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来信

在荷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给儿子写了太多的信，跟他讲我在荷兰的所见所闻，有时还抄写我的日记片段寄给他。一年后我与他在美国团聚后才知道，寄往奶奶家的信他是最后一个读者，寄往他所在班级的信件成了同学们尤其是女生们的“号外”。她们读了不算，有时传到鸣手中时信纸已破烂不堪，我的相片也不翼而飞。从前不搭理他的女生，竟让鸣详细地介绍他妈妈是怎样的一个人，不愿落下鸣和我的每一个故事。从此儿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孤立了，下课后有女生围坐他的周围。我听完笑了，说如果我在那个年龄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也会抓着信读的。那个年龄的女孩儿对人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的故事如若对她们的成长有所帮助，妈妈不介意多几个读者。

【1996年8月1日（日记）】

我坐在首都机场CA959航班3号登机口的大厅里，一小时以后起飞，心情平静如水。看着过往的老外，我想再过几个小时，自己也将成为“老外”，但愿到了那边我也能有老外们在中国这个异国他乡的从容。

我的机票上写着“经济舱”的字样。最便宜的机票也花了国家7760元人民币呢，算我十五年如一日拿着低工资辛勤耕耘的报酬吧。

不到六个小时手表指向19：07，飞机降落在苏黎世机场，我把手表调至当地时间13：07，把我在飞机上邻座的朋友宁宁送到了出口。飞机上她同我聊了一路，向我介绍了几乎我想知道的一切。宁宁爷爷的家离我工作的商学院很近，自然拉近了我们的谈话距离。告别她之后我开始近五个小时的转机等待。吃惊的是，头一次来到异国他乡，我竟然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好像这里是我常来走访的地方。我知道自己是个新鲜感消失特别快的人，想不到快得不等自己察觉就过去的地步。

整个大厅里就剩我一个中国人了，这才明白真的到了异国他乡。

飞机颠簸得很厉害。阿姆斯特丹的上空一片乌云。然后下降、再下降，好一个美丽的地方！

我这个来自东方的小个子女人，比起长腿的欧洲人走得还快。我把大件行李搬上行李车，一口气推出了大厅，不想让前来接应的人久等。出了大门居然没见到接机的人，我只好推车往回走。后来使馆教育处的林处长和戴老师说，他们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从面前走过，无论如何想不到她就是写在接机单上42岁的副教授，所以甚至懒得上前搭问，就这么错过了我。

我们上了高速公路，很快来到了国家教委设在海牙的办公处。教育处的人说我很幸运。从下一批公派留学人员开始，国家要严格管理了。每人出国前必须预交国家五万元担保费，并且不可以在第一年转入第三国等等。我是最后一批不受这些限制的人。

【1996年8月2日（日记）】

教育处的人说需要几天倒时差，哪儿有的事儿？我跟着当地时间入睡，第二天早上跟着当地时间起床，我对时差完全没反应。一大早我梳洗完毕，拿着朋友送的简易傻瓜机，想去看看海牙的早晨，可惜教育处一楼的大门还锁着。门外鸟语花香，我只能耐心等待开门的人来。教育处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外加陪同的太太们。“驻外使节”这个在国内多少人垂涎的职位，只有他们自个儿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7：40还没动静，我只好把下午的事提前做，列出一个单子：给国内写信答谢和报平安、去Utrecht警察局登记、银行开户、联系当地中国学者联谊会、写出与Wim教授交流的具体合作计划等等。

下午我在公寓门口见到了系里的秘书Annette。去办公室的途中，我告诉她，我填写的每月资助金的数额不是真的，并非2500荷兰顿，还不到它的一半。她说那可不够，我没回应。我知道中国学者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填表时如不隐瞒真相，就得不到对方的邀请信；“不够”的信息除了提醒我要节省再节省，并没有其它意义。我告诉她，出国前已对儿子说，要准备至少一年听不到妈妈在电话上的声音。

去银行开账户的时候被告知先要去一个地方拿我居住地址和身份的证明。荷兰的地名尽是Gemeentehuis，Uittreksel，Catharrinrgirgth那么长，我无法用荷兰文读出来，只好写张纸条握在手里，问路的时候拿给人家看，还是语言学的教授呢，跟文盲没什么两样。我在这个城里按着指路人说的，步行几个小时也没找到，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回到住所。

