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前言： 上次晒出出我与高行健的合影，有朋友想看我的批高文章。重读旧文感概。当初我指责瑞典文学院违背诺贝尔遗嘱、不能胜任评选世界文学，为此我遭到不少轻蔑攻击。港台文学史学者撰写高行健一章，把我的评论作反面例子（有朋友说茉莉总算进了文学史）。后来批莫言，我进一步指文学院终身制的错误。现在他们闹出的丑闻与内讧，印证了我多年来的批评。
高行健离诺贝尔理想标准差多远？
（瑞典）茉莉
「终于……！」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秘书宣布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奖的话音未落，从包围他的记者群中，一个记者迫不及待地用瑞典文高叫起来。终于有一个中国作家获奖了，瑞典人也终于一偿宿愿。整整一百年，中国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上缺席，不光是普通的瑞典人觉得遗憾，就是皇家文学院的那些尊贵的评委们，也一直在诚恳地检讨：一个世纪中，他们在评选文学奖上所犯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对中国这个东方文学大国的忽视。
一，百年缺席促成一人优势
也许就是这种改正「错误」和急于补偿的负疚心理，使得在中国和瑞典都一样名字陌生的高行健，在21世纪伊始，意外地接到了这个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金苹果。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坐在巴士上，我耳边不断地听到瑞典语的广播和议论：「这是第一个中国作家获奖」。回到家里，电话里传来瑞典朋友的祝贺：「恭喜你的同胞获奖！」
瑞典人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不能不诚实地对生性诚实的他们说：「我很遗憾，当瑞典皇家文学院终于决定颁奖给一个中国作家时，我们最伟大的中国作家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确实不认为高行健先生是我们中国的伟大作家。」说这些话时，我心里隐隐作疼。我心疼的是：当鲁迅、沈从文等人写出伟大的作品时，瑞典文学院院士里没有一个人懂中文，也没有几个人对遥远的东方文学感兴趣。而现在，他们只能在被专制社会摧残得已经边缘化了的文学「矮子国」里，去勉为其难地挑选一个「代表中国文学」的人。
总算把这个奖颁给一个中国人了，瑞典文学院的评委说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可见中国人的百年缺席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多大。然而这些好心的先生们可能没有想到，当他们终于完成这个照顾性、指标性的任务时，却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一个金灿灿的大苹果变成了不那么可口的青苹果。事实上，百年来的诺奖评选，这个金苹果时而红，时而青，时而半红半青，这全看每一届评委中十几个瑞典人的国际视野、鉴赏趣味、语言能力和文学理论水平。只要看看本届评委中有多少人懂得亚洲语言和文化，就可以知道这一次的苹果为什么这样青涩。
恕笔者直言，作为执行诺贝尔遗嘱的一个工具，瑞典文学院从来就有力不能逮的胜任问题，他们没法不受到文化、语言及地域环境的限制，这是他们自己也承认并一直在力图改进的问题。然而，正如中国北京大学再也找不到蔡元培那样的校长，找不出胡适那样高水平的教授，今天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是否比他们的前任更合格，同样令人不敢乐观，他们的能力与诺奖要求的「覆盖全世界的文学」的宏大愿望相比，尚有不小的距离。
其实，目前瑞典文学院手头拥有的他国候选人名单，不说高手如云，也是阵容可观，但他们都没有高行健的一个最大优势：即中国文学百年缺席，以及它所造成的评委们的心理内疚与急切感。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正是令人遗憾的百年缺席，促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入选优势。这对其他各国更为优秀的作家，不能说是一件公正的事情。据笔者所知，其他国家比高行健更具资格获奖的至少有一长串名单，这里只略举几位：
