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瑞典坼遷看中國“坼遷市長”
                                    ——一部被禁記錄片引發的議論

                                                           （瑞典）茉莉


英國BBC的紀錄片《中國市長》（The Chinese Mayor），講述大同前市長耿彥波在大同坼遷修城牆的故事。此片在中國被禁播，瑞典電視台卻買來轉播了好幾次。我了解了導演的拍片意圖，讀到一些翻牆看此片的中國觀眾的網上反應，也讀到瑞典觀眾對“中國市長”的批評與指責。

令人驚奇的是：一位在中國人眼中大刀闊斧致力於城市建設的“好市長”，在瑞典人看來他全都做錯了，而且錯得不可原諒。一個瑞典觀眾看了該記錄片後，在網上發表了一句冷峻的評語：“中國離民主還很遙遠！”

恰好，此時瑞典正在遷移該國最北的一個城市——基律納（Kiruna）。同樣是非常棘手的城市坼遷，在專制國家裡，被坼遷人的權利遭到漠視並被剝奪，而在民主國家裡的被坼遷人權利受到極大的尊重。筆者因此想要比較一下，兩種不同制度下的坼遷，展現出怎樣不同的理念與操作程序。

一切都讓瑞典人匪夷所思，他們因此向我提出不少問題：“誰給耿彥波這麼大的權力坼掉五十萬人的房子？”“這樣坼遷城市，有沒有專家論證其必要性，有沒有徵求人民意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居民沒有安置好住房？市長考慮過坼遷可能遇到的風險嗎？”“市長太太怎麼能夠到工作場所吵鬧呢？她丈夫的問題，應該在自己家裡處理。”

中國人一般不會提出瑞典人這樣的問題，因為中國官員的傳統是“為民父母”，而民主的瑞典則是“民為父母”。中國老百姓沒有基本的公民權利，只能將自己與城市的命運寄託於一兩位清官，他們被耿彥波坼城修牆計劃所描繪的美好前景所吸引，相信這位市長會“愛民如子”、造福一方。由於耿市長在大同人心中的形象無比魁偉，因此少有人去深究其做法的合理性。

在我所瀏覽的網貼中，只有一位網名“下載大哥”的大同人意識到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對耿市長的所作所為提出了清醒的質疑，他說：“一個城市的發展到底是應該發揮一人之力，還是應該集城市居民的全體智慧？試問作為城市的居民的我們，到底多大程度上主動參與我們自己故鄉的規劃建設？城市化應該是人的城市化，那麼城市的城市化就更應該聽聽市民的建議。”



◎ “民為父母”，程序正義第一


即使這位罕見的具有公民意識的大同人，也只是希望耿市長能聽聽市民的建議而已。而在民主的瑞典，一個城市是否應該坼遷、怎麼坼遷，只有市民才是決定這一切的主人。因為人民是當家作主的“父母”，市長只是“公僕”而已。因此，耿市長那種“兵貴神速”的強坼強遷作風，在瑞典人看來是不可以容忍的“羞恥”（我的朋友瑪格麗達語）。

為什麼耿市長的作為會被瑞典人視為“羞恥”？這是由瑞典人的價值觀決定的。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指出:“正義是一個社會的首要價值”。西方的“程序正義”原則源自古老的自然正義法則，是對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耿市長所做出的公共事務決策，在瑞典人看來沒有依照“程序正義”的原則，因此大錯特錯。

那麼，瑞典人是如何按照程序正義的原則移走一座城市，並能保證當地的經濟發展呢？小城基律納的坼遷方式，也許可以給中國人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基律納位於北極圈內，以冰旅館聞名於世。這個城市底下蘊藏着豐富的鐵礦，被譽為世界最大地下礦場。由於幾十年大規模的深度開採，礦區被嚴重侵蝕，城市出現縫隙，整個地區面臨塌陷的危險。

早在2003年，瑞典國有LKAB礦業公司就向基律納市政府通報了礦山的危機，提出：為了開採基律納地表下的80億噸鐵礦石，當地人民面臨選擇：是搬走城市呢，還是關閉鐵礦？2004年，基律納市政府向當地人民發布有關城市危機的新聞稿。2007年，市議會投票決定小城的命運。由於沒有達成共識，左派黨和中間黨投了棄權票，該決議被推遲。

2008年，中間黨人塞爾伯格徵集了簽名請願書，對城市的未來發展進行全民投票。同年，國有礦業LKAB公司的董事會公布，城市轉型的成本估計為125億瑞典克朗，該公司將全部承擔這個開支。2009年，市政府修訂綜合計劃，決定新城區將建在基律納西北。2012年，市政廳舉辦建築設計競賽，獲勝的建築師開始設計城市的未來。2014年，市議會議長與LKAB公司總裁簽訂有關城市重建的賠償合同，新基律納市的建設開始快速啟動。