隔壁跟我公用一个厨房的，是来自匈牙利读医学博士的学生。他在地图上指给我哪里是超市，哪儿是自由市场，怎么分类垃圾，如何使用电炊具等等。

打开百叶窗帘，看到孩子们在花园边的足球场上嬉戏。荷兰人连吃饭桌上也放着鲜花，真想进去看看。我又想起了儿子。

【1996年8月5日（日记）】

系办公室的Margaret听说我书包里有二十多封信要寄往中国，神秘地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些信封和特制的标签，让我把信放进这些袋子再寄，说否则这个月交了邮费就别吃饭了。然后又给了我三十多个这样的信封和标签，我红着脸收下了，心想这些信封今后只能用来给一鸣写信，其他的信件要减少才对。

【1996年8月10日（日记）】

今天无论如何得去采购食品，不能再混了。我走进了荷兰的小超市，跟在一个大个子荷兰男人的后边，看他怎么买我就怎么买吧。他在门口拿了一只塑料筐，我也拿了一个；他从菜摊里拿了一个青椒，从标签盒里滚出一个相应的青椒胶贴粘在青椒上，然后放称上扫描称重，之后把青椒放在手提筐里，我学着做了。正当我奇怪为什么他只买一个青椒时，见他从货架上拿起第二个青椒用同样的办法称重，然后拿第三个，每个都用同样的办法，我明白了：荷兰人真有闲情逸致，东西按斤卖却按个称。后来我才知道，也不是每个荷兰人都这么买东西，本可以一起称的，只是我跟错了人。

去语言研究所的那天，我的邀请人，乌特勒支大学语言所教授Wim Zonneld度假还没回来。系里大个子女秘书把我带到楼上一间办公室，指着一台电脑说，那是特地为我准备的。房间里还有电话、传真机等设备可用，印刷机跟几个办公室分享，印件要去楼上取。在短短几秒钟里我必须决定，要不要告诉她我至今没摸过电脑？一个中国的副教授居然没摸过电脑？太丢中国大学的面子了吧？可我不说实话，又怎么能得到人家的帮助？我让她打开机子（记住开关在哪儿），然后看到DS系统的黑色背景，全是我不认识的荷兰文。我请她为我更换到英文，然后把她操作的每一步用心记住，连问题都尽量不重复第二遍，总不能让人家的秘书为一个中国学者当电脑扫盲人吧。当即请她教我一件事就是：发电子邮件。一旦会发电子邮件，我就知道能在谁那儿找到帮助了。不出一分钟，我发出了有生以来第一个电子邮件“Hello”。果然那边接到邮件的人很快教会了我如何打印文件，如何使用传真机和拨打国际电话。

【1996年8月14日（日记）】

鸣：今后我得在日记和信中跟你谈话了，而且日记要等将来我们重逢时你才能读到。我每天都想你。

……

沿着由南向北的河流散步，看着悠闲漂游的野鸭和水边垂钓的孩子、坐在河边长椅上的老人，脚下踩着白沙和落叶，我情不自禁被这里大自然的温厚所震撼。虽然我的前面还有很多的困难，但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伸出手来安抚我，使我不感到疲惫和孤单。我能在这里享受365个日日夜夜的阳光雨露，也知足了。

你知道我并非那么勤俭，但到了这里就得精打细算。牛奶面包奶油一类的食品，我都喜欢。妈妈在这儿是作为客座研究员，接替刚刚离开的一个美国教授。而我在国内居然没有用过电脑，一切要从头学起。你不用担心，我学就是了。几天里我已经学会了许多。说到这儿，我为至今没有给你提供电脑那样的学习工具而感到惭愧。等将来回到兰州我一定弥补。

我每天要看你的照片很多遍。兰州的朋友家人答应关照你，可是他们怎么能替代我呢。

【1996年8月20日（日记）】

鸣：我睡觉前又一遍遍看了你的照片。你原来没上学时整天跟妈妈在一起，多快活呀。你上学后，我们俩都没那么轻松了。那个环境改变了你的天真，而我也不得不让你走出家门，面对外边冷酷的世界，让你常常在外边受欺负。

