在等候晚上11:00打餐馆的人下工同他来打麻将。我看荷兰当地的闲人白日里坐在露天咖啡厅,夜晚去酒吧,与华人中心的凄惨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位访问学者本人在一家中餐馆骑车送外卖,老板欠他500荷兰顿就是不还,他带着我来要工钱。跟他一块儿打工的女士,是国内一所大学法律系副系主任和副教授。这位精明能干的女人,无奈也得为了挣点钱在浙江老板开的餐馆打工。我看着她一再对老板陪着笑脸,而老板一副伪善的样子,故意当着我的面给那位女士发了工资,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考虑来这里做工。我摇摇头,心里说:“青春”在这个伙房里燃烧,冤!

我又被带去看了学者们的住房。那里住着二十多个偷渡来的孩子,几年过去也没得到居留身份。他们成天东躲西藏打工挣钱,苦闷之极,业余时间把挣来的钱又输在赌场里。


大陆的亲朋好友毫不怀疑荷兰的日子比中国大陆好,毕竟这里每月不难挣到一万人民币。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孩子的空虚和无聊,不知道他们打工的辛苦,吃住并不如在中国大陆的家里。到了结婚年龄无婚可结。大陆来的女孩多数眼睛盯着居留权,盯着当地黄头发的荷兰公民。


所谓的“访问学者”不少就夹杂在流浪的人群中尽可能少地交房租,争取把一年打工挣的钱,带回国内在出国人员免税商店买“大件”,算下来这要比一年在大学图书馆多读两本书或多听两门科的“实惠”更看得见摸得着。


本来我还想换个月租金便宜的住房呢,看了这个景象我不那么想了。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心情搞坏,心情坏了就会对人生绝望,绝望了就真的没希望了。

 

【1996年9月5日(日记)】

简直不敢相信轿车在边境站没有受到盘查一跃而过,进入了法兰西的界地。我和朋友在Holiday Inn放下行李,买了巴黎的地铁票,来到原来在电视画面里见过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香榭丽舍大街(Avenue des Champs Elysees)、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卢浮宫(The Louvre)和艾菲尔铁塔(Tour Eiffel)。登上铁塔的最高处俯瞰这个城市,塞纳河尽收眼底。巴黎真是艺术家的殿堂,博物馆的经典之外还有很多街头地摊艺术品。天堂和地狱仅一步之隔。


一路开过卢森堡这个小巧精致的国家,我们来到法兰克福。由于服务员推错了房门,作为赔偿,酒店房价减半。轿车在狭窄的街道上擦了漆,修理费近千美元,全部由Diners Club信用卡公司支付。


从法兰克福、波恩、科隆又回到了我的住地Utrecht,一路上学会了看地图和路标,往返途中并没碰到边境检查的事儿,看来出发前所有的担忧都是多余的。

 

【1996年10月13日(日记)】

鸣:妈妈很想你,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咱们要是在中国大陆继续生活的话,不需要每月交房租,还有足够的娱乐时间和空间,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那么多亲朋好友可以往来,那么多方便的人际关系,办起事情来很顺利。讲自己的语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氛围里,不需要从零开始。虽说我是个想尝试新鲜事物的人,但在外边转够了,最终还是想回去。


我和你一样留恋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潇洒浪漫。我最喜欢自由,喜欢按人的本来面目活着。而咱们的那个小家,就是我们最能表现自我的地方。


然而那里的环境让我恐惧。学校给你的只有负担和自卑。我总在想什么时候把你带到一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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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归来处 (4) 2019-07-04 18:27:03

受欺负的孩子

上小学第一天,一鸣就被一个孩子打了。我不得不佩服那孩子在人群中寻找机会的洞察力,这么快就找到了“软柿子”。我去学校见那个孩子,告诉他:如果你认为自己比鸣强就可以欺负他,那么下一个被欺负的就是你自己,估计他听不懂。我从小就憎恶欺软怕硬的人,最恨别人欺负弱小。那孩子不过六、七岁,受到我的“威胁”,从此没有再打鸣。我要鸣去学校找玩伴儿,受到欺负和打骂,自然是他必须交换和承受的条件之一。而为了让他内心不至于受到严重伤害,还得让他要么把受气当作习以为常,要么拼力捍卫自己。


鸣的“弱势”,部分还源于他的善良。我注意到他在比自己矮小的孩子面前从来是体贴关照,以“长者”自居,尽力保护他们。他不会为自己受到欺负大打出手,但是看到别人受欺负的时候,就不知哪儿来的勇气,站在弱小的一方,怒对“强势”。我这个当妈妈的很为他担心。在他很小的时候,我教给他:如果有人打你第三下,你一定用全身的力量重拳回击,最好是一拳打得他鼻孔流血,让他下次再打你之前有所顾忌;如果有人骂你,先想想人家骂得对不对,对了你谢谢他;不对,你假装没听见,扬长而去,根本不必在乎。世上最动听的话是人口说出的,最难听的话也是人口说出的,不必太在意。有些人欺负弱小,以别人的痛苦为乐。你不搭理他,就是对他的最大蔑视。转身而去,本身就胜他一筹。


我对他一再“面授机宜”,但是真能让他在实践中用上的“招数”,还是极其有限。鸣常常会遇到一些无法澄清自己的事。当有的孩子无师自通地把自己的过错推到他身上时,他常常一筹莫展。明明是儿子站在一旁看热闹,某个同学把手里的书塞到鸣手上让他拿着,玩儿完人家把书拿走了。那个同学两天之后丢了书,还会说是鸣那天摸过他的书。鸣承认自己摸过那本书,可是不知道怎么用语言争辩,用证据加以澄清。邻居的孩子们如果把哪家树上未成熟的果实摘了下来,大人发现了,只要有鸣在场,别人就会指着鸣说是他干的,因为他们知道他是最不会反抗的“傻子”。我这个当妈妈的明知儿子绝对不会去摘人家树上的果子,可又能怎么办呢。我不在“犯罪”现场,不能替他申辩,只好赔钱吧。一个葫芦瓜,人家要我一个月的工资,认倒霉吧。


儿子听我说的最多的戒训是:不要跟说谎的人在一起,他们会陷害你;不要跟惹事生非的人在一起,他们会给你带来危险和麻烦。可我怎能指望这样一个孩子会分辨真实和谎言,让他辨认谁不是喜欢惹事的人(trouble maker)呢?况且他需要玩伴。聪明的孩子和成人,不也都得用一次次的失败甚至用一生的教训去学习和分辨吗?