有「灵魂的生态学家」之誉美国文坛宿将梅勒；描写二战的作品闻名于世、对本民族性格作深刻反省的荷兰籍比利时小说家克劳斯；涉猎女权问题、种族隔离和后殖民问题的「国际人」女作家多丽丝；具有深遂的历史眼光和政治意识的南非后殖民主义代表作家科特则；描写五十年代秘鲁在腐朽专制下社会生活的秘鲁「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华加斯·诺莎；其作品被不少批评家视为「二十世纪文学经典」的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卡达雷；从道德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刻反省的瑞典诗人汤斯托墨；……。
因此，这次匆促的、照顾性的评选，不但对他国作家不公正，还由于文学院在准备不足时就匆匆忙忙颁奖给中国人，使得一批水平不低于高行健的中国作家丧失竞争机会－－他们或者其作品未被翻译成英文或法文，或者没有来得及与西方汉学家建立密切关系，而且，各位评委的欧洲胃口尚未调整过来。这些不公正，可能是瑞典文学院始料不及的，他们需要时间慢慢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出改进。
二，让我们回到诺贝尔的遗嘱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回到百年前的诺贝尔遗嘱，道理不言自明：你、我、他乃至决定获奖人选的瑞典文学院评委，其个人欣赏趣味和文学观念都无关紧要，在一个尊重个人权利（ 包括财产所有权 ）的社会里，没有什么人的个人观点比诺贝尔本人的遗愿更具法律上的权威性。
“我，阿弗雷德·诺贝尔，谨此宣布……我所余下的可兑换为现金的全部财产将……组成一股基金，基金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颁发给一年以来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一部分颁给在文学领域内将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文学院主持；……颁奖无需考虑候选人的国籍，只要是最值得的人就可以获奖，不管他是否是斯堪地那维亚人。”
在上面引用的诺贝尔遗嘱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奖的「理想倾向」是关键性的标准，所有的诺奖都要奖掖那些「将给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人们。正是根据这个遗嘱，我们有权质疑：高行健离这样的标准差多远？
一百年的诺奖实践，瑞典学界对于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倾向」的解释，按照时间的推移，大致经历过如下的流变：崇高而纯洁的理想主义－－胸怀宽广的博爱－－普遍感兴趣的，作品是否拥有读者群成为取舍的重要标准－－考虑实效的标准－－人文主义和世界文学。
尽管后来的诺奖评选强调了文学标准，但人文主义精神乃是诺奖所要求的理想倾向的核心，而人文主义的灵魂，就是爱－－对于整个人类的大爱。基于这种大爱，人们提出「承担责任」的口号，是「理想倾向」的具体体现。近几年的诺奖颁奖词，经常肯定获奖者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弘扬，以及对『人类普遍状况」的描写，在贝克特、戈尔丁、大江健三郎等不少作家的评语中都采用了类似的语汇。
由于诺贝尔本人是一位激进的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他的「理想倾向」长期被解释为道义文章兼重，有时还过于偏重「道德价值参照系」。所以，一百年来，诺奖家族中涌现出一大群文学良心。如被称为「一代法国人的良心」加缪，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良心」索尔仁尼琴，意大利下层人民的代言人达里欧，「德意志民族的良心」格拉斯，……。他们或者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或者是反共产极权的冲锋陷阵的士兵，或者是……。 他们把良心的见证化为人性的思考，道德的反思，从而酿出伟大的文学。
第三世界获奖作家对本民族的道德责任承担更是可歌可泣。如尼日利亚剧作家沃尔·索因卡（1986年获奖）先是由于反对尼日利亚内战而羁狱，后流亡国外创立了「民主联盟」等组织，于1997年被尼日利亚法庭缺席判处死刑。
然而，无论按照上述对「理想倾向」的任何一个解释，高行健的作品都是不符合的：崇高纯洁乃至博爱与他的作品不太相干，没有多少中国人对他的作品感兴趣，因此也就没有多少实效。至于他的作品是否体现了「人文精神和世界文学」，容笔者下文探讨。
三，高行健的羽毛尚未染红
红脯鸟原来只有灰色的羽毛，它们要想让自己名副其实地红起来。于是他们为爱情燃烧，努力去唱令人愉悦的歌，……，种种改变其灰不溜秋的颜色的奋斗全都失败了。后来一只红脯鸟看见三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中一个头戴荆冠的人额头上还在流血。出于对人类的同情，它感到不能坐视不理，它甚至感到铁钉和荆冠在自己头上刺痛。它鼓足勇气飞近受难者，用力拔掉那人额头上的荆刺，血溅到它的胸脯，从此染红了永不褪色的羽毛。
