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纽约朋友们为司马璐先生举办百岁祝寿会。老寿星和我已故的父亲同龄，他老人家福气更好。

去年六月，我们去纽约老人院看望他，我献上一枝花。今年只能遥想。找出这篇旧文。

              献给昔日友人的哀歌----读司马璐回忆录

                                                        （瑞典）茉莉

司马璐先生和我父亲同岁，都是坐八望九的老人了，但他们却走过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五十多年前，作为中央政治大学的学生，我父亲在台湾实习了一段时间，当时陈诚的国民党省政府人手不够，希望他留台工作，被他以“父母在不远游”的理由拒绝了。大陆即将变色前夕，我父亲回到家乡湖南。而后几十年，戴着内控的“历史反革命”帽子，为了一大家子的生存，他在政治高压下战栗地生活。

身为私生子，司马璐先生说他的人生第一幕是个悲剧。但是，正因为他孤身一人，无牵无挂，才能在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的时候，捷足先跑，跑出国门，在香港开创一番事业，成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人们常说，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和我的父亲那被压抑的卑微一生相比，司马璐先生具有传奇性的有为人生，的确是非常的富有和精彩。

温情怀念昔日同路人

曾经像贾宝玉一样，在延安图书馆置身于“女儿国”，年轻的司马璐，因而成为一些高干眼中的“假想情敌”，以致陷入冤狱，遭到刑求。而后，他看透中共本质，自动脱党。作为“过来人”，今天已经垂垂已老的司马璐，撰写了这本研究中共早年历史的著作──《中共历史的见证》，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中共党内生活的细节，揭露了中共从建党起就开始党内政治斗争的历史真相。

在该书的引言中，司马璐先生写道：“我这一生中二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这位能够把江泽民称为“贤世侄”的人，接触过的国共两党上层人物，以及中国各党派的知名人士，多得令人惊讶。因此有人认为，司马台这本书的价值，主要还是他作为一个党史研究者对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刘少奇、王明等大人物的分析。但此书更打动我的，却是司马璐对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的怀念，他说：“我这个人的一生，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对于往日的朋友和同志，无论已逝的，活着的，我总是怀念着。”

怀着恋旧的温情，司马璐先生对昔日的同路人进行了人性化的描写。无论对共产党这个专制政权持多么强烈的否定态度，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作为个人，早期的一些共产党人是相当优秀的。忠实地描写他们，把他们从“英雄”或者“共匪”的标签下，还原为有血有肉、其实的个人，是这本书不可忽略的价值所在。

在司马妙笔下，能讲一口好俄文的滕代远，为人谦虚，谨慎，细心；哲学家任白戈为人随和，是个忠厚长者。喜欢摆龙门阵，还会做点泡菜给年轻人尝尝；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胡耀邦热情活泼；女生大队长张琴秋坚强勇敢，后来在文革中跳楼自杀；被周恩来称为“红军的眼睛”，主管军事情报的曾希圣却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仪表潇洒的才子潘汉年，是给予司马璐最多关怀的共产党人，他甚至操心司马璐咳嗽痰多的问题。……。

此外，还有在八十五岁之际，与司马脏先生结成美好姻缘的的戈扬大姐，原《新观察》主编、大陆著名自由派知识份子。戈扬在抗战时直接为周恩来工作，在重庆遇上青梅竹马的老乡司马璐。戈扬像其他左派朋友一样，担心居无定所的司马璐营养不够，常常把他带进小馆子里“补一补”身子。

在司马璐的回忆里，值得他深情怀念的共产党人还有不少，他们有的态度和蔼，亲切助人，有的执着地忠诚于理念，工作勤奋，克尽职守。司马备先生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的确有理想，有热情，有献身的精神，品质高贵，我对他们深表敬意。”

正因为如此，当司马台先生在香港观察和研究中共历史的变迁时，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问题：“为甚么我在延安时认为最好的领导，也是我一生中最早进入文化工作的引路者，一个个都逃不出挨整！是我命运中的不幸，影响了他们吗？还是共产党制度的本身，整人或被整是必然的吗？”

考察历史事件背后的因素

对于历史传记，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不仅要写出组成历史的一连串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写出形成这些历史事件的历史因素。当我们考察形成中共历史事件的因素时，一个长期令人们不解的问题就产生了：既然早期共产党内有那么多优秀人士，为甚么他们不但没能改变这个党走向独裁的命运，反而被这个党吞噬了了？

对此，司马璐先生想到的答案是“共产党制度本身的问题”。如果继续追问：制度是人制订的，为甚么那度多具有优秀品质的早期共产党人，却没能创造一个更为人性的制度？造就涉及到许多复杂而深刻的问题了。

首先是理论的力量。当那些早期共产党人接受共产主义理论时，他们真诚地相信，这个主义将扫除一切私有制的罪恶，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这批理想主义者毅然投身其中。在司马璐的书中，延安革命青年吃小米饭、南瓜汤，甘之如始。他们夜以继日地劳动学习，如痴如醉地攻读马列理论，在组织上需要时，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前线流血献身。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对早期共产党人有着极大吸引力的主义，实际上是一套缺乏民主、宣传暴力的理念。当掌权者将其灌输到追求生命意义的年轻人心里，于是就造就了二十世纪最残酷的暴君和人间地狱。

其次是组织的力量。哈维尔曾经指出，专制“代表一种企图，以少数冒充唯一科学真理的命题为基础，按照单一的模式去组织全部生活，使之服从中央计划，并受中央控制”。司马璐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共产党对个人具有何等可怕的控制力。

在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接待的高文华，就给司马璐上了一堂这样的训话课：“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做成的。’布尔甚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以后，就像木料一样的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能变成栋梁，但是，如果汇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

不愿成为被人随意劈砍的木料，司马璐选择了逃之夭夭。但是，那些与他同喝延安水的年轻人，大都留在共产党内做了“特种材料”，他们的理想从未兑现过，而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却白白地为之献祭掉了。

从这个角度看，司马璐先生这本精彩感人的回忆录，是献给昔日共产党人的一曲哀歌。这位和我父亲一样年迈也一样热爱生活的老人，这样吟诵着他的悼词：“中共建党时的风流人物如今都已逝去，共产党历史上有多少光辉灿烂的故事，有多少无名烈士像流星像陨石，从天空疾驶而过，无声无影地消失。南京雨花台的幽灵在愤怒，北京八宝山的幽灵人鬼不分，这是何等残酷的历史讽刺！”

二OO五年开放杂志3月号