【1995年5月7日(日记)】

中午回到家,我看到那个“假小子”和鸣坐在房子里。她告诉我鸣在学校里又受了欺负,说他不想上学了。看着儿子落泪,我心里很难过,问他怎么回事,他又不肯说。我只好设计了一篇作文让他写,从中了解事情的经过和他的感受,然后去找那个欺负人的孩子问究竟。那孩子说他在跟鸣闹着玩儿,于是我就给了他个台阶下,笑着说“闹着玩儿就算了”,“找比你厉害的孩子闹着玩去不是更好玩儿嘛”。那孩子不傻,我的几句玩笑足以让他老实一阵儿的。但是像鸣这样的孩子,我怎么做才算得上有效地保护他呢?保护到几时才可以休矣?


听姥姥说我小的时候也是软弱可欺,不善于用语言争辩,受了委屈只会回家哭,直到有一天发誓要改变自己。后来当了班长、三好生、学生会主席,不仅不再受气,还可以替那些“受气包”们出气了。那时我就总结出,人与人之间与其说是武力的较量,不如说是智力的较量。这些话我对儿子说过很多次,只是对他不适用。无论是因为鸣当时的学习成绩不好,还是因为他过于善良,这两种理由都不能让我接受儿子在学校受欺负的合理性。在北京上小学一年级时,班上有一位患有皮肤病双手长满厚茧并且说话“大舌头”的男生,别的女同学都不肯跟他同桌,老师就让我坐在他身边。我现在仍然记得他对我哧哧傻笑的样子。我也害怕看到他那双手,但是我知道他如果必须来上学,就得有人跟他同桌。上初中时班上有个脸上长满黑斑的男生,十四五岁的女孩特别在意这点,他旁边的女生每天对他歇斯底里地大叫。我十分同情那个男生的处境,干脆就主动提出做他的同桌。上高中时男生女生不做在一起了,我就跟学习成绩差的女生当同桌。我从小对人群中的弱小有着深深的同情,谁欺负人我就会站到谁的对立面。我妈妈从没教我远离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反而告诉我要去帮助他们。尤其是作为班干部,没能让“后进生”进步,我还觉得是自己的失职呢。

 

宽容

习惯被人误会和欺负,不仅是鸣要应付的事,更是我这个妈妈要学会接受的现实。在科学院小学的日子里,鸣每天放学归来,我都注意看他的脸上是不是有泪痕。他玩过之后的手是脏的,所以抹完眼泪,脏痕依然留在眼睛的下方。有时候我会问:“谁打你了?”他每次都说“没谁”。对于他,自己挨打比起妈妈到学校找人算账更让他好受。他不想说的事,我死也问不出来。这时候我只能蹲下来搂着他说:“这个世界上别人不爱你,你不必伤心。妈妈一个人的爱比他们所有的人的爱加起来还多得多呢。别人爱你,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而妈妈的爱永远在这儿。这样的爱,你觉得还不够吗?”于是我看到儿子挂着泪花的笑脸。


期末刚过,一天我独自收拾一鸣的文具,看到一个姓张的同学写给他的纸条:“XX鸣,这个学期我每天不是打你就是骂你,让你吃尽了苦头。现在放假了,我妈妈给我买了个新铅笔盒,我想把旧铅笔盒送给你。不知你能不能原谅我?”看到这儿,我哭了起来。想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而我不知道怎么对付和改变这个局面,无法保护我的孩子。而鸣呢,对他受到的欺负又是守口如瓶。我告诉儿子我读到了那张纸条,问他能不能原谅姓张的同学,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早就原谅他了,我跟他是朋友了。”我又想再哭一场。


为了让同龄孩子跟儿子玩儿,我还得常常使用“物质刺激”,吸引孩子们来我们家里,拿出好吃的来款待他们。有时十几个孩子一齐来,够我受的。渐渐地儿子也悟出,凡是他手里拿着新玩意儿,兜里揣着好吃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就多起来。为了“交朋友”他时常“里通外国”,冰箱里的十斤桃子能在两分钟里不翼而飞,我舍不得吃的糕点还没来得及品尝就进了那些孩子的胃里。八十年代,物资和收入都不充裕,幸亏我和丈夫双方父母经济状况尚好,我们没有供养老人的负担,还常常得到他们的接济,所以比起同龄人来生活得宽裕一些。然而我没有让儿子认识到钱的重要,没有教会他捍卫自己的“奶酪”。


鸣的眼里没有仇恨和怨恨,满眼都是好人。就连打过他的孩子,他都会理解他们:也许他们的家长没有时间像我妈妈那样陪伴我,也许他们的家长让他们在家里吃了苦头,他们才出来找别人发泄。数年后我才知道,鸣在一段时间里天天坐在钉子上听讲。我问他为什么不把钉子拔出来,他说:如果我拔出来,那些孩子还会再钉上去,他们会很得意地看着我一次次拔钉子。而我坐在钉子上若无其事的样子,让他们觉得那些钉子没碍着我什么事,以后他们就不再对这事感兴趣了。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们竟是鸣这么一个“弱者”眼里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多少年过去了,那些如今即将进入不惑之年当初欺负鸣的孩子们一定知道:真正的强者不会欺负弱小。欺负弱小是弱者无能的表现。


岁月渐渐地把欺负别人的孩子带入成熟,让鸣在升入初中后渐渐地告别了挨打的历史。回想起来心中没有仇恨和怨恨的儿子多么有福!中国六年小学和一年初中期间,他挨打的时候伤过心,但是挨打过后还会对打他的人表示友善,对他们发自内心地微笑。他天生的善良和宽容没能让那些折磨在他心里留下伤痕,没有让他像今天有些受宠的孩子那样,去做自残或伤害他人的事。多少年后儿子回忆起班里的同学,全然没有一点抱怨。有的,只是儿童时代的欢笑和趣事。


