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是广博的中国文化和智慧的浓缩，把这些老词儿拿出来，用经济学的刷子涂一遍，或许可以发现新的趣味。
1．英雄所见略同
朋友相见，坐而论道，酒酣耳热，说道对某一事情的看法，只有“英雄所见略同”可以表达两人的意气相投。在经济学里，“英雄所见”算是信息产品的一个胚芽，比如一个Idea，某一个闪念，或者是偶发的灵感，都可能演变成传世之作、鸿篇巨制，也可能按照这个胚芽的构想编写一个引人入胜的游戏程序。最近风光无限的新经济富豪陈天桥，快速致富的设想就始于对网络游戏的“英雄所见”。
可是，信息产品的一大特征是其不可累加，这一特性是信息产品与物质产品的主要区别。另有一些特征，比如信息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几乎为零等，由于已经被经济学家们反复提及，这里不再重复，免得落入“英雄所见略同”的陷阱。对于同一消费者或者消费群体而言，他、他们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畅饮可口可乐，却不会日复一日地读同一本小说、看同一部电影、唱“同一首歌”，即使是独一无二的传世佳品，重复享用的次数也极有限，而且随着消费次数的增加，其“享受程度”是递减的。
生产者总是仆从于消费者的，既然消费者要追逐信息产品的新潮，那么，作为提供者一方，生产者就要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求新、求变，第一个“英雄所见”会让人耳目一新，下一个略同的“英雄所见”，就会让人失望，再来一个，则会让人厌烦。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随消费者的视觉、听觉、触觉感受，生产者的选择必然是“喜新厌旧”、“所见略异”。
在科学研究领域，也通行此理。任何重复他人工作的“人云亦云”，决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应该被抛弃的“信息垃圾”。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言，现有经济学文献，如果因为偶然而毁掉了99%，却丝毫无损于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我国科学研究之止步不前，也在于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者陷入了“英雄所见略同”的自我欢愉中而不能自拔。
“英雄所见略同”还有一个基本判断，即持相同观点的人都是“英雄”，而持不同或相反观点的人都是“狗熊”。尤其可怕的是，如果“所见”出自权倾一时的当权者，用另一种声音说话的“异见持有者”，就有被视为“非英雄”而被剥夺“话语权”的可能。由此，“英雄所见略同”也成为专制集权者把思想收拾整齐的“理论依据之一”。在中国，不同的声音如空谷足音一样稀有，大概也是因为独立的思想者担心自己被划到“所见略异”的另一个队列中，而不被当政的“英雄”们所认同。一旦全社会的思想者都停止了思考，“英雄所见”自然一统江山，“天下皆同”了。
2．穷则思变
政治范畴的“穷则思变”含有革命的成分，有血腥气，应该被永远地被抛弃。而在经济学的语境里，“穷则思变”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困境——只有当旧制度所提供的集体福利为零的时候，人们才会寻找其替代品。于人性发微，可见人以及人类天性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依赖惯性，“得过且过”，只要旧制度还能将就，是没有人愿意“拆了旧庙盖新庙”的。现实也是如此，小岗村的农民要不是饿得头昏眼花，是不可能摁指为誓分地单干的。
实际上，“穷”是制度变迁的一个经济判据。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过渡，无论是采取剧烈的“休克”疗法，还是渐变的改进方式，所付出的第一种成本是“破坏”旧制度的福利水平，就像小孩子要买新衣服，必须先把旧衣服“糟蹋得面目全非”，这就是为了“创造”的破坏。第二种成本是建立新制度的“建设成本”，那就是买一件新衣服。比较起来，建设是令人欣喜的，而破坏是痛苦的，至少一部分人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当旧制度有善可陈的时候，改革就益发艰难。国有企业20多年的改革，进展缓慢，问题也就在于国有企业的日子还不够“穷”，缺乏制度变迁的“负激励”。所以，张五常先生说：国有企业不是搞好的问题，而是如何搞死的问题。搞死了，置之死地，然后才能生长出新的制度模式。
3．滥竽充数
《韩非子》记载，齐宣王爱听吹竽，又好排场。为他吹竽的有三百人。他常常叫这三百人一齐吹竽给他听。南郭先生不会吹竽，看到这个机会，就到齐宣王那里去，请求参加这个吹竽队。齐宣王把他编在吹竽队里，并且给他很高的薪水。这位根本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每逢吹竽，就混在队里，装腔作势地“假吹”。这样一天天混过去，不曾被人发现。等到齐宣王死了，齐泯王接替王位。他和齐宣王不同，不喜欢听大家一起吹竽，而是喜欢吹竽的人一个一个地来吹给他听。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只好逃之夭夭，不敢再冒充吹竽人了。
