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陸作家莫言在文藝界大會上表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是“我們思想的指引者”，引發網友熱議。有人認為“馬屁拍得溜”，“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想起自己14年前寫的一篇文章，或許可以幫助了解莫言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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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殘忍的華美大戲
－－讀莫言小說《檀香刑》
（瑞典）茉莉
死刑和酷刑，一直是國際人權組織關注的範疇。因此，儘管中國作家莫言告誡說：“過於優雅的女士”請不要讀他的《檀香刑》，我這不夠優雅的女士，還是硬着頭皮把這本書讀完了。
讀後的感受是毛骨悚然和噁心，也許這正是莫言所要達到的震撼效果。然而，我的震撼不僅來自書中描寫的酷刑本身，更令我震驚的，是像莫言一類的中國作家在道德上淪落的程度：他們棄置豐富的現實題材，漠視文學的人文關懷，而去追隨中國鄉村仇恨傳統與歷史暴力敘說，迎合當前排外的民族主義，拿人性殘忍當有趣。
宣稱大撤退，謳歌義和團
小說《檀香刑》的故事情節是：1900年，德國人在山東修建膠濟鐵路，貓腔戲班的班主孫丙的妻子被洋人侮辱，遭遇滅門慘禍。孫丙藉助義和團的力量反抗洋人。孫丙有個美麗的女兒叫眉娘，是縣令錢丁的情人。在袁世凱的壓力下，錢丁被迫將孫丙關入大牢，並給他施以一種新發明的殘酷死刑---檀香刑。小說以主人公眉娘為中心，圍繞在她身邊的三個男人，講述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愛情，一場可歌可泣的運動，一樁駭人聽聞的酷刑”。
這是一曲謳歌義和團的華美大戲。書寫義和團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在現代化的今天，著名作家如此高調讚賞義和團的排外壯舉，卻是很值得深思的事情。儘管義和團運動有它發生的理由，但它絕不代表中華民族的優秀文明和博大胸懷，而是昭顯了許多負面的民族性，對本世紀初的中國造成巨大的戕害。自五四以來，不少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對義和團進行過尖銳的批判。
陳獨秀先生曾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義和拳是通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魯迅在其大量文章中，多次提到義和團運動是對中國進步的“反動”。蔡元培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李大釗在他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宣言：“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但是，先知們嚴肅的歷史反省，對當今中國文學界那些一心想出“新招”、玩出驚駭刺激來的作家，顯然是不值得理睬的。莫言宣稱：“《檀香刑》是我的創作過程中的一次有意識地大踏步撤退。”由於不滿當今文壇對西方文學的借鑑壓倒對民間文學的繼承，莫言以他“決不妥協的心靈”，撤退到江湖鄉村，尋找愛國的民間文藝，打造出地道的“中國小說”。
毫無疑問，不論在形式上還是精神上，文學永遠需要從民間吸取源泉。作家有權重新審視歷史，也有權以生花之筆再造歷史。但是，著名作家是會產生一定社會影響的，他們在撰寫歷史題材時需要特別謹慎。莫言童年時就具有的義和團情結，深受他家鄉山東民間傳說的影響，例如：“德國兵把許多中國健壯男子的辮子剪去，鋪在鐵路的枕木下邊，丟了辮子的男人就成了木頭一樣的廢人。然後又有德國士兵把許多小男孩用騾子馱到青島的一個秘密地方，用剪刀修剪了他們的舌頭，讓他們學習德語。”（莫言《後記》）
這樣無稽的傳說，長大成為作家的莫言，已經從德國歌德學院院長那裡證明其荒誕，但一心要“大撤退”的他，仍然堅守其狹隘的民族立場。沒有能力去把握義和團深刻複雜的背景，莫言乾脆在小說中將歷史簡單化，涇渭分明地定調：洋人是魔鬼的化身，他們十惡不赦、壞事做盡；義和團是拯救民族的英雄，他們義薄雲天、視死如歸、大智大勇。
以濃墨重彩渲染酷刑為樂
中國人歷來有愛看殺頭的“看客”傳統，《檀香刑》中描繪的新型酷刑，把這一傳統發揮到極致。據說電影中的暴力鏡頭是有級別限制的，但“中國小說”顯然不受這一限制。莫言自認他筆下的酷刑“純出想象，無典可憑”，具有獨特的創造性：
“用一根檀香木橛子，從那人的谷道（肛門）進去，從脖子後邊鑽出來，然後把那人綁在樹上”，此刑法不傷內臟，卻能讓受刑人受盡非人折磨和痛苦才死。
莫言濃墨重彩描寫的劊子手趙甲，其殺人手藝高超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製造行刑用的檀香木樁，猶如雕琢一件精美的首飾。在虐殺同類中，他獲得極大的職業自豪感。書中的德國鬼子克羅德也不由得讚賞：“中國人什麼都落後，但是刑罰是最先進的，中國人在這方面有特別的天才。讓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這是中國的藝術，是中國政治的精髓……。”
據莫言自己解釋，他寫此書“寫得很痛苦，但對於作品來說，這樣的描述是很有必要的，人類有陰暗愚昧的一面，對虐殺同類感到本能的快意和欣賞就是其中之一。這樣的描述或許會刺傷某些人的心靈，但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對人的靈魂和肉體進行醫治。”
但是，筆者在小說中看不出半點作家的寫作痛苦，相反，莫言以他恣肆華麗的語言，盡情抒發了他描寫血腥虐殺的歡樂，給酷刑以詩意的讚嘆，完全沒有魯迅先生在描寫愛看殺頭的無知民眾時，表現出來的沉痛的道德追問與悲憫情懷。
這樣就超越了人類的某種禁忌。在一個欣賞劊子手藝術的時代，在一個用嬰兒做湯的現實中國，作者不是以文學審美的特性，去追求愛的精神與人文關懷，去承擔廢除死刑和酷刑的人道責任，而是以創作自由的名義，渲染酷刑，幫助人們進行暴力想象，助長群體的殘忍性。看來，需要醫生治療的，首先是失去正常認知、精神變態了的作家自己。
評論界把莫言推向暴力的極致
曾被定義為“憨厚淳樸”的莫言笑臉，到今天變換為陰森恐怖，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其實，莫言一貫的創作，就有張揚“百姓在壓抑之下尋求生存時的那種生命力和精神的總爆發”的目的。有識者指出，莫言早期《紅高粱》系列，就蘊含強悍的暴力主義的音調。當描寫“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獲得評論界一片歡呼時，陶醉於其中的莫言，在頌揚暴力、殘酷敘事這條路上就走得更遠，發展到令人難以容忍的極端。
然而文學評論界仍然在歡呼。啊！“這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說，是一部真正來自民間、獻給大眾的小說。”啊！多麼“搖曳多姿的筆觸，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就這樣，文藝界把一個原本有才華的作家，進一步推向追腐逐臭的泥潭。當他表現優秀時，沒有人對他作品中的精華進行有見識的肯定；當他寫作發生偏差時，卻去讚賞他“紅腫之處艷若桃花”。缺乏傑出如別林斯基那樣評論家，去引導作家更為高貴和人性，莫言的作品就只有原始再原始，野蠻再野蠻。
這是符合當今中國人敵視西方的大潮流的，也是符合民族集體道德墮落的大趨勢的，莫言的這本書因此獲得“2001年中國小說排行榜”大獎。對此，我們還能怎麼辦呢？
……………………………………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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