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凌晨四點，兒子把我叫醒，我們分別梳洗整理行裝。他打開車的引擎，讓它熱身一會兒，然後開車送我去醫院。Abdel-Misih醫生7:30要為我手術，5:30必須到達手術地點做準備。

       穿刺報告上寫着：看到大群濾泡狀細胞涌動，懷疑濾泡性甲狀腺腫瘤。醫生說：‘Possible cancer’（可能是癌）；所有我能察覺的症狀如腫瘤的大小近4公分、鈣化（很硬）和生長得很快，都是癌症的跡象。當然我依然活蹦亂跳，沒有覺得自己是病人，難怪人說癌症難以早期發現呢。

      手術前的兩個月裡，我讀了一些有關甲狀腺結節和腫瘤的文章，是繼去年夏天對付蝙蝠之後的又一次專業掃盲。隨着對它的了解步步加深，恐懼基本上全無。雖然癌症至今還沒有被人類攻克，但是甲狀腺癌十年以上成活率達到70%。我們家有心血管病的歷史，要是哪天發作心臟病，死的更快，還擔憂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後的事幹嘛？

      癌症本身並不可怕，最多就是死。而死是解脫所有麻煩最徹底的途徑，之後一切麻煩都不會有了。面對癌症的問題是，你不能像從前那樣想吃什麼吃什麼，想幾點睡覺就幾點睡覺，想怎麼揮霍就怎麼揮霍。你必須配合醫生治療，按照他規定的時間做各項檢查、服藥和作息。放療化療還會讓你很難受。自由被剝奪的感覺會告訴自己，這樣活下來也沒意思。我以前很少生病。來美國之後十幾年不生病，也沒有吃過醫生開的什麼藥。其間偶爾回中國時才會感冒，那都是罕事。快六十歲了，還不能接受跟醫生打交道的事實。

       雖然醫生在手術前不會告訴我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癌症，我還是自作主張提前着手癌症手術後要做I-131核放射藥物服用的準備，不再食用含碘的東西。長長的單子，夠你記的。

       手術本身的危險是可能破壞甲狀腺背後的喉返神經，導致以後說話聲音嘶啞；另外我擔心全身麻醉是否萬無一失。兒子上學去了，我把錄音機拿出來，錄製了幾句話給他，一是告訴他萬媽媽一麻醉之後沒有醒來，他要做什麼；二是作為喉返神經萬一被損壞起訴醫生的證據。上醫院前還帶着如果手術成功給醫生發送的感謝卡，爭取讓他當天看到。一手拿着盾牌，一手舉着橄欖枝，挺兩面的人格。雖然感覺不好，但勢在必行。

        美國人看病和手術都要預約，等候一兩個月很常見。本來我第一次見醫生是2月28日，我雖然明白“加隊”等於把排在前頭的病人往後推，還是寫信給醫生說，自己可不想等到癌細胞擴散到全身再手術，醫生便很快安排了和我面談，把手術提前到2月14日。我又打電話說，那天醫生最好還是過情人節吧。後來出乎意料地得到通知，1月28號醫生可以為我在清晨加一個手術。

       國內的親朋好友得知此事，都紛紛讓我回國治療，說國內可以找熟人，不出一個星期就可以得到手術。另外國內醫生練手的機會多，可能比美國醫生技術好。我相信他們說的，但是回國有回國的麻煩，我也不想麻煩朋友，就只好堅持在美國手術。內心深處我總覺得在美國出了事，有地方講理和賠償。而要是在中國有了意外，最後的處理往往是啞巴吃黃連。

       兩個多月的時間裡，我由家庭醫生推薦到內分泌科醫生，再由內分泌醫生推薦到手術醫生。每個醫生開具不同的檢查項目包括不同的血液檢查、不止一次的超聲波檢查、核磁共振、細針穿刺和術前心臟壓力測試等，所有檢查都在不同的診所或醫院進行，每一個檢查都要預約和等待數日。在美國生病的人得有健康人一樣的精力和體力，主要是自己而不是依賴家人朋友陪伴，去完成治療前這些環節。檢查結果要匯總到各個醫生那裡，他/她才能在同你約定的日子裡提出下一步治療的建議。在這裡，無論如何也沒有中國醫生在同病人見面短短幾分鐘裡，就告訴你得了什麼病的痛快事了，更別指望在一家醫院裡做所有的檢查。

       即使去急診中心，除了心臟病發作急需輸氧或大創傷流血，在急診室一等就是3～5個小時無人問津。數年前我曾陪前夫掛急診，等了幾個小時後流血的傷口自行封閉，我們就決定不見醫生了，在回家路上的藥店買了消毒的酒精紗布，回家由我幫他處理。

       在前後兩個多月手術的等待中，我對美國現行的醫療體制抱怨很多，和國內的親友開玩笑說，在美國見醫生快跟見上帝差不多難，見到醫生的時候可能真的快見上帝了。

     還有很多要交給兒子的賬和信息，早就提前做了準備。我不怕死，就怕沒把死的事準備好。

     我遞給兒子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十幾個親友的名字和電話。萬一我死了或者手術後喉返神經被毀不能說話了，他要撥打那些電話給人家報信兒。我答應過要告訴他們手術的結果。