我离开兰州那天你在火车快开的时候哭了。这个世界上在你姥姥去世之后，我最牵挂的只有你。有了你，我就必须好好做人，好好做事。这些年我一直觉着你就是上帝专门派来看护我活下去的人。上帝首先让我好好地活下来，然后再让我反过来帮助你。

【1996年8月22日（日记）】

鸣：10月19号正好是星期六，我提前一天给你打电话吧。我还会写信给你，寄到你的班里。省得我给你的信全家读，而且很可能你是最后一个读到我信的人。我也会给你的班主任莫老师写一封。

今天身上装了120荷兰盾和一个采购单出门了，要去买中国醋、笔墨、电池、拖鞋、肉馅、鱼、花生酱、被子和枕头。这儿的中国学者不敢相信，我从中国来居然鞋一类的东西都不带。

花园里好安静。我在地上摘了几颗草莓。那里有一位亚洲模样的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一位女士在一旁读书给他听。在这儿我总感到自己离上帝近了。

【1996年8月24日（日记）】

儿子的信字字流露真情，说自己常在寂寞时回忆我们两人在一起的甜美时光。他答应我好好学习，但让我向他保证“不要得上艾滋病”什么的，准是他爸爸教的。

一鸣说：“我时常想起妈妈矮小的身躯，但总觉得妈妈又是高大的”。他说会永远记着我的那句话：“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背你而去，妈妈的爱永远在那儿”。最后他把“昨日重现”的歌词抄给我，让我在寂寞的时候想着我们过去的快乐时光。

这一年我们虽说只能靠一张信纸传递感情，但如果儿子比我在他身边时更懂事，更坚强，这场离别就太值得了。

【1996年8月29日（日记）】

一位访问学者把我带到这里的“华人中心”。门口坐着一个收账的老头，另一头是个看上去潦倒无处可去的老人，面前摆放着一个堆满烟头的灰缸，据说在等候晚上11：00打餐馆的人下工同他来打麻将。我看荷兰当地的闲人白日里坐在露天咖啡厅，夜晚去酒吧，与华人中心的凄惨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位访问学者本人在一家中餐馆骑车送外卖，老板欠他500荷兰顿就是不还，他带着我来要工钱。跟他一块儿打工的女士，是国内一所大学法律系副系主任和副教授。这位精明能干的女人，无奈也得为了挣点钱在浙江老板开的餐馆打工。我看着她一再对老板陪着笑脸，而老板一副伪善的样子，故意当着我的面给那位女士发了工资，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考虑来这里做工。我摇摇头，心里说：“青春”在这个伙房里燃烧，冤！

我又被带去看了学者们的住房。那里住着二十多个偷渡来的孩子，几年过去也没得到居留身份。他们成天东躲西藏打工挣钱，苦闷之极，业余时间把挣来的钱又输在赌场里。

大陆的亲朋好友毫不怀疑荷兰的日子比中国大陆好，毕竟这里每月不难挣到一万人民币。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孩子的空虚和无聊，不知道他们打工的辛苦，吃住并不如在中国大陆的家里。到了结婚年龄无婚可结。大陆来的女孩多数眼睛盯着居留权，盯着当地黄头发的荷兰公民。

所谓的“访问学者”不少就夹杂在流浪的人群中尽可能少地交房租，争取把一年打工挣的钱，带回国内在出国人员免税商店买“大件”，算下来这要比一年在大学图书馆多读两本书或多听两门科的“实惠”更看得见摸得着。

本来我还想换个月租金便宜的住房呢，看了这个景象我不那么想了。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心情搞坏，心情坏了就会对人生绝望，绝望了就真的没希望了。

【1996年9月5日（日记）】

简直不敢相信轿车在边境站没有受到盘查一跃而过，进入了法兰西的界地。我和朋友在Holiday Inn放下行李，买了巴黎的地铁票，来到原来在电视画面里见过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香榭丽舍大街（Avenue des Champs Elysees）、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卢浮宫（The Louvre）和艾菲尔铁塔（Tour Eiffel）。登上铁塔的最高处俯瞰这个城市，塞纳河尽收眼底。巴黎真是艺术家的殿堂，博物馆的经典之外还有很多街头地摊艺术品。天堂和地狱仅一步之隔。

