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激情

                 ――我与胡平的相遇经过 

                                   王艾

一天，偶然网上浏览，发现有人写到我与胡平的相遇经过，信笔所至、洋洋洒洒，却显然并不知情；不禁深感人心隔膜梗阻，决定略叙事情始尾，以明视听。

                                 一 

我第一次见到胡平是在一九八零年初。当时，我是北师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他是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他与王军涛等人正在北大举行轰轰烈烈的竞选活动，我们北师大学生积极前往参观，我因此听了几场他的演讲，印象深刻、倍受鼓舞。但他在台上，我在台下，彼此并不认识。后来我得知他当选，非常高兴。那时候，国家正逢遇春天，万物复苏、气象一新；我自己也正年轻气盛，对前途充满憧憬，因而很快便将他忘记了。

二

第二次再见到胡平已是在纽约。正值“八九民运”爆发，纽约华人、留学生群情激昂、热烈响应。我刚到纽约，立刻踊跃投身参加；天天前往联合国前广场。那里横幅高挂、旗帜飘舞，艾未未等人的绝食活动已经使之成为海外的天安门广场。除了自己经常捐款，我也曾冒着滂沱大雨，与高玲玲（艾未未的姐姐）等人抱着纸箱，一边参加游行，一边负责募款，并于游行结束后蹲在唐人街孔子大厦旁的商店房檐下当众点钱，将捐款悉数交给活动组织负责人。

一天晚上，一场大游行结束，我们男男女女一行人顶着漆黑夜色，在民运人士郭城的率领下，将游行使用过的旗帜标语扛进设在木边区的《中国之春》编辑部。一位中年男子正面色严肃地坐在桌前台灯下写东西，看见我们大队人马喧哗闯入，并不惊讶，也不询问，继续埋头写作。郭城一边指挥我们将东西放下，一边高声向那个中年男子招呼了一声，我才知道他就是胡平。但我们一行人匆匆而进，又匆匆而出，我并没有与胡平说话。

三

“六四”屠杀发生后，人人切齿衔恨、以泪洗面。吾尔开希抵达纽约之初，侨界在唐人街银宫大酒楼里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当天晚上，酒楼灯火通明、门庭若市；餐桌上个个都揎拳掳肘、慷慨解囊。

然而，正像历史上所有惨遭镇压的群众运动一样，形势很快就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人们的热情突然冷却了下来，开始严厉地指责学生们的过错，报纸上大幅登出吾尔开希在波士顿用龙虾请客的消息，民运组织内斗以及贪污挪用捐款的传闻突然甚嚣尘上。英雄在骤然间变成了丑角，君子在骤然间变成了小人。这终于让所有人都拿到了一个冷淡民运，忘却屠杀，原谅政府，回归自己以往正常生活的理由。一时间，唏嘘叹气、悲观灰心，是非难辨、自珍羽毛，成了朋友间谈话的主调。

我也未能免俗，很快就脱离了民运圈子，甚至不再阅读海外中文报纸，有意无意地将整个事件都逐渐淡忘了。

四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到了一九九二年夏季。有一天，我的一位在哈佛大学读文学博士的朋友来电话，说即将毕业回国，计划周末来纽约玩几天，要住在我处，并要我相陪。我欣然允诺。

那时侯，“六四”镇压的血腥气味以及在人心中造成的震憾惊恐都已经过去。联合国前广场早已恢复整洁平静，大队中国人在纽约街头泪流满面、高呼口号的场面不复再现。中国政府重新控制住了局面，并以一种更强势、更咄咄逼人的面目出现于国际舞台。 海外民运山头林立，四分五裂，陷入低潮。我个人的生活则从初到美国的动荡转为安定。我住在曼哈顿联合广场附近一幢大楼里，在四十六街一家女装花布设计公司工作；在《中国青年报》上开有一个专栏，定期介绍美国生活。

我的这位朋友长期住在波士顿，第一次来纽约。她在报上读到许多纽约街头凶杀抢劫的消息（那时纽约的治安很不好），因此到纽约后非常紧张，走在街上都要紧紧拉住我的手。我与她商议观光路线，自由女神、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馆、洛克菲勒中心。她很高兴，但又告诉我，还要去看胡平，说他们在哈佛时认识，要我陪她去胡平家。

于是，一个上午，我带着朋友从曼哈顿下地铁换汽车，来到皇后区的胡平家。这是我第三次见胡平，也是我真正开始与他私人接触。

五

胡平这时已经离异，独自带着儿子租住在WOODHEAVEN一座独立房屋的二楼。他的房门前面是一条宽阔喧嚣的高速公路，旁边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墓地。屋内陈设朴素简单。