如今鸣对我说,如果没有儿童和青少年时代在中国受欺负的经历,他对后来出现的任何艰难困苦都不会有那么好的耐力和抵御力。每当他人生遇到困难时都对自己说:以前那样的折磨都受过来了,现在这点困难算什么?那些当初用折磨别人换取得意的孩子,大概今生不会因为欺负了别人而获取益处。鸣这个被欺负的孩子提前完成了人生修炼和历练的课程,长大后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爱心、勇敢和有责任心的男人,成为妈妈最好的谈话对象、妈妈为之骄傲的儿子。

 

替妈妈操心

在一鸣还没学会数钱的日子里,我给他一张十块钱的钞票(那时算是大票),让他去小摊上买豆腐脑。他跟摊贩说:“你找我十个钱。”卖东西的人半天跟他掰持不清楚就说:“架,拿上吃去。"(兰州话“算了,白送给你吃吧。”)


我让儿子去门口的包子铺买包子,告诉他不要在路上吃。回来我一数少了一个,让他拿着包子回铺子里去找。鸣愁眉苦脸原封不动地站着。我知道他要面子,最不愿意做向别人讨要的事。这回我说什么也要狠心撕撕他的面子。我问:“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如果我是卖包子的人,绝不会给你补的,因为你没有当着人家面数清楚就走了。现在回来说少了包子,谁相信你不是自己走在半道儿上吃了呢!不当面点清的钱和东西,离开之后转眼别人就可以不认账了。”我看他还站着不动就使用激将法,干脆说就是他吃了包子,才不敢回去找人算账的。只见他气得张着嘴喘气,拿起装着包子的盛器就出门了。几分钟之后我听到门口高调的“妈妈,我回来了!”知道他准把包子给要回来了。有生以来头一次谈成了“交易”,大有成就感呢。

一个不值钱的包子,丢失了他一回面子,但是让他知道:同外边的世界讲道理,也是他要学会的事。


我小时候姥姥妈妈是我的保护神,很少教给我做家务活儿,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也不让我为家里的事操心。我是个“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孩子,不爱管闲事儿。凡是妈妈分配给我的家务活儿,不是让我砸了碗,就是伤了手,所以干脆不叫我干了。就是我工作之后住在单位宿舍床上的被褥,也定期叫妹妹们去缝洗。刚结婚时我还指望大我近十岁的丈夫会料理一切呢,想不到他是个“公子哥”,什么事都推给我一个人,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做。我的粗心大意,迫使儿子从三岁时起就得替我操心。


那时家里没有电饭锅,我一备课就忘了其它事,米饭没有几次是不烧糊的。儿子把一切看在眼里,不时地提醒我“妈妈,液化气关了阀门没有?”,“米饭是不是该换小火焖了?”,“冰箱里的牛奶是不是不能喝了”等等。我庆幸自己的粗心能够换来他的细心,而那是他将来成人后过日子的必备。


我让自己的粗心任其发展,似乎觉得我缺少的那一块,就是他多出来的那一块。还是让给他吧。有的时候我还故意跟他“撒娇”,说我不会干这个,也不会做那个。他认真地安慰我“妈妈别怕,有我呢”!正是我要听的。


如果哪一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需要白天补上,他下学后就自告奋勇在外边把门儿,怕客人敲门吵醒我;我的朋友来访,不等我起身倒茶,他就主动把茶端来;每隔几天他到科学院近物所食堂买回热腾腾的豆浆或豆腐脑儿。我中午下班回来,他会端到我的面前。”将来长大了就让他从事服务业的工作吧”,我常常这么想。


【1995年4月5日,清明(日记)】

从鸣摊在桌子上那堆乱纸中,看到他用铅笔写的一封没头没尾的“家书”。这孩子常常写信,只是不知道怎么转交到收信人手中,因为他不想让我知道写给谁,所以无法得到我的帮助。信的开头,他竟称“姥姥、姥爷你们好”,莫非忘记远在戈壁嘉峪关的姥姥两个月前已经不再人世了?再往下看,他叫姥爷不要伤心落泪,好好照顾自己,我这才确信他没把这么大的事搞忘。鸣清早起来提醒我吃“刺五加”和“地奥心血康”,然后拿起喝完可乐的空瓶去近物所食堂打豆浆。那儿的豆浆不掺水而且便宜,一瓶能喝好几天。他把打回来的豆浆倒进一个大锅,打开煤气灶,将豆浆烧开。这类的活儿他抢着做,免得还得不断提醒我火上在烧东西。在他的记忆里,我烧豆浆不溢出的时候极少。不一会儿,他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甜豆浆过来。为了让他高兴,我一口气喝了一半。


我和儿子坐在一起,享受着我们能享受的日子。他说饿了,给自己做了烫饭,还炸了春卷。我闲屋里冷,早早抱着热水袋进了被窝,随便他自个儿折腾去吧。人长大以后只要会干活儿就能活下来,让他早一步学会生存没什么不好。

 

【1995年4月23日(日记)】

感冒加上冻手冻脚的房子,让我只好又缩在被窝里。记不清一年中有多少时候,我就是在这个温暖的“庇护所”里度过的。每当鸣看到我在屋里蜷缩着身体转来转去就会对我说:“上床去吧,妈妈”。


鸣大清早就被那个性格象男孩儿一样的女孩叫出去玩儿了。回来后作为对我的赔罪,为我打豆浆煮饺子,把我喜欢的烫饺子端过来,然后端来温水让我吃药。他做这些事从来不烦,倒让我担心了:将来岂不是个伺候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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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归来处 (3) 2019-07-04 18:21:20

让我留下来

几个月过去了,我发现当我递给鸣玩具时,他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伸手去抓,到了一岁时也不会翻身。医生说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智力发育迟缓的定义,还为时过早。那是唯一一次我为孩子的智力问题去咨询医生。我决定今后不再去寻求权威人士的结论,不想听到可能会打击我们的任何宣判。没有“宣判”带来的恐惧和绝望,我们便不会拿医生的白纸黑字当铁的事实,省得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里花费人力财力和时间、跑遍我们能够跑到的所有城市为他求医寻诊、时时为他流泪、为自己懊悔。那样我们都会活得生不如死,而且无济于事。