一路开过卢森堡这个小巧精致的国家，我们来到法兰克福。由于服务员推错了房门，作为赔偿，酒店房价减半。轿车在狭窄的街道上擦了漆，修理费近千美元，全部由Diners Club信用卡公司支付。

从法兰克福、波恩、科隆又回到了我的住地Utrecht，一路上学会了看地图和路标，往返途中并没碰到边境检查的事儿，看来出发前所有的担忧都是多余的。

【1996年10月13日（日记）】

鸣：妈妈很想你，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咱们要是在中国大陆继续生活的话，不需要每月交房租，还有足够的娱乐时间和空间，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那么多亲朋好友可以往来，那么多方便的人际关系，办起事情来很顺利。讲自己的语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氛围里，不需要从零开始。虽说我是个想尝试新鲜事物的人，但在外边转够了，最终还是想回去。

我和你一样留恋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潇洒浪漫。我最喜欢自由，喜欢按人的本来面目活着。而咱们的那个小家，就是我们最能表现自我的地方。

然而那里的环境让我恐惧。学校给你的只有负担和自卑。我总在想什么时候把你带到一个没有人欺负你的地方，不能让你在那个环境里继续受伤。

每个孩子都不愿父母离异，所以离婚这件事会伤害你的感情。可是凭我对你的了解，你总会明白的，因为你爱我，不情愿让妈妈受后半辈子的委屈。离婚后，我对你的责任一点不会减少。

我不指望你马上想通。说不定你会跟别人一样责骂我，决意跟着你爸爸而不再搭理我。我会劝说你爸爸让你跟着我。但即使我没能说服他，我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的。

鸣，妈妈不是个爱哭的女人，可是一想到你就泪流不止。我曾发誓为你付出生命在所不辞，所以即使你错怪我，我也心甘情愿受你的责骂，直到你理解我的那天。

【1996年10月15日（日记）】

研究所帮我找到的房子每月租金550荷兰顿，占去我生活费的一半，于是我自己找到当地一个土耳其人家，每月400盾，主人省水省电省煤气，他们家吃的主食和副食都是土豆，一个星期也没见谁洗过澡。一台电视整天播放土耳其语。明明是我租的房间，连门锁都没有，谁都可以进来。我房间的柜子里，放着他们的东西；我接听电话，他们全围在旁边，听不懂中文和英文就看我的表情，编造着他们第二天可以讲给另外一些闲人听的故事。我真想搬回原来的公寓去住，再也不觉得550盾的房租是问题了。

荷兰人骑自行车的速度令人生畏。10月14日下午我骑车快到铁路桥下拐弯处时，被飞驰过来的自行车撞倒在地。醒来时，看见自己被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挣扎着要从地上爬起来。一个荷兰妇女不让我动，说我失去知觉六分多钟，昏迷了半个多小时，警察和救护车已经到场。我想起自己有本荷兰语字典揣在棉袄兜里，这会儿不见了，还有我的自行车。他们说有警察照管，叫我不必担心。我说不想被人围着，警察就让人们散开了。很快他们把我抬上车。医护人员告诉我，如果失去知觉十分钟就危险了，活过来大脑可能受损，我吓了一跳。除了脸上有几处痛，脑子好像没坏。一路上那位男护理的问候温存亲切，伤口也不显得疼了。到了医院，我觉得头左部剧痛，心里有点怕。既然昏迷那么久，对大脑的振动肯定不轻。我对医生说担心颅内有淤血，造成后遗症。于是医生让我做了CT，没发现问题。看到我头昏呕吐，医生说需留下来观察一晚上。我被推进了病房，一晚上每隔一会儿就有护士进来查血压和眼底、量体温，我没能睡觉。

第二天早上医生问我能不能走，我说必须回家。从昨晚到今天，警察一直追问我住在哪里，让我很为难。我曾答应过土耳其人家，不告诉政府的人我住在那儿。因为他们家人住的是政府房，还拿去出租，怕政府知道了收回房子。