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估计还要传下去。听过的人都笑话南郭先生没有真本事，要是自己会吹，何至于混到“下岗”呢。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表面，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特别是平民百姓，除了揭竿起义“犯上作乱”之外，基本上是制度的“寄居者”。当统治者编织了制度天网之后，老百姓只能乖乖“入翁”。比如说齐宣王喜欢“集体主义”，南郭先生的理性选择就是作作样子，滥竽充数。齐泯王要搞“个人英雄主义”，南郭先生只好溜之大吉。“自知谓之明”，南郭先生并不是愚不可教，而是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选择了适当的策略。
或者说，人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愚奸，在一个良性制度环境中，人阳光的一面就会得到发展；而在一个劣质制度下，阴暗的一面就会滋长。嘲笑南郭先生的机会主义，而无视齐宣王的制度弊端，将贻害无穷。
4．凿壁偷光
西汉时候，有个农民的孩子，叫匡衡。他小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后来，他跟一个亲戚学认字，才有了看书的能力。 匡衡白天种庄稼，晚上看书。可是匡衡家里很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怎么办呢？
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突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嚯地站起来，走到墙壁边一看，啊！原来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灯光。于是，匡衡想了一个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些。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他就凑着透进来的灯光，读起书来。
匡衡是第一个发现可以“偷光”的人——光是一种公共物品，所谓公共物品是指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可是，中国人的智慧仅限于发现“凿壁偷光”这一事实，而西方人却在类似问题上追根溯源取得科学进展。1974年，罗纳德.科斯在《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中，研究了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指出公共物品也可以由私人提供并依赖收取服务费而维持。“灯塔”也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案例的著名“道具”。
英国的灯塔制度起于17世纪，比匡衡所处的时代，晚了1700余年。要是说到拿“灯塔”进行经济学研究，就更是晚近的事情。可是，西方人后来居上，小处见大，对和“灯塔”相关的公共物品问题进行了引人入胜的制度经济学研究，而中国人对于“凿壁偷光”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激励少年儿童发奋读书上，并没有引出一般性概念，进而建立一个科学体系。中国自古而今缺乏科学研究精神和科学思维方法，由此可见。
5．殊途同归
“殊途同归”反映了国人对于人类终极目标的大同理想。不分种族、信仰，也不管地域的东西南北，虽然政治制度有异，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生活习俗各有特色，沿着不同的路径人们总会在同一个终点聚会，共享天下一统的快乐。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相互印证，找到了共同点。
可是，经济学家并不赞同这一观点。杨小凯先生指出：与北美洲相比，南美洲的自然禀赋------资源、气候、物产、矿藏要优越得多，20世纪初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美的巴黎而著称，一批又一批的欧洲移民怀着寻找幸福生活的梦想，来到了这块宽广而富饶的大陆。那时的南美洲，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属于发达国家之列。然而，经过100余年的发展，南美洲最发达的巴西、阿根廷政治腐败、经济萧条、贫富悬殊、社会对立严重，整个社会始终笼罩在动荡和危机的阴影之中。与此遥遥相对的北美洲，却是另一番欣欣向荣的盛世气象。
从大致相同的起点出发，南美洲和北美洲没有在同一个终点相会，却渐行渐远。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经济学家所宣扬的“路径依赖”。某一国家或地区一旦选择了一种发展模式，其可能达到的终极目标也就因此而固化了，巨大的社会惯性使得“社会转轨”而到达另一个终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妨作一个简单的物理实验。从A、B两点分别抛出一个小球，由A出发的小球经过震荡摇摆将稳定在C，从B 出发的小球最终将落在D。A和B之间的距离很近，终点C和D的状态却有巨大差异，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C是整个系统的最优解，D是系统的近优解。设想某一个国家沿着B 的轨迹落入了近优解“陷阱”，要想走出低谷，翻越山脊，到达C点的路程将何其漫漫。选择A，还是B作为出发点，就人类的智力水平而言，大多是一种偶然，然而，随之而来的结局却是无可更改的------偶然决定历史，社会如此，人生如此，婚姻的幸福也大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