当家长不再望子成龙时,妈妈和孩子双方都解放了。我不教他认字和数数一类的事,我只想让他简简单单快快乐乐地活着。我教给他的,不过是让他知道正常人怎样用语言或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要求。我时常跟儿子在地上摸爬滚打,他要是不小心用硬脑壳碰了我的鼻子,我备不住真在他面前大哭一场,让他用那只小手过来摸摸我,哄我高兴。那时候巧克力很金贵,我便想出和儿子谁抢到就归谁的游戏,结果十有八九都是我占上风,当仁不让地把巧克力吃了,让儿子一旁看着。我预见他长大以后会常常被人抢走“巧克力”,让他越早适应那种局面越好。与其说人是由于失去而伤感难过,不如说伤心是由于不适应失去而造成的。儿子既然将来很可能身处弱势群体,我倒不必担心他会“与狼共舞”了,让他待在羊群里就好。如果不能在羊群里称霸,就得学会在羊群里受气。我开始注意到,鸣总是发自内心地关爱和谦让别人。别人高兴了,他就高兴。抢到巧克力的人吃上巧克力,在他看来很公平,而我觉得他吃不上巧克力也算不上吃大亏,吃了也不见得就是占便宜,至少不是什么大便宜。


我天生很粗心,也许是姥姥妈妈看我小时候懦弱无能,家里什么事都不让我做,什么心也不让我操吧。八十年代那会儿我很少听到小孩子被拐卖的事,没有防范意识。鸣几个月的时候我去大医院体检,把儿子放在医院大门外的小推车里,进去两个多小时后出来看见一个老太太推着他打转,说看到这个孩子哭得厉害,她只好陪伴孩子等到家长的出现。


儿子最后一次被我装扮成女孩带进澡堂,是他六岁时候的事儿。看门人看出破绽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女澡堂,我只好让他等在外边。哪知一个小时后我出来,他早已无影无踪。在外边玩着玩着大概忘了我在里边洗澡的事,便去别处找我。街上的人问他妈妈在哪儿,他说妈妈在学校(教书),可是我从没教他记住学校的名称,也没教他记住我们家的门牌号。那天他被不同的人带着走访了几所学校。晚上十一点多钟,一个女人领着他上楼来,说她敲遍了附近的家家户户,希望有人认识这个孩子。


他七岁时的一天,我让他乘公共汽车去为我送个口信,可是我说错了地址,导致他上错了公共汽车。他在冬季夜幕降临后的兰州城里完全迷失,也没有继续买车票的钱,只好摸着黑行走在陌生的街道里。那天我患椎间盘突出躺在床上,几个同事急着出去帮我找。他们出去了,然后空手而归。这么大的兰州城,黑灯瞎火到哪儿找去呀!我说再等等,先不急着报警。一个七岁的孩子,如果不能用语言描述自己的困境以寻求别人的帮助,今后会面临千难万险,他存活的难度可想而知。


儿子推门进来了,我是多么的欣喜和内疚!儿子看到我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当着我同事们的面,跪下来跟我道歉。他说迷路后一路问街上的行人“宁卧庄”在哪儿,他知道我们家离宁卧庄不远,而一般人都知道那个标志性的地方。他说问路时不找叔叔,只找阿姨、奶奶和姐姐。


我一次次侥幸地躲过风险,他一次次向我证明自己并没有妈妈想象的那么差。

所有的孩子终有一天都会离开母亲的保护。我有了这样的孩子,就得时时准备自己某天离去,他得学会生存。今天让他承受委屈,明天他才会把委屈踩到脚下。


儿子穿的衣服基本上都不是我从市场上新买的。他穿着别人家大孩子穿过的衣服,常常不很合适。去奶奶家时,姑姑们七嘴八舌对他说:“你妈怎么搞的,让你穿这么不贴身的棉袄?”鸣从三岁起,就知道替妈妈辩解:“你们不许说我妈妈。她每天早上到晚上都在做活儿!”后来家里人把这些话转给我:“你儿子不让我们说你任何不好的话,真让我们妒忌。”后来我自己设计编织他穿的毛衣,跳过市场上风行的式样,有从颜色到式样都像“袋鼠”的,有衣裤连体的。我一个晚上不睡觉,就能完成一件,几块钱就够了。人群中常常有人夸他的衣服别致,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去攀比班里同学们清一色的流行服呢。只有我知道自己的针线活儿有多么粗糙。他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回到嘉峪关去看望家人,大姨给他买了一套近五十元的牛仔服,算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穿上了新装,在我看来太过奢侈。给他吃的饭我更注重营养而忽略色香味。他常常吃剩饭剩菜,而且从不挑食。同事们说我的儿子生在八十年代,受到五十年代孩子的待遇。在我看来,剩饭没有变质是可以吃的,高质量的剩饭比低质量的新饭更好吃;脱俗的旧衣裳比昂贵俗气的新衣裳更好看。


我几乎没有给儿子买过玩具。两三岁时,家里的瓶瓶罐罐、电视机录音机和电子琴他同时打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那些东西发出的噪音足够让他不寂寞的。那些东西不是摆设,让孩子玩儿这些东西,不比特意给他买来的电动车和木偶娃娃更单调。有时我们大人回到家天已黑了,他一个人躲在桌子下或床底下,居然不对我哭诉委屈。我想他大概已经哭了很久,哭累了,然后觉得哭没什么意思就不再哭了。当时我不知道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竟然不容许十二岁以下的孩子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家长玩忽职守有可能被举报,被警察带走,还可能丧失对孩子的监护权。


每一个早上我看到他,都感到这个未来没有竞争力的生命,必定要走一条自己的 “窄路”而不是“康庄大道”。我不该逼他去背古诗、做算术、学英文和弹钢琴,我要让他轻轻松松地活着,将来只做跟吃饭玩游戏那般简单的事。我知道他的智商低于正常孩子,也从不去做智商测试,不给自己添心病。别的家长在孩子进入学前班之前就教会他们简单的算术,认识一些字,而我从不教他认字和算术,他会说的两句套话,还是为了给客人逗乐用的,比如我问他:“杨贵妃有多漂亮呀?”他背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我说“I love you.”他说“ I love you too.”足矣。“我爱你”这句话,我们至今已经说了三十七年。我自己就是个半文盲,从未背过古诗,数学也就是小学四则混合运算的水平,还不是一样生存?况且可能他长大以后一切都正常了呢,何必这么早预支烦恼。