     到了手術這天早晨，兒子一鳴和我到了醫院，一切準備就緒，我心情好極了。我們到的有點早，坐在當地最大一家醫院和手術中心的沙發上，看着來來往往清晨開始工作的醫護人員和勤雜工，我對一鳴說：“我今後不能那麼想當然了。自己來美國這麼多年不工作，也從未想過工作的人這麼辛苦。他們天天如此，要干到六十五歲半以後才能停下來呢”上班的人看病自己要付一些費用，而我分文不花，還能得到這麼好的服務，真得感謝上帝。

     早上五點半我開始跟第一個接待我的護士進入手術區做準備。她要求我把自己的衣着全部脫光，換上病人的罩衣。“甲狀腺手術在脖子上，幹嘛要脫光呢？”我想，大概是為搶救做準備吧。接着是測量體溫、血壓、量身高體重一類的事。身高體重有關麻醉的用量，我親眼看着護士準確地把數字寫到表格里。第二個護士來核對家庭病史的有關信息如父母如已去世，死於何種疾病、直系親屬中有沒有癌症的病史。然後第二個護士來談我個人有沒有過敏一類的情況，把全身可能有的病從頭到尾問了一遍。幸虧我來到美國後基本沒有其他的病，所以問題回答得很簡單。專門有醫護人員來問我有沒有輸血禁忌，我告訴她由於跟耶和華見證人學習聖經，本人只接受血的替代物，不接受血的主要成分紅血球、白血球、血漿和血小板及含這些成分的直接輸入。我被問到自己是不是器官捐獻者，回答是肯定的。幾年前我與一個名為Science Care的機構簽約，腦死亡之後屍體全部捐獻，不再需要家屬處理後事。寫着這家機構電話號碼的卡片，一直在廚房的冰箱上貼着，聯繫電話號碼也存在兒子的手機裡。麻醉醫生也先於手術醫生來和我談話，這時我已經不擔心全麻的問題，問他的都是些平時想不起來問的，比如：被麻醉的病人會做夢嗎（要是做夢就可能會動，豈不影響手術）？麻醉的時間大概怎麼估算出來的？切除後的甲狀腺腫瘤被送去做病理檢驗時，我會在刀口敞開的情況下等一個小時嗎？有些醫生對甲狀腺手術做局部麻醉，為術中能夠同病人談話，以確保喉返神經不被損傷。聽醫生說他可以根據我的眼球變化得知喉返神經是否被夾住，可我被全麻後眼睛不是閉着的嗎？以上三個問題的回答分別是：1. 麻醉中不會做夢; 2. 等待病理結果出來前醫生會“close（縫合）”開口；3. 眼球的變化通過儀器測出。雖然我還可以追問怎麼縫合一類的問題，但是我沒有繼續。我很清楚病人把病情搞得太清楚不一定是好事。另外術前不給醫生壓力比給他們壓力更好。

       7:30分之前我終於被推到手術間，看到已經有幾個醫護人員在準備了，沒有看到手術醫生Abdel Misih。對他所做的調研早就完成了。這是一位祖籍埃及的醫生，年輕時在英國劍橋，後來在美國學習並開始職業生涯，如今已有3,000多起甲狀腺病的治療經驗，是當地幾個最好的手術醫師之一。手術室里有點冷，護士問我要不要加蓋一條毯子。我說不用了，心想反正馬上就被全麻，很快就不知道冷熱了，居然忘了冷可能會讓人感冒的事。

.........

       “ Pearl，the surgery is over! It's not cancer! (喂，手術完結了！不是癌症！）我聽到兩個護士輪番在喊。為了證明我聽到的沒錯，我閉着眼沒動，讓她們再喊一遍。然後我睜開眼，笑了，說謝謝她們。
       兒子一鳴這時被准許來到病床前陪我，說醫生給他打來電話，手術結果他知道了。我們拿出那張提前準備的紙條，由我親自撥打給親友的電話：手術的刀口開得不大，說話聲音還如從前，“手術成功”，且不是癌症。

      術後也沒見到Abdel Misih大夫。下一次我的術後回訪是2月11日。

      Mike 和Margy夫婦來到病房看我，這是我唯一擋了沒擋住的拜訪。連日來很多朋友說要前來照顧我，被婉言謝絕。我真的不用別人照顧。因為是全麻，醫生不讓我自己開車回家，讓兒子開就是了。手術前我準備了足夠的食品，清洗了床上的被單，打掃了房間；我有手腳有眼睛，手術後我照樣可以自己做這一切。

     不過我還是對兒子說，我很幸運有他的陪伴。中國的家長為孩子付出了一生，很多孩子竟然沒來得及孝敬父母一天。

      護士給我拿來的補丁和湯，讓我幾口就吃了下去。觀察了幾個小時後，醫院把本來可以在醫院逗留二十三小時的時間縮短至當天下午五點。好一個皮實的美國病人！當醫生不嚇唬你，周圍的人不圍着你強調病的可怕時，你便趨於覺得自己沒病！

     醫生的術後注意事項里寫着：第二天可以洗澡；要活動起來，坐車出門、拜訪朋友、轉商店。這兒的醫生不會給你開出禁忌的食物清單，也不會建議你臥床休息。

      飯後我問一鳴今天還玩不玩兒打乒乓球，他說今天就算了。明天呢，明天該幹嘛幹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