我收到医院的付费通知，然后交给了保险公司，由他们支付所有费用。刚买了几天的医疗保险，就派上了用场。而要是还没买呢？简直不敢想。据说荷兰居民的保险是政府出钱买的，每个公民都有，自己不需要操心。

我让护士帮我找台电脑，得发邮件告诉国际学者部的主管Tony我受伤的事，取消和他的午饭会面。

到警察局取自行车的时候，我好奇地问警察，是谁骑车撞倒了我，太野蛮了。警察问：“你知道这场事故是谁的错吗？”“难道会是我的错吗？是他看见了我之后撞到了我。”我一直以为是对方的错。警察笑了，说那人是看见了，但是来不及停车，因为你没给人家足够的时间停下来。于是他向我解释了什么是行驶优先权（priority）。有生以来第一次交通规则课，就是这位警察给上的。我摇摇头表示无奈，心想：为什么中国的小学给孩子们上德育课，讲共产主义理想那些听不懂的大道理，却不先给他们讲讲交通法这么有用的知识呢？

回到土耳其家，主妇“妈妈”见到我满脸的伤直摇头。昨晚我让护士给这家人打电话，她们没打通。我告诉土耳其家人前前后后的经过，说自己没有供出他们家的地址，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

第二天下午从研究所回到土耳其人家，推开我的房间门，被“鸟枪换炮”的布置惊呆了。屋内有他们给我提供的新床、衣柜、桌椅和茶几，大概是被我在交通事故中没有向警察披露他们外租房的事感动了吧。我并没指望他们这么做，装饰再好的居室，不过是我临时的住所。在此之前我睡在地上一个不大的垫子上，也没有丝毫的抱怨。

房东姑娘Arzu说，她妈妈二十年来不学习，什么也不会。她自己用烂英文准确地形容着她的妈妈“Just sitting, TV look, sex make……”（就知道坐着、看电视、和爸爸性交）逗的我哈哈大笑。这样的语言才是活的语言，离标准甚远却不影响交流。我在这个土耳其人家入住后，唯一能用简单英文交流的Arzu，英文水平大幅度提高，语言能力就是这么被逼出来的。将来回国教英文，这可是个生动有趣的例子。

一天我外出回来，Arzu说等我半天了。她今天见到了从前的男友和男友现在的妻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接连抽了四支烟。她总对我说活着太难，说想死。我理解，但安慰她的词已经不够用了。这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对婚姻有着美好的憧憬，现实中却那么无奈。她的父辈早年把全家老小都带到荷兰，之后全家都享受着住房一类的社会福利，可是真的比在土耳其祖国更快乐吗？

Wim教授听说我受了伤，马上来看望。看到我一切正常就不紧张了，他是最不希望我出事的。我告诉他，事故之后土耳其家人改变了我的生活条件；撞倒我的人也打电话来问候…… Wim 饶有兴趣地听着。

我说今后还可能去欧洲其他地方，告诉他十一月间我会去美国短期访问。不知他对我这么疯玩儿作何感想。我说，将来世界上少个研究语言学的而多了一个讲故事的人，那也不错呀。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Have a good time there – is what you can do for me in the United States.”然后括号里说，等我从美国回来，让我给他和他的家人做一顿中国饭。

过一会儿他又来到我的办公室，把他和太太收养的4岁中国女孩的画儿送给我。我看了看说：四岁能画成这样，不简单。

1996年10月我第一次去美国期间，去美国特拉华州Sanford School私立小学访问，开始了我对这个国家了解的第一课。

三年级的孩子们围坐在舒适的垫子上，争抢着向我提问。

“总统在中国也是选的吗？”——这个问题虽然尴尬，我总得回答吧。

“如果总统死了，是他的儿子接替吗？”——肯定之前听说过有儿子接班的事。

“中国的学生有很多课后作业吗？”——大概有些美国孩子觉得他们课后作业多吧

“中国有汽车吗？”——肯定知道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多车。

“你的课堂里有多少学生？”——答案还是让孩子吓一跳。

“女人可以当总统吗？”——美国还没有女总统，提问的是个女孩子。

“你有几个孩子？”

“为什么只有一个？如果同时生出双胞胎来怎么办？”

