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慈和欧美之善

慈善并提，不过，两者不是一回事儿。慈之范围，大抵限于有血缘关系的亲族；没有血缘关系，就往上靠；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本来和贾母、贾府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七拐八拐，也能沾亲带故。沾上边儿，过年过节，贾家就要照应照应，否则，就是不近人情了。

善之对象，和血缘无关，四海之内皆兄弟。无论天涯，无论海角，不论其国家、民族、语言和肤色，天下一家，不能舍弃一个人，不能歧视任何一个人。

佛家普度众生，只要是生命，小猫小狗，野花杂草，都是佛家爱惜、怜悯的对象。寺庙之济贫、救急和赈灾，也是无分姓氏，面向大众，普施恩惠；佛教如此，基督教也是如此。耶稣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医院、学校、孤儿院、育婴堂，从来不是某家某姓的专利，而是社会大众之福音。它为每一个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而不是某一个家族之福利组织。

范仲淹是儒学信徒，曾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誓言。不过，他首创并出资建立的义庄，只是范氏族人之依靠，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宋史记载其“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

范氏义庄，是范仲淹于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第三次被贬后，在原籍苏州吴县捐助1200多亩地设立的。义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生活。他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经过历代范氏子孙的屡次捐献，到清朝宣统年间，范氏义庄公有“义田”5300多亩，且运作良好。

范仲淹时期，苏州范氏子孙数量还不多，仅90多人，因此，范氏义庄的资助是人人有份，属于小范围普遍福利。到清朝，由于范氏后代数量增多，义庄的资助主要针对特殊对象，例如家庭贫困者、寡妇、上学、结婚、丧葬等。

范仲淹之义庄，成为当时和后世仿效的对象。宋元之间，记载的义庄约70多个，明代约200个，清代有“义庄遍天下”之说。清末，仅苏州地区就有义庄200多个。这些沿袭自范氏义庄的各地义庄，成为中国民间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固基础。

问题是，无论一个义庄规模有多大，义庄的数量有多少，它都只是家族和宗族性的封闭机构，是一个家庭的扩大化，是一个基于血缘的福利团体，却不是一个开放的、面向公众的社会性组织。唯此，义庄所发挥的作用，也许与其初衷恰恰相反。

只有大家族，只有官宦之家，只有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地位优越的一方豪族，才可能建立和维持义庄。穷人、小门小户、鳏寡孤独者，是没有能力搞什么义庄的，也不属于任何义庄。结果是，义庄更强化了社会上豪门望族的势力，使强者更强，富者更富，家族势力门阀势力，结为一体；真正需要照顾救济的民众，却求助无门，陷于饥寒交迫之悲惨境地。社会两极分化，“一边是海水，另一边是火焰”，每个朝代末期，流民遍地、盗贼蜂起，成为旧王朝的颠覆者，已经证实“义庄”，难以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

另一方面，“义庄”之存在、之广施仁爱、之救济同族，也使受惠之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只知有“父祖”，而不知有“君王”；只知有家族之“情”，而不知有社会之善行。

换言之，在中国，以血缘为纽带之善行，是广泛存在的，也是有效的，但却不是全覆盖的，一旦超越了血缘的范畴，不同家族之间的合作，就极为困难。

刘大鹏是清末秀才，屡试不中，就留守田园，在山西太原晋祠镇小店村，一边务农一边教书，在他的日记《退想宅日记》中，刘大鹏记载了在本村成立公益基金的尴尬：

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

己卯岁（光绪五年，1879年），大荒之第三年也，秋八月下旬，父亲大人聚桑梓父老而议曰：光绪三年，吾省大饥，斗米二千八百余，人相食，吾里饿死者十之七、八，较邻村更甚。

今幸年渐好，吾里草纸价钱亦昂，吾想一法，照道光、咸丰年耆老所为，仍起纸行，十刀草纸起钱一文，每年可起数百千，积于公所，发商生息，庶遇荒凶有备，以免邻里饿毙之患，垂十数年可积数千缗。立一公和局，请里中端方正直人经理其事，若有草纸不快年头，村人受困，即以局中钱收卖，则纸价自昂，而村人即不受困矣。