我们居住的科学院大院外的自由市场上,谁都认识这个永远给妈妈提菜篮的小男孩儿。我在前边挑菜付钱,儿子跟在后面提菜,不一会儿十个小手指上都挂满了沉甸甸的塑料袋。“有儿子在,不让妈妈提重东西”是他的口号,我教给他的。


我教儿子把买回来的草莓做成草莓酱,拿它当甜点。有时我把切好的胡萝卜丝和烫好的粉丝交给他,让他完成最后的工序,把功劳也放在他的名下,让他得意去。人受到鼓励,还会再接再励。日后我每每生病时,总有儿子为我端来他精心制作的美食,总有他在床前温馨的陪伴。不会读书,他可以学着干家务活儿。会干简单的活儿,人就能生存。简单的工作,“狼”们往往都不会去抢。不跟狼们在一块儿抢食吃,他活得相对安全。



上学

鸣没上学前班,七岁的时候报名上学。记得那天他穿着整齐,背起书包,随着人流走入学校大门。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心里想:这孩子童年的欢笑从此结束了,他真正的苦难和我的煎熬即将开始。

不出所料开学第二周我就被教务长兼算术课的X老师召见。她没见过不会数数到一百、不会算十以内加法的新生。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前班学过,而鸣没去过学前班,我也没在家里教他。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一定跟不上未来正常的教学进度,建议我把他转到弱智学校去。老师把儿子做的打了通篇红叉子的数学作业放到我面前。我用眼睛扫了一道题、两道题、三道题,喜出望外地大笑起来,心想:好样儿的儿子,你终于会算十以内的加法了!11+3=41,14+4=54,他把个位数对到十位数下边,等号后面的结果固然不对,但是十以内的计算并没有错呀,这在我看来是大好消息呢。我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学前补课,没教他从一数到一百,他居然还能跟那些提前学会100以内加法的孩子一起听课,说明他的弱智程度有限。我当场告诉那位教务长,不必担心鸣在课堂上的成绩,我会在家里教会他二十以内的加法,而二十以内的加法会做了,基本等于一百以内的加法也会做了。我当场表示决不考虑转学去弱智学校。我不指望孩子能在学业上当优等生,学校能提供与正常孩子玩耍的环境,这比学点书本知识重要得多。课本上的东西能学多少算多少。而把他转到弱智学校,让他同智力不正常的孩子在一起,他的智力肯定越发向弱智发展。我确信一鸣上课不会捣乱,不会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不出一个学期,班主任和带课的老师都成为我的铁杆朋友,没有人再提起让他转到特殊教育的事了。

我知道老师是怎么教算数加法定义的:十位对十位,个位对个位,然后分别相加。而像一鸣这样的孩子根本没有建立起“十位”、“个位”和“分别”那样的语言概念。回到家中,我把着他的手去做11+3=14,14+4=18,把抽象的概念换成“最后一位对最后一位,倒数第二位对倒数第二位”这样的语言,不费吹灰之力他就会了,而且不会再错。我想起来自己在学习织毛衣时懒得看图案,让别人现场演示,不出半分钟就学会了。这说明我的形象思维能力很差。我不认为学习者最初一定要知其所以然,先会做后知所以然也不迟。鸣的作业被打上红叉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教员们不能像我一样,随时看出一鸣为什么犯那样的错,继而不能有效地帮助他。得出“算术不好就得去弱智学校”结论的老师,很可能更关心全班级的平均成绩和升级成绩。她们/他们是孩子心中的“巨人”,而我得时时提防他们的短视,不能对他们俯首听命,伤及孩子。

鸣刚上学那几天,下课后跟着别的孩子跑出去玩儿。上课的铃声响了他一个人还在操场上站着,老师只好派同学出去把他拉回课堂。就算他下课前听见老师说课间休息十分钟,也不会对“十分钟”、“课间”那样的词有什么概念。他还奇怪怎么操场上一会儿就没别的孩子玩儿了呢。

 由于我们家住在中科院兰州分院的大院里,学校是分院的学校,同学也都是邻居。学校和班里的活动儿子对我“守口如瓶”,怕我去学校找老师和同学的麻烦。可班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我没有几件不知道的。他的同学都是我的义务“传声筒”。今天老师表扬批评了谁、语文算术作业是哪页到哪页、明天有什么考试测验等等,都由不同的孩子报来给我听。我们家住在一楼,还有一些事我是从路过我家窗前孩子们的议论中听到的。

第一次家长会,家长们被要求分别坐在自己孩子的位子上。班主任根据考试成绩对全班五十七名学生排了名次,鸣倒数第二。我人坐在那里,思绪飞回到我的童年,在北京市西城区羊肉胡同小学的日子。那时就盼着期末老师念成绩,让平时总是低头不语的我享受短暂的得意。“姥姥,我得了双百”,放学回家后我腼腆地对姥姥说,可她听了却不说一句赞美的话。我在北京上了四年小学,每每考双百,没有得到大人的什么奖励。后来才知道,得双百就是对我有学可上的再好不过的奖励了。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我随妈妈的北医附属平安医院迁到甘肃戈壁滩嘉峪关市。之后文革全面爆发,再也没有真正的课堂了。有人说学习永不嫌晚(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可是我一生都觉得那逝去的十年永远地失去了。 而今我的孩子有学可上,偏偏又不善于读书和考试。命运之神怎么没把我们两人的时间对调一下呢。

儿子班级第一次元旦联欢会那天,我走进教室,看见许多家长早早到场,帮着老师扫地擦桌子,往天花板上挂彩带。不论家长们在孩子面前的权威有多大,不论他们是工程师还是街道清扫员,到了小学老师面前个个都得装出一副受气、听话的模样。为了孩子少受罚,他们自己情愿让老师骂个痛快。看到班主任老师在黑板上费劲地打着格子,我便走过去问她想干什么。她说想写“欢庆元旦”几个字,我让她把这事儿交给我。我把一根粉笔在三分之一处折断,用它的侧面三下五除二就勾出了几个醒目的大字,配上旁边点缀的花朵,让家长和老师发出嘘嘘声。那天之后,班主任成为我的朋友。她常常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那些故事平淡与否,我都会认真地听,希望她也能像我倾听她那样,认真地倾听我的孩子。