……

美国的孩子不象中国学生那样缄默，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发言。我心想：在中国教书我没觉得很难，但是看到这儿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这么喜欢提问，走进美国大学讲堂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节自然科学课，老师用神秘的语气，从提出问题开始，仿佛把孩子引入了科学的迷宫。她先看了每个孩子在家里培育的种子，然后解释为什么种子有的粗壮有的瘦小；她让学生把盐和白糖分别放入不同的容器，让他们观察溶解与不溶解的现象。孩子们先是动手做， 然后细心观察， 再提出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这就是美国小学生的课堂——在自由的气氛中学习，理解和记忆。相比之下中国的办法不够好。那里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学生太多，教师和设备太少。

Diane博士接我去了特拉华大学国际交流部，见到了Paul S. Olchvary 和他的合作人。中午陪她去私立学校接孩子回家，并在他们家吃了ravioli，类似中国方便饺子的东西。我帮她儿子William完成了印第安服装的手工作业，再坐车回学校。博士要带女儿Magan去实验室，我们拥抱告别。

【1996年12月25日（日记）】

荷兰的圣诞节并非白色。

昨晚教堂的钟兄弟开车把我们几个访问学者接到阿姆斯特丹西部的一只大船上。那里住着170名从武汉钢铁公司来的劳工，由鹿特丹、海牙和乌特勒支教堂负责向他们传道。

正巧碰上中国的大使也来探望他们。为了避免官方的介入，大使只好躲到一间屋子里，同几个管理人员在一起。而普通工人毫无顾忌，他们与教徒们谈得火热，学着唱诗，拿着人手一册的圣经让我们每个人签名。

【1997年1月1日（日记）】

昨天晚上我们乘41路车到了Odak，下了车路上行人很少，连问路的人都等不到。两个过路女孩主动提出用自行车带着我们三人到目的地。她们身穿黑色礼服，头戴古典帽子，身材苗条挺拔。顶着大风带我们前行的一幕构成一幅我记忆中永存的图画。

钟家是个和睦的大家庭，在教会里占据了“第一家庭”的地位。新年除夕来这里过，算是我对上次八月十五缺席的补偿。想不到他们那么盛情地招待我们，连鲍鱼、鱼翅都端上餐席，我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些东西呢。他们全家早年跟随父亲从香港来到荷兰开餐饮业，几个兄弟都从事这个行业，个个烹饪手艺高超，分别开了自己的餐馆。太太们在家相夫教子，全家人合起来二三十口，其乐融融。让我难为情的是，清一色的男人们在厨房里忙乎，女人和孩子们都在楼上心安理得地吃零食玩耍嬉戏。我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女人感到如坐针毡，几次起身问男士们要不要帮忙。

零点到来的时候，钟家弟兄几个冒着严寒在外边放炮，女人和小孩隔着大玻璃窗看热闹。我一是感慨自己没有这么做过女人，二是感慨海外的华人，不管走出千里万里，不忘自己的传统习俗；不论在海外住了多久，还是要不断地告诫自己和孩子他们从哪里来。

后半夜钟兄又开车一个半小时送我们回各自的家。他永远那么谦和温良。我在心里向上帝祷告：为他和他的家人赐福永远。

凌晨2:30了，土耳其父母还没睡。Arzu跟着我进入我的房间，说今天她往土耳其打电话，没有听到丈夫的声音。这个新年她一点也不高兴。

浙江人家

九十年代荷兰最多的中国移民，除了早年来的香港人，就属浙江温州和青田人最多了。国家教委当时给访问学者月生活补助1100荷兰盾，大约相当于当时550美元，一半用于房租。所以如果有人愿意为我安排住房，便可以省去我一大半开销。

一天有个浙江女人跑到大学语言研究所来找我。她听说我可以教英文，想请我搬进她家，每日一个小时给两个孩子上英文课，房租和伙食费都免了。

女主人H三十多岁，长得很漂亮。儿子LL十五岁，女儿XX十二岁，两个孩子都很机灵，能讲标准的荷兰语、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外加中国普通话、粤语和浙江青田话，英文也不是很差。墙上的各种证书是H这些年一一得来的，说明她是个有追求的女人。他们的别墅不小但是家里很乱，我进门后七手八脚用了半天功夫就把一个三层楼的房子收拾出了模样，让他们每一个回来的人发出惊叹。家里两台钢琴，分别让两个孩子用。同其他海外的家庭一样，物质的东西不缺，家长缺的是时间。我睡在顶楼，反正平时那里也是空着。晚饭过后我就可以呆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不必管家里其它的事。