父老曰：“若”。

父大人又曰谋始最难，动手必用钱，吾出百缗以为倡，作纸墨费，父老皆曰九月上旬再为定议，迨至其时，竟置不问，父大人命余请众父老议其事，一人谓余曰：众皆议办秧歌，子尚不知耶，汝父所谋虽极好事，众皆不以为然，亦无益也。余归，禀知父大人曰：昔诸葛武侯尝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其然乎？父大人所谋久远之计，村人无远见。竟视为迂阔，良可浩叹。

范仲淹之义庄可成，还延续上千年，是基于血缘；刘大鹏的父亲出于公义之心，要在村里成立一个基金会，以济灾荒，但，议而不成。我们不能将原因完全归结于非血缘，不过，“肥水不流外人田”之说，揭示了中国人之善行，多限于自家人，一般不会“便宜”了外姓旁人。

容闳是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生，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人。然而，资助容闳留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资助他的传教士，不仅资助了他，还资助了他父母两年生活费，以便其能在美国安心读书，以便其父母不因儿子求学而陷入困窘。和容闳同时赴美的，还有另外两个亲兄弟，他们的待遇，和容闳一样。

下面是容闳先生的自述：

一八四六年冬，勃朗先生回国。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布告生徒，略谓己与家属均身体赢弱，拟暂时离华，庶几迁地为良。并谓对于本校，感情甚深，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诸生中如有愿意同行者，可即起立。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其后数日间，课余之暇，聚谈及此，每为之愀然不乐。其欣欣然不喜色者，惟愿与赴美之数人耳，即黄胜、黄宽与予是也。当勃先生布告游美方针时，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第予等虽有此意，然年幼无能自主。归白诸母，母意颇不乐。予再四请行，乃勉强曰：‘诺’。然已凄然泪下矣。予见状，意良不忍，竭力劝慰之曰：“儿虽远去，尚有兄弟与姊妹三人，且长兄行将娶妇，得有兄嫂承欢膝下，不致寂寞。母其善自珍摄，弗念儿也！”母闻予言，为之首肯。由今思之，殆望予成器，勉强忍痛也。呜呼！

予等均贫苦，若自备资斧，则无米安能为炊。幸勃先生未宣言前，已与校董妥筹办法。故予等留美期内，不特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赡。既惠我身，又及家族，仁人君子之用心，可谓至矣。资助予等之人，本定二年未期限，其中三人之名，予尚能记忆。一为蓄德鲁特君，苏格兰人，香港《中国日报》之主笔。其人素鳏居，慷慨明决，有当仁不让之风。一为美商李企君。一为苏格兰人康白尔君。其余诸人，惜不相识，故无从记其名姓。此外又有阿立芬特公司者，为美国纽约巨商兄弟三人所设，有帆船一艘名“亨特利思”，专来中国运载茶叶，予等即乘是船赴美。蒙公司主人美意，自香港至纽约不取船资，亦盛德也。此数君者，解囊相助，俾予得受完全之教育，盖全为基督教慈善性质，并无他种目的。今则人事代谢，已为古人，即称道其名，亦已不及。然其后裔闻之，知黄宽、黄胜与予之教育，全为其先人所培植，亦一快心惬意事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以千计的传教士和医生，来中国，开办医院、大学，今日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清华得益于美国庚子赔款，北京大学受惠于司徒雷登先生创办的燕京大学，今天的北大校园是燕京大学遗产，真正的京师大学堂，是故宫背后的红楼，其规模和气象，根本不能与燕京大学同日而语。最好的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创办的。传教士的足迹，不仅遍及东南沿海，即便在中国最偏远、条件极其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依旧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据统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总共收养了8万多名中国孤儿，且，多是女孩。这些中国孩子，和美国人肯定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她们在美国家庭都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2010年，和我女儿交流的美国女孩，就是地道的中国面孔——她是2岁的时候，被美国妈妈收养的。不止如此，她的妹妹，也是中国女孩，也是被美国妈妈收养的。

还有一个数据，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卸任之后，投身慈善事业。比尔·盖茨成立的基金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据统计，该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全部捐款，5亿美元投在美国，另外45亿美元投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对此，美国人也没有微词。2014年，潘石屹夫妇给哈佛捐款，网上一片哗然，不是说潘石屹不爱国，有钱怎么不捐中国高校，就是说他为了自己的孩子进哈佛。

2018年2月22日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