老师们从来没有收到我分文的礼物,他们也从来没有像对其他孩子那样厉声厉色地对待鸣。儿子非常遵守课堂纪律,更不会打架骂人,对老师尊敬有加;他试图去听讲,只是反应较其他同学慢,常常跟不上。而跟不上的结果就是他不再听了,其余的时间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玩儿手里的东西。每天他放学回到家,我会把老师讲的新课都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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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归来处 (2) 2019-07-04 18:17:26

第一章   人母人子

初为人母

1982年初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已经年方二八。对于结婚生子这一件不得不履行的“差事”,与其说是为自己,不如说更是为了跟家人有个交代,为了不再听到周围人拿自己当另类的闲话。虽然大学毕业了,但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误,实则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我,总觉得自己不能再找个同龄的“文盲”做伉俪了。而那时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几乎都有婚姻在身,他们的孩子都有十岁左右了。由兰大副校长太太当红娘,我结识了后来成为我丈夫的人。他是文革后第一批兰州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年龄大我九岁半,从未有过婚史,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外表文质彬彬。八十年代初,人们追求的不是“金本位”而是“书本位”,即学历。从古人“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定论看,我当时追求的“书本位”跟今天女孩们追求的“金本位”性质别无二致,仅管当时那代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感”。那时候市场上几乎没有教人择偶的书,也没有什么高参指引,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婚姻跟“迷宫”差不多,就听天由命吧。文革期间该念的书没念,那是时代造成的。一个女人没能在二十岁左右的黄金年龄谈情说爱,损失已经无可弥补,而结婚生孩子的事再被耽误到三十岁以后,就晚上加晚了。毕业的当月,我便领取了结婚证书,九个多月后儿子出生。


对孩子从受孕到出生过程全然无知的我,在不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些天里吃过如克感敏、安乃近一类的药,直到头痛晕眩症状挥之不去才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壬辰反应。大夫说男方三十七,女方二十八,最好不要做人工流产了,以免今后难以怀胎。我一面忍着恶心为丈夫烧饭,另一面背着丈夫在房间里跳绳儿。我料到吃的那些药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希望自然流产。


跳绳无效。过了几个月孩子在腹中跳动,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于是我就放弃了流产的努力。


我所任教的学院食堂,每顿只能吃到一毛钱一份儿的土豆片和二两粮票一个的馒头。这样的饭是把我喂饱了,可孩子需要补充特别的营养,我却不知道。后来还是被与我同样无知的丈夫提醒,每天加一个苹果和一个鸡蛋。我们俩人当时每月分别工资是七十元人们币,到了孩子出生的时候,攒的钱居然够买¥1,200十二寸日立的彩电了。


怀孕的自始至终我都没拿自个儿当特护对象。前来打算照顾我坐月子的妈妈是个急性子,看我过了预产期十天以上还不生,就数落我说:“自己身为孕妇每天早起伺候丈夫吃面包麦乳精,自己却从不吃早饭,孩子营养不够”,然后她借口说还要回单位上班,没等我孩子降生,就打道回府了。小时候听姥姥说她自己接生孩子,自己剪脐带,还听妈妈说她怀我的时候什么都能干,所以我生孩子前两天也骑着自行车出去买东西,生产的当天上午用搓衣板顶着肚子洗了七大件床单被罩。半夜十二点肚子开始阵痛,我收拾了一个装着牙刷毛巾一类东西的包,和丈夫步行到兰州医学院,直接进了产房。初产妇平均宫缩时间是十六小时,而我一个小时之后就把孩子生了出来。


宫缩的一小时里,我和旁边的一位产妇轮番阵痛。喊叫中我听她说“下辈子再也不生孩子了!”我们俩相继生出了孩子。第二天早上我问她:“你还想生孩子吗?”她说“还想”。当初外语系班里的同学,公认我是个极其独立,唯一有可能选择独身的人。二十岁前上山下乡时女知青中就我一个人半年一年的不来月经,伙伴儿们吓唬我说今后大概生孩子有困难,想不到大学毕业后我是77级外语系第一个把孩子生出来的。产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又在采取了避孕措施的情况下两次怀孕。做人工流产都是自己骑车去医院,从手术台上下来直接骑车回家。进了家门洗菜做饭抱孩子,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我当时不知道手术后要躺在床上休息两天,我丈夫更不知道。当然我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人流后要在床上躺几天,为什么生完孩子要在床上躺一个月。即使当时我知道需要休息,家里还有半岁的孩子需要照顾,丈夫下班还要吃我做的饭呢,躺在床上心里也不会踏实。生孩子那天晚上丈夫把我送到产房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来到医院,听说生的是男孩,没等看我一眼,就出门给他妈妈打电话报信儿去了。接着打电话感谢婚姻介绍人,然后换上一套新装,到他工作单位吹牛去了。由于病床紧张,我躺在妇产科走廊的加床上,过道里充满对流的风,我没吃的也没喝的,倒也不饿;看着旁边产妇的丈夫和家人轮番给她们送鸡汤,倒也不搀。我没指望丈夫守在身边,一是医院说不容许(不知其他产妇的家人是怎么进来的),二是我知道丈夫不会做饭,所以我不会对他不来陪我有任何抱怨。


第三天从医院回到家,我就又开始了主妇的劳作。本来说好丈夫清洗尿布,可是他磨磨蹭蹭不按时把尿布晾到绳子上,供不上尿布的使用,我只好下床自己洗,好让有限的尿布快点干。既然尿布都洗了,做饭做菜就不在话下。饭菜都能做,也该能收拾房子吧。生完孩子第五天当我把门窗打开放炒菜的油烟时,管闲事的邻居跑过来想告诉做饭的人,家里有坐月子的产妇不能开窗通风,没想到看见那个做饭的人就是坐月子的人!听别人说坐月子的人要喝鸡汤,丈夫买回十只老母鸡。就这样我喝了一个月的鸡汤,他吃了十只老母鸡肉。其实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孩子要喝鸡汤。


一个月后我按时去医院复查,妇科大夫惊奇地告诉我,我的子宫完全恢复正常,如同没有生孩子一般。低头看看平紧的小腹,我感谢上帝的公平:如果躺在床上等别人伺候,绝非有这样的结果。产前别人告诉我要准备产后用绷带缠腰,收紧松弛下来的腹部。那件东西我一天也没用上,后来送给有福气能在床上躺一个月的产妇了。

 

