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苏利是谁？瑞典大名鼎鼎的前政府部长，现任瑞典驻联合国大使。几十年来，苏利致力于国际间的发展与合作，被视为第三世界人民最可贵的朋友。不仅苏利个人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曾有交情，而且，作为一贯支持正义事业、乐善好施的中立国，早在津巴布韦殖民地时期，瑞典人就全力支持那些黑人解放战士。津巴布韦独立后，瑞典是这个贫穷国家的最大资助者之一。

惊愕失望的苏利，这次是作为欧盟选举观察团的负责人，在二月中旬，前去津巴布韦观察选举而遭到驱逐的。他身负的促进非洲民主的任务，被黑人总统穆加贝指责为“白人新殖民主义的可耻干涉行为”。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欧盟和美国都先后宣布制裁津巴布韦。在我这个不黑不白的黄种人看来，这次欧盟与非洲国家的冲突，其昭示的意义深远而沉重。

后殖民地悲剧：虎去狼来

纵观一些非洲后殖民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可以说是：前门赶走虎，后门来了狼。昔日的猛虎早已磨钝了利爪，原来骄横的宗主国后来变得文明了，为了弥补自己的良心，他们力图承担推动非洲进步的责任，已经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而本土出产的饿狼却更为凶狠，他们争权夺利，残害自己的人民，给非洲带来更大的血腥破坏和更令人窒息的腐败。

津巴布韦的冲突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产生。19世纪末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津巴布韦，曾被称为南罗得西亚，是非洲最后的一块殖民地，1980年正式独立，现为英联邦成员国。早期英国殖民者进入非洲，曾将大批的无主土地和荒地宣布为“政府所有”，即殖民当局所有，白人移民因而占领了不少肥沃土地，形成种植园经济。到70年代津巴布韦酝酿独立时，白人掌握的土地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状况，被黑人民族主义者称之为“愤怒的源泉”。

要解决这个历史遗留的土地问题，不是没有和平的办法。有关方面曾设计了一项国际性的计划，以巨额基金来支付土地重新分配的费用，以便把白人拥有的土地转移到黑人手中。然而，英国和津巴布韦的谈判破裂，导致前年发生侵占白人农场的风潮，津巴布韦官方公然支持针对白人的暴力恐吓活动，宣布841个白人农场被收缴。穆加贝说：他的政府将不再通过索要得到土地，而将在不经谈判的情况下收缴土地。任何反对这项计划的白人都应该离开津巴布韦。

如果尊重人权、法制，通过谈判途径，土地问题本来是不难解决的。然而，穆加贝用杀戮、驱逐和嘲笑来回答欧洲人谈判的企图。

把一切归咎于白人最方便

尽管为了“政治正确”，有白人负疚心理的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对非洲暴君的劣迹不予置评，但近几年来，面对津巴布韦出现的一系列冲突，白人们也终于认识到：土地问题只是非洲专制者的一个借口，对于已经掌权22年还决心永远掌下去的穆加贝，他和西方人的这场争执，已不再是对土地的争夺了，而是对政治地盘的争夺。

按照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观点，殖民统治既破坏了殖民地土著的经济基础，也为改造其上层建筑提供了条件。今天，昔日的殖民国家愿意承担起白人的道义责任，帮助改善原殖民地的社会状况。除了长期给予贫穷的津巴布韦以经济援助之外，联合国和欧洲各民主国家，都希望看到津巴布韦有一个开明、理性的政权。然而，已经尝到掌权甜头的黑人巨头，会真心让自己的人民获得民主的权利吗？

从3月9日开始，津巴布韦举行大选。根据大选现场的独立机构观察员提出的报告，这届选举充满了暴力和舞弊行径，穆加贝当选的公正性受到了欧美各国广泛的质疑。据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报道，有33人（多为在野党人士和选民）在暴力冲突中死亡，至少有1400人被捕。

不择手段地取得选举胜利，穆加贝最拿手的武器是民族主义。他诉诸于“不忘非洲传统”的口号，煽动黑人对白人的仇恨。面对反对党强有力的竞争，穆加贝不但使用暴力镇压，而且诬陷反对党民主派是英国的傀儡和走狗。这位昔日的游击战士摆出一副民族英雄的姿态，高举起拳头，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白人，把今日津巴布韦所有的贫困悲惨，全都归咎于白人吸血鬼的罪恶。他一边宣扬自己热爱非洲，一边偷运几亿美元到亚洲某国，为自己将来出逃留后路。

于是，笔者看到瑞典人在电视上讨论，他们沉痛地追问：一位当年受我们尊敬的非洲人民英雄，怎么会转变为这么一个无情的暴君？为什么穆加贝要把自己的民族带往经济和社会的毁灭？回忆穆加贝通向权力之途：从一个乡村教师，到入狱11年的政治犯：从一个勇敢的游击战士，到大权独掌的总统。一度被世界宠爱的黑人明星穆加贝，在他的亲密战友和太太莎丽去世后，开始脱离自己的人民，患了权力偏执症的他任意屠杀反对者。为了权力，他不惜把素有“南部非洲面包篮子”之称的津巴布韦，变成一片饥荒地。他的利已主义计划通过民族至上的迷信而付诸实际。

非洲应了解欧洲的伟大善良

虽然国际社会挽救津巴布韦民主制度的企图暂告失败，但人们不愿放弃努力。欧盟和美国都在考虑制裁非法执政的穆加贝。欧洲最主要的援非国之一丹麦，已经宣布中止对津巴布韦的援助。人们正在寻找更好的途径。

然而，对这场选举的公正性，一些来自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非、尼日利亚的观察员却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他们说津巴布韦的选举是“自由公正”的。穆加贝当初宣称“非洲的选举只能由非洲来监督”，这些非洲邻邦是应穆加贝之邀参加监督选举的，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等各种关系，这些黑人邻邦不愿谴责穆加贝的行径。

同样是以民族主义做借口排斥民主，猩猩相惜的中国政府也十分乐意看到穆加贝成功。新华社这次报道的题目是：《津巴布韦人民再次选择穆加贝》。文中赞扬“选民们的热情空前高涨”，庆幸穆加贝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取胜。”并引述穆加贝抨击英国的言论，荒唐地指责英国人“企图实行新的殖民主义”。对于津巴布韦民主派被穆加贝无情镇压的情况，中国新华社的报道大有幸灾乐祸的味道。

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吉普林，曾有一首毁誉参半的名诗，叫做《白人的负担》。在这首诗中，吉普林劝戒殖民地的白人：对于那些“劣等民族”，你们改进了他们的生存状况，但他们却只会反过来谴责你们；你们保护了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只会反过来憎恨你们。虽然这首诗被认为反动透顶，但却道出了今天的真实，即：无论欧洲白人怎么努力帮助非洲，都会因为他们祖辈的罪过，徒然招致谴责和憎恨。

这是白人的困境，更是黑人的悲哀———他们注定要承受虎去狼来的命运。后殖民国家的矛盾是令国际社会头疼的一个难题。在旅居欧洲多年的笔者看来，津巴布韦问题解决的唯一出路，是像泰戈尔当年说的，“在抵制欧洲的诱惑和侵害的同时，要求欧洲作为我们的朋友。”只有真正了解欧洲伟大善良的一面，脱下民族主义自我迷信的锁链，非洲才不会沦为黑人专制的地狱。

2002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