上面是1909年诺奖得主、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讲的一个寓言故事，它形象地说明什么是人文精神和道德，什么是对他人的爱、怜悯、关怀和帮助。瑞典著名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教授曾经转述过这个寓言，用以解释诺贝尔奖文学所要提倡的东西，他指出：「一般来说，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对社会的参与和对道德理想的关怀，以及对任何形式的迫害和不公正的批判。」
那么，已经获奖的高行健先生是不是这样一只红脯鸟呢？他是否致力于拔掉他人额头上的荆刺、从而染红自己的羽毛了呢？无疑会有高明的评论家说，他们从高行健作品中读出许多人文精神和道德责任感。显然，对文本解读中各种见仁见智的歧异观点，学识浅陋的笔者无法展开争论。为了避免我们在解读中的自以为是，最好还是引用对自己的创作最为理解的高行健本人的夫子自道，来见证他到底有多少人道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在<
「流亡海外的中国文学家如果只在流亡上做文章，未必有多大出息。索尔仁尼琴的困境，正在于他牺牲了自己的小说艺术，同一个腐朽的政权作战，白白耗费了精力。」
这样看来，不管高行健在艺术上有多么高明，他绝不可能写出符合诺贝尔「理想倾向」的优秀作品，因为，最好的文学是将道德承担最艺术地表现出来，而再艺术的表现如果没有这种承担、甚至像他这样明确声明排斥其与极权抗争的责任，这首先就不符合诺贝尔的初衷。
不能说高行健作品就完全没有人文主义倾向，但是，他确实在这个标准方面缺乏出色的表现。他的作品大致归于个人主义的隐逸文学之类。他宣称自己不喜欢「轰轰烈烈的文学」，不喜欢揭露极权压迫的 <
一位了解他的作家这样描绘：「他无须向外界需索，只需要往灵肉深处探索挖掘原始赤裸的人性本相，他私自的内在风景，灵肉的骚动。」他的个人主义宣言是：「我写作为的是自己，不企图愉悦他人，也不企图改造世界或他人，因为我连我自己都改变不了。要紧的，对我来说，只是我说了，写了，仅此而已。」这是典型的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个人主义者的独白。
瑞典文学院因此宣称：「他是一个怀疑者和洞察者，而并不声称他能解释世界。他的本意仅仅是在写作中寻求自由。」此外，有人说他有「真正大自由人」的气质，不被诸如祖国、意识、主义、道德、民族、家庭、价值等无形绳索捆绑。这一切，当然是很聪明很高妙的。但是，在中国还不自由还苦难深重的时候，一个人只标榜个人自由，不被他人的苦难所羁绊，那种所谓的「自由」，只能说是一种自私的自由、颓废的自由。
西方寓言中血溅胸脯的红脯鸟、中国现代「直面淋漓鲜血」的鲁迅，与高行健似乎根本不是一个话语系统。笔者认为，一个真正有高尚人格的作家，他的作品绝不会回避正在发生的人间苦难。我们不能苛求作家去参与很多社会活动，但是真正符合诺贝尔标准的作家，其作品一定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为了自己的「出息」，高行健放弃与腐朽的政权作战，这似乎也被中国政府所称道，因为海外中国人的人权活动里基本上看不到他。当他享受到西方人给予的写作自由，从而「出息」起来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否有义务为尚未获得自由的作家去争取自由？他是否应该做一点什么，才对得起他那为之骄傲的法国护照上的中国血迹和泪痕？
笔者因此很为高行健先生担心，一旦有一天，中国自由了，他能够回去了，如果许多专制下受难的同胞问他：「长期接受西方政治庇护并获得巨大荣耀的你，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是否敢于说出这样的真实：「我在法国享受自由乐不思蜀，我只为自己写作，很多西方人喜欢我，你们的苦难与我毫不相干。」
综上所述，将诺贝尔奖授予羽毛仍然灰不溜秋的高行健，本届瑞典文学院院士们要检查一下是否患了色盲。就因为高行健会唱令人（主要是西方人）愉悦的歌，就因为他能在戏剧中做出热烈的男女调情动作，人们就应该将他认作一只红脯鸟吗？
四，瓶子和酒－－「世界文学」质疑
不仅仅是由于十几个瑞典人对中国人的善意，这次诺奖评选，还由于瑞典文学院自八十年代以来设立的新目标，即把考察的范围拓展到更广阔的文学领域，这是他们的一种要覆盖「全世界的文学」的愿望。这新的鳞选眼光，既是基于欧洲固有的世界主义传统，基于歌德提出的 「世界文学」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在 << 共产党宣言 >>予以承认，也符合当代社会全球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最重要的，它是诺贝尔设立这项奖的初衷：诺贝尔不仅仅是要资助文学，更是要通过文学达到一种国际间的互相理解。