十月下旬的兰州,楼房还没开始供暖气。我把儿子抱在怀里,一面摇,一面哼唱我为他写的《摇篮曲》。“风儿悄悄起,雪花儿轻轻飘,宝贝在梦中笑。不怕那风儿吹,不怕它雪花儿飘,一鸣熟睡在妈妈的怀抱……”抱着他本来是为了给他温暖,结果小家伙却成了我怀抱的“温水袋”。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自个儿今后要同他相依为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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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是专制基础,个人主义是民主前提 2016-03-02 07:54:52

在中国,个人主义等于自私自利,集体主义等于高尚无私。从小到大,我们就被灌输这样的信条,并在一些有意识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感受到了崇高,从而在实践上和感性上巩固了这一认识。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母、我的所有中小学老师、绝大部分大学老师,基本上都重复着相同的话,于是,这种信念逐渐化成了我们的血液,融进了我们的灵魂。


除非不遇到合适的机会,一旦遇到,一颗集体主义的火星就会点燃我们内心潜伏着崇高,让我们在一个集体、一个目标、一种步伐所造成的强大力量中眩晕和快感。纳粹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瞬间你就可能被里面的情景点燃了。在纽伦堡希特勒青年团的露营地,所有的青年人过着一种健康、纯洁、充满朝气的集体生活。成千上万的帐篷象棋盘一样整齐的排列,清晨,在号声和鼓声中他们一起起床,成千上万的青年赤裸着上身走出各自的帐篷,在一望无际的水龙头前,使用集体发的洗漱用品,然后擦皮鞋、刮胡子。有的象兄弟一般互相擦洗、互相梳头,发型整齐得象同一个理发师的作品。在欢声笑语中,青年人们互相用冷水刺激对方。洗漱完毕后,他们穿上统一的制服开始劳动,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自信,仿佛他们正从事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的事业,他们因自己置身于一个伟大的集体中而骄傲。在劳动的间隙,有的给亲人写信叙述自己的感受,有的围成圈摔跤、有的把队友当成马骑与对方进行着骑士的较量……在这里,青春和热情泛滥得一塌糊涂。


在柏林街头,当穿着黑色制服的武装党卫军第一装甲师方阵,在纳粹军乐声出现在数十万夹道欢迎的德国群众面前时,征服了所有目睹这一切的人,妇女的尖叫、儿童的追逐、男人们热泪盈眶的眼睛,构成了一副名叫《意志的力量》的画面。闪亮皮靴、党卫军特有的骷髅标志、一张张年轻而冷酷的面孔,机械一般精确整齐的步伐,把集体主义铸就成了一粒粒子弹,瞬间击中了我们的心脏,使我们麻痹,继而大脑停止了工作。只剩下一种感觉——沉醉,只产生一个冲动——加入,只追求一个目标——强大。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集体主义的宣传片。它比那些抽象的道德说教更具体,比那些具体的文字更直观,比所有类似的影视作品更宏大、更真实。这部片子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最大限度地释放出了集体主义的魅力,让我们体会到集体主义之所以被人接受,不仅仅是利他主义的道德自律,更是因为集体主义本身具有麻醉品一般的诱惑力,人一旦尝试,欲罢不能。这部电影彻底唤醒了作为少先队干部参加游行时自豪而伟大的感觉。


经历了一些生活中的沉浮,不再轻易地冲动,我们不再相信名词,但依然被一部充满了集体主义思想的片子所打动,因此,我知道写反思集体主义的文字有多么艰难,要避免那些与我有着类似感受的人们的反诘有多么不现实。但我要说的是,我尊重大家在感情上对我这个主题的排斥,因为对集体主义的眷恋之情源于我们过去对乌托邦理想的一种高尚追求;其次,我要说,情感排斥不等于我们可以置事实与理性不顾。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集体主义是极权和专制的前提,个人主义则是民主的基础。集体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由社会决定的,个人隶属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之上,个人的需求和目标应该服从集体的需要,并且个人应随时准备为集体牺牲个人的需要和目标。集体主义的以上内涵,在我们看来天经地义,那为什么我们要说集体主义和专制有血缘关系呢?


对任何一个专制社会来说,控制与服从是他们巩固政权共同的法宝。一个人或者少数人怎样才能控制住数量比他们大千百倍的民众呢?仅仅靠军队、法庭、监狱这些国家机器是不够的,或者说国家机器是迫不得已时控制民众的方式,代价最小的方式是,让民众自觉服从,自觉奉献。怎样才能让民众自觉接受控制呢?


灌输集体主义思想,比如,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它可以让每个人为一个抽象的、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目标而自觉牺牲。在专制社会,“国家”是神圣高尚的代名词,它不是由具体的、充满各种错误的人组成,或者说,在专制社会,“国家”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神,它独一无二,它永远正确,它值得所有的人都为之牺牲。似乎所有人都牺牲了,“国家”依然存在。在专制社会里,“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不依赖于个体而独立存在的怪物。


“国家”这个怪物是要喝血的,它必须把所有的血肉之躯吸干才能生存。吸干后,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螺丝钉,变成了永垂不朽。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既然,集体高于一切,国家高于一切,那么作为个体的人,只能服从于它,为它而生、为它而死。在纳粹德国,他们的国歌名叫《德意志高于一切》,他们的妇女是为德国生产优良后代的工具,科学被“看作是增进国家荣誉的一种工具”(《我的奋斗》),教育的目的“是把青年锻炼成一副有用的工具”(《我的奋斗》)。而在另外一些专制国家不把人说成工具,而说成“螺丝钉”,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才”,这个“才”,其实就是一个通假字,它通钢材、木材的“材”。在专制国家,教育从没被看作公民个体自我发育、自我发展的需要,总是被看作“某某伟大事业的需要”,曾经流行的一句话,很好的诠释了这种工具性的“伟大需要”: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专制国家可以培养火箭专家、导弹专家等,但永远不会培养具有独立情操和自由思想的人,这与他们国家的性质不兼容。


工具是没有个体意志的,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被任意操纵和控制,所以,自古以来所有的专制主义者都热衷与把人变成工具,而把人变成工具最顺手的工具是集体主义。在集体主义情景下,产生了一个特定的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它不让个人的良心自由地运用它自己的规则,甚至也没有个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规则,即道德底线,换句话说,在集体主义道德体系下,人没有道德底线,有的只是国家利益和组织原则。纳粹可以一边弹钢琴一边屠杀犹太人,恐怖分子可以一边放轻音乐,一边把人质的头颅割下来,之所以他们内心不冲突,是因为他们坚信,集体利益需要他们这样去做。