我的朋友与胡平聊天叙旧。他们谈论的那些哈佛人事我都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便坐在一旁翻看杂志；偶尔向胡平望去一眼，只觉得他看上去瘦弱憔悴、意气消沉，与当年在北大礼堂讲台上慷慨激昂、叱咤风云的那个人很不相同。显然，民运低潮与家庭变故对他影响颇深。

中午吃饭时，因我与朋友均疏于厨艺，胡平便动手做饭，做西红柿鸡蛋面。但他买的西红柿很生，切得又很大块，炒得半生半熟，鸡蛋也很腥气，一碗面端上来，实在令人难以下咽。

吃过午饭，胡平邀我们去不远处一座树木葱茏的公园散步。

在公园里，胡平一边看他的儿子骑自行车，一边继续与我的朋友聊天。他们谈中国，谈海外民运。我漠不关心、充耳不闻，独自欣赏树木花草。三年过去了，我自认已经成熟务实，不想再狂热轻信、关心政治；且相信中国的事情道路崎岖漫长，非一时一事能够解决。我也不愿再与民运圈子有任何瓜葛。胡平的儿子骑着自行车沿草地转来转去，在阳光高树下显得十分孤单。下午，我们又回到胡平家，一起吃煮冻饺子。

黄昏时刻我与朋友告辞离去，胡平送我们至门口。暮色深沉，轰鸣嘈杂的马路和那片巨大寂静的墓地使他显得孤孤零零，有一种令人揪心的凄凉与落寞。我与朋友边走边低声议论，感慨世事多变、人生难测。我们谈到胡平的婚姻。朋友说，如今怎么会有人愿意嫁给他，那岂不是自讨苦吃？

第二天，我带朋友继续参观纽约，玩得很高兴，将前一天的事情全然抛置脑后。

六

但胡平却开始给我打电话。我们当时并没有共同语言，因此谈话最初总是很尴尬。他总是邀请我去他家，我总是一再推脱；推脱不过便前往一次。在他家里，总是听他谈论书籍。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发现胡平内心深处依然激情燃烧、信念坚定。我也惊讶地发现他阅读广泛、博闻强记，与其说是一位民运领袖，毋宁说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英文也非常好，能够阅读许多艰深晦涩的英文政治哲学原著。《狂热分子》那时还没有中文翻译，但他向我力荐此书。我拿回去细读，果然是字字珠玑、行行真理；欣赏之余不禁更对胡平刮目相看、敬意顿生。

我们开始比较频繁地交往，我也开始更仔细地观察他。我们的谈话内容渐渐地从书籍转移到了现实。尽管心中对民运圈子整体依然云深雾浓、充满疑问，我却发现胡平很有特点。他的思想深刻犀利、逻辑严谨。他从不轻易使用一个现成的话语，对所有问题都喜欢仔细分析之后，方下结论。他的政治立场明确坚定，却态度温和理性，很少反抗者身上通常都会具有的那种激烈、偏狭、仇恨和攻击性的缺陷。

逐渐地，我也开始明白，与“六四”镇压后人们发生的陡然转变一样，我心中的冷漠只是缘自失望。它很普通正常，是炽热希望被残酷碾灭后的必然结果；犹如急遽降临的严寒使湖面骤然结起厚冰，在历史上频频发生、屡见不鲜。它并不真实；经不起细致的分析。而且，它一定会过去。

七

一天中午，我坐在沙发上静静听胡平说话，他坐在对面的一把椅子上。突然间，我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正是我多年前梦寐以求的那种人。他所追求的理想，他献身奋斗的目标，都是我自己过去曾经热血沸腾、激情向往的。

记得那天从胡平家出来，我双腿沉重、脚步踉跄，仿佛陷入了一种被猛然撕裂、失去方向了的晕眩和恍惚中。

八

我的理智告诉我：虽然毋需继续失望，虽然胡平很出色，我仍然不必再卷进鱼龙混杂、风浪险恶的海外政治流亡圈子；也不必总是将目光集中在那些悲惨痛苦的事情上。无论如何，中国的事情确实太复杂，中国的人口确实太多。而且那也只是一部分中国人的痛苦，还有许多中国人都生活得很快乐而幸福。更何况人生短暂、稍纵即逝，我已经不再年轻；充当反抗者的代价太大。我应当接受现实。在曼哈顿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联合广场明媚的阳光下，我应当将那些血淋淋的画面忘却，将年轻时的梦想付诸云烟，专心当前的生活。

可是，不知不觉地，不可遏止地，我的心却越来越被胡平以及他所从事的事业吸引。那一直被刻意压藏在心底深处的对恶的愤怒，对正义的渴求，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都又渐渐地变得越来越鲜明；那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不能将世界拱手相让的念头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对眼前这个瘦弱憔悴的男人，那个孤单的男孩，感到了一种爱和责任。

后来，我们便结婚了。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