搬进来两天了，居然还没见到男主人。据说家里开了两个店铺，女主人到了荷兰后先攻克了语言关，荷兰语讲得很好，所以主管外交。男主人来荷兰二十几年，埋头在店里打工，除了会说那些跟开店有关的词汇，交际能力要差得多。

再过两天干脆女主人也不露面了。一天我从研究所回到他们家，男主人出现了，一个相貌端正的四十岁男人。他似乎是在对我笑，但是带着哭相。他说很感谢我把他们家收拾得这么整洁，多年来没有这么干净过。孩子们很喜欢我。他整年都在店里，忙到头结果可能是一场空。于是他告诉我，今天下班早，是因为发现太太失踪了两天，至此全然没有消息。他拨打了电话本上所有亲朋好友的电话，包括女方在法国的姐姐和新西兰的妈妈，她们都说不知道。经他朋友提醒，Z查看了银行存款，发现账上现金已经被转走。朋友说钱没了，就是她跟别人私奔了。

现在只剩下男主人Z坐在沙发上叹气。他告诉我，从十五岁起他就从浙江来到荷兰，先是在餐馆打工，二十几岁时带着积攒的钱回到老家，娶了当时才十七岁的H，并很快将她的妈妈、姐姐都接到荷兰。后来在U市开了两家店，一个卖薯条和三明治快餐，另一个卖炸鱼。

我问他们夫妻之间关系如何，他说不错。在此之前太太除了抱怨丈夫不陪她逛商店，没其它问题。在他叙述往来的数十个关系中，有一个人引起我的注意，然后我要了那人家的电话号码，想好这个电话怎么打。Z拨打电话找人时，总问人家：“我老婆在不在你家？”人家都说“不在”。而我一反常态，不介绍自己是谁，单刀直入对接电话的男人说：“请H听电话”。那男人楞了两秒，而这短短两秒钟的迟疑足以告诉我H就在那儿。然后他不得已让H拿起电话听筒。我对H说，1. 即使想离婚，也要回来面对配偶；2. 把我骗进这个家门，原来是把孩子的担子暂时丢给我，我是不会负这个责的；3. 应该给丈夫一次机会，因为他到现在还觉得你们夫妻之间没有问题呢。

H说这个丈夫只知道埋头挣钱，没有任何情趣，她已经绝望了。我完全相信她的话，也懂是什么让一个女人决意出走，但我的任务是帮Z找到她，他们继续维持婚姻与否不关我的事。我从来不认为当一个婚姻快要解体时，别人的劝说有多大的帮助，对未来有多大的意义。

Z很惊异，他发动朋友从荷兰到法国，从中国到新西兰，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的人，让我第一个电话就扒拉出来了。他沮丧地说，这几十年的苦算是白吃了，存款全无，只剩下房产证上写着H名字的住房，估计她看在孩子的面上，不会现在将房产收走。Z打算把两个店关了，从此吃政府救济。我问了问店铺经营的情况，他说其中一个店铺贷款买下来经营，两年就可以连本带利还清债务，我立即告诉他完全没必要卖店了。“再咬牙坚持一两年，赚的钱就可以抵上H带走的损失。只要店铺在手，每天都在赚钱。老婆走了不能算损失，再招来一个就行了。你们的孩子看到他们的妈妈是怎么丢下他们走的，后来的女人就不难做他们的继母了。”“不过你还是可以前去H那里跑一趟，做最后的争取，看看她是否已经后悔离家出走。要对她说，你过去不够体贴，请她给你改变的机会。”