这种新的评选眼光，并不是要抹杀掉各个国家的民族性，相反，正由于世界具有众多的种族、人民、语言、气质和世界观，文学也因此更丰富多采。今天，「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形成双向交流，虽然前者的势头更盛，但中国文化也确实以一种不可忽视的的速度渗透到西方世界。这一切，可以说是高行健获奖的背景。在瑞典人看来，颁奖高行健，是他们实践「世界文学」目标的一个举措。
早在1993年，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先生就在一篇题为<< 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 >>的文章中，对高行健的作品做出这样的结论：
「<< 灵山 >> 的内容，是有关中国地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风俗传统的故事。在逐一生发 << 灵山 >>“六义”时，高行健吸收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揉合的结果是高度原创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作品。」
高行健本人也自认是「世界文学的公民」，一直赞美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刘再复，高度评价说：「高行健得奖，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走进了一个新的里程，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部份。」
然而，被视为「世界文学」典范的高行健，在中文世界里却激起极大的反感。撇开中国政府的挑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不论，一些客观中肯的批评实际上直指对于「世界文学」的解释。不少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是由其文化传统来理解中国文学，因而只能接受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接近的作家。一些中国人觉得，高行健的作品只不过是帮西方人完成了後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示范，作出了震撼西方人的文学实验。一句话，这不是东方能接受的「世界文学」。因此有人质疑：东西方有没有真正实现交流和理解的可能？
笔者认为，这一点不能否定：高行健确实超越了国界，他的创作丰富了世界文学。但是，在高行健的作品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他仅仅在艺术形式上借鉴西方，少有内在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文精神的思考与交融，少有人类共同理想的文学体现。
由于高行健是用西方的现代形式去表现禅宗的内涵，笔者因此不太恰当地将此比喻为：「西方的瓶子装中国的酒」，而且不见得就是中国的佳酿。试想，如果「世界文学」这个游戏换一个玩法，比如说，中国的瓶子装西方的酒，即采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段，来描写具有基督教人文精神、当代人权、环境保护与和平主义的内容，那么，诺奖评委们还能特别欣赏么？没有了西方人容易打开的现代瓶子，里面也没有对西方人来说既特殊又神秘的禅宗玄学，他们的兴趣可能就大大降温。例如，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 << 红楼梦 >>，大多数西方人就无法欣赏。因为它古朴雅致的中国瓶子不易为西方人打开。
有比较才能做出鉴别。1945年的诺奖颁给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被瑞典人认为是在南半球的美洲实现「世界文学」的一个成功尝试。米斯特拉尔被称为「智利的女儿，人民的歌手」，她的诗作具有拉美民歌特点，表达的却是对人类命运、世界和平的关切，可称为「拉美的瓶子人类的酒」。东方人中，被视为「世界文学」完美例子首推泰戈尔，他的作品继承了印度古典文学、中世纪孟加拉民间文学传统，其诗歌并受到日本非( 非字加单人旁 ) 句的影响，形式基本上是东方的，其思想内涵却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之爱、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读者对泰戈尔的热爱，笔者在此不须赘述。
