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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茉莉

由薩拉·丹尼斯（Sara Danius）繼承已故院士安隆特（Knut Ahnlund）在瑞典文學院的位置，這事兒在瑞典文壇看起來有點兒諷刺的意味。安隆特院士曾在2005年10月，因抗議奧地利激進左派女性主義作家葉利尼克獲諾貝爾文學獎，與瑞典文學院決裂而離去。2013年12月，在老院士去世後一年之際，接替文學院那把藍色絲絨鑲金邊的第七號椅子的，竟然是一位類似葉利尼克、頗受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女學者。

◎ 繼承“麻煩紳士”

已故的北歐文學教授安隆特被人稱為“麻煩紳士”，是由於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在瑞典文學院裡鬧出事件來。自1983年成為文學院院士之後，安隆德與瑞典文學院發生過多次不可調和的爭執。1989年，安隆德抗議文學院不譴責追殺拉什迪的伊朗政府。1996年後，他曾先後與兩任常務秘書長公開鬧矛盾。2005年，由於反感諾獎得主葉利尼克作品之缺乏遠見和色情，安隆德在媒體上宣布退出瑞典文學院。此後，這位老院士便拒絕參加文學院的評選活動。安隆德至死未與文學院和解，即使在高齡之年，他仍然指控其他院士濫用權力和泄露文學獎得主的信息。

雖然早就宣布退出文學院，也不再參加評選，但按照瑞典文學院古老的院士終身制，安隆德院士的第七號座位即使長期空着，也只能等到他過世之後，文學院才能找新人繼承。對這樣占着位置不幹活的院士，我們納稅人也無權置喙，因為文學院賴以運作的資產並不是來自稅收，而是來自老國王早期創建文學院時的饋贈。文學院的資產由專門的財務公司經營，其產生的收益足夠應付開支。

年僅五十歲的文學博士薩拉·丹尼斯坐上文學院第七號高背藍色絲絨座椅，按照慣例，她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在進入瑞典文學院時，發表一個紀念其前任的演講。儘管從來沒有見過安隆德，但薩拉必須下一番功夫去研究其人其作品。我這個局外人，因為一直跟蹤瑞典文學院的人事變化，也饒有興趣地觀察這位女博士如何措辭評價其前任。安隆德曾與各位聆聽薩拉演講的院士長期敵對，那麼，薩拉頌揚其前任的分寸該怎麼把握，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 致辭分寸得宜

致辭一開頭，薩拉輕鬆地大談安隆德如何熱愛旅行。她說她的這位前任絕對不是一個靜守書桌的學者，而是想要看遍世界的人，他曾多次前往丹麥，西班牙，斯里蘭卡，美國，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國旅行。薩拉還提到安隆德對蝴蝶和甲蟲的愛好，以及她從安隆德的兒子那裡獲知的其父趣事。

當然，薩拉不能在入院演講里迴避安隆德與瑞典文學院的長期衝突，也不能不涉及那位老院士獨特的性格氣質，否則她就太不誠實了。還好，薩拉不是一個很滑頭的人，她在演說里如此評價說：安隆德院士是一位“堅定不移的抗爭者”，“在這個時代針對瑞典文學院的精神弱點而抗爭”，他自有他的理由，因為他認為瑞典文學院的道德神經已經被摧毀。

至於安隆德為之憤怒抗爭的事情對不對，薩拉說，這不是能夠由她來判斷的，需要時間來作結論，沒有人能夠保證自己一定正確。但無論如何，薩拉認為，應該向這位嚴謹堅持原則的鬥士致以深深的敬意。接着，薩拉以文學評論家的紮實功底，全面地介紹安隆德的生平及其文學成就，給予那位於八十九歲去世的老人以充分的讚揚。

讀了薩拉的這篇新院士致辭，我不能不佩服她的聰明、客觀、誠實和分寸感。事實上，薩拉從來就不是一個書齋里的女學究，她在高中畢業後即參加工作，後來讀文學博士，還曾在歐美各國遊學，因而見多識廣，頗有社會閱歷。

◎ 醜聞賦予能力

在薩拉的青春苦悶期，她曾一度不知自己應該做什麼，因此去斯德哥爾摩的賭場求職，經過培訓，作為一名合格的荷官工作了幾年。荷官是那種在賭場負責發牌的職員，他們常常是滿面笑容地，在"嘩啦啦"的響聲中，雙手像變魔術一樣洗牌。薩拉說，那種經歷是非常艱難的，對她的人生很有啟發性。

