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航母上的8年》一書在國內發行後，作為該書作者之一的一鳴的母親，我也不得已接受了某雜誌社的採訪。現將他們的提問和我的回答摘錄如下。

問：一鳴小時候是個弱智的孩子，做為母親會極為艱難。能不能給我們講一講您有沒有過非常痛苦絕望的時候？您想到過放棄嗎？

答：一鳴幾個月的時候，我發現當我遞給他玩具時，他不會像其他孩子一樣伸手去抓，到了一歲時也不會翻身。醫生說對這麼小的孩子下智力遲緩的定義，還為時過早。那是唯一一次我們為孩子的智力問題去諮詢醫生。我決定今後不去聽權威人士的結論，不要聽到任何讓我們難以接受的宣判。沒有“宣判”帶來的恐懼和絕望，我們便不會在餘生里拿醫生的白紙黑字當鐵的事實，也省得在後來的歲月里花費時間、精力和財力，跑遍所有的城市為他求醫、每日為他的不幸流淚。那樣我們都會活得生不如死，而且無濟於事。

    不再望子成龍，是家長和孩子雙方解放的前提。我不教他認字和數數一類的事，我只想讓他活得簡單快樂。我教給他的，不過是讓他知道正常人是怎樣用語言或肢體語言表現他們的情感。與其說人由於丟失了什麼而傷感難過，不如說他們的傷心是由於不適應丟失而造成的。兒子既然將來很可能身處弱勢群體，我不必擔心他可能“與狼共舞”，那麼呆在羊群里更好。不能在羊群里稱霸，就得學會在羊群里受氣。

   絕望和放棄？我沒有那個權利。我必須直面應對。如果我放棄了，能指望世界上有另一個人接我的班嗎？沒有。既然不需要“與狼共舞”了，我們可以用很低的標準求生存，也就不會過於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