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之内涵

中国人是最没有历史感的，进城没几天，就翻脸不认人，骂乡下人：农民。我老婆就这样，很多人也这样。据非官方统计，“农民”，在骂人的词汇里，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之一，毁灭性也很可观。凡是，被当做“农民”的，自觉低人一等，个人权利也受到种种局限。

事实是，乡“野”是我们最早的家园，也是我们最后的归宿。为什么这么说呢，“野”字可见。“予”，在古汉语里，同“余”；“余”，我也。宋朝大儒周敦颐《爱莲说》中写到：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里”，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一“里”25家，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基本社会单元，类似于北京的小区。

“野”之本意，是我的家，你的家，我们的家园。古已如此，非我杜撰。“礼失求诸野”，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习俗、道德规范和文化，是由“野”养成并发扬光大的。“野”是自足的，生产、生活与生殖，从摇篮到坟墓，于斯而终；“野”是稳固的，不因朝代变迁和社会动荡，而失去其本来的功能；“野”是偏远的，“山高皇帝远”，由于远离政治中心，较少受到极权的干预和破坏。

“野”是古朴的，自然的，自我满足和自得其乐的。但是，这是老黄历了。今天之“野”，已彻底“抛荒”，旧的已去，新的未成，一副尴尬景象。像一位初次进城的农家女孩，浓妆艳抹，既没有原生态的天然之美，也没有摩登时代之现代感，不土不洋，又土又洋，简直是“四不像”。

为什么我们的家园，“改变了模样”，原因是：

第一，土地公有。正像你不能在怀柔郊区买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一样，任何一个城里人也不能在农村拥有土地。包括毛泽东、彭德怀这些开国元勋，在离开自己的家乡之后，就再也不能回归了。而事实上，在“旧社会”，传统农村的士绅，很多是在朝做官、告老还乡的人，这些人见多识广，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道德、权势，维系着传统农村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把“外面世界的精彩”反哺给相对封闭的农村。

第二，文化大革命以及对孔夫子的批判。土地公有化是在经济上，斩断了传统中国自我生长的根基，而“文化革命”和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彻底搞乱了纯朴的农民的思想。诚信、守拙、宽厚、忍耐，这些基本的农民品质，代之以欺诈、奸猾、刻薄和投机取巧。说假话的人、欺骗别人的人，才能够活得更好，而诚实的人则处处受人欺负，而士绅阶层的缺失使农村失去了对抗“地主恶霸”的力量，这就使得邪恶成为农村的主导力量。道德缺失，流氓当道，是当今中国农村的一大顽症。

第三，高考。高考对跳出农村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件大好事，比如我们弟兄。可是，反过来，对于农村来说，不只是釜底抽薪的、大大的坏事。试想，1977年以来，农村子弟考上大学的以百万计，而这些人是农村里面的“文化精英”，是众望所归，是农村的“中流砥柱”。这些人离开农村之后，没有地（我们原来有地的，户口离开之后，就交公了），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几百万“文化人”脱离农村，剩下的是什么，可想而知了。

第四，改革开放所倡导的“一切向钱看”。当传统的价值观念，因为公有制、批判儒家学说和高考扫荡得所剩无几的时候，新一轮的道德冲击，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迅速占领农村贫瘠的市场，而“金钱宗教”的树立，是最简单有效的。几乎在一夜之间，没有任何信仰的中国农民，都成了金钱的最忠实信徒。

其实，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村来说，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贫穷，而是导致贫穷的原因。历史上，中国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高，可是，“耕读传家”以及稳定的社会形态所导致的“熟人”社会使得乡亲邻里之间，保持着古朴的温情。因此，“田园”和“乡野”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归隐和休憩之地。以“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和“康百万庄园”为例，这些闻名全国的富庶之家，均植根乡里，成为一方所望。

春节来了，很多人走上了漫漫返乡路，但，和历史上不同的是，远在乡野的那个家，只是一个短暂休憩的驿站，而不是我们可以永久居住的、永恒的、古老的家园了。

2011年2月1日星期二，12:40分，腊月29日

北京家中，为我、所有农民和所有中国人，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