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成功的「世界文学」，首先是被本民族人民所接受、所欣赏，即所谓「越是本土的才越是世界的」，否则，只是评委一厢情愿的「世界文学」。因此，为了评出真正的「世界文学」，本届诺奖评委们应该借鉴其前任成功的经验，正视东西方文化审美观的差异，调整自己的口味，并认识到真正的「世界文学」所具有的多种形式，这样，「覆盖全世界文学」的目标才可能接近。
五，误导之一：走逃避现实的隐逸之途
诺贝尔奖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它甚至可以引导文学潮流。瑞典文学院毫无疑问地自我意识到这一点。在授奖高行健的新闻公报中，他们指出：高行健创作「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笔者因此感到忧心忡忡。身为被瑞典慷慨接收的中国难民，我的读者知道，在不少文章中，我都真诚地赞美和感谢瑞典，也经常介绍诺贝尔奖。正由于这种对第二祖国由衷的热爱，正由于瑞典自由民主精神给予我的熏陶，使笔者能够毫不忌讳地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你们的这次评选误导了中国作家，这种误导是双重有害的。
第一重误导，是文学院在颁奖高行健时，所提倡的逃避现实的价值观。
文学院这样表彰说：「高行健的另一部长篇《一个人的圣经》……。小说的核心是对中国通常称为文化革命的令人恐怖的疯狂的清算。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真诚笔触详细介绍了自己在文革中先后作为造反派、受迫害者和旁观者的经验。他的叙述本来可能成为异议人士的道德代表，但他拒绝这个角色，无意当一个救世主，他的文学创作没有任何一种媚俗，甚至对善意也如此。他的剧作《逃亡》不但让当权者恼怒，也曾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引起同样程度的非议。」
读到这里，笔者怀疑自己的眼睛－－有「世界的良心」之称的瑞典，居然奖赏一个放弃向强权抗争的人？作为造反派、受迫害和旁观者，高行健的三种生活经历，从积极追随潮流，到消极承受迫害，到最后的逃避旁观，无疑是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生存的无奈。但是，我们不禁要问：
唯一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笔下的文革，是否已经被清算了？中国人深重的苦难，是否被他艺术地描写出来了？高行健不愿充当「异议人士的道德代表」，这种逃避态度，是应该由享受太多民主人权的瑞典人来引导中国人的吗？难道八九民运被镇压的十几年来，我们中国作家逃避现实逃避得还不够，还需要瑞典文学院来教诲中国人最擅长的明哲保身老庄之隐吗？
笔者以为，表彰高行健的这种不「媚俗」的「自由」态度，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它对海内外仍然坚持与专制政权抗争的中国人和中国作家，是一种孤立和贬低。中国目前正在经历新的文革式的恐怖与疯狂。高行健愿意不愿意成为「异议人士的道德代表」，是他个人的选择，但绝不应该成为颁奖的理由。试想，要是没有人愿意在海外成为「异议人士的道德代表」，那么国内无数发不出声音的受难者，是否应该彻底地被国际社会遗忘？
诚然，一切异议运动都有其「媚俗」的成分，但是，正是这种有许多缺陷甚至为人不屑的中国异议运动，是中国人不屈服于暴政的象征。人们可以不喜欢这些和他们一样有缺点的异议人士，但却不能否定这个目标：让中国人享受瑞典人早已享受的民主与基本人权。不愿与异议阵营为伍的高行健，却得与能给他许多出版和捧场机会的西方人、台湾人交游周旋，只能说那是一种「高级的媚俗」。这位绝对崇尚自由的创作者，他何尝有过真正的自由？他自诩「「不隶属於任何主义」，却可能隶属于：逃避现实主义，对他人苦难冷漠不问主义、缺乏道德承担主义。
中国人目前的生存状况似乎与高行健完全无关，就如一家人的后院起火，情势危机 （笔者不必在此举证中国十几年来大量因言论、思想和宗教缘故被残酷迫害的案例），而我们流亡在外的高雅作家却在自由的巴黎，侃侃而谈前院草坪上的杂草（在书斋里想象，挖掘他自己心灵中虚无和飘渺、谈禅说道，描述他和众多女性的性生活体验。）。因为对于享受自由、养尊处优的西方文学界，别人后院起火与他们不太相干，而类似前院杂草一样的问题，才是他们有兴趣的「人类的普遍问题」，尤其是精彩的性描写，才真正体现了「共同的人类情怀」。