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基律納的議會、媒體和民間機構進行了廣泛的爭論和評估，人民有充分的時間了解情況、權衡利弊。他們聆聽各方面專家的辯論和分析，對這座小城的歷史、地理、文化、旅遊、經濟以及各方面的利弊做出論證。各方力量在此展開了博弈和抗爭。

瑞典礦業公司專家向人民講解基律納礦區的危機

最後，幾乎所有的基律納人都認識到這一點：如果城市不搬遷，鐵礦被迫關閉，大多數基律納人就會失業，城市也會衰敗下去。當地人終於統一了認識，做出了決定：把城市遷移到新的更牢固的地方，準備坼掉面積達23萬平方米的區域裡的3000棟房子，遷走1萬8千個居民。

“程序正義原則”里有一個核心思想，即：“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響之前都要被聽取意見”。除了基律納政府、議會、各黨派和媒體廣泛徵求人民的意見之外，負責遷移項目的瑞典White建築事務所還安排了一個人類學家團隊，向當地居民諮詢意見。

我們在媒體裡聽到基律納人的各種意見，除了談拆遷方案和補償方案等重大問題之外，還有些是私人感情方面的枝節問題。例如，有當地人抱怨說，他的父母和他本人都是在那所房子裡出生的，坼掉那房子他會感到很失落。還有女人說她很傷心，因為那個將要坼掉的公園有一條長椅，是她年輕時談戀愛的地方。

當地政府儘可能可以滿足每個被坼遷人的正當要求，提供各種生活便利，甚至照顧基律納人的感情需要，保留當地的一些古老建築。例如，一座曾獲選為“瑞典最美麗建築”的木製教堂，將被一磚一瓦地卸下來，然後在新址上原樣重裝。按照計劃，基律納的新市政廳要到2016年才能入住，新城將在2017年開張，整個遷城計劃可能要延續數十年才能完全結束。


◎ “為民父母”，剝奪被坼遷人權利


這種步步為營按程序辦事的理性決策方式，可以說是務求完美無缺的“慢動作”。瑞典人的理念是：首先應該預測和討論坼遷中可能發生的所有風險和損失，儘可能找到解決或彌補的辦法，不能讓任何人的利益在這場大遷城中受到損害。

人道資本主義國家瑞典如此慢騰騰的坼遷，在中國官員看來，這簡直就是“西方國家政治制度弊端”的一個典型例證。中國共產黨制度的優越性是：領導決定一切。中共官員要儘快出政績，要“大干快上”出效率，絕不容許坼遷工程被干擾而長期拖延。

因此，大同的坼遷展現了令人驚愕的“耿氏速度”。2008年初耿彥波任大同市長，才三個月時間就展開了大規模的坼遷。除了耿市長本人豪情滿懷的個人意志之外，當地人民有沒有聆聽各類專家展開的公開辯論？有沒有大同人在媒體上反覆討論坼城利弊？被坼遷人的困難和意見有沒有被政府一一聽取並解決？有沒有反對黨提出尖銳的質疑與否定、並經過議會各黨派的多次協商、論證與投票？

和中國各地的坼遷一樣，大同市的坼遷是以政府為主導，而被拆遷人作為利益的相對方，其正當的參與權則完全被剝奪。在瑞典，議會是權力決策機關，政府只是執行者。而大同市政府集權於一身，市政府既是“開發商”，又是主導者，兼“運動員”與“裁判員”等雙重角色，其他涉及利益的民間當事人無權置喙。

程序正義原則在耿彥波這樣的“好官”眼裡，似乎毫無意義。雖然耿市長吃苦耐勞干實事，但他也和所有的共產黨官員一樣，習慣性地包辦一切，無視公民權利，代替公民思考決定。他們這些習慣於“為民作主”的父母官，不認為人民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參與決定城市的未來。

因此，在大同坼遷過程中，無論城市規劃還是城市建設，無論拆遷方案還是補償方案，被拆遷人幾乎被置於決策程序之外，只能焦急地等待市長頒布指示。一些利益受損的民眾只能到處追着耿市長，苦苦哀求“好市長”給解決自己的困難。

不光是大同市政府不屑講程序正義，山西省委於2013年2月突然將耿彥波調任太原市，也是一個橫蠻無理的決定。就在被調離的半年之前，耿彥波還再次被大同市人大會議全票選為市長。當時，55歲的耿市長表示要再在大同幹完一屆，以完成自己鋪開的宏偉藍圖。然而人大“橡皮圖章”的選舉結果不如上級黨委的一紙命令，官大一級壓死人。沒有人對調離耿彥波一事做出正式的解釋，記錄片屏幕上只出現一行字幕：“誰也不知道原因。”


