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6：15 就来到手术室，从想不到有那么多医护人员早就开始工作了。负责前台登记的小姐核对我填写的表格后，还是不放过给Karen打了电话，问她是否准备两个小时后开车送我回家。按原计划接受全身麻醉的人苏醒后一定不能自行开车。

        接下来是面对负责我身体整体情况“问诊”的护士。十五分钟内，把全身每个器官的功能现状作一了解，连最后一次吃维生素的时间也不放过，难怪有些中国人去医院看病要带翻译呢。有幸的是我既没有任何医生诊断出来什么病，也没有任何自觉的身体不适，连过敏那样的毛病也没有，回答倒是简单多了。最后她问我是否由于宗教等原因不接受某种治疗，倒提醒了我，我连忙告诉她，自己正在同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不接受输血。然后我拿出一个万一发生死亡情况时的联系卡，上面有我几年前同Sciance Care 这个机构签订的合约，我自愿将遗体捐献，用于科学实验的目的。我笑着说，肠镜检查十有八九用不上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卡片放在我的大衣兜里就是了。

       听说我打算破例不用麻醉做长达半个小时的电子肠镜检查，几个护士、手术医生Jonas和麻醉医生都不知所措，轮番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们日本人和许多中国人做此检查都不用麻醉，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应付。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检查中我认为疼痛难忍，他们还是要在静脉点滴的瓶子里加麻醉剂。为了不让他们紧张，我说任何不适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要因为我呻吟而受到影响，不要中途停下来让我休息。

       这样我就可以同医生一样清醒地看着显示屏，傾听着他们的谈话，感受着充气时强大的压力，在疼痛之极时作短促呼吸。一旁的麻醉师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士，大概更不愿看到女人这么受折磨，一会儿拍拍我的臂膀，一会儿替我缕开垂落到脸上的头发，问我要不要用麻醉，我咬着牙摇头….. 二十五分钟后检查完毕，他们终于松了口气，轮番向我说“你表现得不错”（You’re doing great）一类的话，而我也不会忘记感谢各位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天医生助理打来电话查询一切是否正常，并告之我是Jonas医生数年中唯一没有使用麻醉做肠镜检查的病人。我想他们这个团队大概从此会对“中国女人”添加一个新印象 - 皮实（tough）。

       由于没有麻醉的事，便通知Karen不必来接我了，我自己开车直接去了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州首府Dover，办理一些公证书的认证，晚饭吃螃蟹加萝卜汤，庆幸自己不用麻醉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