对于西方人来说，今天已经不是英雄的时代。笔者经常向中国朋友描述，在美丽的北欧之夏来临时，瑞典人怎样驾着房子车，去森林里的小木屋享受山林之趣。但是，只有苦难存在的地方才有抗争，才需要英雄。连基本人权也被剥夺的中国人，他们生命中有着难以承受之重 （就在笔者撰写此文时，一个朋友正因为帮助六四受难者被中共国安部威胁恐吓，另外一个已经五次坐牢，一个曾经为笔者开办「茉莉专栏」的网站被强行查封）；而后现代的西方人却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优裕的他们太多奢侈的痛苦，因此需要高行健这样善谈空灵哲学的作家与他们共鸣。
真正的文学绝不是什么高妙的智力游戏，绝不是要去演绎一个什么玄乎的道家哲学，文学和生命血肉相连，它充满普通人的情感，绝不回避人间真正的痛苦。毕生热爱文学的诺贝尔，他本人最佩服的作家就是写 <
难道就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压抑个人人性的集体主义，我们的作家就一定要向极端的个人主义、现代主义倾斜，一定要去描写人类存在的卑渺、虚无、荒谬，而没有其他的出路可走吗？真正高贵的个人主义应该是去捍卫每一个人的自由。与萨特、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世界观相比，高行健奉行的没有任何主义，缺少的是美学意义上的「崇高」。
罗多弼先生曾经这样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我们在中国文学中看到的，更多的是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对商业化的屈服，对所谓先锋的后现代主义的盲从，这阻碍了当代中国优秀文学的发展。」遗憾的是，瑞典文学院正在引导这种对虚无主义的盲从。
中国人正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国度里，在一片末世景象中，一切腐朽，一切衰颓都粉墨登台。人们期待着新生的涅磐，然而，崇高的诺奖给予我们的是什么呢？
六，误导之二：玩语言的杂盘菜
如果诺贝尔奖增设一个「语言奖」，鼓励那些在语言上玩出新花样的作家，高行健的入选也许较令人信服。在不少自我写作经验的介绍中，高行健都表达他对语言本身图腾式的崇拜，以及对自己善于「游戏语言」的洋洋得意。只可惜，据笔者考察，诺贝尔从未有意鼓励这种文学倾向，他本人就是极讨厌唯美主义的。（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笔者在此不便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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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因此竭力宣传他的「语言至上」的文学成功理论，他说：「我以为一个作家，只对他的语言负责。他尽可以革新创造，甚而至于信口开河，言之无物，玩弄语言，却必须尊重这语言本身拥有的规律、否则便无艺术可言。 」（<< 文学与玄学·关于《灵山》>>）
语言是否可以这样抬高到图腾的地步？作家是否只须对语言负责而无须对内容负责？恕笔者浅陋，在本人的文学审美经验中，语言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所表达的对象－－思想之美，即语言只是思想的载体。当我们欣赏语言时，其实往往是在欣赏它如何恰当、准确、微妙地表达了思想内涵，而很少去欣赏它的言之无物、胡说八道。
帮助高行健出版中文版<
对这样中肯的意见，高行健显然不屑一顾。他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等同于法国作家乔治·贝莱克，因为他也是「一个天生的语言艺术家」。对于马森所称道的，在其冷隽辛辣的语言背后表达深刻内涵的鲁迅，高行健却认定只是一个「把自己正经创作弄丢了」的坏例子，他简单地评判说：「小说家鲁迅便是前车之鉴。」
这样洒脱无畏的文学语言观，本来只是高行健自称「语言流」的个人试验，即使不合我们的口味与观念也没有关系，也自有它存在的价值。问题是，这是否是诺奖评委要提倡的玩法？这种玩语言玩纯艺术的追求，是否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这种语言上的随意性，会不会因文害意，从而损害文学本身？
然而高行健也不是真如他所说的「言之无物」，他还是要表现什么的。他说：「道家与禅宗，我以为，体现了中国文化最纯粹的精神，通过游戏语言，把这种精神发挥得十分精致。我以一个现代人的感受，企图用现代汉语，再作一番陈述。」要是不把这些禅禅道道、几近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说法玄妙地传达出来，哪怕是最会欣赏意识流的西方人，恐怕也没有多少兴趣。