當薩拉成為新院士的消息公開後，作為公眾人物，她的家庭背景及其個人生活也被媒體挖掘出來了。薩拉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兒，她的家庭狀況非同尋常地複雜，還曾發生過公開的內鬥。當薩拉於1962年出生時，她的母親，撰寫育兒書籍的女作家安娜·沃爾格倫還只有20歲，既是軍人也是文學碩士的父親拉爾斯已經55歲了。這段婚姻沒維持幾年就結束了。

然後，薩拉跟着她的母親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甚至一度移居到埃及去了。放蕩的母親給她帶來一大群同母異父的弟妹，還有數不清楚的醜聞與麻煩。

很多年以後，薩拉的妹妹費利西亞寫了一本著名的自傳《費利西亞消失了》。在這本以其傷痛感震驚瑞典人的書出版後，母親安娜作為一個談育兒問題的知名作家，自命不凡的文化精英，從此信譽破產。在妹妹費利西亞的筆下，母親被描寫為一個酒鬼，任性，自戀，並且性上癮，她不但自己虐待孩子，還醉醺醺地把外面的男人帶回家來虐待孩子。

無論妹妹和母親怎樣大打筆戰，身為長女的薩拉不肯對家庭悲劇發表意見，她拒絕評論其妹的書，也不願意多談自己的童年生活。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她說：只要提及家庭矛盾這個題目，“禿鷹就飛到了樹上。”她更願意談她的父親。她回憶早年去世的父親如何愛聽古典音樂，讚揚父親怎樣傳承給她一種美好的有價值的生活方式。

按照薩拉自己的說法：“移民把我變成了一種社會學家。”正是家庭不斷的變遷，使她認識世界和文學的複雜性，學會觀察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形態，同時，作為擁有眾多弟妹的大姐，她也學會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從這個角度看，家庭醜聞及其爭執，反而賦予文學家更深刻的人性洞察力。

瑞典媒體認為，薩拉作為家庭醜聞的一個果子，如果她也捲入其妹發起的揭露母親的媒體大戰，如果她不是如此明智地保持沉默，那麼，瑞典文學院的第七號座位很可能就不會屬於她。哈，沒有人會相信，在好鬥的安隆德院士離世之後，業已清靜下來的瑞典文學院還會想要一個新的安隆德。

◎ 歐美文學獎？

儘管本人性格沉穩，新院士薩拉還是發現，她和其易怒的前任安隆德有不少共同之處，例如他們都喜歡園藝，還有他們在文學方面的研究領域，兩人都是富有成果的歐洲文學研究者。

安隆德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西班牙語言文學和斯堪的納維亞文學。他於1956年發表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偉大的丹麥作家亨利克彭托皮丹。後來安隆德在大學教授北歐文學。作為一位出色的文學評論家，安隆德給瑞典《每日新聞報》寫作大量的報道文章。由於他廣博的知識和鋒利的語言，使得他的報刊分析文章具有不同尋常的趣味性。

薩拉在英國獲得藝術碩士學位，在美國杜克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到瑞典擔任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美學教授。和安隆德一樣，她在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也給《每日新聞報》撰寫文學批評文章，寫作清晰簡潔的散文小品，也被認為是很有趣的作家。

但薩拉的獨特之處在於，她專注於研究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薩拉研究的重點是現代小說的歷史，其研究對象包括各位歐洲著名作家，如巴爾扎克，司湯達，福樓拜，喬伊斯，普魯斯特和托馬斯·曼。她的著作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批判理論、解釋理論、女權主義理論、傳媒理念、攝影、歷史、思想藝術和手工藝的歷史。薩拉還向瑞典讀者引進美國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詹姆遜的理論。

如此廣博的知識領域，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花色菜譜。薩拉說，一位老教授曾經教她，研究文學的方式，應當像製作一頓豐盛自助餐，把蘆筍和各種食物混合起來。一方面，研究者要做細緻準確的文本分析，另一方面，要廣闊地注視歷史久遠的發展。

筆者因此明白了，為什麼在諾貝爾文學獎長達一百多年的頒獎歷史上，瑞典文學院挑選西方文學得主，很少有犯錯的時候。這是因為，不少文學院院士本人精通多種西方語言，在西方文學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不須太多藉助外人的翻譯研究。就整個瑞典文學院的知識結構來看，把諾貝爾文學獎限定為“歐美文學獎”，可能比較合適一點。這是當年富有世界主義理想情懷的諾貝爾老先生沒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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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台灣《中國時報》2014年8月10日，發表時題為《瑞典學院女院士薩拉》，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