       ◎ 先搬後賠與先建後坼之流程差別


在《中國市長》這部記錄片裡，我們吃驚地看到，一些房子已經被坼掉的市民，居然還沒有拿到賠償金，甚至沒拿到任何書面的補償協議。大多拆遷戶只能掏出自己的積蓄或借貸，自己租房過渡性地住下，先遮風避雨，然後排號等待新房分配。

我在網上找到大同市城區房屋徵收與補償辦公室發出的《房屋徵收流程》。這個流程規定：先搬空房屋，政府驗收房屋之後，才簽訂補償協議。這樣的強制坼遷導致大量的安置和補償問題，由於沒有合理的賠償和安置，被坼遷者的矛盾尖銳時，甚至以自焚、跳樓等手段抗爭。這是一種帶着血淚的坼遷。

耿市長要“砸爛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堅決表示“絕不為了眼前利益犧牲長遠利益”。雖然在記錄片鏡頭下，耿市長似乎還比較耐心地接待訪民，但從整個強力而快速的拆遷過程來看，他根本不在乎犧牲廣大被坼遷人的利益，為了宏大計劃他要求人民克服困難。市長還對一些施工單位壓價，對一些開發商大戶房產主實行無償拆遷。

如此拒絕“公正補償”，強行“與民爭利”，耿市長倚仗的是中共在五十年代搶劫的基礎上實行的土地公有制，以及有關土地徵用的條例。弱勢的被拆遷者沒有土地所有權，因此在這場博弈中毫無對抗的本錢。除了以死相拼的人之外，大多數人只能無奈地被政府驅趕。

這樣看來，大同市的坼遷似乎不需要多少成本，因為沒有人有能耐和政府討價還價。但當耿市長離開大同時，即爆出大同市財政負債上百億元的消息。有人在網上質疑：耿市長耗資高達500億元的古城建設工程，其規劃和預算有沒有經過科學論證、經過市人大批准？作為納稅人，大同市居民竟然不了解自己稅金的去向。

而在瑞典，政府在坼遷之前就必須辦妥安置所有住戶的工作。他們的工作流程是：先建好新房子，再坼舊房子。據說，在基律納重建的三千座房子都會很漂亮，因為當地政府找來過上千位建築師、城市規劃師、景觀設計師、生物學家、土木工程師及建造商參與這項龐大工程。

至於瑞典的坼遷方的經濟補償，首先是所有被坼遷人都將得到合理的補償，再加一筆可觀的搬遷費用，然後由他們自己去新城區或購或租新房。有關機構制訂了各類保障措施，確保人們有能力住上與老住宅面積大小相同，甚至更大一些的新房。我聽到一個基律納搬遷戶在電台說，他們家將遷移到一套比舊城公寓更大更漂亮的公寓，但新公寓的租金也比老公寓貴，為此，國有礦產公司願意承擔租金的25％。可見坼遷方對居民的賠償和補助都是很慷慨的，為此礦產公司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不管將來鐵礦是否會賺大錢，瑞典人的理念是不能讓普通老百姓吃虧。



◎ 專制制度之下會有好官嗎？


《中國市長》的製片人特意要用這部記錄片，在國際上宣揚中國有耿市長這樣“真正為百姓做事的好官”。這樣就引出這樣一個問題：專制制度之下會有好官嗎？

公平地說，耿彥波市長不但有雄心抱負，有能力，也有一點文才，他曾題寫了一副楹聯表明自己的心跡：“財取天下，拓開長路萬里，報國盡匹夫之責耳，富貴不過身外浮雲。”雖然我的瑞典朋友認為，一個記錄片不能證明這位市長就沒有腐敗，但我卻覺得，此人可能真的是一個“清官”。

不過，“清官”不等於“好官”，歷史上，清官為禍的例子也不少。筆者在前面已經例舉了耿彥波給大同市留下的諸多禍害，例如，耿氏“造城運動”令該市陷入債務泥潭；他走後大同的坼遷以及修城牆的工作停滯。他借修建古城改變大同市狀況的夢想落空，並沒有引來大量遊客和滾滾財源；很多被強制坼遷的住戶沒有給安置好，被裹挾其中的人民白白地做出了犧牲。

如前所述，好高騖遠的耿市長在坼城中的所作所為，有嚴重的“家長制”式的專制思維及其手段，即在沒有人民合法授權的情況下，他把自己的個人夢想，強制性地在大同推行。為了政績搞面子工程，他鐵腕執政，把專行獨斷的行政權力使用到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