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網上有兩件熱鬧事。一是劉曉波死了，二是印度人找揍。往深了想想，兩件事其實是一回事兒。 先說劉曉波吧。以我觀之，劉的主要毛病是淺。有的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又固執於一得之見。辯駁之間，只圖求勝，這樣的人容易走極端，往往掉進對手挖好的坑裡。 劉曉波就掉進了坑裡。說了殖民三百年的話，連為他緩頰的人都只說不能斷章取義。其實你看了那篇談話的全文，這三百年還真就是他的邏輯思路的必然結論，不冤枉。 他的思路十分清晰： 既然中國人寧願當共產黨的奴才也不願意跟民運走，一定是中國人甘當奴才的素質所決定的，而這種素質絕不僅是政治態度的問題，而是由一點一滴，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的文化習慣所決定的。所以要用西方文化來給中華文化換血。而且要換就要徹底，少說要15代人，也就是殖民三百年。 如果沒人願意背這個殖民中國的包袱或者殖民三百年後效果還是不理想呢？邏輯結論只能是人種不行。那怎麼辦呢？無論那時有多少億的中國人就全都自殺了吧，咱別給普世價值添堵不是？ 君不聞，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嘛。可如果中國人都死絕了，誰來享用民主自由的美味佳餚呢？看來此曲只能天上有，中土哪得幾回聞。 有人把劉曉波比作當代譚嗣同。你別說，還真有點兒道理。當年譚嗣同這位官二代為了高大上的共和革命也是不管不顧地擼起袖子干。咱來看看他出的好主意： “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且價亦不必皆要現錢，凡鐵甲船，鐵路之鋼條，木板，精槍，快炮及應用之一切機器，均可作抵。於是廣興學校，無一鄉一村不有學校；大開議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議院”。 按照這種駭人聽聞的賣地強國之策，賣到最後，恐怕就比那一片白茫茫大地還乾淨了。 或問：把地都賣了，英俄列強若是既得隴而又復望蜀如何？對這個問題思想家譚嗣同的譚思想和思想家劉曉波的劉思想沒有不同，那就是完全冀望於西方人的高尚道德。譚嗣同為此還特地寫了“仁學”一書，其中誇讚洋人日人到中國不但不殺人不放火不搶糧食，而且還代表了上帝的榮耀大愛：“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真夠體貼的，也真夠無恥的。若問：那剛剛發生的甲午之戰，割讓台灣呢？怎麼解釋？譚嗣同只能硬着頭皮繼續說胡話：“若夫日本之勝，則以善仿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為仇，非與民為敵，故無取乎多殺”，又稱讚日本：“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可就是這個“仁義之師”昨天才把旅順一城殺得只剩下36人。我們對他譚某人罵一聲喪心病狂不過份吧？ 但是譚嗣同與劉曉波又有很大的不同。不管他的主張有多荒謬，譚嗣同的共和民主主張的最終目的是還是為了救中國（劉曉波則是要亡中國）。當甲午戰敗之際，下至鄉民上至清室，無人不說或立憲或共和，必行西法。蓋不得不變法，不變則國亡。 從清末到現在，一百多年了，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中央集權還是中央集權，公知民主還是公知民主。只不過譚嗣同換成了劉曉波。那麼，為什麼譚嗣同們的革命已最終成功，而劉曉波們的希望則日益渺茫？這一百年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或者換一個問題，倘若甲午之戰中國竟勝了，或庚子之變八國竟敗了，那革命黨還能不能成事？ 答案是辛亥革命可能不會發生，因為中國若不貧不弱，人民不反，官吏亦不反。這個道理，一百年沒變。西太后妄與十一國宣戰而丟棄北京，蔣介石懼對日本人宣戰而被屠南京，他們不亡沒有天理。毛主席爆揍十六國而立威天下，人民怎能不擁護？ 所以，若以強國為目的，民主並非必由之路。若以民主為目的，強國卻是太行王屋。對獨運輪來說，削弱中國是他們的共同目的，也符合已發達國家的共同利益。當劉曉波嘆息沒有人願意背殖民中國這個包袱時，阿三卻又冒失地站出來說“我來我來！”獨運輪此刻都覺得人生第五大喜事來了：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阿三打中國。他們盼望一旦阿三開了個頭，則美國，日本，越南，南韓，台灣，菲律賓一擁而上，非把中國打出個民主不可。可惜他們的暢想又會失望了。這阿三原是個不會打仗的國家，孤軍深入卻取守勢，未制敵反制於敵。文詞兒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說白了就是撅着屁股找肏。這樣的打法，雖強如美國亦不能久。中國則早打晚打，小打大打，隨心所欲而無不勝。 譚嗣同的時代，民主是強國的手段，得人心。而在劉曉波的眼裡，殖民是民主的手段，失人心。這就是為何他們始終無法“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道理。為什麼中國人把強國看得如此重要呢？因為每一次亡於外族都死太多人了，所謂十室九空。晉末，宋末，明末都是如此。而歐洲小國則未必，二戰時丹麥稍加抵抗就投降了德國了，馬照跑舞照跳，也沒什麼事兒。當然更深層的原因確實與人種有關，那就是東方民族都更加傾向集體主義，這本是人類進化的自然趨勢，它的優勢已經而且會越來越突出地顯示出來。 正是： 百年誰著民運史，笑看曉波與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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