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网上有两件热闹事。一是刘晓波死了，二是印度人找揍。往深了想想，两件事其实是一回事儿。 先说刘晓波吧。以我观之，刘的主要毛病是浅。有的人读书不多，见识不广，又固执于一得之见。辩驳之间，只图求胜，这样的人容易走极端，往往掉进对手挖好的坑里。 刘晓波就掉进了坑里。说了殖民三百年的话，连为他缓颊的人都只说不能断章取义。其实你看了那篇谈话的全文，这三百年还真就是他的逻辑思路的必然结论，不冤枉。 他的思路十分清晰： 既然中国人宁愿当共产党的奴才也不愿意跟民运走，一定是中国人甘当奴才的素质所决定的，而这种素质绝不仅是政治态度的问题，而是由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文化习惯所决定的。所以要用西方文化来给中华文化换血。而且要换就要彻底，少说要15代人，也就是殖民三百年。 如果没人愿意背这个殖民中国的包袱或者殖民三百年后效果还是不理想呢？逻辑结论只能是人种不行。那怎么办呢？无论那时有多少亿的中国人就全都自杀了吧，咱别给普世价值添堵不是？ 君不闻，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嘛。可如果中国人都死绝了，谁来享用民主自由的美味佳肴呢？看来此曲只能天上有，中土哪得几回闻。 有人把刘晓波比作当代谭嗣同。你别说，还真有点儿道理。当年谭嗣同这位官二代为了高大上的共和革命也是不管不顾地撸起袖子干。咱来看看他出的好主意： “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且价亦不必皆要现钱，凡铁甲船，铁路之钢条，木板，精枪，快炮及应用之一切机器，均可作抵。于是广兴学校，无一乡一村不有学校；大开议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议院”。 按照这种骇人听闻的卖地强国之策，卖到最后，恐怕就比那一片白茫茫大地还干净了。 或问：把地都卖了，英俄列强若是既得陇而又复望蜀如何？对这个问题思想家谭嗣同的谭思想和思想家刘晓波的刘思想没有不同，那就是完全冀望于西方人的高尚道德。谭嗣同为此还特地写了“仁学”一书，其中夸赞洋人日人到中国不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而且还代表了上帝的荣耀大爱：“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真够体贴的，也真够无耻的。若问：那刚刚发生的甲午之战，割让台湾呢？怎么解释？谭嗣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胡话：“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又称赞日本：“嗟乎！仁义之师，所以无敌于天下者”。可就是这个“仁义之师”昨天才把旅顺一城杀得只剩下36人。我们对他谭某人骂一声丧心病狂不过份吧？ 但是谭嗣同与刘晓波又有很大的不同。不管他的主张有多荒谬，谭嗣同的共和民主主张的最终目的是还是为了救中国（刘晓波则是要亡中国）。当甲午战败之际，下至乡民上至清室，无人不说或立宪或共和，必行西法。盖不得不变法，不变则国亡。 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中央集权还是中央集权，公知民主还是公知民主。只不过谭嗣同换成了刘晓波。那么，为什么谭嗣同们的革命已最终成功，而刘晓波们的希望则日益渺茫？这一百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或者换一个问题，倘若甲午之战中国竟胜了，或庚子之变八国竟败了，那革命党还能不能成事？ 答案是辛亥革命可能不会发生，因为中国若不贫不弱，人民不反，官吏亦不反。这个道理，一百年没变。西太后妄与十一国宣战而丢弃北京，蒋介石惧对日本人宣战而被屠南京，他们不亡没有天理。毛主席爆揍十六国而立威天下，人民怎能不拥护？ 所以，若以强国为目的，民主并非必由之路。若以民主为目的，强国却是太行王屋。对独运轮来说，削弱中国是他们的共同目的，也符合已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当刘晓波叹息没有人愿意背殖民中国这个包袱时，阿三却又冒失地站出来说“我来我来！”独运轮此刻都觉得人生第五大喜事来了：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阿三打中国。他们盼望一旦阿三开了个头，则美国，日本，越南，南韩，台湾，菲律宾一拥而上，非把中国打出个民主不可。可惜他们的畅想又会失望了。这阿三原是个不会打仗的国家，孤军深入却取守势，未制敌反制于敌。文词儿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说白了就是撅着屁股找肏。这样的打法，虽强如美国亦不能久。中国则早打晚打，小打大打，随心所欲而无不胜。 谭嗣同的时代，民主是强国的手段，得人心。而在刘晓波的眼里，殖民是民主的手段，失人心。这就是为何他们始终无法“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道理。为什么中国人把强国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每一次亡于外族都死太多人了，所谓十室九空。晋末，宋末，明末都是如此。而欧洲小国则未必，二战时丹麦稍加抵抗就投降了德国了，马照跑舞照跳，也没什么事儿。当然更深层的原因确实与人种有关，那就是东方民族都更加倾向集体主义，这本是人类进化的自然趋势，它的优势已经而且会越来越突出地显示出来。 正是： 百年谁著民运史，笑看晓波与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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