Z听了我的劝告，准备了一个戒指和一束鲜花。在约会地点，H拿走了戒指，把鲜花丢在饭桌上没拿。

LL和XX过些日子得到允许去探访他们的母亲了。在那个男人家里两个小鬼趁人不备翻腾了妈妈的行李，把爸爸送给妈妈的戒指偷了回来，说她根本不配。

又过了几天，两个孩子名义上过去看妈妈，实质上去给妈妈和她的情人捣乱。他们故意与那个男人的孩子打架，给妈妈好看，然后扬长而去。

本来晚饭过后可以自行安排作息时间的我，在H出走的那些日子里，尽量等Z晚上十一、二点关店后下班回来，然后陪他聊聊天，喝点酒，让他减少对家庭解体过度中的不适应，谁叫我遇上了呢。这些开餐饮业生意的人家里总会收存一些名贵酒。几十瓶好酒，我陪着品尝了不少，这辈子的好酒大概就是在他们家喝的。

有一天LL把我从他们家收拾出来的一大堆首饰倒在地上，挑选了几个像样的拿到跳蚤市场卖了，其余的扔到垃圾箱里。虽然这样的东西我一件都没有，但我竟然丝毫也没有“挽留”它们的意思。它们对我没用。我能想象女人们身后的首饰是什么下场，所以我从不在它们身上投资。有幸的是，喜欢我的男人似乎从来不关注我的首饰。

我离开荷兰去美国之前，Z专门为我做了鱼丸汤，清香滑嫩，让我在这些年中想起来就馋。

因为离开荷兰前几个月住在他们家，国家教委一年发给我的六千美元资助，有五千美元都被省了下来，后来被我带到美国。

后来听说Z找了个女人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H早就跟那个私奔的男人打翻，也没有再同Z往来。Z曾经对我说，那个年代来荷兰的男人忙着做工挣钱，混得好能成家立业。一些没有女人的，把辛苦挣来的钱又输到赌场里。女人们先是忙着嫁人，等她们拿到居留身份后就跟栓不住她们的男人离婚。Z既有身份又能挣钱，可是还是没有留住他的女人

九十年代国内人对外边的情况了解不够，浙江一带有些父母把辛苦积攒的人民币交给蛇头，委托他们把孩子偷渡出境。蛇头们对偷渡的人作“接力棒”式的运作，先把偷渡者从中国送到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等地，那里有人接应他们去欧洲如罗马尼亚那样的地方，第三个接力棒再把他们转到奥地利，然后送往德国或荷兰。Z的家里曾经雇用过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儿，他偷渡成功但是父母还欠蛇头三万元人民币，所以以孩子在主人家免费做工三年为还债条件。那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给主人做早饭、收拾房间、洗衣服，八点去店里上班，晚上十二点回到住地，完全没有自由。他父母托人从国内带给他的浙江特产鱼干虾干，他从来不舍得吃，都送给主人。

就在他还差几天就还完那三万块钱债务的时候，男孩高兴地逢人就说：“我马上就要成为自由人了！我就要自由了！”哪知被人告密，当即被抓起来遣返回国。可怜的孩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

Z反反复复提到这个孩子，让我觉得他是个有同情心的人。

【1997年2月16日（日记）】

那个叫Gijs的警察，通过Z家认识了我。他说通过Z一家发生的事，看到我美丽的内心。为了让我留在荷兰，他在警察局和移民局办理了我和儿子一鸣未来两年合法居住的证明。告诉我荷兰不需要结婚证明，只要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就被认为“事实婚姻”。如果我搬进他家，就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他拿出十年前自己的离婚书、他在军队和国际刑警服役后的退休收入证明，告诉我他不会逼迫我同他领取结婚证明。他人很好，但是我从没想过这辈子会嫁给警察。

我离开荷兰到了美国之后，Gijs还是一如既往为我和一鸣在荷兰的合法身份力争。他不停地往美国寄音乐磁带、写信、打电话，还找到我未来的丈夫理论，我只好用“请不要再打搅”的话语阻止了他。

两年后荷兰的朋友告诉我，Gijs突然死去，大概是心血管一类的病。每隔几年我会将档案柜里的东西清除一次，而Gijs给我和儿子办理的在荷兰的居住证明虽然早已过时，我至今还留着。我还记着，他拿一枝红玫瑰送给我，说“你的心灵真美”。我听了并非高兴，还当即告诉他“女人并不介意别人对她们外表的过高评价”（It's OK to overstate a woman about her physical beauty)。他连忙解释说，他是怕我把他当作以貌取人的男人，才不敢提外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