 

“讲不讲组织原则”,是这个体系下最重要的道德标准,所以,原则压倒良心、压倒人性是符合集体主义道德规范的。对于原则压倒良心或者扭曲人性的选择,他们往往给予的评价是“组织性强”或者“识大局、顾大体”。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么多丈夫揭发妻子、妻子背叛丈夫、朋友互相出卖的人,之所以没有道德上的耻辱感,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更大的道德——组织至上、集体至上。


集体主义对社会的消极影响,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于是,专制统治有了堂而皇之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之可怕,并不仅仅在于相信的人多,而在于信念坚定者往往是那些执着而富于牺牲精神的人,这些正直的人们把集体主义等同于大公无私,以为自己做出牺牲,把自己的部分权利让度出来,是在增进集体的利益。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集体主义常常是少数人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我们从小就习惯了被教育,要求我们“个人服从集体”,或者要有“集体意识”。这种教育隐含着如下内容:即使个人利益是合理的,如果与集体利益发生了冲突,也应该放弃,否则,就是个人主义或者本位主义。这就意味着集体权利优先于个人权利,这种优先地位的是怎样奠定的呢?


有个小故事,讲的是一家四个小孩一起看电视,其中一个小孩想看足球,其他三个小孩想看动画片,于是争执起来,最后,妈妈从厨房里出来评理,妈妈批评了想看足球的小孩,“你太自私了。你一个人想看足球,而他们三个想看动画片,你应该迁就大家”。小孩很委屈,问他妈妈“为什么我一个人的自私叫自私,他们三个的自私就不是自私呢?”

 

小孩言外之意就是,既然大家都是自私,三个人的自私为什么要优先于我一个人的自私?这一反问,问到了集体主义的要害上:集体的正当权利凭什么一定要优先于个人的正当权利?这种不平等的依据在哪里?


显然,集体优先的合法性不是源于集体权利比个人更加正当、合理,而是源于人数的多寡。这种不平等的优先权一旦被认定,就常常出现,以集体名义侵害个人正当权利的事情,比如,强制拆迁往往以整个城市规划的需要为名,迫使个人放弃合法权利,这是集体主义转化为专制思维的具体表现。而西方国家在拆迁时,之所以尊重个人产权,“风可进,雨可进,就是国家不能进”,其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即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平等,集体或者国家无权要求个人牺牲其合法权利以满足集体需要。


当我们被要求放弃自己的权利满足集体的需要时,除了要问,集体和个体不平等的依据是什么外,我们还要问,我们让度出来的利益都到哪里去了?这是经不起追问的。


姑且不说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先说言论思想。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放弃了一部分言论和思想的权利,在批评方面,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有些话根本不能说。那么,我们让度出去的这些权利到哪里去了?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权力越大的人,越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到了最高领导人这个级别,他几乎可以表达任何观点,他甚至他可以说“日本是中国的恩人”这样犯忌的话,他是全中国,不,乃至于全世界最自由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见,我们让度出去的自由造就出了少数人极大的自由。这就是集体主义最大的真相——集体主义是少数人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


所以波普得出结论:“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而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变化和进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开放的社会极其敌人》)。尽管有波普的言论为个人主义助威,但并不能说服人们放弃以下的看法:一、个人主义缺乏凝聚力。二、个人主义形态下公民责任意识淡薄,缺乏自我牺牲的精神。


关于凝聚力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一定历史阶段,集体主义造成的凝聚力非常强大,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为例,与个人主义的美国相比,其凝聚力有如下特点:形成迅速、影响范围广(在国内各阶层),能量大。其凝聚力的极端表现是纳粹的战争获得了90%以上民众支持,甚至连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支持纳粹,而日本则以神风特攻队和“一亿玉碎”的牺牲精神表现出来。


但这种凝聚力最大的缺陷是,把人当零件,随意差谴,人一旦觉醒,凝聚力容易变成受骗后的绝望和沉沦。远的不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的凝聚力是多么强大,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声音,然而,人一旦清醒,人们不但躲避伪崇高,甚至也躲避崇高,世俗主义、功利主义迅速占据了人的心灵空间。


个人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凝聚力,往往是渐进的,是走两步退一步的,因为,个人主义不是不要个体为群体服务和作出贡献,而是认为,为群体服务和作出贡献时的身份不应该是"部件"、奴仆甚至奴隶,而应当是具有独立身份、权利和价值的个人,所以,个体处于独立思考状态,于是,凝聚力的来势比较温和,但是持久而坚韧。这或许是美国是个人主义最盛行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凝聚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原因。


关于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的问题。必须承认,集体主义潜含着责任和牺牲的可能性,反之,个人主义潜含走向自我中心,不顾责任和义务的极端化的可能性。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已经表现出这两种可能性。就个人主义而言,从14世纪,人们在摆脱封建神学束缚和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自私自利追求个人享乐成了文艺复兴的副产品。18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此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一系列吝啬鬼形象凸现了个人主义对人类美德的冲击。


真正的个人主义主张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的对等,在对自己负责的同时,对他人、社会也负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这里我们看出,在个人主义的实践层面,存在温和的个人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哈耶克称之为“真个人主义”(英美)和“假个人主义(法德)两者的区别在于,温和的个人主义把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两者处于平等地位,在美国,肯尼迪也曾号召美国人“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极端的个人主义则只考虑个人利益,完全不顾他人利益,就象托克维尔所说,“个人主义首先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论美国的民主》)。事实上,极端的个人主义已经不是个人主义,是反个人主义的专制思想,卢梭所倡导的法式个人主义最终导致了暴政,就正如极端民主不是民主而是专制一样。民主不是完美的制度,个人主义也不是完美的,只不过,从人类目前已有经验来看,个人主义的弊病比集体主义少而已。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洛克、孟德维尔、哈耶克等用学术语言做了阐述,比如,哈耶克总结说,“真正的个人主义是一种理解社会生活的理论,同时也是一套社会行为规范”。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只能对此作一点通俗的阐释:


一、个人主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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