这令笔者想起瑞典的中国餐馆。我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做大厨，他叫我千万不要自己花钱去吃。他说他们只是用中国进口的原材料，加上瑞典人习惯的糖和奶酪，随意地在灶上炒一番，端出去就是一盘「色香味俱佳」的中国菜，叫瑞典人花了钱还心满意足。这种为迎合西方人口味的改革创新无可厚非，因为它是海外中国人迫不得已的谋生之道。
想起来这有点像一个滑稽的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就如同是一个「世界厨师大赛」，当本届评委们决定，这次一定要授奖与一位能做出最佳中国菜的厨师，因为他们都听说中国烹调艺术技压全球。但只有西方胃的评委们不管怎么努力，还是无法适应「北京鸭」与「四川麻辣豆腐」等典型中国菜的口味，于是他们把「最佳中国菜奖」颁给一个用中国原材料加糖和奶酪的厨师。
呜呼，真正正宗的中国菜！
七：中国政府的天大误会与功劳
上面笔者尽谈对于此次诺奖的悲哀与忧虑，只有在观察中国官方的一次次表态时，笔者才有既开心又开眼界的时候。这几年，原本是工人领导阶级的家乡亲友一个个不是下岗就是失业，笔者纳闷为什么被领导阶级的「作家协会」没有下岗的。所以，当舒乙先生出来炮轰瑞典「一个大笑话」时，笔者幡然悟出原来红色政权永远需要他们捍卫的道理。
任何人都免不了有失误。失误不是笑话，只有拿着工人农民的血汗钱去谄媚专制政权才是可耻的笑话。一百年来的诺奖评选历史，瑞典人从来就有听取意见、自我反省、检讨并改进的好传统，比如，他们承认1938年颁奖给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就是一个错误。笔者认为，尽管赛珍珠文学水平不够，但如果以人文精神的标准来衡量，她还真算得上一只红脯鸟。
中国外交部更是「干涉他国内政」，去批评不属于国家外交事务的民间组织颁奖。他们指责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是「出于政治目的」，只能说明他们对诺贝尔奖的误会有多大。
首先是他们完全不懂诺贝尔奖的机制。瑞典文学院具有不依赖国家和政府的独立地位，在国际冲突中，它力求置身于政治对抗之外，这就是文学院所坚持的「政治上的正确性」的指导原则。自然，颁奖难免「政治效果」，但文学院总是刻意忌讳「政治意图」。
其次，中国政府不明白，文学天生就有传达反叛、异议的特质。由于文学与心灵相连，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冲击心灵的现实政治。如前所述，尽管瑞典文学院不是个政治组识，但他们那「理想倾向」的标准，却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政治－－即不妥协的对邪恶的抗争，以及对完整的人的价值的追求。无论是诺贝尔本人还是一些获奖的伟大作家，均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诺贝尔本人曾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宗教、皇权和社会秩序，全都采取一种挑战和批判的态度。少年贫困的诺贝尔曾宣布他信仰一种「合理的社会主义」，到了晚年，他转变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可见，他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政治。
然而，弱智的中国政府把「政治」简单地理解为意识形态对抗。只要看看百年获奖名单中，无论是对抗资本主义的左派作家，还是和共产极权抗争的右派作家，都有获奖人选，就可知道，诺奖并未被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局限。
尽管中国政府不高兴，但客观地看，一个并不够格的高行健获得大奖，中国共产党要记首功。他们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应该这样记载于史册：
由于他们长期对人性的迫害，促使高行健走向西方现代主义；由于他们惨绝人寰的「六四」屠杀，使得高行健的「去国声明」在西方备受青睐；由于他们无理拒绝诺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的入境，使得可与高行健竞争的中国同行无法得到瑞典文学院的关注；最重要的，由于他们肆意践踏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创作和出版自由，使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真正有良知有才华的作家被压抑，只有御用文人和堕落文人在那里大行其道，高行健因此成为「矮子国里的将军」－－尽管他仍然是个矮子。
2000年10月21日 完稿于瑞典松兹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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